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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条鸟年代记》作为村上春树的转型之作，与村上前期的作品不同，篇幅更为庞大，视角更为广阔。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更为复杂，不仅仅只是限于两性之间单纯的性关系。村上将性与暴力、邪恶、反抗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使性带有更为多元的象征意义。在这部作品中，性是人性的回归点与出发点。不仅如此，性作为连接此端世界与彼端世界的通道、作为身体与意识的连接点，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起着引导与推动作用。
关键词：性；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发条鸟
作者简介：别晴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笔译、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4
村上春树，出生于1949年，为日本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1979年以处女作《听风的歌》荣获日本“群像新人奖”，从而登上日本文坛。从1979年至2017年，村上共出版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其中，于1987年所发表的《挪威的森林》轰动整个日本，甚至引起了“村上春树热”，以此为契机，其作品被翻译成更多的语言，村上由此走出国门成为一名世界级作家。
《发条鸟年代记》[1]（下面简称《发条鸟》）被称为村上的“转型之作”，由村上耗时约四年半完成。整部作品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鹊贼篇与第二部预言鸟篇出版于1994年4月、第三部刺鸟人篇出版于1995年8月，《发条鸟》在1996年2月获得第47届“读卖文学奖”。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转型之作”，是因为以它为起点，村上由孤独的“小资”或都市隐居者成长为孤高的斗士[2]，开始探索新的主题。村上在小说中糅杂了历史、战争、暴力、善恶等元素，使得人物塑造的更多，关系更为复杂而多元，女性姿态更富特质，与其前期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相比，她们意志更为坚强，人格更加独立、性格更加勇敢。除此之外，村上笔下的性不再仅限于对行为主体产生作用，性中所富含的意义开始扩大至社会、文化、体制等形而上的名相上，并带有强烈的隐喻性。
一.《发条鸟年代记》中的性
因为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日本民族把性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对性的态度非常宽容。[3]早在《古事记》及《万叶集》中就记载着日本上古时代的性风俗与性爱文化，性作为激发文学创作的因素为歌者所追崇、所咏唱。在之后的《源氏物语》等女性文学中，女性们同样表达出自己对性爱带来的浪漫与新鲜感的渴望。在江户时期，色情文学发达，人们对快感的追求欲望更加强烈，对性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包括明治维新之后，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性在文学描写中更为不可或缺。日本人的性爱观变得更加自由，在他们眼中，性作为爱情与人性的一部分，是不必掩饰的东西，他们热爱、欣赏性，并追求性所带来的快感。
然而，在传统的日本文学中，性大多与欲望、享乐主义紧密结合着，女性的身体经常被视为男性发泄的工具。女性被塑造成柔弱而极富美感的形象，在两性关系中缺乏独立性与反抗性，对男性有着很强的依恋。而村上笔下的性超越了这种片面性，女性在性活动中拥有主导权，甚至能够引导男性，给予男性以心灵抚慰，体现出村上小说中的“疗愈性”。村上非常重视小说对人的心理的“疗愈性”，甚至于1995年11月，其与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就“物语对于人的疗愈”等议题进行过两晚的对谈。[4]性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在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它可以主导一个人在某一刻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可以改变两性之间的关系，可以产生超越个体的作用。《发条鸟》中的失去、寻找、反抗等主题同样与“疗愈”的目的结合，性是连接身体与心灵以及此端世界与彼端世界的通道，是“疗愈”的必要条件。
列维·斯特劳斯从身体出发剖析人类社会和文化时特别指出，“人类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关系和食物是人类文化的最基本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5]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福柯甚至将性上升到了权利机制、知识、艺术的高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研究。性关系着社会体制及文化传统，而《发条鸟》恰恰是村上明确作为斗士，反抗暴力与战争的一部作品。《发条鸟》中的性超越了传统、脱离了体制束缚。村上想要以性为支点，重新发掘人性的力量，维护人类灵魂的尊严和自由，以实现人性的回归。
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性
村上春树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日本后现代语境的形成期，而在其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日本则进入了后现代文化成熟期。[6]关于村上是否属于后现代主义作家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然而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小说主题来看，如小说中隐喻、碎片化、符号化、荒诞性、非传统性的描写以及对资本主义权力世界罪行的揭露，《发条鸟》这部作品无疑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特性。本部分将从其隐喻的写作手法及小说的非传统性两个角度来分析后现代语境下性的特点。
1.隐喻下的性
村上是一位极其擅长隐喻的作家。就《发条鸟年代记》这部作品的名字而言，“发条鸟”這一隐喻意象贯穿全文，将小说的贼喜鹊、预言鸟以及刺鸟人这三个部分的不同世界连接成为一体。村上笔下的“发条鸟”象征着寻找自我的人，并且对于“发条鸟”来说，性是连接其“真我”与“灵魂”的纽带。
在《发条鸟》中，性超越了婚姻的责任感及忠贞之类的伦理道德等教条性约束，其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即连接身体与意识、此端世界与彼端世界的通道。例如，为了帮助“我”寻找到失踪的妻子久美子，克里特作为“意识娼妇”同“我”在梦中多次交合，潜入“我”的意识深处，目的在于将久美子的意志通过性传达予“我”。并且这种交合将“我”沉睡的回忆唤醒，“我”由此离真相更进一步，慢慢走进囚困久美子的彼端世界。
不仅如此，性代替了语言，成为两性深度交流的工具，“所谓会话的交流被附加在某种性的隐喻之中”[7]。在《发条鸟》中，村上对克里特对“我”的口交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口代表着话语，通过性，克里特将所需传达的话语引入“我”的身体，在“我”产生性高潮时注入“我”的灵魂。除此之外，在彼端世界神秘的电话女郎以亲吻的方式将内心的恐惧与渴求告诉 “我”。之后“我”脸上出现了带有符号意义的“青痣”，“青痣”的出现象征着“我”的内心对久美子、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并以此为起点“我”走上了与邪恶对抗、与体制对抗，拯救久美子与发掘自我的旅途。 小说中性过程中快感的最高点——性高潮带有超越了肉体本能快感的意味，是自我回归的起点，唯有切实地体验过高潮所带来的快感，人的心灵才回归自己的身体。正如高宣扬在《福柯的生存美学》中所论述的：“不能把性高潮单纯理解为动物或生物性的本能快感，因为人的性快感始终都包含着文化意义，始终离不开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审美鉴赏和创作意识。”[8]性高潮可谓人类感官的顶点，因而其在性行为以及人本能欲望的满足过程中起着极为巨大的推动作用。村上笔下的性高潮象征着人性的根本、人的自我存在价值。例如，克里特第二次发生身体变化是通过与绵谷升的非正常性交完成的，在这次非正常性交中，克里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性高潮：
我身体的螺丝几乎一个不剩地失落了。在朦胧的意识中，我痛切地感觉到自己这个人是多么孤独，多么无力的存在啊。各种东西从自己的肉体逐渐溢出而去。（预言鸟篇，P169）
肉体如若没有灵魂的支撑是无法对抗邪恶势力的，唯有被邪恶解体，灵魂才能找到回归的突破口。就似，如果不存在恶，也就没有其对立面善的存在。克里特的灵魂被击碎才会产生疼痛，才会意识到自我的存在，随即走上追寻自我之路。
2.非传统意义下的性
村上笔下的男性及女性可以说都是独立存在于社会的个体。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由而分明，并不被传统的“日本式家庭”所束缚。村上前期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家庭”，在随后的作品中村上逐渐加入“家庭”的元素，但与传统日本文学下的家庭不同，村上笔下的家庭大多是残缺而非正常的。村上在《发条鸟》中构建了“我”与妻子久美子的非传统式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没有孩子，孩子似乎是多余的元素；妻子久美子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作为男性的“我”反而处于失业状态。除此之外，久美子成长的家庭也是阴暗而畸形的，姐姐的自杀，哥哥绵谷升的邪恶压迫……家庭因素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种不健全的家庭影响下，人的内在也潜移默化地受影响、被改变。
因而，在《发条鸟》中，绵谷升的邪恶能够通过性传递于他人身上，久美子的心灵空洞所带有的“损坏”欲望，使她打破婚姻关系，将这种欲望转化为放纵“性”的形式进行发泄。而“我”也在久美子失踪期间多次与“意识娼妇”加纳克里特发生过肉体关系，克里特将久美子的意识通过性这一通道传达于“我”。这些描写都可以看出村上极力使性脱离家庭、道德、伦理的约束，赋予其多元而自由的特性，来解构约束人性的东西。
除此之外，与传统小说中那种缠绵悱恻的、唯美而温婉的爱情书写方式完全不同，《发条鸟》中的爱情不是通过直接描写人物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性为连接点，通过具有象征意味的无常及超现实因素来表述的。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关于作为久美子意识化身的神秘电话女郎的描写。文中多次出现神秘女郎的影子，从在第一次毫无征兆的来电中挑逗“我”，到之后在过程中替换克里特与“我”交合，再到彼端世界里给予“我”亲吻，通过性来暗示“我”，即——我就是久美子，我爱你，我需要你，请将我带出这个黑暗的世界。
在《发条鸟》中，爱看似与性分离，性不被爱情所束缚。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曾说过：“性欲能由‘因孤独而造成的焦虑感’所激发，能由抑制情感和被情感抑制的欲望所激发；能由虚荣心所激发，甚至能由伤害和损毁的欲望所激发；性欲同样也能由爱所激发”[9]。根据弗洛姆的分析，性欲能由多种情感所激发，爱只是其中的一种，从人类根性来看，爱情并不是满足欲望的必需品。但村上想要表现的并非如此，《发条鸟》中的性具有更深层的隐喻性，它是救赎的工具。另外，村上并非实际将性视为独立于爱情的东西，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让它与爱情紧密结合着，如久美子将内心诉求与意识通过性传达于“我”，而“我”依靠性渐渐接近久美子，最后终于找到了她。两性双方逐渐加深对彼此的了解，甚至寻回了曾经所忽视的爱情。
三.性的解放意义
1.女性的自我解放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这样论述过，“美学/色情的弥天神话主要是构建在女性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女性和身体在奴役中曾结合在一起，那么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且合乎历史的”、“正是随着她的一步步解放，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10]事实上，从女性解放的视角看来，女性的确变得自由而独立。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消费社会中，女性的身体曾被附上的符号与欲望性质似乎没有减少。我们不能断言身为男性的村上笔下的女性是完全与男性相平等的，但可以看出村上尽可能在小说中解构禁锢女性的东西。
《发条鸟》中与性接触最多的女性角色为加纳克里特。村上对她的塑造由“身体”出发，让她的肉体经历了极度疼痛——毫无感觉——感官正常这三个阶段。以二十岁时的自杀事件为界线，克里特从身体的极度疼痛脱离出来，随即陷入毫无感觉的状态之中。“我来了兴致，想多少体味一下没有疼痛的人生是怎么一码事。死反正随时可死”，克里特自此从肉体的痛苦中解放，但实际上，此时她的灵魂与身体仍旧是分离的，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切欲求的基础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11]
而与绵谷升的非正常性交使克里特肉体感官第二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性交之后，克里特的感官变得与常人无异。正如前文所述，克里特由此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然而自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此时的她仍旧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克里特成为姐姐马耳他的灵媒，以性为媒介，例如在梦中同“我”多次交合，她穿梭于他人的意识之中，并试图通过他人来探寻自己。常年从事着这种工作的克里特原本认为一切都是在正确的目的下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的，直到她后来通过在井中的深思意识到了：“我这个人在如此長久的岁月里居然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娼妇，是肉体娼妇，是意识娼妇！” 克里特的性活动都不是建立在自主意愿之上的，缺失了女性自我意志的性是不完整的性，这样的行为无法使克里特寻找到自我的价值。村上似乎想要表达，女性唯有通过自我意志才能发现自我存在的意义。 于是克里特决定最后一次同“我”性交，将过去的一切非自我意志的东西抛弃。从克里特下定决心的时候，可以说她在解放自身的“性”的同时也从“性”中解放出来了。村上还从身体的角度表现了克里特的解放，例如在某天夜里克里特突然睡在“我”的身旁，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她穿着“我”的妻子久美子的衣服。
“不过你的衣服到底怎么了？”
“不见了。”加纳克里特干脆地说。
“不见了？”
“嗯，是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见了。”（预言鸟篇，P159）
克里特丢掉了衣服，等于同过去的自己告别。消费社会中，衣服一直是束缚女性的东西，女性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体型，或是为了吸引异性总会在衣服上费尽心思。而在社会中，若是一名女性没有穿衣服，她会暴露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之下，会遭受同性的鄙夷，异性不怀好意的意淫。我们可以说，女性的身体是被压抑着的，是不自由的，是带有符号意义的。克里特衣服的遗失或丢弃，代表着她身体上枷锁的脱落。而她无谓的态度，说明她已突破规制，从人制的道德上一跃而过。
克里特决定最后一次同“我”性交的第二天，她不再穿久美子的衣服，而只是随意套上了一件男性T恤，“在早晨的光线中，那阴毛闪着淡淡的颜色”（预言鸟篇，P125）。村上将两性的差距缩小，尽可能以平等的目光来审视女性的身体，这里没有性欲，只是客观地进行描述。再回过头来思考鲍德里亚的话，可以说村上的确努力撕开了女性的“外衣”。
2.男性的自我解放
村上给予女性以超越传统的独立意志，让女性从性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性的解放意义同样作用于男性，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男性的自我解放建立在女性之上，也就是说，性对男性的作用是以女性为导体的。如小说中“我”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是以妻子久美子的失踪为前提的，寻找、拯救久美子的过程就是探索、重新认识“我”自己的过程；克里特同“我”性交，让“我”在性高潮中射精，帮助“我”排除迷惑、接近真相；在“我”的脸上生出“青痣”之后，通过纳姿梅格帮助“我”将彼端世界带来的邪恶、恐惧等因素清出身体……
村上笔下的男性无法离开性与女性独自生存，他们需要性交，并需要女性的引导和帮助。也许在性交过程中女性的行为体现着某些传统的女性观——即女性的肉体是男性欲望释放的出口，然而村上恰恰是想要强调女性为男性带来的精神拯救作用。她们不是依靠男性而活着，而是通过自己的意志及行为给予男性以积极的影响，并增强两性之间的互动性。
而性通过女性究竟为男性带来了怎样的解放？“我”长时间在井中独处后与笠原May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结婚的时候，我们想做的就是那个。我想脱离过去存在的我自己。久美子也跟我一样。我们想要在那新世界，取得适合于自己原来本性的所谓自己。我们以为我们在那里，可以过得更科学，更吻合自己本性的生活方式。”
……
“我觉得你从一开始想法就有点错了。……‘那么，现在来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吧。’或‘好了，从今以后我要改头换面做一个新的自己。’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预言鸟篇，P121）
为什么“我”与久美子都想要脱离过去存在的自我？过去存在的自我受什么因素影响而不被自己认同？如果一个人抱着模糊的自我存在意义或是受社会体制等因素影响而被误读的存在意义生存着，尽管采取表面上同从前不一样的方式如婚姻来改变什么的话，本质上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因为所谓正确的、真正的自己根本不存在。正如福柯和尼采的看法，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发现是去找到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发明却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人本身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规则、准则或规范，也就不存在什么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本质。[12]
一切的突破点在于“我”最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这种意识一部分是由性带给我的。性将久美子的“话语”传达于“我”，使“我”意识中一直感到迷惑的东西变得清晰，其中包括久美子的真实意志、“我”与久美子的爱情、一直压抑着我们的“理想自我”以及“我”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而另一部分是被性为女性带来的解放力量所影响的，如加纳克里特告别过去的勇气、久美子在黑暗中的隐忍与努力……
3.村上作品中性的超越意义
村上春树的作品超越了传统日本文学之处在于其笔下人物的独立性、叙事手法的多元性、主题的广阔性以及作品对人心灵的“疗愈性”，而《发条鸟》正是这样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传统视角来看，性总是与爱连接在一起，然而《发条鸟》中的性看似独立于爱情，实际上是相爱双方谋求心灵契合的通道。其次，村上赋予性以深刻而多元的隐喻性，带有超现实的色彩：性能够跨越空间通过身体传达心灵语言，性能全然改变身体的感官，性能引导人的意志，给予人“发明自我”的灵感。
村上笔下的性使两性脱离婚姻、道德、体制的束缚，在体制社会中自由而独立地生存。女性不再处于依附地位，她们努力以坚强意志反抗禁锢自我的东西；男性不再是施加方，他们接受女性的精神指引，认同女性的独立精神，尊重女性的反抗意志。两性之间以性为牵引相互帮助、相互需求和彼此依靠。
注释：
[1]作品原名为『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中国大陆的主要翻译版本为《奇鸟行状录》（林少华译），200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台湾的主要翻译版本为《发条鸟年代记》（赖明珠译），2016年由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本文采用赖明珠的译文及译名。
[2]林少华.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J].外国文学评论，2009（1）：113.
[3]卢静娜.论村上春树创作的本土性[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
[4]参见秦刚.《海边的卡夫卡》现象及其背后（译者序），（日）小森阳一.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秦刚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4.
[5]转引自刘研、李春洁.身体的出场、规训与突围——论村上春树的“身体写作”[J].东方丛刊，2010（2）：60.
[6]杨炳菁.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D].吉林：吉林大学，2009.
[7]转引自刘研、李春洁.身体的出场、规训与突围——论村上春树的“身体写作”[J].东方丛刊，2010（2）：61.
[8]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4.
[9]（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康革尔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7-48.
[10]（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0.
[11]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1.
[12]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3-4.
参考文献：
[1]（日）村上春树.发条鸟年代记，赖明珠译[M].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
[2]（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康革尔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郝祥满.日本人的色道[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6]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7]刘研、李春洁.身体的出场、规训与突围——论村上春树的“身体写作”[J].东方丛刊，2010.
[8]林少华.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樹——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J].外国文学评论，2009.
[9]陶琦.福柯性学及其文化意义[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10]王勇.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性爱救赎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6.
[11]杨炳菁.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D].吉林：吉林大学，2009.
关键词：性；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发条鸟
作者简介：别晴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笔译、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4
村上春树，出生于1949年，为日本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1979年以处女作《听风的歌》荣获日本“群像新人奖”，从而登上日本文坛。从1979年至2017年，村上共出版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其中，于1987年所发表的《挪威的森林》轰动整个日本，甚至引起了“村上春树热”，以此为契机，其作品被翻译成更多的语言，村上由此走出国门成为一名世界级作家。
《发条鸟年代记》[1]（下面简称《发条鸟》）被称为村上的“转型之作”，由村上耗时约四年半完成。整部作品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鹊贼篇与第二部预言鸟篇出版于1994年4月、第三部刺鸟人篇出版于1995年8月，《发条鸟》在1996年2月获得第47届“读卖文学奖”。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转型之作”，是因为以它为起点，村上由孤独的“小资”或都市隐居者成长为孤高的斗士[2]，开始探索新的主题。村上在小说中糅杂了历史、战争、暴力、善恶等元素，使得人物塑造的更多，关系更为复杂而多元，女性姿态更富特质，与其前期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相比，她们意志更为坚强，人格更加独立、性格更加勇敢。除此之外，村上笔下的性不再仅限于对行为主体产生作用，性中所富含的意义开始扩大至社会、文化、体制等形而上的名相上，并带有强烈的隐喻性。
一.《发条鸟年代记》中的性
因为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日本民族把性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对性的态度非常宽容。[3]早在《古事记》及《万叶集》中就记载着日本上古时代的性风俗与性爱文化，性作为激发文学创作的因素为歌者所追崇、所咏唱。在之后的《源氏物语》等女性文学中，女性们同样表达出自己对性爱带来的浪漫与新鲜感的渴望。在江户时期，色情文学发达，人们对快感的追求欲望更加强烈，对性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包括明治维新之后，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性在文学描写中更为不可或缺。日本人的性爱观变得更加自由，在他们眼中，性作为爱情与人性的一部分，是不必掩饰的东西，他们热爱、欣赏性，并追求性所带来的快感。
然而，在传统的日本文学中，性大多与欲望、享乐主义紧密结合着，女性的身体经常被视为男性发泄的工具。女性被塑造成柔弱而极富美感的形象，在两性关系中缺乏独立性与反抗性，对男性有着很强的依恋。而村上笔下的性超越了这种片面性，女性在性活动中拥有主导权，甚至能够引导男性，给予男性以心灵抚慰，体现出村上小说中的“疗愈性”。村上非常重视小说对人的心理的“疗愈性”，甚至于1995年11月，其与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就“物语对于人的疗愈”等议题进行过两晚的对谈。[4]性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在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它可以主导一个人在某一刻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可以改变两性之间的关系，可以产生超越个体的作用。《发条鸟》中的失去、寻找、反抗等主题同样与“疗愈”的目的结合，性是连接身体与心灵以及此端世界与彼端世界的通道，是“疗愈”的必要条件。
列维·斯特劳斯从身体出发剖析人类社会和文化时特别指出，“人类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关系和食物是人类文化的最基本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5]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福柯甚至将性上升到了权利机制、知识、艺术的高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研究。性关系着社会体制及文化传统，而《发条鸟》恰恰是村上明确作为斗士，反抗暴力与战争的一部作品。《发条鸟》中的性超越了传统、脱离了体制束缚。村上想要以性为支点，重新发掘人性的力量，维护人类灵魂的尊严和自由，以实现人性的回归。
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性
村上春树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日本后现代语境的形成期，而在其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日本则进入了后现代文化成熟期。[6]关于村上是否属于后现代主义作家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然而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小说主题来看，如小说中隐喻、碎片化、符号化、荒诞性、非传统性的描写以及对资本主义权力世界罪行的揭露，《发条鸟》这部作品无疑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特性。本部分将从其隐喻的写作手法及小说的非传统性两个角度来分析后现代语境下性的特点。
1.隐喻下的性
村上是一位极其擅长隐喻的作家。就《发条鸟年代记》这部作品的名字而言，“发条鸟”這一隐喻意象贯穿全文，将小说的贼喜鹊、预言鸟以及刺鸟人这三个部分的不同世界连接成为一体。村上笔下的“发条鸟”象征着寻找自我的人，并且对于“发条鸟”来说，性是连接其“真我”与“灵魂”的纽带。
在《发条鸟》中，性超越了婚姻的责任感及忠贞之类的伦理道德等教条性约束，其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即连接身体与意识、此端世界与彼端世界的通道。例如，为了帮助“我”寻找到失踪的妻子久美子，克里特作为“意识娼妇”同“我”在梦中多次交合，潜入“我”的意识深处，目的在于将久美子的意志通过性传达予“我”。并且这种交合将“我”沉睡的回忆唤醒，“我”由此离真相更进一步，慢慢走进囚困久美子的彼端世界。
不仅如此，性代替了语言，成为两性深度交流的工具，“所谓会话的交流被附加在某种性的隐喻之中”[7]。在《发条鸟》中，村上对克里特对“我”的口交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口代表着话语，通过性，克里特将所需传达的话语引入“我”的身体，在“我”产生性高潮时注入“我”的灵魂。除此之外，在彼端世界神秘的电话女郎以亲吻的方式将内心的恐惧与渴求告诉 “我”。之后“我”脸上出现了带有符号意义的“青痣”，“青痣”的出现象征着“我”的内心对久美子、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并以此为起点“我”走上了与邪恶对抗、与体制对抗，拯救久美子与发掘自我的旅途。 小说中性过程中快感的最高点——性高潮带有超越了肉体本能快感的意味，是自我回归的起点，唯有切实地体验过高潮所带来的快感，人的心灵才回归自己的身体。正如高宣扬在《福柯的生存美学》中所论述的：“不能把性高潮单纯理解为动物或生物性的本能快感，因为人的性快感始终都包含着文化意义，始终离不开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审美鉴赏和创作意识。”[8]性高潮可谓人类感官的顶点，因而其在性行为以及人本能欲望的满足过程中起着极为巨大的推动作用。村上笔下的性高潮象征着人性的根本、人的自我存在价值。例如，克里特第二次发生身体变化是通过与绵谷升的非正常性交完成的，在这次非正常性交中，克里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性高潮：
我身体的螺丝几乎一个不剩地失落了。在朦胧的意识中，我痛切地感觉到自己这个人是多么孤独，多么无力的存在啊。各种东西从自己的肉体逐渐溢出而去。（预言鸟篇，P169）
肉体如若没有灵魂的支撑是无法对抗邪恶势力的，唯有被邪恶解体，灵魂才能找到回归的突破口。就似，如果不存在恶，也就没有其对立面善的存在。克里特的灵魂被击碎才会产生疼痛，才会意识到自我的存在，随即走上追寻自我之路。
2.非传统意义下的性
村上笔下的男性及女性可以说都是独立存在于社会的个体。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由而分明，并不被传统的“日本式家庭”所束缚。村上前期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家庭”，在随后的作品中村上逐渐加入“家庭”的元素，但与传统日本文学下的家庭不同，村上笔下的家庭大多是残缺而非正常的。村上在《发条鸟》中构建了“我”与妻子久美子的非传统式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没有孩子，孩子似乎是多余的元素；妻子久美子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作为男性的“我”反而处于失业状态。除此之外，久美子成长的家庭也是阴暗而畸形的，姐姐的自杀，哥哥绵谷升的邪恶压迫……家庭因素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种不健全的家庭影响下，人的内在也潜移默化地受影响、被改变。
因而，在《发条鸟》中，绵谷升的邪恶能够通过性传递于他人身上，久美子的心灵空洞所带有的“损坏”欲望，使她打破婚姻关系，将这种欲望转化为放纵“性”的形式进行发泄。而“我”也在久美子失踪期间多次与“意识娼妇”加纳克里特发生过肉体关系，克里特将久美子的意识通过性这一通道传达于“我”。这些描写都可以看出村上极力使性脱离家庭、道德、伦理的约束，赋予其多元而自由的特性，来解构约束人性的东西。
除此之外，与传统小说中那种缠绵悱恻的、唯美而温婉的爱情书写方式完全不同，《发条鸟》中的爱情不是通过直接描写人物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性为连接点，通过具有象征意味的无常及超现实因素来表述的。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关于作为久美子意识化身的神秘电话女郎的描写。文中多次出现神秘女郎的影子，从在第一次毫无征兆的来电中挑逗“我”，到之后在过程中替换克里特与“我”交合，再到彼端世界里给予“我”亲吻，通过性来暗示“我”，即——我就是久美子，我爱你，我需要你，请将我带出这个黑暗的世界。
在《发条鸟》中，爱看似与性分离，性不被爱情所束缚。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曾说过：“性欲能由‘因孤独而造成的焦虑感’所激发，能由抑制情感和被情感抑制的欲望所激发；能由虚荣心所激发，甚至能由伤害和损毁的欲望所激发；性欲同样也能由爱所激发”[9]。根据弗洛姆的分析，性欲能由多种情感所激发，爱只是其中的一种，从人类根性来看，爱情并不是满足欲望的必需品。但村上想要表现的并非如此，《发条鸟》中的性具有更深层的隐喻性，它是救赎的工具。另外，村上并非实际将性视为独立于爱情的东西，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让它与爱情紧密结合着，如久美子将内心诉求与意识通过性传达于“我”，而“我”依靠性渐渐接近久美子，最后终于找到了她。两性双方逐渐加深对彼此的了解，甚至寻回了曾经所忽视的爱情。
三.性的解放意义
1.女性的自我解放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这样论述过，“美学/色情的弥天神话主要是构建在女性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女性和身体在奴役中曾结合在一起，那么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且合乎历史的”、“正是随着她的一步步解放，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10]事实上，从女性解放的视角看来，女性的确变得自由而独立。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消费社会中，女性的身体曾被附上的符号与欲望性质似乎没有减少。我们不能断言身为男性的村上笔下的女性是完全与男性相平等的，但可以看出村上尽可能在小说中解构禁锢女性的东西。
《发条鸟》中与性接触最多的女性角色为加纳克里特。村上对她的塑造由“身体”出发，让她的肉体经历了极度疼痛——毫无感觉——感官正常这三个阶段。以二十岁时的自杀事件为界线，克里特从身体的极度疼痛脱离出来，随即陷入毫无感觉的状态之中。“我来了兴致，想多少体味一下没有疼痛的人生是怎么一码事。死反正随时可死”，克里特自此从肉体的痛苦中解放，但实际上，此时她的灵魂与身体仍旧是分离的，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切欲求的基础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11]
而与绵谷升的非正常性交使克里特肉体感官第二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性交之后，克里特的感官变得与常人无异。正如前文所述，克里特由此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然而自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此时的她仍旧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克里特成为姐姐马耳他的灵媒，以性为媒介，例如在梦中同“我”多次交合，她穿梭于他人的意识之中，并试图通过他人来探寻自己。常年从事着这种工作的克里特原本认为一切都是在正确的目的下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的，直到她后来通过在井中的深思意识到了：“我这个人在如此長久的岁月里居然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娼妇，是肉体娼妇，是意识娼妇！” 克里特的性活动都不是建立在自主意愿之上的，缺失了女性自我意志的性是不完整的性，这样的行为无法使克里特寻找到自我的价值。村上似乎想要表达，女性唯有通过自我意志才能发现自我存在的意义。 于是克里特决定最后一次同“我”性交，将过去的一切非自我意志的东西抛弃。从克里特下定决心的时候，可以说她在解放自身的“性”的同时也从“性”中解放出来了。村上还从身体的角度表现了克里特的解放，例如在某天夜里克里特突然睡在“我”的身旁，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她穿着“我”的妻子久美子的衣服。
“不过你的衣服到底怎么了？”
“不见了。”加纳克里特干脆地说。
“不见了？”
“嗯，是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见了。”（预言鸟篇，P159）
克里特丢掉了衣服，等于同过去的自己告别。消费社会中，衣服一直是束缚女性的东西，女性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体型，或是为了吸引异性总会在衣服上费尽心思。而在社会中，若是一名女性没有穿衣服，她会暴露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之下，会遭受同性的鄙夷，异性不怀好意的意淫。我们可以说，女性的身体是被压抑着的，是不自由的，是带有符号意义的。克里特衣服的遗失或丢弃，代表着她身体上枷锁的脱落。而她无谓的态度，说明她已突破规制，从人制的道德上一跃而过。
克里特决定最后一次同“我”性交的第二天，她不再穿久美子的衣服，而只是随意套上了一件男性T恤，“在早晨的光线中，那阴毛闪着淡淡的颜色”（预言鸟篇，P125）。村上将两性的差距缩小，尽可能以平等的目光来审视女性的身体，这里没有性欲，只是客观地进行描述。再回过头来思考鲍德里亚的话，可以说村上的确努力撕开了女性的“外衣”。
2.男性的自我解放
村上给予女性以超越传统的独立意志，让女性从性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性的解放意义同样作用于男性，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男性的自我解放建立在女性之上，也就是说，性对男性的作用是以女性为导体的。如小说中“我”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是以妻子久美子的失踪为前提的，寻找、拯救久美子的过程就是探索、重新认识“我”自己的过程；克里特同“我”性交，让“我”在性高潮中射精，帮助“我”排除迷惑、接近真相；在“我”的脸上生出“青痣”之后，通过纳姿梅格帮助“我”将彼端世界带来的邪恶、恐惧等因素清出身体……
村上笔下的男性无法离开性与女性独自生存，他们需要性交，并需要女性的引导和帮助。也许在性交过程中女性的行为体现着某些传统的女性观——即女性的肉体是男性欲望释放的出口，然而村上恰恰是想要强调女性为男性带来的精神拯救作用。她们不是依靠男性而活着，而是通过自己的意志及行为给予男性以积极的影响，并增强两性之间的互动性。
而性通过女性究竟为男性带来了怎样的解放？“我”长时间在井中独处后与笠原May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结婚的时候，我们想做的就是那个。我想脱离过去存在的我自己。久美子也跟我一样。我们想要在那新世界，取得适合于自己原来本性的所谓自己。我们以为我们在那里，可以过得更科学，更吻合自己本性的生活方式。”
……
“我觉得你从一开始想法就有点错了。……‘那么，现在来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吧。’或‘好了，从今以后我要改头换面做一个新的自己。’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预言鸟篇，P121）
为什么“我”与久美子都想要脱离过去存在的自我？过去存在的自我受什么因素影响而不被自己认同？如果一个人抱着模糊的自我存在意义或是受社会体制等因素影响而被误读的存在意义生存着，尽管采取表面上同从前不一样的方式如婚姻来改变什么的话，本质上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因为所谓正确的、真正的自己根本不存在。正如福柯和尼采的看法，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发现是去找到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发明却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人本身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规则、准则或规范，也就不存在什么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本质。[12]
一切的突破点在于“我”最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这种意识一部分是由性带给我的。性将久美子的“话语”传达于“我”，使“我”意识中一直感到迷惑的东西变得清晰，其中包括久美子的真实意志、“我”与久美子的爱情、一直压抑着我们的“理想自我”以及“我”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而另一部分是被性为女性带来的解放力量所影响的，如加纳克里特告别过去的勇气、久美子在黑暗中的隐忍与努力……
3.村上作品中性的超越意义
村上春树的作品超越了传统日本文学之处在于其笔下人物的独立性、叙事手法的多元性、主题的广阔性以及作品对人心灵的“疗愈性”，而《发条鸟》正是这样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传统视角来看，性总是与爱连接在一起，然而《发条鸟》中的性看似独立于爱情，实际上是相爱双方谋求心灵契合的通道。其次，村上赋予性以深刻而多元的隐喻性，带有超现实的色彩：性能够跨越空间通过身体传达心灵语言，性能全然改变身体的感官，性能引导人的意志，给予人“发明自我”的灵感。
村上笔下的性使两性脱离婚姻、道德、体制的束缚，在体制社会中自由而独立地生存。女性不再处于依附地位，她们努力以坚强意志反抗禁锢自我的东西；男性不再是施加方，他们接受女性的精神指引，认同女性的独立精神，尊重女性的反抗意志。两性之间以性为牵引相互帮助、相互需求和彼此依靠。
注释：
[1]作品原名为『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中国大陆的主要翻译版本为《奇鸟行状录》（林少华译），200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台湾的主要翻译版本为《发条鸟年代记》（赖明珠译），2016年由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本文采用赖明珠的译文及译名。
[2]林少华.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J].外国文学评论，2009（1）：113.
[3]卢静娜.论村上春树创作的本土性[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
[4]参见秦刚.《海边的卡夫卡》现象及其背后（译者序），（日）小森阳一.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秦刚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4.
[5]转引自刘研、李春洁.身体的出场、规训与突围——论村上春树的“身体写作”[J].东方丛刊，2010（2）：60.
[6]杨炳菁.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D].吉林：吉林大学，2009.
[7]转引自刘研、李春洁.身体的出场、规训与突围——论村上春树的“身体写作”[J].东方丛刊，2010（2）：61.
[8]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4.
[9]（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康革尔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7-48.
[10]（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0.
[11]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1.
[12]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3-4.
参考文献：
[1]（日）村上春树.发条鸟年代记，赖明珠译[M].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
[2]（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康革尔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郝祥满.日本人的色道[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6]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7]刘研、李春洁.身体的出场、规训与突围——论村上春树的“身体写作”[J].东方丛刊，2010.
[8]林少华.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樹——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J].外国文学评论，2009.
[9]陶琦.福柯性学及其文化意义[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10]王勇.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性爱救赎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6.
[11]杨炳菁.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D].吉林：吉林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