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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如果把大学比作一列火车，清华北大是软卧，其他名校是硬卧，一本二本是硬座，三本专科是站票，成教是挤厕所的。到了目的地，没人在乎你是怎么来的，只在乎你能干什么。”如今，对于那些刚“下车”的大学毕业生而言，更郁闷的是发现搭不上大学这列火车的农民工兄弟似乎在就业市场更吃香。
于是，大学这列火车不再那么富有吸引力。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高考人数已连续5年下降。2009至2012年，全国共有300万高中生放弃高考，占毕业生总数的10%。对农村弃考生来说，城市日益激烈的应届生就业竞争和高昂的学费、生活费，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权衡读大学的利弊。今年中国有699万名大学毕业生，人数比去年增长3%，就业岗位却减少了15%。
而许多城市学生弃考后选择出国留学，但他们中的六成是“海归”，有的甚至成了“海带”（海外留学回国待业）。据悉，201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近40万人，返流已达23.03万人次，2006年至2012年中国留学生累计回国人数达104.87万人次。“海归”不只互相竞争，还要和“土鳖”（国内高校毕业生）进行一番厮杀，“僧多粥少”的就业市场注定十分惨烈。
如今，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不禁要问：读大学究竟还值不值？
新“读书无用”论
大学生就业难不仅让高考失色，也让“读书无用”论卷土重来。
建国至今，中国一共出现过三次“读书无用”论的思潮。第一次是在“文革”后期，以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为高潮，那些年“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成为广大青年的口头禅，学校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成为批斗的对象。以大老粗为时尚，越穷越光荣。
第二次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典型的口头禅就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进入国营事业集体等等所谓“单位”的人，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而勤劳致富。由于体制等原因，教授、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依然在单位拿着固定工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
如今的“读书无用”论首先从农村出现。过去靠高考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面临无能为力的三大难题：一是高考的公平性不如以前；二是高昂的学费让贫困家庭难以负担；三是花费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在一些农村学校，放弃高考的学生高达三成。
尤其在如今“大学生满大街都是”的前提下，“有个好爸爸就有好前程”的“拼爹”现象随处可见，考大学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高。要不然，“奋斗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调调怎么能引起万千屌丝的共鸣？
都是扩招惹的祸？
事实上，新“读书无用”论始于2003年，当时的国人第一次发现大学生竟然存在“就业难”的尴尬。值得注意的是，那一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也被许多人认为对后来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难辞其咎。殊不知，当年扩招政策不仅是一项教育改革，更是对当时中国的一针经济强心剂。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贸易额锐减，同时国内又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消费市场不景气，经济发展缺乏原动力。为了减弱压力，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银行的8万亿私人居民储蓄，希望通过高校扩招并收费的方式将这些存款引入教育消费。
在扩招前，恢复高考2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18-22岁年龄段人口之比）从1.55%升至9.76%。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扩招可以“一箭三雕”：首先通过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缓解国家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实现中国经济“软着陆”，减少亚洲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其次，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长期面临的经费投入不足难题，促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此外，扩招可以吸纳部分高中毕业生，延缓他们的就业时间，至少可以给大量因国企改革而产生的下岗职工让位。
1998年11月，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上书国务院总理，首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一个月后，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振兴行动计划》，计划到2000年使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2010年接近15%。
1998年，中国大学新生人数为108.4万，但1999年的招生人数一下子跃升至159.7万，增幅高达47.3%。上海姑娘小金至今都记得自己2003年复旦本科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尴尬：“校园招聘我几乎都去了，也有一些公司的面试机会，但总是拿不到理想的offer。当时大家的起薪预期也从3000元一路降到‘白菜价’1500元，当然，这只有不考虑租房的本地学生才能承受。我后来去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笔试通过了，就去离家最近的区统战部面试，想不到遇到了同班同学，正在感叹‘同室操戈’的时候，我们的大学辅导员也走了进来，她当时研究生毕业，和我们竞争同一个职位！”
事实上，自1999年扩招以来，念大学就不再是件“稀罕事”——200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教育部制定的2010年目标，2005年以来始终超过20%，2012年更是达到30%。
而从2004年开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逐渐来临，农民工“用工荒”问题日益凸现，一些人开始质疑：如果中国的大学保持精英教育，而让更多高中毕业生成为蓝领技术工人，“就业难”和“用工荒”问题是否也就迎刃而解？
“主要问题不是大学生太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左学金博士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大学生比重还不够，国家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何现在就不能容纳这么多大学生呢？”在左学金看来，扩招本身没有错，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存在不少问题，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中国中小企业创业的商务环境较差，劳动力市场分层和社会流动性差，这些问题造成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愿意去当公务员或去事业单位、大企业等有保障的单位，而不愿意去创业或去民营企业打拼。 今年上海青浦区城管大队计划招收城管队员60名，引来数百人报名，最后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环节的180人中，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2名博士和119名硕士，还有一名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海归”。姑且不论城管是否需要研究生学历，毕竟这工作在上海可是“铁饭碗”——2011年起，上海城管开始参照国家公务员待遇，招录纳入公务员考试后，各区街头都出现了硕士城管的身影，仅青浦区城管执法大队先后有9名硕士入职。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也认为大家不能把“板子”打在扩招的身上：“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更容易吸纳低端劳动力，因此对农民工需求大，而对高端劳动力需求不足。”李长安还告诉《新民周刊》，“青年就业率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现在希腊、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超过50%。”
“眼高手低”为哪般
即便在“史上最难求职季”的今年，部分 90后毕业生似乎全然不顾市场的低谷，“从容”和“挑剔”比往年更甚。根据前程无忧今年5月发布的《应届毕业生面试爽约》调查报告，应届生面试爽约率再创新高，近两成的雇主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面临着超过75%的面试爽约率。
“职位申请太多，答应的面试太多”是应届生给出最多的面试“爽约”理由，达到25.7%。海投、海申仍然是90后求职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互联网越来越依赖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能力却呈现“退化”态势。一些应届生在接到面试通知的一刻不知如何回答，到最后就造成面试都答应了，却无法妥善安排时间，有的发现地方不熟或路程较远，就放弃了。“企业提供的薪酬比较低”也是他们直接放弃面试机会的原因。
前程无忧发现，有超过20%的学生承认“其实工作不难找”，只是自己比较挑剔。而挑剔的背后，是对“上班”的缺乏兴趣。受访的学生中竟有超过六成的应届生认为，求职是需要父母帮衬的，如同当年他们的求学和未来的婚姻。一位毕业生曾被两家雇主看重，但家长认为还可以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慢慢找，总有机会的。
应届大学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让企业不再“唯学历论”。沪江网现有专职员工600人左右，兼职员工达到2000多人。员工平均年龄24岁。沪江网CFO兼党支部书记于杰告诉《新民周刊》，“沪江网招收的大多是大学毕业生，而我们的客服总监就是高中学历，但她后来自己进修，而且工作十分出色。”沪江网以往招收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占到八成，去年降到五成，今年可能继续下降，“从去年开始，企业挑选余地就越来越大，我们也希望招收更多有工作经验的人。”
当大学生就业形势总体严峻之际，中职校近年来交出的“就业成绩单”就漂亮多了。根据上海市教委的数据，2012年上海中职生就业率近98%，五成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八成多毕业生修读专业与就业岗位对口。其中，航空服务、护理、数控技术应用和汽车运用与维修等专业毕业生的总体薪资水平比较高。不少用人单位表示，招聘中职毕业生时最看重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责任心、主动性，对于用工成本、团队合作等方面则是次要因素。相对学历层次而言，中职毕业生的年龄问题对工作影响程度更大些。
“大学教育本来就不是单纯为了提高就业率的，这和技校没有可比性。”2011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山东姑娘小杜两年来已经换了四份工作，虽然目前月薪四千的她在上海只能勉强养活自己，但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不读大学，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吗？大学教育是给学生一个人生意义和世界观的启蒙，跟技校是不同层次上的。如果我读了技校，即便轻松找到工作，眼光也就眼前那一亩三分地，对整个宏观的行业、对整个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认知都会是蒙昧肤浅的。”在小杜看来，大学教育的效果会在10年20年后显现。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2012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07 届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薪2483 元，毕业三年后平均月收入为 5296 元；高职高专毕业半年为1735 元，三年后为 3480 元。值得注意的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很快就追上了一直工作的同届本科毕业生；专转本的毕业生收入也不低于一直工作的同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提升学历所中断的就业并未带来明显的收入劣势，学历提升还会在将来带来更大的回报。说白了，如今文凭的含金量虽然降低了，但还管用。
李长安认为大家没有必要放大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五六月间的签约率低，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今年7月统计的初次就业率也很低。而到12月份统计的二次就业率更能说明应届生的就业情况。我自己的学生签约率目前就有六成。”
对症下药
面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李长安建议政府可以在短期政策方面鼓励大学生创业、改变就业观，政府也可以多开设一些公益性岗位 。
2008年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的小肖在外企工作4年后，于去年年底开始创业。“继续在公司里面发展，从长期上来说，5年，甚至10年，能做到什么程度，都是有前辈的经历可以参考的。我想自己出来试一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在小肖看来，现在的创业环境并不差，“真的创业，只要有靠谱的计划，心态踏实一点，都能生存。资金、扶持是次要的。”但他并不建议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除非是跟随有经验的人一起做。“大部分创业都不是单靠想法和技术就能成功的。”
在长期政策方面，李长安建议中国教育体制需要改革：“我们现在不够重视非学历教育，忽视技能，造成很多大学生毕业时没有任何竞争优势。”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也需要调整，应该发展现代服务业，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否则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窘境每年都将继续。
于是，大学这列火车不再那么富有吸引力。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高考人数已连续5年下降。2009至2012年，全国共有300万高中生放弃高考，占毕业生总数的10%。对农村弃考生来说，城市日益激烈的应届生就业竞争和高昂的学费、生活费，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权衡读大学的利弊。今年中国有699万名大学毕业生，人数比去年增长3%，就业岗位却减少了15%。
而许多城市学生弃考后选择出国留学，但他们中的六成是“海归”，有的甚至成了“海带”（海外留学回国待业）。据悉，201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近40万人，返流已达23.03万人次，2006年至2012年中国留学生累计回国人数达104.87万人次。“海归”不只互相竞争，还要和“土鳖”（国内高校毕业生）进行一番厮杀，“僧多粥少”的就业市场注定十分惨烈。
如今，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不禁要问：读大学究竟还值不值？
新“读书无用”论
大学生就业难不仅让高考失色，也让“读书无用”论卷土重来。
建国至今，中国一共出现过三次“读书无用”论的思潮。第一次是在“文革”后期，以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为高潮，那些年“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成为广大青年的口头禅，学校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成为批斗的对象。以大老粗为时尚，越穷越光荣。
第二次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典型的口头禅就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进入国营事业集体等等所谓“单位”的人，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而勤劳致富。由于体制等原因，教授、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依然在单位拿着固定工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
如今的“读书无用”论首先从农村出现。过去靠高考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面临无能为力的三大难题：一是高考的公平性不如以前；二是高昂的学费让贫困家庭难以负担；三是花费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在一些农村学校，放弃高考的学生高达三成。
尤其在如今“大学生满大街都是”的前提下，“有个好爸爸就有好前程”的“拼爹”现象随处可见，考大学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高。要不然，“奋斗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调调怎么能引起万千屌丝的共鸣？
都是扩招惹的祸？
事实上，新“读书无用”论始于2003年，当时的国人第一次发现大学生竟然存在“就业难”的尴尬。值得注意的是，那一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也被许多人认为对后来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难辞其咎。殊不知，当年扩招政策不仅是一项教育改革，更是对当时中国的一针经济强心剂。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贸易额锐减，同时国内又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消费市场不景气，经济发展缺乏原动力。为了减弱压力，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银行的8万亿私人居民储蓄，希望通过高校扩招并收费的方式将这些存款引入教育消费。
在扩招前，恢复高考2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18-22岁年龄段人口之比）从1.55%升至9.76%。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扩招可以“一箭三雕”：首先通过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缓解国家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实现中国经济“软着陆”，减少亚洲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其次，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长期面临的经费投入不足难题，促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此外，扩招可以吸纳部分高中毕业生，延缓他们的就业时间，至少可以给大量因国企改革而产生的下岗职工让位。
1998年11月，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上书国务院总理，首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一个月后，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振兴行动计划》，计划到2000年使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2010年接近15%。
1998年，中国大学新生人数为108.4万，但1999年的招生人数一下子跃升至159.7万，增幅高达47.3%。上海姑娘小金至今都记得自己2003年复旦本科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尴尬：“校园招聘我几乎都去了，也有一些公司的面试机会，但总是拿不到理想的offer。当时大家的起薪预期也从3000元一路降到‘白菜价’1500元，当然，这只有不考虑租房的本地学生才能承受。我后来去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笔试通过了，就去离家最近的区统战部面试，想不到遇到了同班同学，正在感叹‘同室操戈’的时候，我们的大学辅导员也走了进来，她当时研究生毕业，和我们竞争同一个职位！”
事实上，自1999年扩招以来，念大学就不再是件“稀罕事”——200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教育部制定的2010年目标，2005年以来始终超过20%，2012年更是达到30%。
而从2004年开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逐渐来临，农民工“用工荒”问题日益凸现，一些人开始质疑：如果中国的大学保持精英教育，而让更多高中毕业生成为蓝领技术工人，“就业难”和“用工荒”问题是否也就迎刃而解？
“主要问题不是大学生太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左学金博士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大学生比重还不够，国家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何现在就不能容纳这么多大学生呢？”在左学金看来，扩招本身没有错，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存在不少问题，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中国中小企业创业的商务环境较差，劳动力市场分层和社会流动性差，这些问题造成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愿意去当公务员或去事业单位、大企业等有保障的单位，而不愿意去创业或去民营企业打拼。 今年上海青浦区城管大队计划招收城管队员60名，引来数百人报名，最后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环节的180人中，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2名博士和119名硕士，还有一名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海归”。姑且不论城管是否需要研究生学历，毕竟这工作在上海可是“铁饭碗”——2011年起，上海城管开始参照国家公务员待遇，招录纳入公务员考试后，各区街头都出现了硕士城管的身影，仅青浦区城管执法大队先后有9名硕士入职。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也认为大家不能把“板子”打在扩招的身上：“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更容易吸纳低端劳动力，因此对农民工需求大，而对高端劳动力需求不足。”李长安还告诉《新民周刊》，“青年就业率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现在希腊、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超过50%。”
“眼高手低”为哪般
即便在“史上最难求职季”的今年，部分 90后毕业生似乎全然不顾市场的低谷，“从容”和“挑剔”比往年更甚。根据前程无忧今年5月发布的《应届毕业生面试爽约》调查报告，应届生面试爽约率再创新高，近两成的雇主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面临着超过75%的面试爽约率。
“职位申请太多，答应的面试太多”是应届生给出最多的面试“爽约”理由，达到25.7%。海投、海申仍然是90后求职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互联网越来越依赖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能力却呈现“退化”态势。一些应届生在接到面试通知的一刻不知如何回答，到最后就造成面试都答应了，却无法妥善安排时间，有的发现地方不熟或路程较远，就放弃了。“企业提供的薪酬比较低”也是他们直接放弃面试机会的原因。
前程无忧发现，有超过20%的学生承认“其实工作不难找”，只是自己比较挑剔。而挑剔的背后，是对“上班”的缺乏兴趣。受访的学生中竟有超过六成的应届生认为，求职是需要父母帮衬的，如同当年他们的求学和未来的婚姻。一位毕业生曾被两家雇主看重，但家长认为还可以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慢慢找，总有机会的。
应届大学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让企业不再“唯学历论”。沪江网现有专职员工600人左右，兼职员工达到2000多人。员工平均年龄24岁。沪江网CFO兼党支部书记于杰告诉《新民周刊》，“沪江网招收的大多是大学毕业生，而我们的客服总监就是高中学历，但她后来自己进修，而且工作十分出色。”沪江网以往招收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占到八成，去年降到五成，今年可能继续下降，“从去年开始，企业挑选余地就越来越大，我们也希望招收更多有工作经验的人。”
当大学生就业形势总体严峻之际，中职校近年来交出的“就业成绩单”就漂亮多了。根据上海市教委的数据，2012年上海中职生就业率近98%，五成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八成多毕业生修读专业与就业岗位对口。其中，航空服务、护理、数控技术应用和汽车运用与维修等专业毕业生的总体薪资水平比较高。不少用人单位表示，招聘中职毕业生时最看重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责任心、主动性，对于用工成本、团队合作等方面则是次要因素。相对学历层次而言，中职毕业生的年龄问题对工作影响程度更大些。
“大学教育本来就不是单纯为了提高就业率的，这和技校没有可比性。”2011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山东姑娘小杜两年来已经换了四份工作，虽然目前月薪四千的她在上海只能勉强养活自己，但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不读大学，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吗？大学教育是给学生一个人生意义和世界观的启蒙，跟技校是不同层次上的。如果我读了技校，即便轻松找到工作，眼光也就眼前那一亩三分地，对整个宏观的行业、对整个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认知都会是蒙昧肤浅的。”在小杜看来，大学教育的效果会在10年20年后显现。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2012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07 届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薪2483 元，毕业三年后平均月收入为 5296 元；高职高专毕业半年为1735 元，三年后为 3480 元。值得注意的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很快就追上了一直工作的同届本科毕业生；专转本的毕业生收入也不低于一直工作的同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提升学历所中断的就业并未带来明显的收入劣势，学历提升还会在将来带来更大的回报。说白了，如今文凭的含金量虽然降低了，但还管用。
李长安认为大家没有必要放大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五六月间的签约率低，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今年7月统计的初次就业率也很低。而到12月份统计的二次就业率更能说明应届生的就业情况。我自己的学生签约率目前就有六成。”
对症下药
面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李长安建议政府可以在短期政策方面鼓励大学生创业、改变就业观，政府也可以多开设一些公益性岗位 。
2008年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的小肖在外企工作4年后，于去年年底开始创业。“继续在公司里面发展，从长期上来说，5年，甚至10年，能做到什么程度，都是有前辈的经历可以参考的。我想自己出来试一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在小肖看来，现在的创业环境并不差，“真的创业，只要有靠谱的计划，心态踏实一点，都能生存。资金、扶持是次要的。”但他并不建议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除非是跟随有经验的人一起做。“大部分创业都不是单靠想法和技术就能成功的。”
在长期政策方面，李长安建议中国教育体制需要改革：“我们现在不够重视非学历教育，忽视技能，造成很多大学生毕业时没有任何竞争优势。”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也需要调整，应该发展现代服务业，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否则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窘境每年都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