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上，一天也没喜欢过郭式浪漫主义，更可怕的是，这种浪漫主义不分文学内外
　　
　　在《力反“思想统一”的梁实秋》一文中，我谈到了梁实秋为普罗文学的辩护，这是为了反对当时国民党对普罗文学的封杀；但如果从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来说，梁实秋对普罗文学不但缺乏认同，甚至没有丁点好感。这当然同他在美国哈佛浸染过保守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教育有关。梁实秋眼中的普罗文学其实不是文学，而是“宣传品”和“斗争的武器”。我们不妨看看，他在和鲁迅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战中引用过的、由郭沫若翻译的苏俄诗歌《十月》的片断：
　　“我们把人伦的信条蹂躏/我们要粗暴的坐行/帽子要顶在头上/两脚要踏在棹子的当心/你们不喜我们/自从我们以流血为大笑/自从我们不再洗浣那洗了万遍的褴褛的布条/自从我们敢：王八蛋哟！这震耳的大叫……”
　　这样的诗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一种“暴力美学”，甚至它只有暴力而没有美学。在左翼那边，美学似不重要，重要的是，文艺要为革命——那时正在进行的暴力革命——服务。这是郭沫若的文艺观：“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到革命征途上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有现实主义（比如鲁迅），也有浪漫主义（比如郭沫若）。就后者言，它的要害在于未能分清文学与革命的界限。浪漫主义在文学上的任何表现都无妨，至多只是文本上的喧嚣（郭诗便是样板）。可是让浪漫主义走出文学，漫溢到社会，并且还要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本身就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20年代北伐之前，郭沫若和郁达夫在上海时，去拜访刚从苏俄回来的蒋光慈。蒋的书桌上，惹人注目地放着汪精卫和蒋介石的照片，蒋很仰慕地称这两位“了不起”，是“中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对话中，蒋光慈称“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郭沫若很心仪，认为这席话和自己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很投机：“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
　　把社会改造当做自我浪漫主义的实现，把革命看做一次浪漫主义的作业。即使动机可以理解，甚至可嘉；但仅仅出于这样的“意图伦理”，却完全可以导致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甚至意识不到的罪恶。他们完全可以被自己的动机所感动，以至为了实现它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当然也包括献身。可是，你凭什么“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些更好的什么的”，就把社会当作你浪漫的试验呢？天下人本是同床异梦，你不能认为你的梦好，就要天下人和你同一个梦，共一个理想，还称之为天下大同（请问，它同于谁？）。何况达到这大同的，却是无数人头的革命。
　　20年代前期，郭沫若在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认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有三种主张，一种是胡适之的好政府主义，一种是年轻的共产党所主张的劳农革命，还有一种主张是维护约法，以恢复民初时的局面。比胡适小一岁的郭沫若素瞧不起胡适，“好政府主义”不入郭沫若法眼，他同样不赞成他的朋友的约法裁军，认为办不到。他说：“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于革命的。我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这颇吻合他在《匪徒颂》中的句子：“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浪漫主义通常被解释为理想主义，实现他们带有浪漫色彩的社会理想如果以流血为手段，到底流的是谁的血呢？请看郭沫若的自嘲：“……在出《周报》时吼过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要‘到兵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郭在上海的住地）。用今天的词，这岂不是忽悠？忽悠大众，忽悠青年。
　　可是今天看来，热血充溢、大脑缺氧的人颇不少，还就是好忽悠。倒是胡适当时就批评：“‘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然而，郭氏的到民间去，乃是用民间的鲜血来实现自己认可的理想或主义，还自以为是在为天下。现在看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这不是戏拟，是历史。在文学上，一天也没喜欢过郭式浪漫主义，更可怕的是，这种浪漫主义不分文学内外。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