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抗战时期川东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为研究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重要例证。笔者通过翻阅大量抗战时期川东农村的调查报告，发现当时川东农民整体农产收入依然不足，需要通过副业补贴收入，其生活水平以恩格尔系数衡量，消费结构严重失衡，由于收入的不足，川东地区的农民普遍依赖借贷度日。生活水平方面，川东农民主要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其房屋、衣着等粗劣不堪，卫生水平极其低劣，其消费结构几乎都属于绝对贫困型，农民的普遍贫困也是其农业生产缺少足够资本投入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贫困；川东地区；农民生活；量化分析
农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对于近代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近年来成功颇丰，①但是对于抗战时期对于大后方农村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空白状态，那么川东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程度究竟怎样？为什么粮价的上涨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为什么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扩大其生产规模？这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分析。实际上，战时国民政府的相关建设机构、中国农民银行、四川大学以及民间机构对川东地区农民生活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得出了许多统计数据，这也为我们对战时川东地区农民生活进行系统分析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量化分析战时川东地区农民生活水平，并分析其中原因。
一、农民收入
抗战爆发后，其影响起初并未波及四川的农业。南京沦陷以后，少数人士由下江入川，武汉失守以后，入川者人数渐多，消费增加，但1938和1939两年四川省大丰收，没有刺激价格的上涨，到1940年春夏天气干旱，再加上存量消耗渐空，米价如久睡猛醒，接连上涨，到了秋季，因秋收歉收，米价又不断猛涨，以至超过棉花油菜蚕丝甘蔗及肉类等的比率。[1]在大地主从日益上涨的粮食价格中获得暴利，但大多数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户，都未得分享这种上涨的好处，因为他们很少有稻米拿到市场上去销售。比如当时北碚的佃农，至少99%没有多的米谷出卖。他们生产的稻谷，除缴给他地主之外，经常不够自己消费。所以佃农出卖到市场上的米谷，是微不足道。1940年入夏以后，北碚粮价逐日高升，每旧斗米涨过30元，几乎等于1939年生产成本的10倍，1940年的5倍。可是米价高涨的时候对于直接生产米谷的佃农却有害，原来粮食价格既然上涨，人工费及农具费也都高涨了，佃农们收获稻谷后，要送入地主的谷仓中缴纳谷租，没有多的米谷出卖去补偿米谷的生产费，所以一般佃农并没有粮价上涨而受益。在粮价高涨声中，最大的受益者，惟有地主。[2]
1944年调查的璧山74户自耕农中，其平均每户一年收获稻谷仅约9市石。调查的102户佃农经营面积较大，但缴纳租谷以后，仅剩余10市石，也不是很多。杂粮以高粱蚕豆为主，各家收获不多。各家的家禽以鸡鸭为主，平均每户约养5只，园艺以蔬菜为主，大部分收获主要供家庭消费，很少能可供有出售的。[3]
当时农家的田产收入由现金和非现金收入组成，现金收入比重越高表明商品化程度越高，根据卜凯的研究，30年代中国农家农产品出售部份占总产品之52.6%，[4]已达相当高度，但1944年在巴县兴隆乡的调查结果确和卜凯的结论相差甚远，全区平均现金收入仅占7.28%，即便商品化程度略高的平地区也不到20%。[5]该区和川东其他地区一样佃农比例甚高，其收获产物，多缴纳地主，所剩余尚不足以维持生活，当无产品可资出售。[6]结合上文中璧山农家和北碚农家的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因为川东农家出产产品只能满足基本消费，而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投入市场销售。
除了农产收入，副业收入也是川东农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川东地区的农家副业种类极为复杂，为了增加收入，无论男女老幼，很多农民都参与了副业的经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在川东地区的农家副业经营中，许多地区的农户往往大量投入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的经营中。在1944年璧山县所调查的269户中填报兼营副业的共113户，其中织布一项占49户。璧山以织布工业著名，当时花纱布管制局及军需署被服厂都在璧山发放棉纱，令民众代织，规定每匹发给棉纱若干，织成后再按尺给以工资。1944年7月间每匹工价花纱局发500元，被服厂发400元。[7]多数织布业者仅有一两架织布机，利用自家劳力，领纱织布，弥补家庭收入。也有中小农家宁愿少种田地，将自有田产佃出一部份，留出资本与劳力从事织布工业，因为收租与织布两项利益合计，高于单纯的从事农作所得利润。农家因织布所得收入，平均每年每户均为204000余元，每个工人每年为50800余元。[8]可见璧山农民通过纺织等副业得到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其农产品的收入，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补充。
二、农民消费结构
生活消费的分配结构，是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又一重要指标。对于一般农家而言，通常用于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事项的百分比越大，则生活程度越低，关于川东地区农民的支出情况，以璧山为例，1944年，其农家的食物开支，平均水平达到了71.9%，其中地主为34.1%，地主兼自耕农59.5%，自耕农为71.7%，半自耕农为80.1%，佃农为77.6%，雇农则更是达到了86.4%。总体而言，食物开支在总开支中所占的水平随着农民收入的递减呈负相关趋势。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若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②，璧山县农村属于绝对贫困型，根据1944年在巴县兴隆乡的调查结果，该乡农民各项费用的百分比中食物占71.9%[9]，恩格尔系数也高达71.9%，可见其一般农家生活水准之低。结合上文我们还可以发现，璧山除地主以及地主兼自耕农以外普遍存在入不敷出的情况，因此举债成为了很多农家的选择。
三、农民负债情况
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10]因此，对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1938年的时候川东地区农民的平均负债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2.38%，而根据1933年的调查当时全国农家平均负债率为56%[11]，可见当时川东地区农民负债情况较为普遍。1944年的璧山县被调查的269户中，负债者共计130户，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就各种农户比较，负债户数占百分比最高的是半自耕农，约占其总户数的64%。地主负债仅有1户，且债额甚小，并且没有利息。而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与佃农三类农户，负债户数均约占一半。[12] 与此同时，川东地区的农民还要承担不菲的利息，例如当时云阳一般比期息高至1分8，或盛行日息每100元每10日取利6元。[13]利息之高令人惊叹。而根据中国农民银行1940到1941年对四川省10县的调查结果，全省非合作社借贷平均利率为24%，合作社利率为12.1%。[14]川东地区农民的收入总体而言仍然处于低水平，负债情况较为普遍，并且要承担不菲的利息，农村资金的匮乏和农民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了农村高利贷盛行，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四、生活程度分析
（一）营养结构
除了食品在全部生活消费中的比例，还可以从食品营养的结构对农民生活水平进行分析。由一年内每人平均消费食量种类及数量上，可更进一步看出其生活程度的高低。根据1938年对川东18县的调查，其农家稻麦豆等食粮占绝对多数，每年约消耗4石，其第一餐第二餐多系干饭，第三餐第四餐则为稀饭，贫苦者终日吃杂粮饭。佐餐之菜，以鲜菜为多，献菜次之，肉类极少。[15]这种以粮食为主的食品结构，是农村生态环境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它反过来又对土地数量和生产力形成较高的要求，从而导致生活消费和土地生产的矛盾，农民不得不降低粮食质量满足自己。[16]
（二）房屋住处
田场房屋建筑的好坏，足以反映农民经济能力的强弱及生活程度的高低，川东地区多山，风暴极少，所以当地房屋建筑普遍不是很坚固，墙壁多为竹片编成，再涂上泥，屋顶多用瓦，很少用草，主要因为川东地区气候潮湿，用草容易腐烂，反不经济。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地面多为土地，不加木板或其他铺设。[17]
在1944年的巴县兴隆乡，其农家屋顶多为瓦盖，很少用草，墙壁多为竹编成再涂上泥，或全用泥土砌成，石砌者极少，每户仅0.1间而已，而砖砌的房屋，山村区与平地区情形极相似，山村区竹壁每户一间，平地区二间。地面多不用地板大都为泥土，每户平均为2.7间。[18]总体而言，当时巴县兴隆乡所使用的建筑材料较为简陋，很多材料也都是就地取材，这也和当时该地农民的收入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三）衣着服装
衣服数量，质料优劣，都足以表现农家经济情况。在巴县兴隆乡的调查当中当地农家衣服种类计有17种，主要有长衫、褂裤、鞋、头巾、棉袄等，短裤背心帽袜等极少，可以想见当地农民衣着异常匮乏。川东地区农民服装不仅服装数量短缺，在服装的品质方面，以巴县兴隆场为例，该地农场场主服装多为棉织品，占总衣服90%以上，而兴隆场农民大多穿草鞋戴草帽，因此衣服之品质中，将草质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对巴县兴隆乡的调查，其农民工作服装中土布占84%，洋布占7%，皮绒不及1%，草鞋、帽所用的草竟占9%。原来兴隆乡农民穿草鞋之风盛行，不仅贫农穿草鞋，地主富农绅粮，很多也穿草鞋，大农场主经济能力比小农场主强，草鞋的双数较多，小农因经济能力关系，草鞋甚至都不能固全，只有赤足。[19]
五、结语
抗战时期川东农村的生活可以以194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到1940年米价全面上涨，这一时期大量外来人口开始涌入大后方，但总体粮食需求依然可以得到满足，通货膨胀程度还在承受范围以内。第二个阶段从1940年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米价日益飞涨，通货膨胀程度日益严重，加上川东地区租佃率过高，大量的粮食掌握在地主手中而不是普通农家手中，因此农民没有从粮价上涨中受益。在收入方面，当时的川东农民的农业产量仅能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缺少足够的剩余投入市场，因此副业收入也是川东农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消费结构上，食物支出在农家总支出中占据绝对多数，恩格尔系数严重偏高，属于绝对贫困型。收入的不足使得借贷在当时的川东农村变得极为普遍，并且绝大多数农民基本没有存款可言。在整体生活水平上，川东农民饮食质量普遍偏低，建筑材料因财力所限大多因地制宜且居住条件粗劣不堪，广大农民衣不蔽体。总之，战时川东地区农家生活普遍日趋贫困，折射出了战时大后方农村经济的日益衰退。同时，由于川东地区农民的普遍贫困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与地主等其他阶层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也激化了农村社会矛盾。而国民政府由于解决农民生活贫困问题措施的乏力，在田赋征实等问题上因为种种原因使农民负担过重，农民生活压力日趋增大，生活水平始终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使得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改进都成为了空中楼阁。
注释：
①主要研究成果有（加）伊莎白，俞锡玑著《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美）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美）黄宗智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等。
②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依据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困与富裕的标准为：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一49%为小康，30%-39%为富裕，低29%为最富裕。
参考文献：
[1]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J].四川经济季刊，1943（1）.48.
[2]陈正谟.北碚一带的米谷生产成本[J].中农月刊，1939（12）.101.
[3]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1）.341.
[4]卜凯[美].中国农家经济[M].商务印书馆，1936.76
[5]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50.
[6]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50.
[7]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调查.[J]四川经济季，1945（1）.349.
[8]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调查.[J]四川经济季，1945（1）.350.
[9]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60.
[10]费正清[美].剑桥中华民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2.
[11]各省农民借贷调查[J].农情报告，1934（4），30.
[12]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调查[J].四川经济季，1945（1）.351.
[13]陈洪进.三十二年之四川农业[J].四川经济季刊.1944（2）.252.
[14]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业金融[M]，中农印刷所，1941.75
[15]叶懋.川东农业调查（续二）[J].建设周讯，1939（15—16）.37
[16]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J].近代史研究（7）.12.
[17]叶懋.川东农业调查（续二）[J].建设周讯，1939（15—16）.37
[18]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61.
[19]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61.
关键词：贫困；川东地区；农民生活；量化分析
农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对于近代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近年来成功颇丰，①但是对于抗战时期对于大后方农村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空白状态，那么川东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程度究竟怎样？为什么粮价的上涨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为什么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扩大其生产规模？这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分析。实际上，战时国民政府的相关建设机构、中国农民银行、四川大学以及民间机构对川东地区农民生活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得出了许多统计数据，这也为我们对战时川东地区农民生活进行系统分析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量化分析战时川东地区农民生活水平，并分析其中原因。
一、农民收入
抗战爆发后，其影响起初并未波及四川的农业。南京沦陷以后，少数人士由下江入川，武汉失守以后，入川者人数渐多，消费增加，但1938和1939两年四川省大丰收，没有刺激价格的上涨，到1940年春夏天气干旱，再加上存量消耗渐空，米价如久睡猛醒，接连上涨，到了秋季，因秋收歉收，米价又不断猛涨，以至超过棉花油菜蚕丝甘蔗及肉类等的比率。[1]在大地主从日益上涨的粮食价格中获得暴利，但大多数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户，都未得分享这种上涨的好处，因为他们很少有稻米拿到市场上去销售。比如当时北碚的佃农，至少99%没有多的米谷出卖。他们生产的稻谷，除缴给他地主之外，经常不够自己消费。所以佃农出卖到市场上的米谷，是微不足道。1940年入夏以后，北碚粮价逐日高升，每旧斗米涨过30元，几乎等于1939年生产成本的10倍，1940年的5倍。可是米价高涨的时候对于直接生产米谷的佃农却有害，原来粮食价格既然上涨，人工费及农具费也都高涨了，佃农们收获稻谷后，要送入地主的谷仓中缴纳谷租，没有多的米谷出卖去补偿米谷的生产费，所以一般佃农并没有粮价上涨而受益。在粮价高涨声中，最大的受益者，惟有地主。[2]
1944年调查的璧山74户自耕农中，其平均每户一年收获稻谷仅约9市石。调查的102户佃农经营面积较大，但缴纳租谷以后，仅剩余10市石，也不是很多。杂粮以高粱蚕豆为主，各家收获不多。各家的家禽以鸡鸭为主，平均每户约养5只，园艺以蔬菜为主，大部分收获主要供家庭消费，很少能可供有出售的。[3]
当时农家的田产收入由现金和非现金收入组成，现金收入比重越高表明商品化程度越高，根据卜凯的研究，30年代中国农家农产品出售部份占总产品之52.6%，[4]已达相当高度，但1944年在巴县兴隆乡的调查结果确和卜凯的结论相差甚远，全区平均现金收入仅占7.28%，即便商品化程度略高的平地区也不到20%。[5]该区和川东其他地区一样佃农比例甚高，其收获产物，多缴纳地主，所剩余尚不足以维持生活，当无产品可资出售。[6]结合上文中璧山农家和北碚农家的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因为川东农家出产产品只能满足基本消费，而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投入市场销售。
除了农产收入，副业收入也是川东农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川东地区的农家副业种类极为复杂，为了增加收入，无论男女老幼，很多农民都参与了副业的经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在川东地区的农家副业经营中，许多地区的农户往往大量投入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的经营中。在1944年璧山县所调查的269户中填报兼营副业的共113户，其中织布一项占49户。璧山以织布工业著名，当时花纱布管制局及军需署被服厂都在璧山发放棉纱，令民众代织，规定每匹发给棉纱若干，织成后再按尺给以工资。1944年7月间每匹工价花纱局发500元，被服厂发400元。[7]多数织布业者仅有一两架织布机，利用自家劳力，领纱织布，弥补家庭收入。也有中小农家宁愿少种田地，将自有田产佃出一部份，留出资本与劳力从事织布工业，因为收租与织布两项利益合计，高于单纯的从事农作所得利润。农家因织布所得收入，平均每年每户均为204000余元，每个工人每年为50800余元。[8]可见璧山农民通过纺织等副业得到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其农产品的收入，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补充。
二、农民消费结构
生活消费的分配结构，是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又一重要指标。对于一般农家而言，通常用于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事项的百分比越大，则生活程度越低，关于川东地区农民的支出情况，以璧山为例，1944年，其农家的食物开支，平均水平达到了71.9%，其中地主为34.1%，地主兼自耕农59.5%，自耕农为71.7%，半自耕农为80.1%，佃农为77.6%，雇农则更是达到了86.4%。总体而言，食物开支在总开支中所占的水平随着农民收入的递减呈负相关趋势。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若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②，璧山县农村属于绝对贫困型，根据1944年在巴县兴隆乡的调查结果，该乡农民各项费用的百分比中食物占71.9%[9]，恩格尔系数也高达71.9%，可见其一般农家生活水准之低。结合上文我们还可以发现，璧山除地主以及地主兼自耕农以外普遍存在入不敷出的情况，因此举债成为了很多农家的选择。
三、农民负债情况
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10]因此，对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1938年的时候川东地区农民的平均负债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2.38%，而根据1933年的调查当时全国农家平均负债率为56%[11]，可见当时川东地区农民负债情况较为普遍。1944年的璧山县被调查的269户中，负债者共计130户，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就各种农户比较，负债户数占百分比最高的是半自耕农，约占其总户数的64%。地主负债仅有1户，且债额甚小，并且没有利息。而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与佃农三类农户，负债户数均约占一半。[12] 与此同时，川东地区的农民还要承担不菲的利息，例如当时云阳一般比期息高至1分8，或盛行日息每100元每10日取利6元。[13]利息之高令人惊叹。而根据中国农民银行1940到1941年对四川省10县的调查结果，全省非合作社借贷平均利率为24%，合作社利率为12.1%。[14]川东地区农民的收入总体而言仍然处于低水平，负债情况较为普遍，并且要承担不菲的利息，农村资金的匮乏和农民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了农村高利贷盛行，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四、生活程度分析
（一）营养结构
除了食品在全部生活消费中的比例，还可以从食品营养的结构对农民生活水平进行分析。由一年内每人平均消费食量种类及数量上，可更进一步看出其生活程度的高低。根据1938年对川东18县的调查，其农家稻麦豆等食粮占绝对多数，每年约消耗4石，其第一餐第二餐多系干饭，第三餐第四餐则为稀饭，贫苦者终日吃杂粮饭。佐餐之菜，以鲜菜为多，献菜次之，肉类极少。[15]这种以粮食为主的食品结构，是农村生态环境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它反过来又对土地数量和生产力形成较高的要求，从而导致生活消费和土地生产的矛盾，农民不得不降低粮食质量满足自己。[16]
（二）房屋住处
田场房屋建筑的好坏，足以反映农民经济能力的强弱及生活程度的高低，川东地区多山，风暴极少，所以当地房屋建筑普遍不是很坚固，墙壁多为竹片编成，再涂上泥，屋顶多用瓦，很少用草，主要因为川东地区气候潮湿，用草容易腐烂，反不经济。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地面多为土地，不加木板或其他铺设。[17]
在1944年的巴县兴隆乡，其农家屋顶多为瓦盖，很少用草，墙壁多为竹编成再涂上泥，或全用泥土砌成，石砌者极少，每户仅0.1间而已，而砖砌的房屋，山村区与平地区情形极相似，山村区竹壁每户一间，平地区二间。地面多不用地板大都为泥土，每户平均为2.7间。[18]总体而言，当时巴县兴隆乡所使用的建筑材料较为简陋，很多材料也都是就地取材，这也和当时该地农民的收入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三）衣着服装
衣服数量，质料优劣，都足以表现农家经济情况。在巴县兴隆乡的调查当中当地农家衣服种类计有17种，主要有长衫、褂裤、鞋、头巾、棉袄等，短裤背心帽袜等极少，可以想见当地农民衣着异常匮乏。川东地区农民服装不仅服装数量短缺，在服装的品质方面，以巴县兴隆场为例，该地农场场主服装多为棉织品，占总衣服90%以上，而兴隆场农民大多穿草鞋戴草帽，因此衣服之品质中，将草质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对巴县兴隆乡的调查，其农民工作服装中土布占84%，洋布占7%，皮绒不及1%，草鞋、帽所用的草竟占9%。原来兴隆乡农民穿草鞋之风盛行，不仅贫农穿草鞋，地主富农绅粮，很多也穿草鞋，大农场主经济能力比小农场主强，草鞋的双数较多，小农因经济能力关系，草鞋甚至都不能固全，只有赤足。[19]
五、结语
抗战时期川东农村的生活可以以194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到1940年米价全面上涨，这一时期大量外来人口开始涌入大后方，但总体粮食需求依然可以得到满足，通货膨胀程度还在承受范围以内。第二个阶段从1940年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米价日益飞涨，通货膨胀程度日益严重，加上川东地区租佃率过高，大量的粮食掌握在地主手中而不是普通农家手中，因此农民没有从粮价上涨中受益。在收入方面，当时的川东农民的农业产量仅能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缺少足够的剩余投入市场，因此副业收入也是川东农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消费结构上，食物支出在农家总支出中占据绝对多数，恩格尔系数严重偏高，属于绝对贫困型。收入的不足使得借贷在当时的川东农村变得极为普遍，并且绝大多数农民基本没有存款可言。在整体生活水平上，川东农民饮食质量普遍偏低，建筑材料因财力所限大多因地制宜且居住条件粗劣不堪，广大农民衣不蔽体。总之，战时川东地区农家生活普遍日趋贫困，折射出了战时大后方农村经济的日益衰退。同时，由于川东地区农民的普遍贫困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与地主等其他阶层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也激化了农村社会矛盾。而国民政府由于解决农民生活贫困问题措施的乏力，在田赋征实等问题上因为种种原因使农民负担过重，农民生活压力日趋增大，生活水平始终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使得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改进都成为了空中楼阁。
注释：
①主要研究成果有（加）伊莎白，俞锡玑著《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美）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美）黄宗智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等。
②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依据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困与富裕的标准为：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一49%为小康，30%-39%为富裕，低29%为最富裕。
参考文献：
[1]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J].四川经济季刊，1943（1）.48.
[2]陈正谟.北碚一带的米谷生产成本[J].中农月刊，1939（12）.101.
[3]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1）.341.
[4]卜凯[美].中国农家经济[M].商务印书馆，1936.76
[5]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50.
[6]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50.
[7]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调查.[J]四川经济季，1945（1）.349.
[8]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调查.[J]四川经济季，1945（1）.350.
[9]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60.
[10]费正清[美].剑桥中华民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2.
[11]各省农民借贷调查[J].农情报告，1934（4），30.
[12]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调查[J].四川经济季，1945（1）.351.
[13]陈洪进.三十二年之四川农业[J].四川经济季刊.1944（2）.252.
[14]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业金融[M]，中农印刷所，1941.75
[15]叶懋.川东农业调查（续二）[J].建设周讯，1939（15—16）.37
[16]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J].近代史研究（7）.12.
[17]叶懋.川东农业调查（续二）[J].建设周讯，1939（15—16）.37
[18]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61.
[19]贾健.四川巴县兴隆乡农场大小与农家生活程度调查[J].四川经济季刊，1945（3）.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