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典型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方鸿渐。谨慎认真又玩世不恭,坚定固执又优柔寡断,正直、清高又荒唐、庸俗,是方鸿渐复杂多样的性格特征,同时在方鸿渐的个人生活悲剧中,寄寓着更深的人生感叹即“围城”现象的阐发与开掘。
由此看来,方鸿渐的人生经历并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的收获而是自我的迷失和发自本性的怯懦;不是有目的的理性凯旋,而是盲目的本能受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并未赋予方鸿渐人生旅途以任何可以称为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伟大的价值目标,而是具体生动的展现了最起码的人生四种价值和四项内容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例行过程,从而就使方鸿渐这样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和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不但概括了整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也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围城》也因此不但成了整个现代人生的反映,并且也成了整个人类的写照。在这一点上,惯于胡扯的方鸿渐本人倒说:《围城》并不仅仅是他和孙柔佳“两个人的故事”,而确乎牵扯到“整个人类”的。
进入80年带末叶,知识分子和国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生存景况是如此的困窘、仄逼:住的房子是那么小,口袋里的钱是那么少、相处多年的老婆怎么一下子就变的又老又丑、粗俗泼辣还有小孩入托儿、奖金分配、婆媳关系、保姆纠纷、邻里矛盾……这么多的问题决堤般的冒出来,其触目惊心的复杂程度,足以击跨知识分子“身居陋室,心忧天下”的社会关怀情结,粉碎一切关于生活的粉红色的梦想。80年代初北岛写过一首小诗:“生活:网”表达的是知识分子一种精神不自由的痛苦。到了“小林”(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七哥”(方方《风景》)、“金麦子”和“夏春秋冬”(方方《白驹》),以及何顿笔下那些“下海捞世界”的文化人,邱华栋小说里那些大学毕业后闯京城的“外省青年”——作者称他们为“城市中的马群”、“闯入者”、“城市空心人”等等。他们关心的,孜孜以求的和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正自觉或被迫从时代精神的广场或文化艺术的镶牙塔降落到塞满蜂窝煤和大白菜的四合院、亭子间,降落到弥散着肉欲气息的双人床头。难道大学毕业后成为堂堂国家部委干部的小林每天操劳,奔忙的内容与钢铁厂的操作员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有什么不同吗?翻开钱钟书的《围城》, 我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不难看出与印家厚相似的东西。方鸿渐虽然留过洋, 但也只是个平凡的知识分子, 他没有光彩照人的个性, 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 跟无数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 经历着恋爱婚姻事业的一座座围城, 在无聊中消磨人生。实际上,方鸿渐也强烈的意识到了,“钱是非有不可的”。因此,他为赵辛楣赶送的婚礼钱而“感动得眼睛一阵潮润”;为求职来找赵辛楣介绍的王先生而被门房告知“不在”时,他“发慌的腿都软了”。生活的折磨,已使一年前还做着成就事业梦的方鸿渐沦为一个乞讨职业,渴望生存的人。事实上,方鸿渐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与有官僚靠山的苏小姐有“云泥之别”,连投靠了“资本家走狗”亲戚的孙柔嘉,他也比不上了。方鸿渐的三弟媳更是一语道白:“老大一个大学毕业留洋,前化得不少了,现在还用老头子的钱。我就不懂,他溜了洋有什么用,别说比不上二哥了,比我们老三都不如。”正因如此,孙柔嘉的兄弟“发现姐夫武不能踢球,打网球,文不能修无线电、开汽车,也觉得姐姐嫁错了人”。孙小姐的姑母干脆骂他:“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
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方鸿渐和印家厚同样的对世事人生的看破和笃信命运的摆布, 能听得到同样疲惫困顿的心灵呻吟, 以及希望和失望交织在一起的人生的烦恼;⑥不难看出小林(《一地鸡毛》)和方鸿渐是如此相象的纠缠在日常中,刚到单位的小林之所以“学生气不轻,跟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常常迟到早退,上班穿拖鞋,不主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独立见解和自我意识,拒绝向体制向异化低头的主体性,一如方鸿渐一样。
虽然当代人面对的不是方鸿渐所处的那个时代: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政务院参赞提携刚进门的女婿做“战时物资委员会长”;抗战非常时期军队利用军车走私,光大百姓流离失所……。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经济成为话语霸权。知识分子失去抵御权利和金钱霸权的价值依托和支点。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不合理的东西成为合理,本应合理的反倒不合理了。合理不合理来自市场游戏规则的裁判。就像《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拒绝了许小曼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即使是为了爱情也不能无止境的扭曲自己。拒绝厕身走路,拒绝浪费金钱,拒绝顺别人的眼,为“做个好人”、为“骨气”挣扎的活着。这样却没人理解。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池大为向马厅长提出意见,结果他成了朋友的避讳,自己被晾了起来,进了中医学会。面对现实,他的屈膝弯腰还不如侧着身子的人一句话;面对现实,坚守本身毫无意义。池大为拒绝遵守游戏规则时,面对权利场,他被人蹋到了权利边缘。在单位里,面对种种生存问题,生存欲望,小林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然而到了夜深人静或一人独处时,那个被压抑、被遗忘的灵魂似乎总要挤进他的身体,搅扰得他身心不安,两种思想,人生哲学在他脑子里展开论辩,当然论辩的结果总是世俗的,同流合污的观点占了上风。于是“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由此看来,方鸿渐的人生经历并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的收获而是自我的迷失和发自本性的怯懦;不是有目的的理性凯旋,而是盲目的本能受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并未赋予方鸿渐人生旅途以任何可以称为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伟大的价值目标,而是具体生动的展现了最起码的人生四种价值和四项内容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例行过程,从而就使方鸿渐这样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和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不但概括了整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也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围城》也因此不但成了整个现代人生的反映,并且也成了整个人类的写照。在这一点上,惯于胡扯的方鸿渐本人倒说:《围城》并不仅仅是他和孙柔佳“两个人的故事”,而确乎牵扯到“整个人类”的。
进入80年带末叶,知识分子和国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生存景况是如此的困窘、仄逼:住的房子是那么小,口袋里的钱是那么少、相处多年的老婆怎么一下子就变的又老又丑、粗俗泼辣还有小孩入托儿、奖金分配、婆媳关系、保姆纠纷、邻里矛盾……这么多的问题决堤般的冒出来,其触目惊心的复杂程度,足以击跨知识分子“身居陋室,心忧天下”的社会关怀情结,粉碎一切关于生活的粉红色的梦想。80年代初北岛写过一首小诗:“生活:网”表达的是知识分子一种精神不自由的痛苦。到了“小林”(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七哥”(方方《风景》)、“金麦子”和“夏春秋冬”(方方《白驹》),以及何顿笔下那些“下海捞世界”的文化人,邱华栋小说里那些大学毕业后闯京城的“外省青年”——作者称他们为“城市中的马群”、“闯入者”、“城市空心人”等等。他们关心的,孜孜以求的和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正自觉或被迫从时代精神的广场或文化艺术的镶牙塔降落到塞满蜂窝煤和大白菜的四合院、亭子间,降落到弥散着肉欲气息的双人床头。难道大学毕业后成为堂堂国家部委干部的小林每天操劳,奔忙的内容与钢铁厂的操作员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有什么不同吗?翻开钱钟书的《围城》, 我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不难看出与印家厚相似的东西。方鸿渐虽然留过洋, 但也只是个平凡的知识分子, 他没有光彩照人的个性, 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 跟无数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 经历着恋爱婚姻事业的一座座围城, 在无聊中消磨人生。实际上,方鸿渐也强烈的意识到了,“钱是非有不可的”。因此,他为赵辛楣赶送的婚礼钱而“感动得眼睛一阵潮润”;为求职来找赵辛楣介绍的王先生而被门房告知“不在”时,他“发慌的腿都软了”。生活的折磨,已使一年前还做着成就事业梦的方鸿渐沦为一个乞讨职业,渴望生存的人。事实上,方鸿渐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与有官僚靠山的苏小姐有“云泥之别”,连投靠了“资本家走狗”亲戚的孙柔嘉,他也比不上了。方鸿渐的三弟媳更是一语道白:“老大一个大学毕业留洋,前化得不少了,现在还用老头子的钱。我就不懂,他溜了洋有什么用,别说比不上二哥了,比我们老三都不如。”正因如此,孙柔嘉的兄弟“发现姐夫武不能踢球,打网球,文不能修无线电、开汽车,也觉得姐姐嫁错了人”。孙小姐的姑母干脆骂他:“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
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方鸿渐和印家厚同样的对世事人生的看破和笃信命运的摆布, 能听得到同样疲惫困顿的心灵呻吟, 以及希望和失望交织在一起的人生的烦恼;⑥不难看出小林(《一地鸡毛》)和方鸿渐是如此相象的纠缠在日常中,刚到单位的小林之所以“学生气不轻,跟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常常迟到早退,上班穿拖鞋,不主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独立见解和自我意识,拒绝向体制向异化低头的主体性,一如方鸿渐一样。
虽然当代人面对的不是方鸿渐所处的那个时代: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政务院参赞提携刚进门的女婿做“战时物资委员会长”;抗战非常时期军队利用军车走私,光大百姓流离失所……。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经济成为话语霸权。知识分子失去抵御权利和金钱霸权的价值依托和支点。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不合理的东西成为合理,本应合理的反倒不合理了。合理不合理来自市场游戏规则的裁判。就像《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拒绝了许小曼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即使是为了爱情也不能无止境的扭曲自己。拒绝厕身走路,拒绝浪费金钱,拒绝顺别人的眼,为“做个好人”、为“骨气”挣扎的活着。这样却没人理解。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池大为向马厅长提出意见,结果他成了朋友的避讳,自己被晾了起来,进了中医学会。面对现实,他的屈膝弯腰还不如侧着身子的人一句话;面对现实,坚守本身毫无意义。池大为拒绝遵守游戏规则时,面对权利场,他被人蹋到了权利边缘。在单位里,面对种种生存问题,生存欲望,小林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然而到了夜深人静或一人独处时,那个被压抑、被遗忘的灵魂似乎总要挤进他的身体,搅扰得他身心不安,两种思想,人生哲学在他脑子里展开论辩,当然论辩的结果总是世俗的,同流合污的观点占了上风。于是“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