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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从郑州回到北京：小地方是要靠爹的
李涵从郑州回北京快一个月了，一直寄宿在同学租住的房子里。平时同学去上班，李涵就闷在屋子里面上网发简历，有时候一天能发上百份，但是现在她还没有碰到满意的职位。同学劝她别整天老闷在屋子里面，出去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李涵说，不找到满意的工作，她就一直闭关，中午到楼下买3元钱一份的凉皮现在成为她唯一的活动，“不能老住同学这儿啊，我得赶紧找工作，搬出去。”
一年前，李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趴活的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厦，趴活的司机一看是我，问也不问，就知道要把我拉到双桥。”那时候，李涵和网上认识的一姑娘租住在双桥的一个小区，两个人租了个两居室，一大间，一小间。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们俩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间里一顿狂睡，睡个天昏地暗。”
李涵说，其实她一开始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轻人不就应该奋斗嘛！但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她那种漂着的感觉特别明显，“嘴里说着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房子买不起，像我这种没户口的还要有连续的纳税证明，那就得保证一刻都不能清闲，不能随便跳槽，一旦跳槽衔接不好，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了，连车子也买不了，工作这么累，谈恋爱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挂了电话后，李涵已是满脸泪水。父母在那头就劝她回去，她一开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就不回。”她忘不了当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时，多少乡亲以她为骄傲：“那闺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北京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这个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内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北京，“也考虑过去上海，毕竟那也是广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来想了想，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我不会再是个三无产品。”
从万州回到广州：家乡已是人生地不熟
刘梅原来在广州，她已经算是“白骨精”级别的：白领、骨干、精英。
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的。”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从济南回到北京：二线城市工资太低
2006年，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在这里，她认识了山东男孩姬之幼。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但也有不好的事情。那段时间，男友小姬的工作室运转得不太顺利，因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样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没什么社会关系，很难拉到业务，常常是外出比稿十几次，还竞争不到一次广告制作标的。小姬显得闷闷不乐，有时还会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抽烟，顺梓看了很心疼。
为了攒钱，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是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几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累了、病了还要咬牙坚持。有一回，顺梓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样在北京，值得么？家里的父母如果也病了，没人照顾，怎么办？”
小姬那边更惨。他的一个合伙人提出撤资，另外几个朋友赶紧劝，但还是没劝住，工作室就此解散。伤心的小姬返回老家济南静养。留下顺梓一个人在北京，继续加班。
一个月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好机会。一位山东籍的导演筹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小姬的家人刚好与其沾亲带故，于是推荐小姬过去，一来二去，那导演竟然答应了。
拍电视剧不比拍广告，在剧组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如果小姬去的话，势必要与顺梓异地而居。
为了商量这事儿，小姬特地把顺梓请到济南来，见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又与她一起去东北，见了顺梓的爸爸妈妈，算是表达了两人坚持在一起的诚意。
双方父母对他们的恋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后结婚了最好能留在济南，这样既方便照顾父母，也免得顺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小姬同意父母的意见，只有顺梓舍不得她在北京的同事们。
正式开机后，小姬辗转于银川、无锡、横店等地的片场，顺梓继续留在北京的公司上班。回济南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半年后，电视剧杀青，顺梓终于答应跟小姬回济南，并且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小姬这边，也很快在济南找到了工作。
所有的亲友都觉得，两个人的生活从此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
2008年4月，小姬进入济南市的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编导职务。此前，这家公司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公司便把编剧、导演、摄像、后期制作等整个流程全交给他一个人操办，小姬不负重荷。而且，由于主管领导不太懂这方面的业务，每次划拨项目经费，给的钱都很少，小姬尽量减省节约，不得不把片子拍得简单粗糙。几单活儿干下来，小姬觉得很没意思。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后来，又有一家广告公司录用了他。这家公司是省电视台下属单位，在客户资源上完全不用发愁，投入的经费也相当充足。小姬干得很起劲，但越是努力，他越是发现，自己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明明我为公司挣了很多钱啊，为什么给的报酬那么少！”他仔细算了一下，每个月实际领到的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刨去日常用在交通和手机上的费用，能攒的钱并不比在北京工作时多。
他跑去找领导谈加薪的事。没想到，那领导张口来了句，“能干就干，不想干滚蛋！”
顺梓在济南的工作也不顺利。她去参加济南一家大型家电连锁超市的面试，面试官对她的表现很是欣赏，当场就承诺每月2000元的工资，而且，如果干得好，还可以提拔为地区级督导，不仅有省内出差的机会，而且区域内几十家店店长都得向她汇报工作。顺梓大喜过望，赶紧到人力资源部报到，结果人力主管开出的薪酬待遇与面试官的许诺完全不符，“试用期1500元，转正后1800元，自行体检，不报销。”
顺梓掉过头就去找刚才的面试官，令她想不到的是，那面试官把手一摊，“没办法，我们这儿只能以人力那边的决定为准。”顺梓觉得这家公司忒不靠谱，干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几经折腾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之类的话。那段时间，媒体正在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好像一线城市已经留不住人了似的。
二三线城市对部分人来说，确实是天堂。小姬的一个朋友，在济南一家公职单位做保卫，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纸，看上去薪酬并不高，不到5年，房子、车子全有了。
顺梓羡慕这位朋友的清闲，她跟小姬说，“不如我们一起考本地的公务员吧！”被小姬耻笑，“你以为地方公务员是按分数高低录取的么？”
“所谓的‘安稳与安逸’都是有条件的，没有钱和权，待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严被践踏，灵魂受侮辱。”小姬总结说。
2008年8月，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北京。顺梓原来所在的日企正缺人手，所以仍然欢迎她回去上班。小姬则重新找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沉下心来一点点做起。
2009年10月，顺梓被公司派到上海做主管；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小姬也跳槽到了上海，在一家视频网站继续奋斗。2010年10月，他们的孩子降生了。
4个月后，顺梓休完产假回上海上班，意外接到了公司即将撤销北京分部的通知。作为北方人，南方的饮食和天气都不习惯，顺梓并没有打算长期在上海久居。北京分部取消，她再没有了调回北京的可能，最后，她辞去了这份陪伴了4年的工作。
2011年5月，两人带着半岁多的儿子再次返京。远在山东的婆婆从济南赶来，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顺梓和小姬则忙着四处投简历、面试，开始新一轮的生活。
北京当然不是完美生活所在之处，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哪里比北京更好呢？顺梓说，这里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受气，他们愿意在这里重新开始奋斗。
【记者手记】逃离之后才知留恋
记者在寻找“逃回北上广”的人时，发现一些人的MSN上签名档还挂着“在北京烦透了，寻外地工作机会”。看来北上广真是围城，身在其中，时常纠结；一旦离开，分外留恋。
“北上广”的“逃离”和“逃回”在网络论坛上也引起了网友热议。一位网友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导向的。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让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唯有这样，“逃离北上广”才会意味着幸福回归。
更有网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赞同“逃回北上广”——资源分配与体制问题是阻碍他们回老家去的两大绊脚石，“曾记得有一年回家办事，那帮拿着纳税人钱的家伙，上班时间在办公室打牌，问个事也不理。这种地方如何能治理好？如何吸引资本来投资？又让我如何从大都市撤离？”
这个帖子也引起大家共鸣：“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别看物价低，办个厂天天有人来你这儿整点油水。一线城市相对来说给人一种公平的感觉，大家做事一般都能按规定办事，而在小地方办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送礼。”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生活，只要这个地方能够实现一个人的梦想，那它就是你的桃花源。而目前桃花源的建成还依赖于资源更加合理地分配。
（据《北京晚报》《中国周刊》综合报道）
从郑州回到北京：小地方是要靠爹的
李涵从郑州回北京快一个月了，一直寄宿在同学租住的房子里。平时同学去上班，李涵就闷在屋子里面上网发简历，有时候一天能发上百份，但是现在她还没有碰到满意的职位。同学劝她别整天老闷在屋子里面，出去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李涵说，不找到满意的工作，她就一直闭关，中午到楼下买3元钱一份的凉皮现在成为她唯一的活动，“不能老住同学这儿啊，我得赶紧找工作，搬出去。”
一年前，李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趴活的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厦，趴活的司机一看是我，问也不问，就知道要把我拉到双桥。”那时候，李涵和网上认识的一姑娘租住在双桥的一个小区，两个人租了个两居室，一大间，一小间。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们俩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间里一顿狂睡，睡个天昏地暗。”
李涵说，其实她一开始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轻人不就应该奋斗嘛！但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她那种漂着的感觉特别明显，“嘴里说着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房子买不起，像我这种没户口的还要有连续的纳税证明，那就得保证一刻都不能清闲，不能随便跳槽，一旦跳槽衔接不好，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了，连车子也买不了，工作这么累，谈恋爱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挂了电话后，李涵已是满脸泪水。父母在那头就劝她回去，她一开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就不回。”她忘不了当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时，多少乡亲以她为骄傲：“那闺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北京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这个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内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北京，“也考虑过去上海，毕竟那也是广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来想了想，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我不会再是个三无产品。”
从万州回到广州：家乡已是人生地不熟
刘梅原来在广州，她已经算是“白骨精”级别的：白领、骨干、精英。
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的。”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从济南回到北京：二线城市工资太低
2006年，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在这里，她认识了山东男孩姬之幼。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但也有不好的事情。那段时间，男友小姬的工作室运转得不太顺利，因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样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没什么社会关系，很难拉到业务，常常是外出比稿十几次，还竞争不到一次广告制作标的。小姬显得闷闷不乐，有时还会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抽烟，顺梓看了很心疼。
为了攒钱，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是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几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累了、病了还要咬牙坚持。有一回，顺梓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样在北京，值得么？家里的父母如果也病了，没人照顾，怎么办？”
小姬那边更惨。他的一个合伙人提出撤资，另外几个朋友赶紧劝，但还是没劝住，工作室就此解散。伤心的小姬返回老家济南静养。留下顺梓一个人在北京，继续加班。
一个月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好机会。一位山东籍的导演筹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小姬的家人刚好与其沾亲带故，于是推荐小姬过去，一来二去，那导演竟然答应了。
拍电视剧不比拍广告，在剧组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如果小姬去的话，势必要与顺梓异地而居。
为了商量这事儿，小姬特地把顺梓请到济南来，见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又与她一起去东北，见了顺梓的爸爸妈妈，算是表达了两人坚持在一起的诚意。
双方父母对他们的恋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后结婚了最好能留在济南，这样既方便照顾父母，也免得顺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小姬同意父母的意见，只有顺梓舍不得她在北京的同事们。
正式开机后，小姬辗转于银川、无锡、横店等地的片场，顺梓继续留在北京的公司上班。回济南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半年后，电视剧杀青，顺梓终于答应跟小姬回济南，并且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小姬这边，也很快在济南找到了工作。
所有的亲友都觉得，两个人的生活从此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
2008年4月，小姬进入济南市的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编导职务。此前，这家公司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公司便把编剧、导演、摄像、后期制作等整个流程全交给他一个人操办，小姬不负重荷。而且，由于主管领导不太懂这方面的业务，每次划拨项目经费，给的钱都很少，小姬尽量减省节约，不得不把片子拍得简单粗糙。几单活儿干下来，小姬觉得很没意思。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后来，又有一家广告公司录用了他。这家公司是省电视台下属单位，在客户资源上完全不用发愁，投入的经费也相当充足。小姬干得很起劲，但越是努力，他越是发现，自己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明明我为公司挣了很多钱啊，为什么给的报酬那么少！”他仔细算了一下，每个月实际领到的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刨去日常用在交通和手机上的费用，能攒的钱并不比在北京工作时多。
他跑去找领导谈加薪的事。没想到，那领导张口来了句，“能干就干，不想干滚蛋！”
顺梓在济南的工作也不顺利。她去参加济南一家大型家电连锁超市的面试，面试官对她的表现很是欣赏，当场就承诺每月2000元的工资，而且，如果干得好，还可以提拔为地区级督导，不仅有省内出差的机会，而且区域内几十家店店长都得向她汇报工作。顺梓大喜过望，赶紧到人力资源部报到，结果人力主管开出的薪酬待遇与面试官的许诺完全不符，“试用期1500元，转正后1800元，自行体检，不报销。”
顺梓掉过头就去找刚才的面试官，令她想不到的是，那面试官把手一摊，“没办法，我们这儿只能以人力那边的决定为准。”顺梓觉得这家公司忒不靠谱，干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几经折腾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之类的话。那段时间，媒体正在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好像一线城市已经留不住人了似的。
二三线城市对部分人来说，确实是天堂。小姬的一个朋友，在济南一家公职单位做保卫，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纸，看上去薪酬并不高，不到5年，房子、车子全有了。
顺梓羡慕这位朋友的清闲，她跟小姬说，“不如我们一起考本地的公务员吧！”被小姬耻笑，“你以为地方公务员是按分数高低录取的么？”
“所谓的‘安稳与安逸’都是有条件的，没有钱和权，待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严被践踏，灵魂受侮辱。”小姬总结说。
2008年8月，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北京。顺梓原来所在的日企正缺人手，所以仍然欢迎她回去上班。小姬则重新找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沉下心来一点点做起。
2009年10月，顺梓被公司派到上海做主管；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小姬也跳槽到了上海，在一家视频网站继续奋斗。2010年10月，他们的孩子降生了。
4个月后，顺梓休完产假回上海上班，意外接到了公司即将撤销北京分部的通知。作为北方人，南方的饮食和天气都不习惯，顺梓并没有打算长期在上海久居。北京分部取消，她再没有了调回北京的可能，最后，她辞去了这份陪伴了4年的工作。
2011年5月，两人带着半岁多的儿子再次返京。远在山东的婆婆从济南赶来，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顺梓和小姬则忙着四处投简历、面试，开始新一轮的生活。
北京当然不是完美生活所在之处，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哪里比北京更好呢？顺梓说，这里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受气，他们愿意在这里重新开始奋斗。
【记者手记】逃离之后才知留恋
记者在寻找“逃回北上广”的人时，发现一些人的MSN上签名档还挂着“在北京烦透了，寻外地工作机会”。看来北上广真是围城，身在其中，时常纠结；一旦离开，分外留恋。
“北上广”的“逃离”和“逃回”在网络论坛上也引起了网友热议。一位网友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导向的。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让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唯有这样，“逃离北上广”才会意味着幸福回归。
更有网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赞同“逃回北上广”——资源分配与体制问题是阻碍他们回老家去的两大绊脚石，“曾记得有一年回家办事，那帮拿着纳税人钱的家伙，上班时间在办公室打牌，问个事也不理。这种地方如何能治理好？如何吸引资本来投资？又让我如何从大都市撤离？”
这个帖子也引起大家共鸣：“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别看物价低，办个厂天天有人来你这儿整点油水。一线城市相对来说给人一种公平的感觉，大家做事一般都能按规定办事，而在小地方办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送礼。”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生活，只要这个地方能够实现一个人的梦想，那它就是你的桃花源。而目前桃花源的建成还依赖于资源更加合理地分配。
（据《北京晚报》《中国周刊》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