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发展社会学家拉吉·帕特尔博士在《粮食战争》中断言，全球的粮食生产呈“稳定步”增长的趋势，供应端不是问题，市场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而这些“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居于这场战争优势地位的是美国的国家力量、国际金融大鳄、世界粮食巨头、食品工业巨头、超市巨头数量庞大且处于被动地位的是农民和消费者，还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
　　
　　粮食阴谋
　　
　　拉吉·帕特尔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全球粮食阴谋图，揭露了发达国家政府和农业寡头企业之间相互利用以剥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事实。他描绘了全球食物产业链，从农民(农业工人)、农场主、农业巨头企业、超市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沙漏式”的食物体系：在沙漏的上端和下端分别是数量庞大的生产者(农民)和消费者；沙漏中间的瓶颈部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通道——食品企业，它决定以什么价格从生产者那里收购原料，以什么价格卖给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慢慢地丧失粮食和食品的定价权。
　　在作者笔下，“绿色革命”、“基因革命”、“人口控制”等，不再只是中性或者积极意义的代表，而是英美权势集团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粮食的控制手段和阴谋。比如，2D07年12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自1975年以来的首个能源法案，要求减少石油进口，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添加比例，其实质是把出口的粮食转化为乙醇燃料。这个法案使得玉米被大量用于制造生物能源，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成了全球范围粮食危机的一个大祸根。美国一面大量买入工业品，库存增加以防工业品涨价；同时廉价出口粮食，把其他国家农业挤垮，进一步让农业上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欧美政府的背后，是国际金融大鳄和四大粮食寡头企业。他们的做市和投机行为造成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价格狂涨，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拥有粮食定价权的四大粮商在近30年的历程中，随着政府渐渐“退出”粮食市场，不仅占据了从选种、耕种、农药、产量、储藏、运输等各个环节，也在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影响力。而因此被资本“绑架”的政府也在国家利益和民主包装的掩护下，力图推动粮食的政治化，从而使得粮食的本来面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最终，粮食作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严重威胁着世界粮食的稳定与安全。
　　
　　粮食问题
　　
　　关于粮食危机、粮食是否需要战略储备以及是否有必要确保耕地红线的问题上，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持乐观态度。其中张五常先生的说法相当具有代表性，他用一句夸张的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如果粮食价格足够高，那么上海的大街上都会种满粮食。”还有经济学者认为，以后的粮食生产技术会导致立体栽培的大量采用，也就无须占用很多土地资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森的研究却表明，饥饿并非来自于缺少足够的粮食，而是因为穷人买不起价格昂贵的食品。由此看来，只靠自由市场调节机制，并不能自动解决粮食问题，这其实和农业这个产业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转型慢、生产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普遍较差等特点。如果生产者完全跟随市场信号，在看涨的鼓舞下全力投入，很可能等到的是暴跌后的破产结局。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跌带给生产者更多的只是伤害，而不是市场自动调节的好处。全球的粮食生产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者的处境仍是一如既往的艰难，他们既与自然灾害、落后的生产力作斗争，又一直在与市场作战。在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农业不可能具有和制造业、服务业同样的经济学特性，因此也就很难简单地套用一些经济学理论。
　　市场是一只神秘的手，在主流经济学理论里，它有调节供给和需求自动达到均衡的作用。然而，现代经济的实践却揭示了另一种力量，即政府之手。它具有规制和约束限制的作用。是左手(市场)还是右手(政府)更有力量，对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答案。如果考虑国际政治和跨国集团的因素，那么基于国家利益，政府和跨国寡头企业将是更强大的“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已经无力对此给予充分的解释。
　　
　　农业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反思
　　
　　粮食是国际政治阴谋的工具吗?作者指出，粮食武器被发达国家经常用来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如1965年～1967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无独有偶，1994年，朝鲜连续几年歉收，粮食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
　　基因技术和生物工程是控制别国人民的手段吗?作者也给出了不少事例，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偿还债务，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农业领域快速实行私有化，价格便宜的农田被大型外国食品企业或基金收购用于大面积播种转基因抗农达大豆。等到这种转基因播种到一定规模，粮食寡头企业孟山却宣称要收取种子的专利费，阿根廷农业部不得不成立一个补偿基金；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基因改变，抗农达大豆种子能够选择的只有孟山都公司生产的除草剂；而且，转基因大豆采取一种叫做“直接播种”的方式，用一种庞大的机器将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而不需要翻耕，这使得害虫和杂草与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一起生长，从而加强了种植者对了孟山都除草剂的依赖性。这种改造使得大规模的森林为大豆田让路，机器替代人工，农民一贫如洗，传统农区受到飞机喷洒的抗农达除草剂的严重影响。到2004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20400万亩，在种植面积上仅次于美国，与之同时上升的数字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这个数字在1970年仅为5％，1998年变为30％，到2002年，增至51％，以前所未闻的营养不良人口，上升到约占总人口的11％-17％。
　　是国际化和生物技术革命本身出了问题，还是他们被错误地操纵?我们应该反对国际化和生物技术革命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需要公平的游戏规则，而不是这样一种由富国通过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向穷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财富掠夺的战争。农业新技术是有益的，但如果一种已申请专利的除草剂只能用来对付特定杂草，需要购买高昂的种子和配套的除草剂，就会使得农业生产被利益集团控制，农民的收益流失严重。甚至有些转基因巨头正在加紧研究“终结者”或者“背叛者”技术，前者使得作物种子在收获季节自杀，农民无法保留其进行下一季的播种，后者使得作物内部的基因启动因子只有在特定的化学诱导剂的作用下，才能够被激活。这两项技术都将加强农民对巨头的依赖，这是不道德的公开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