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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年的话题有很多。2007年中国话剧迎来一百年的辉煌，人们采取各种方式纪念它。所谓纪念，就是要寻找它的本源，就是要寻找它曾经带给我们的艰辛与欢乐，就是要寻找这一艺术形式如何地将国际化转为民族化，再转向国际化的进程。
19世纪末，当西方戏剧涌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的戏曲也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掀起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遂有了“时事新戏”，已融入了话剧的形式。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演出方式同传统戏曲迥然不同，一些情节是从其中化用过来，为后来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们把学生演时事新剧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
20世纪初，这一剧种正式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新剧，由1907年在东京组建的春柳社，在上海成立的春阳社，以及1909年天津南开大学剧团分别借鉴引入。1910年后称为文明戏，多是用幕表的形式，只有剧情大纲，由演员即兴编演。同一时期，戏剧形式的称谓还包括爱美剧、白话剧等等。雏形基本成型之后，各地爱好者纷纷组织话剧演出活动，中国的话剧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26年，欧阳予倩在戏剧界和爱好新剧的青年中广泛地演讲平民艺术，传播现代话剧，多次出演了具有进步意识的话剧作品，其间的名作有《少奶奶的扇子》，并首次提出了《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1928年，由戏剧家洪深提出，将其定名为话剧，意在与中国戏曲、歌剧、舞剧、哑剧等艺术形式相区分。此后，这一称谓被普遍认可。
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话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进行了民族化的探索，使之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精魂和思想。在艺术精神上，话剧已经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性和特色性的中国戏剧样式，同中国的传统戏曲以及古典文学等艺术门类建立了内在而深厚的联系。
一、艺术的进步，从来都是伴随历史的脚步
20世纪30年代，是祖国母亲饱经忧患的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同时激化，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话剧，一扫之前浪漫感伤的基调，转向对现实主义的侧重，着力表现悲愤与抗争，主动地承担起激励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无产阶级话剧的兴起，使得话剧与现实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国话剧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主要特点是，把话剧同中国社会和人民大众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使之成为为祖国现实所需要，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艺术品种。这一时期，涌现了曹禺、夏衍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大量优秀的剧作。与20年代“爱美剧”的非职业、非营利的戏剧组织不同，30年代出现了话剧演剧的职业团体。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联合主要的话剧组织和进步的话剧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工农演剧活动也开始活跃。一些话剧界的专业人士和学生剧团深入工厂，组织工人戏剧活动。同时，话剧开始走向农村，以早年从事戏剧教育的熊佛西为先驱。他于1932年来到河北定县，开展了长达5年之久的农民戏剧实验。“红色戏剧”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井冈山一带开创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军队之时，就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队。1932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进行巡演。1933年成立于上海中国旅行剧团，辗转于南北等地。演出剧目包括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作品和中国剧作家的本土化剧作，造就了一批话剧表演人才和一代热忱的话剧观众。同时，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也是这一时期的职业化的大型剧团，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原野》《钦差大臣》。在这一时期，中国导演的整体风格日渐成熟，如洪深、张彭春等，同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包括金山、赵丹、金焰、白杨等。此时舞台艺术的总体水准已令人刮目相看，曾有记载言，“达到世界水平”。
1936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话剧界抗日救国的呼声也日趋高涨。田汉、夏衍、洪深、陈白尘、于伶等话剧艺术家们以话剧创作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运动。“国防戏剧”在民族危机的特殊时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团结民众，鼓舞斗志，同仇敌忾，奏响了英勇的前线凯歌。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燃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火。中国话剧界以话剧为武器，投入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之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是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其发展的显著趋势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展现的是中华民族钢铁铸就的意志和中国人民血战到底的信念。上海沦陷后，话剧界人士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除少数几个留沪坚持对敌斗争外，多数都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创造了许多短小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其抗战足迹不仅走遍全中国，还涉及到东南亚一带，使得话剧有了更广泛的普通民众基础，《放下你的鞭子》是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抗战作品。1938年10月，众多的表演团体和演艺人士来到重庆，举办了第一届戏剧节，组织了25个演剧队到街头、镇上演出，连续7个晚上公演抗敌戏剧，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同一时期，重庆著名的“雾季”公演，举办了4次，共演出大型话剧100台以上，是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影响遍及全国。同样著名的话剧活动还有由欧阳予倩和田汉主办的“西南剧展”，来自贵阳、昆明等地共21个话剧团体，演出了《大雷雨》《法西斯细菌》等20多部话剧，同时还举办了戏剧汇演、资料展览、艺术研讨等活动。众多的历史剧以史鉴今，是当时话剧界一个显著的特点，较为著名的代表作品有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于李秀成》等。
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解放区的话剧工作者深入民众，吸取民间艺术营养，描写现实生活，秧歌剧、独幕剧大为盛行，也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剧《白毛女》。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出现了反映土地改革、工人生活、部队战士的戏，如《战斗里成长》。解放区的戏剧反映了现实生活，探索了戏剧的民族形式，对新中国话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话剧的发展也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由过去的民间团体转变为正规的政府规范的艺术团体，建立有序的体系，有了话剧团的布局和专业戏剧院校的建立。在导表演手法上，推行从苏联引进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剧目，并逐渐地形成中国特色的演剧学派。现今，话剧已由确立至发展历经了一个世纪，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瑰宝中一朵耀眼的奇葩。
二、话剧表现形式及代表人物
西方戏剧确立为中国话剧的标志是新的戏剧文学的产生。由此基础之上，有了一支从事话剧的创作队伍，有了专门细化的戏剧教育以及话剧导演制度的初设等。正式定名为“话剧”之后，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来传情达意的戏剧样式作了系统的释义。纵观中国话剧风格形成和发展的百年历史长河中，西方在各个时期兴起的戏剧思潮，几乎都被中国人以博大的胸襟吸纳过来，并结合中国的特色，形成自己的艺术流派。
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戏剧对中国早期话剧已有较大的影响。从取材立意、思想倾向、艺术技巧等方面，张扬着人之个性，狂热地抒发着炽烈的情感，表现对封建禁欲主义，束缚人性的挑战。“五四”新剧的倡导者们以为我所用为目的，以胡适为代表，推崇“易卜生主义”，大力介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潘金莲》，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此外向培良的很多作品，也深受《莎乐美》的影响。
表现主义
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思潮，对人之心灵的探索和使之外化的手法，吸引着中国的剧作家，代表人物洪深。洪深在加盟戏剧协社之后，推出排演制度，规范演员表演，确立了导演的权威，对中国话剧导演制的确立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同时，寻求舞美设计同剧本风格的一致，结束了舞台上“男扮女角”的旧习。他的剧作《赵阎王》，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士兵赵大携不义之财，逃遁于黑森林中，内心惊恐万分，经受着灵魂的拷问和幻象的纠缠。其余较为著名的作品还有之后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香稻米》和《青龙潭》。
象征主义
田汉是“五四”新剧运动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曾执教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与欧阳予倩等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一起组织戏剧演出活动。演出的剧目多为自己编导的作品，例如《苏州夜话》《获虎之夜》《江村小景》等，也有多幕剧《名优之死》。而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则是在中国南方推动新剧的先锋。可以说，自从有了南国社，新剧才有了生机。田汉早期的剧作，多流露着象征主义神秘和感伤情调，其后的作品，具有多样性的探索，也成为日后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者。他的独幕剧《获虎之夜》发表于1924年，描写的是湖南乡下的一个猎户人家所发生的悲剧，把中国农村的猎虎传奇同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巧妙地融为一体，凄婉动人，颇富诗意。另一著名作品是三幕剧《名优之死》，讲述了民国初年，京剧名优刘鸿声，早年演出轰动一方，到了晚年却因剧场萧条而绝望，悲惨地死于台上。田汉把一个真实不幸的故事，升华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和崇高诗意的悲剧。1930年，田汉将法国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为同名话剧，试图“借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社会”，也获得了一定成功。
田汉抗战时期代表作是写于1935年的三幕剧《回春之曲》。他已放弃浪漫感伤的浅吟低唱，开始发出“粗野而壮烈的啼声”。他借由主人公之口，喊出了“中国军人的血不能白流”的怒吼，意在召回中华民族的春天，演出效果十分震撼。此后，他致力于莫里哀剧作的翻译和研究。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我国13世纪伟大戏剧家关汉卿诞辰700年，田汉于1958年，完成了《关汉卿》，以诗的语言、情调与构思，谱出了一曲人性的赞歌。这是中国历史剧创作发展的一个标志，不但体现着他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最优秀的剧作之一。
浪漫主义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但表现在由中国人原创性的，记录中国的人物，描述中国的生活，还表现在追求话剧意象的创造。意象所要求的是一个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不仅在于追求真实的诗意，还在于创造出诗的意境，使中国话剧有了民族审美精神更深层的渗透。这突出表现在，浪漫派话剧创作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以鲜明的诗化倾向，借主人公大段的心理独白烘托情境，同时将音乐、诗歌直接融入舞台演出之中，以增强其抒情性。
郭沫若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熟谙历史，文名远播。他早期的诗剧《女神》，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与自身的现实感悟和诗意憧憬结合起来，以帝王之间的争战表现现实中的军阀混战，以创造新太阳的女神象征美好的理想的诞生。他最为著名的五幕话剧《屈原》，被后人称为“神来之笔”，首次将中华民族伟大诗人屈原的形象塑造于舞台之上，充满激情地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不屈的追求与高尚的节操。他用史剧谱写了一曲爱国的颂歌，其浪漫的诗情，高洁的心灵，伟大的人格，光照千古，流芳百世。《屈原》于1942年首演于重庆，轰动山城。郭沫若的另一部名作是《蔡文姬》。他的作品，无一不流露出略带机械化的政治宣教，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现实主义
在话剧先驱者们努力探索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的民族性已日臻纯熟，发展成为坚实的写实风格，有了现实主义的特色，还兼具着传统艺术中深厚的写意和表现美学的传统。作品开始力图塑造活的情感与灵魂，合乎生活逻辑的铺排戏剧情节与组织结构。对形象的刻画遵从了心理现实主义，人物命运的发展与性格具有一致性。这一表现风格，能够敏锐地折射现实，尖锐地剖析人物心灵与精神生活，用诗化的现实主义，诗意的戏剧精神，在真实中注入情感，充满时代的真意。
曹禺是话剧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曹禺在就读南开中学期间便参加了“南开新剧团”，以扮演娜拉等角色而崭露头角。1928年，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期间，曹禺继续演出话剧，并攻读了大量的中外剧作。他于1933年毕业前夕，一部《雷雨》横空出世，一鸣惊人。《雷雨》以其深邃的内涵、纯熟的技巧，表现出的是深切苍凉的人文关怀，是人物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命运，是人性的挣扎与沉沦。其后，曹禺又于1936年发表了《日出》，1937年发表了《原野》，名震剧坛。这三部曲，犹如三座历史性丰碑，从而也牢牢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曹禺还创作了大量将现实主义进一步深化的著名作品，包括多幕剧《蜕变》《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成功地改编为同名话剧。这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创作技巧更加成熟，并赋予深刻的主题和文化的内涵。
与曹禺同一时期的夏衍，是著名的剧作家和电影编剧。他早年留学日本，30年代回国后发起成立上海艺术剧社，领导了“剧联”的工作，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早在“国防戏剧”时期，创作了《赛金花》。夏衍于1937年创作了影响较大的多幕剧《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颇受契诃夫风格的影响。
老舍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他善于从市井民间的细微处着手，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气魄，展现的却是一道波澜壮阔的风景。在这个风景中我们看到了大的历史变迁，看到了人们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悲哀和无奈，抗争和顺从。他早期的作品《残雾》，意在讽刺当时重庆官场的社会现实，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新中国初期的中国话剧舞台主要讴歌民主革命的胜利，老舍的《龙须沟》可视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而1957年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话剧创作的高峰，更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作。本剧通过描述3个“朝代”，时间跨度50年，写活了70个人物，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浓郁大气的民族气派，浓重的历史含量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谱写出一部史诗性的画卷。
新现实主义
上世纪80至90年代，是话剧在危机中探索和调整的艰难阶段。由于电视等其他娱乐媒介的兴起和新时期观众观赏趣味的多样化，对话剧形成强烈的冲击。话剧舞台开始奋起革新，掀起探索剧和实验剧的热潮。探索剧以形式革新为先导，增加了结构 “散文化”和叙事的成分；运用戏剧时空的自由转换、相互重叠和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广泛地借鉴多样艺术形式，把歌舞、音乐等因素引进来，更追求话剧的综合性等。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在思想解放的声浪中，新时期的剧作家们以其灵活的思想触角，敢于在剧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课题，遂有社会问题剧的兴起。在内容革新上，强调了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个体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是人性复归的张扬和呼唤。同时，追求对人的内心的透视，对人的灵魂的分析，以及对主题的诗化、哲理化和多义性的追求。在这样的实验中，出现了如《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等具有代表性的剧作，也就是中国话剧的新现实主义。
三、国家话剧院与北京人艺具有鲜明的风格追求
话剧是戴着枷锁的舞蹈。
莫斯科最著名的五大戏剧导演之一扎哈罗夫曾经回首注视着自己的剧院说，剧院就是教堂——心灵停泊的地方，灵魂交流的地方，净化自己的地方。它连接过去，现今与未来。从最早的兰心大剧院发展至今，一个世纪以来，话剧舞台也造就了卓有成就、享誉世界的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便是最为骄人的代表。他们的剧目和演出，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话剧艺术水平。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三十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留恋不舍。她是初春的雪水，夏日的莲花，秋天的黄菊，寒冬的傲雪。
——曹禺
她是很多话剧人心目中的缪斯神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立于1952年，曹禺为首任院长。他说，每个剧院都有自己的艺术实践历史，也都有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历史并非是过眼云烟，她昭示着现在与未来，我们既不能躺在历史上，但也不可能割断历史而求发展。北京人艺有很多经验，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热爱。不论是怎样的社会条件，要办出高水平的剧院，就要有高尚的艺术精神。
美就是生活，戏比天大，是老一辈人艺话剧人的艺术信条。人艺已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话剧体系和风格，拥有原创的一系列优秀剧目。早年，以独具前瞻性的眼光，演出了一大批外国不同流派的名剧，还曾拥有一个以焦菊隐为首的导演体系，以及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焦菊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导演实践中，一直在探索着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着自我的理解和掌握，他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剧中来，并且找到同国外戏剧体系融合，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导演学派，并在一次次对名作的执导之中，把话剧的本土化探索推向极致。现北京人艺著名的艺术家有编剧何冀平、郑天玮、万方；导演顾威、李六乙、任鸣；演员朱旭、濮存昕、杨立新、何冰、梁冠华、徐帆、冯远征、胡军、于震、王斑、徐昂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徐昂为代表的新一代人艺人，不但有着扎实的舞台表演功底，还有着出色的导演才华。北京人艺演出的经典剧目包括《茶馆》《雷雨》《日出》《北京人》《名优之死》《天下第一楼》《骆驼祥子》《狗儿爷涅槃》《屠夫》《绝对信号》《蔡文姬》《李白》《胆剑篇》《丹心谱》《龙须沟》《明朗的天》《群猴》《阮玲玉》《推销员之死》《上帝的宠儿》《小井胡同》《风月无边》《贵妇还乡》《赵氏孤儿》《全家福》等，优秀的小剧场话剧有近几年推出的《情人》《合同夫妻》《性情男女》《有一种毒药》《我爱桃花》。
中国国家话剧院
我们的剧院是个新生儿。她是有使命的。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
——赵有亮
1949年和1956年，中央相继设立了两个大型的话剧艺术演出院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这是国家话剧院的前身。2001年12月25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正式成立，集合了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最优秀的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的人才。她肩负着代表国家与世界戏剧界交流的任务，不仅作为一种国家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同时也将世界各国优异的成果和最新的戏剧观念引入中国，更好地促进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诣在创办一个国际级的戏剧平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作品一般称之为话剧，而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作品往往是以戏剧为头，这是由于二者之间立足角度的差别。人艺的作品民族化本土气息很重，经典的大剧场剧目几乎全部是老一辈艺术家执著探索走出的民族化道路；中国国家话剧院则以一颗赤子之心，完美地承继了西方戏剧的古典美，诠释了中国戏剧的现代美。
正如前文所提过的，中国国家话剧院有着相当优厚的艺术人才资源，包括著名作家李龙云、过士行，导演查明哲、王晓鹰、田沁鑫、孟京辉、张广天，演员唐国强、雷恪生、李雪健、赵有亮、张丰毅、凯丽、韩童生、刘威、刘佩琦、冯宪珍、吕丽萍、伍宇娟、贾宏声、孙红雷、陶红（代表作《生活秀》），陶虹（代表作《黑眼睛》《空镜子》），谢兰、任程伟、陈建斌、姜武、辛柏青、朱媛媛、李冰冰、佟大为、刘烨、袁泉、章子怡、邓超等。原青年艺术剧院也曾经创作演出过不少很出色的戏剧作品，例如《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文成公主》《屈原》《家》《钦差大臣》《威尼斯商人》《费加罗婚礼》《灵魂出窍》《三毛钱歌剧》《街上流行红裙子》《关汉卿》《原野》《风雪夜归人》。
国家话剧院成立至今，排演了前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青春禁忌游戏》，美国的《萨勒姆的女巫》《怀疑》，瑞士的《老妇还乡》，英国的《哥本哈根》，法国的《九三年》《死无葬身之地》，加拿大的《纪念碑》，原创剧目包括戈大力、孟京辉的《思凡》《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恋爱的犀牛》《镜花水月》《琥珀》《艳遇》，过士行的《厕所》，霍达的《红尘》，李龙云的《叫我一声哥，我会落泪如雨》，田沁鑫的《赵氏孤儿》《生死场》等等，并与中国香港合作剧目《半生缘》等大量优秀的剧目。自2004年启动了国际戏剧季演出以来，以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易卜生等为主题，成功演出了以色列卡美尔剧院的《安魂曲》，俄罗斯国立青年艺术剧院的《樱桃园》，加拿大史密斯·吉尔摩剧院《契诃夫短篇》《玩偶之家》，挪威POS剧团《群鬼探戈》，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建筑大师》，总政话剧团的《群鬼》，挪威戏剧家协会的独角戏《培尔·金特》等，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大放异彩。
关于小剧场戏剧
小剧场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探索剧时期，兴起于新世纪。小剧场运动的特点是实验戏剧，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和思想性。1982年的《绝对信号》开启了小剧场运动的先河，以更贴近观众的表演形式，在戏剧界引发了对小剧场戏剧的探索兴趣。上文中也提到过，小剧场话剧发展至今，形势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丰富，佳作迭出。专业的小剧场作为以此发展起来的物质载体，也开始彰显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表现力。运作势头较为优良的有天桥小剧场，朝阳文化馆的9个剧场等，以中国国家话剧院成立下的东方先锋剧场最为著名。
东方先锋剧场建成于2000年，2005年开始正式运作，现有剧场设备固定资产190余万元，代表着中国小剧场的顶尖水平。迄今已成功运作2005年度2006年度大学生戏剧节，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季，独立运作国际当代戏剧节，意大利、美国交流演出，首届亚洲青年城市戏剧节，2007年度韩国精粹文化演出季等，演出剧目20多部，380多场。今年下半年计划推出新一届大戏节——北京青年戏剧节，并会在11月份举行北京当代国际戏剧演出和北京国际现代舞演出季。今后的发展方向，依然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剧目演出平台，以及对外进行国际交流的新视窗。
新话剧，新舞台，新气象
在中国话剧百年华诞之际，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暨第五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已于年初隆重拉开序幕，4月份正式上演。正如媒体所言，“这是一次中国当代优秀话剧作品的大荟萃”，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具特色的32台剧目在北京的11个剧场轮番演出。其中有天津人艺描写古玩商的《望天吼》，承德话剧院的《棋盘岭》，山西省话剧院曾受邀赴台演出，描写晋商的剧目《立秋》，内蒙古话剧团的《牛玉儒》，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张之洞》等。北京地区有６台大戏参加演出，包括中国国家话剧院描写知青生活的力作《荒原与人》，刘佩琦、韩童生、朱媛媛等联袂主演的话剧《红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则力推由冯远征主演的，展现老北京历史变迁的话剧《全家福》，及根据老舍先生不朽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改编的同名话剧。此外还有总政话剧团的大型话剧《黄土谣》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军队题材话剧《我在天堂等你》。
回望百年，大师们的身影渐行渐远，但他们却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将使我们受用不尽。或许，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自己戏剧领袖的时代，没有领袖的日子，我们可能会感到有些孤独，但正因为孤独，才会使我们进行更多的探索与创造。而且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幸福的。
这是话剧带给我们的。这幸福的光芒是永远值得人们骄傲的。
（本文在采访过程中，得到北京人艺郭斌、马欣，国家话剧院罗大军、马少飞，东方先锋剧场傅维伯、曹玉敏，中国电影资料馆姬朝耀等同志以及赵华女士和朱伯男同学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世纪末，当西方戏剧涌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的戏曲也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掀起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遂有了“时事新戏”，已融入了话剧的形式。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演出方式同传统戏曲迥然不同，一些情节是从其中化用过来，为后来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们把学生演时事新剧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
20世纪初，这一剧种正式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新剧，由1907年在东京组建的春柳社，在上海成立的春阳社，以及1909年天津南开大学剧团分别借鉴引入。1910年后称为文明戏，多是用幕表的形式，只有剧情大纲，由演员即兴编演。同一时期，戏剧形式的称谓还包括爱美剧、白话剧等等。雏形基本成型之后，各地爱好者纷纷组织话剧演出活动，中国的话剧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26年，欧阳予倩在戏剧界和爱好新剧的青年中广泛地演讲平民艺术，传播现代话剧，多次出演了具有进步意识的话剧作品，其间的名作有《少奶奶的扇子》，并首次提出了《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1928年，由戏剧家洪深提出，将其定名为话剧，意在与中国戏曲、歌剧、舞剧、哑剧等艺术形式相区分。此后，这一称谓被普遍认可。
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话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进行了民族化的探索，使之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精魂和思想。在艺术精神上，话剧已经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性和特色性的中国戏剧样式，同中国的传统戏曲以及古典文学等艺术门类建立了内在而深厚的联系。
一、艺术的进步，从来都是伴随历史的脚步
20世纪30年代，是祖国母亲饱经忧患的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同时激化，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话剧，一扫之前浪漫感伤的基调，转向对现实主义的侧重，着力表现悲愤与抗争，主动地承担起激励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无产阶级话剧的兴起，使得话剧与现实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国话剧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主要特点是，把话剧同中国社会和人民大众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使之成为为祖国现实所需要，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艺术品种。这一时期，涌现了曹禺、夏衍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大量优秀的剧作。与20年代“爱美剧”的非职业、非营利的戏剧组织不同，30年代出现了话剧演剧的职业团体。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联合主要的话剧组织和进步的话剧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工农演剧活动也开始活跃。一些话剧界的专业人士和学生剧团深入工厂，组织工人戏剧活动。同时，话剧开始走向农村，以早年从事戏剧教育的熊佛西为先驱。他于1932年来到河北定县，开展了长达5年之久的农民戏剧实验。“红色戏剧”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井冈山一带开创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军队之时，就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队。1932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进行巡演。1933年成立于上海中国旅行剧团，辗转于南北等地。演出剧目包括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作品和中国剧作家的本土化剧作，造就了一批话剧表演人才和一代热忱的话剧观众。同时，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也是这一时期的职业化的大型剧团，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原野》《钦差大臣》。在这一时期，中国导演的整体风格日渐成熟，如洪深、张彭春等，同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包括金山、赵丹、金焰、白杨等。此时舞台艺术的总体水准已令人刮目相看，曾有记载言，“达到世界水平”。
1936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话剧界抗日救国的呼声也日趋高涨。田汉、夏衍、洪深、陈白尘、于伶等话剧艺术家们以话剧创作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运动。“国防戏剧”在民族危机的特殊时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团结民众，鼓舞斗志，同仇敌忾，奏响了英勇的前线凯歌。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燃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火。中国话剧界以话剧为武器，投入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之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是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其发展的显著趋势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展现的是中华民族钢铁铸就的意志和中国人民血战到底的信念。上海沦陷后，话剧界人士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除少数几个留沪坚持对敌斗争外，多数都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创造了许多短小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其抗战足迹不仅走遍全中国，还涉及到东南亚一带，使得话剧有了更广泛的普通民众基础，《放下你的鞭子》是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抗战作品。1938年10月，众多的表演团体和演艺人士来到重庆，举办了第一届戏剧节，组织了25个演剧队到街头、镇上演出，连续7个晚上公演抗敌戏剧，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同一时期，重庆著名的“雾季”公演，举办了4次，共演出大型话剧100台以上，是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影响遍及全国。同样著名的话剧活动还有由欧阳予倩和田汉主办的“西南剧展”，来自贵阳、昆明等地共21个话剧团体，演出了《大雷雨》《法西斯细菌》等20多部话剧，同时还举办了戏剧汇演、资料展览、艺术研讨等活动。众多的历史剧以史鉴今，是当时话剧界一个显著的特点，较为著名的代表作品有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于李秀成》等。
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解放区的话剧工作者深入民众，吸取民间艺术营养，描写现实生活，秧歌剧、独幕剧大为盛行，也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剧《白毛女》。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出现了反映土地改革、工人生活、部队战士的戏，如《战斗里成长》。解放区的戏剧反映了现实生活，探索了戏剧的民族形式，对新中国话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话剧的发展也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由过去的民间团体转变为正规的政府规范的艺术团体，建立有序的体系，有了话剧团的布局和专业戏剧院校的建立。在导表演手法上，推行从苏联引进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剧目，并逐渐地形成中国特色的演剧学派。现今，话剧已由确立至发展历经了一个世纪，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瑰宝中一朵耀眼的奇葩。
二、话剧表现形式及代表人物
西方戏剧确立为中国话剧的标志是新的戏剧文学的产生。由此基础之上，有了一支从事话剧的创作队伍，有了专门细化的戏剧教育以及话剧导演制度的初设等。正式定名为“话剧”之后，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来传情达意的戏剧样式作了系统的释义。纵观中国话剧风格形成和发展的百年历史长河中，西方在各个时期兴起的戏剧思潮，几乎都被中国人以博大的胸襟吸纳过来，并结合中国的特色，形成自己的艺术流派。
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戏剧对中国早期话剧已有较大的影响。从取材立意、思想倾向、艺术技巧等方面，张扬着人之个性，狂热地抒发着炽烈的情感，表现对封建禁欲主义，束缚人性的挑战。“五四”新剧的倡导者们以为我所用为目的，以胡适为代表，推崇“易卜生主义”，大力介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潘金莲》，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此外向培良的很多作品，也深受《莎乐美》的影响。
表现主义
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思潮，对人之心灵的探索和使之外化的手法，吸引着中国的剧作家，代表人物洪深。洪深在加盟戏剧协社之后，推出排演制度，规范演员表演，确立了导演的权威，对中国话剧导演制的确立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同时，寻求舞美设计同剧本风格的一致，结束了舞台上“男扮女角”的旧习。他的剧作《赵阎王》，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士兵赵大携不义之财，逃遁于黑森林中，内心惊恐万分，经受着灵魂的拷问和幻象的纠缠。其余较为著名的作品还有之后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香稻米》和《青龙潭》。
象征主义
田汉是“五四”新剧运动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曾执教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与欧阳予倩等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一起组织戏剧演出活动。演出的剧目多为自己编导的作品，例如《苏州夜话》《获虎之夜》《江村小景》等，也有多幕剧《名优之死》。而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则是在中国南方推动新剧的先锋。可以说，自从有了南国社，新剧才有了生机。田汉早期的剧作，多流露着象征主义神秘和感伤情调，其后的作品，具有多样性的探索，也成为日后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者。他的独幕剧《获虎之夜》发表于1924年，描写的是湖南乡下的一个猎户人家所发生的悲剧，把中国农村的猎虎传奇同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巧妙地融为一体，凄婉动人，颇富诗意。另一著名作品是三幕剧《名优之死》，讲述了民国初年，京剧名优刘鸿声，早年演出轰动一方，到了晚年却因剧场萧条而绝望，悲惨地死于台上。田汉把一个真实不幸的故事，升华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和崇高诗意的悲剧。1930年，田汉将法国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为同名话剧，试图“借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社会”，也获得了一定成功。
田汉抗战时期代表作是写于1935年的三幕剧《回春之曲》。他已放弃浪漫感伤的浅吟低唱，开始发出“粗野而壮烈的啼声”。他借由主人公之口，喊出了“中国军人的血不能白流”的怒吼，意在召回中华民族的春天，演出效果十分震撼。此后，他致力于莫里哀剧作的翻译和研究。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我国13世纪伟大戏剧家关汉卿诞辰700年，田汉于1958年，完成了《关汉卿》，以诗的语言、情调与构思，谱出了一曲人性的赞歌。这是中国历史剧创作发展的一个标志，不但体现着他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最优秀的剧作之一。
浪漫主义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但表现在由中国人原创性的，记录中国的人物，描述中国的生活，还表现在追求话剧意象的创造。意象所要求的是一个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不仅在于追求真实的诗意，还在于创造出诗的意境，使中国话剧有了民族审美精神更深层的渗透。这突出表现在，浪漫派话剧创作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以鲜明的诗化倾向，借主人公大段的心理独白烘托情境，同时将音乐、诗歌直接融入舞台演出之中，以增强其抒情性。
郭沫若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熟谙历史，文名远播。他早期的诗剧《女神》，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与自身的现实感悟和诗意憧憬结合起来，以帝王之间的争战表现现实中的军阀混战，以创造新太阳的女神象征美好的理想的诞生。他最为著名的五幕话剧《屈原》，被后人称为“神来之笔”，首次将中华民族伟大诗人屈原的形象塑造于舞台之上，充满激情地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不屈的追求与高尚的节操。他用史剧谱写了一曲爱国的颂歌，其浪漫的诗情，高洁的心灵，伟大的人格，光照千古，流芳百世。《屈原》于1942年首演于重庆，轰动山城。郭沫若的另一部名作是《蔡文姬》。他的作品，无一不流露出略带机械化的政治宣教，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现实主义
在话剧先驱者们努力探索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的民族性已日臻纯熟，发展成为坚实的写实风格，有了现实主义的特色，还兼具着传统艺术中深厚的写意和表现美学的传统。作品开始力图塑造活的情感与灵魂，合乎生活逻辑的铺排戏剧情节与组织结构。对形象的刻画遵从了心理现实主义，人物命运的发展与性格具有一致性。这一表现风格，能够敏锐地折射现实，尖锐地剖析人物心灵与精神生活，用诗化的现实主义，诗意的戏剧精神，在真实中注入情感，充满时代的真意。
曹禺是话剧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曹禺在就读南开中学期间便参加了“南开新剧团”，以扮演娜拉等角色而崭露头角。1928年，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期间，曹禺继续演出话剧，并攻读了大量的中外剧作。他于1933年毕业前夕，一部《雷雨》横空出世，一鸣惊人。《雷雨》以其深邃的内涵、纯熟的技巧，表现出的是深切苍凉的人文关怀，是人物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命运，是人性的挣扎与沉沦。其后，曹禺又于1936年发表了《日出》，1937年发表了《原野》，名震剧坛。这三部曲，犹如三座历史性丰碑，从而也牢牢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曹禺还创作了大量将现实主义进一步深化的著名作品，包括多幕剧《蜕变》《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成功地改编为同名话剧。这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创作技巧更加成熟，并赋予深刻的主题和文化的内涵。
与曹禺同一时期的夏衍，是著名的剧作家和电影编剧。他早年留学日本，30年代回国后发起成立上海艺术剧社，领导了“剧联”的工作，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早在“国防戏剧”时期，创作了《赛金花》。夏衍于1937年创作了影响较大的多幕剧《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颇受契诃夫风格的影响。
老舍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他善于从市井民间的细微处着手，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气魄，展现的却是一道波澜壮阔的风景。在这个风景中我们看到了大的历史变迁，看到了人们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悲哀和无奈，抗争和顺从。他早期的作品《残雾》，意在讽刺当时重庆官场的社会现实，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新中国初期的中国话剧舞台主要讴歌民主革命的胜利，老舍的《龙须沟》可视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而1957年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话剧创作的高峰，更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作。本剧通过描述3个“朝代”，时间跨度50年，写活了70个人物，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浓郁大气的民族气派，浓重的历史含量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谱写出一部史诗性的画卷。
新现实主义
上世纪80至90年代，是话剧在危机中探索和调整的艰难阶段。由于电视等其他娱乐媒介的兴起和新时期观众观赏趣味的多样化，对话剧形成强烈的冲击。话剧舞台开始奋起革新，掀起探索剧和实验剧的热潮。探索剧以形式革新为先导，增加了结构 “散文化”和叙事的成分；运用戏剧时空的自由转换、相互重叠和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广泛地借鉴多样艺术形式，把歌舞、音乐等因素引进来，更追求话剧的综合性等。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在思想解放的声浪中，新时期的剧作家们以其灵活的思想触角，敢于在剧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课题，遂有社会问题剧的兴起。在内容革新上，强调了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个体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是人性复归的张扬和呼唤。同时，追求对人的内心的透视，对人的灵魂的分析，以及对主题的诗化、哲理化和多义性的追求。在这样的实验中，出现了如《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等具有代表性的剧作，也就是中国话剧的新现实主义。
三、国家话剧院与北京人艺具有鲜明的风格追求
话剧是戴着枷锁的舞蹈。
莫斯科最著名的五大戏剧导演之一扎哈罗夫曾经回首注视着自己的剧院说，剧院就是教堂——心灵停泊的地方，灵魂交流的地方，净化自己的地方。它连接过去，现今与未来。从最早的兰心大剧院发展至今，一个世纪以来，话剧舞台也造就了卓有成就、享誉世界的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便是最为骄人的代表。他们的剧目和演出，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话剧艺术水平。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三十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留恋不舍。她是初春的雪水，夏日的莲花，秋天的黄菊，寒冬的傲雪。
——曹禺
她是很多话剧人心目中的缪斯神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立于1952年，曹禺为首任院长。他说，每个剧院都有自己的艺术实践历史，也都有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历史并非是过眼云烟，她昭示着现在与未来，我们既不能躺在历史上，但也不可能割断历史而求发展。北京人艺有很多经验，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热爱。不论是怎样的社会条件，要办出高水平的剧院，就要有高尚的艺术精神。
美就是生活，戏比天大，是老一辈人艺话剧人的艺术信条。人艺已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话剧体系和风格，拥有原创的一系列优秀剧目。早年，以独具前瞻性的眼光，演出了一大批外国不同流派的名剧，还曾拥有一个以焦菊隐为首的导演体系，以及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焦菊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导演实践中，一直在探索着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着自我的理解和掌握，他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剧中来，并且找到同国外戏剧体系融合，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导演学派，并在一次次对名作的执导之中，把话剧的本土化探索推向极致。现北京人艺著名的艺术家有编剧何冀平、郑天玮、万方；导演顾威、李六乙、任鸣；演员朱旭、濮存昕、杨立新、何冰、梁冠华、徐帆、冯远征、胡军、于震、王斑、徐昂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徐昂为代表的新一代人艺人，不但有着扎实的舞台表演功底，还有着出色的导演才华。北京人艺演出的经典剧目包括《茶馆》《雷雨》《日出》《北京人》《名优之死》《天下第一楼》《骆驼祥子》《狗儿爷涅槃》《屠夫》《绝对信号》《蔡文姬》《李白》《胆剑篇》《丹心谱》《龙须沟》《明朗的天》《群猴》《阮玲玉》《推销员之死》《上帝的宠儿》《小井胡同》《风月无边》《贵妇还乡》《赵氏孤儿》《全家福》等，优秀的小剧场话剧有近几年推出的《情人》《合同夫妻》《性情男女》《有一种毒药》《我爱桃花》。
中国国家话剧院
我们的剧院是个新生儿。她是有使命的。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
——赵有亮
1949年和1956年，中央相继设立了两个大型的话剧艺术演出院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这是国家话剧院的前身。2001年12月25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正式成立，集合了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最优秀的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的人才。她肩负着代表国家与世界戏剧界交流的任务，不仅作为一种国家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同时也将世界各国优异的成果和最新的戏剧观念引入中国，更好地促进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诣在创办一个国际级的戏剧平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作品一般称之为话剧，而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作品往往是以戏剧为头，这是由于二者之间立足角度的差别。人艺的作品民族化本土气息很重，经典的大剧场剧目几乎全部是老一辈艺术家执著探索走出的民族化道路；中国国家话剧院则以一颗赤子之心，完美地承继了西方戏剧的古典美，诠释了中国戏剧的现代美。
正如前文所提过的，中国国家话剧院有着相当优厚的艺术人才资源，包括著名作家李龙云、过士行，导演查明哲、王晓鹰、田沁鑫、孟京辉、张广天，演员唐国强、雷恪生、李雪健、赵有亮、张丰毅、凯丽、韩童生、刘威、刘佩琦、冯宪珍、吕丽萍、伍宇娟、贾宏声、孙红雷、陶红（代表作《生活秀》），陶虹（代表作《黑眼睛》《空镜子》），谢兰、任程伟、陈建斌、姜武、辛柏青、朱媛媛、李冰冰、佟大为、刘烨、袁泉、章子怡、邓超等。原青年艺术剧院也曾经创作演出过不少很出色的戏剧作品，例如《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文成公主》《屈原》《家》《钦差大臣》《威尼斯商人》《费加罗婚礼》《灵魂出窍》《三毛钱歌剧》《街上流行红裙子》《关汉卿》《原野》《风雪夜归人》。
国家话剧院成立至今，排演了前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青春禁忌游戏》，美国的《萨勒姆的女巫》《怀疑》，瑞士的《老妇还乡》，英国的《哥本哈根》，法国的《九三年》《死无葬身之地》，加拿大的《纪念碑》，原创剧目包括戈大力、孟京辉的《思凡》《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恋爱的犀牛》《镜花水月》《琥珀》《艳遇》，过士行的《厕所》，霍达的《红尘》，李龙云的《叫我一声哥，我会落泪如雨》，田沁鑫的《赵氏孤儿》《生死场》等等，并与中国香港合作剧目《半生缘》等大量优秀的剧目。自2004年启动了国际戏剧季演出以来，以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易卜生等为主题，成功演出了以色列卡美尔剧院的《安魂曲》，俄罗斯国立青年艺术剧院的《樱桃园》，加拿大史密斯·吉尔摩剧院《契诃夫短篇》《玩偶之家》，挪威POS剧团《群鬼探戈》，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建筑大师》，总政话剧团的《群鬼》，挪威戏剧家协会的独角戏《培尔·金特》等，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大放异彩。
关于小剧场戏剧
小剧场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探索剧时期，兴起于新世纪。小剧场运动的特点是实验戏剧，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和思想性。1982年的《绝对信号》开启了小剧场运动的先河，以更贴近观众的表演形式，在戏剧界引发了对小剧场戏剧的探索兴趣。上文中也提到过，小剧场话剧发展至今，形势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丰富，佳作迭出。专业的小剧场作为以此发展起来的物质载体，也开始彰显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表现力。运作势头较为优良的有天桥小剧场，朝阳文化馆的9个剧场等，以中国国家话剧院成立下的东方先锋剧场最为著名。
东方先锋剧场建成于2000年，2005年开始正式运作，现有剧场设备固定资产190余万元，代表着中国小剧场的顶尖水平。迄今已成功运作2005年度2006年度大学生戏剧节，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季，独立运作国际当代戏剧节，意大利、美国交流演出，首届亚洲青年城市戏剧节，2007年度韩国精粹文化演出季等，演出剧目20多部，380多场。今年下半年计划推出新一届大戏节——北京青年戏剧节，并会在11月份举行北京当代国际戏剧演出和北京国际现代舞演出季。今后的发展方向，依然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剧目演出平台，以及对外进行国际交流的新视窗。
新话剧，新舞台，新气象
在中国话剧百年华诞之际，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暨第五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已于年初隆重拉开序幕，4月份正式上演。正如媒体所言，“这是一次中国当代优秀话剧作品的大荟萃”，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具特色的32台剧目在北京的11个剧场轮番演出。其中有天津人艺描写古玩商的《望天吼》，承德话剧院的《棋盘岭》，山西省话剧院曾受邀赴台演出，描写晋商的剧目《立秋》，内蒙古话剧团的《牛玉儒》，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张之洞》等。北京地区有６台大戏参加演出，包括中国国家话剧院描写知青生活的力作《荒原与人》，刘佩琦、韩童生、朱媛媛等联袂主演的话剧《红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则力推由冯远征主演的，展现老北京历史变迁的话剧《全家福》，及根据老舍先生不朽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改编的同名话剧。此外还有总政话剧团的大型话剧《黄土谣》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军队题材话剧《我在天堂等你》。
回望百年，大师们的身影渐行渐远，但他们却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将使我们受用不尽。或许，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自己戏剧领袖的时代，没有领袖的日子，我们可能会感到有些孤独，但正因为孤独，才会使我们进行更多的探索与创造。而且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幸福的。
这是话剧带给我们的。这幸福的光芒是永远值得人们骄傲的。
（本文在采访过程中，得到北京人艺郭斌、马欣，国家话剧院罗大军、马少飞，东方先锋剧场傅维伯、曹玉敏，中国电影资料馆姬朝耀等同志以及赵华女士和朱伯男同学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