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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沿着岷江的河谷走了几个小时后,开始慢慢地向上盘爬。
“看!大熊猫!”有乘客惊叫着,坐在车厢走道一边的乘客也都站起来爬到窗前看。我坐的后排座比其它的座位高,所以不用站起身,也看到了大熊猫。所有的乘客都兴奋了起来。
司机大声地说:“这是卧龙山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谁要是敢杀害、捕捉大熊猫,就要被敲脑壳的!”
乘客们三三两两地接着司机的话茬议论了起来。
翻上一座高峰,往下望去,只见岷江就在脚下白浪滚滚,隐约可闻水流湍急之声,再放眼眺望,远处云山缭绕之中,透出一片金光,太阳正在挤出云层。汽车已经爬了很高了。再看汽车在山下刚刚走过的路,像一条羊肠小道在山麓间盘旋。我发现自己被夹在悬崖绝壁和一座几乎是垂直的山麓之间。虽看不见天,但见满目苍绿。一会儿,窗外什么都看不见了,像走进了雾里,我感到心里一阵奇闷,我对身边的女士说:“麻烦,给我腾个塑料袋,快!”我把我的背包推向了她。我同时向着车窗的玻璃望了一眼:我的脸色已经成了青色,并且鼓着发白的嘴唇,一口一口地向上倒气。女士不敢怠慢,赶忙从我的背包里拿出装毛巾的塑料袋,递给了我。才过了片刻,我又叫道:“麻烦,再给我塑料袋——快!”她把我的一个装衣服的塑料袋给了我。大约是怕我出危险,她站起身大声地对司机喊道:“喂,师傅,麻烦你停停车好吗?”司机问:“搞啥子事情?上厕所?”她说:“不是,有人生病了!”司机说:“病了我才不能停车。”她都急了:“为什么?”司机大声说:“现在正在过巴朗山,海拔4523米,病人怎么受得了?我得赶快开,翻过巴郎山,病人才得到安全了!”事已至此,我只能暗暗叫苦,只能听天由命了。我后悔没有打听好路况,就到了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
“巴朗山的雪峰!”车里的乘客骚动起来。
“你看,咱们刚才是在云里,不是在雾里。咱们现在从云里出来了!你快看!天多蓝,雪多白,景色多美!”我身边的这位好心的女士大声地给我打气,只希望我能撑过这座山。我感动极了。
有个乘客大声地说:“其实云和雾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雾高了,就是云;云低了,就是雾。”
我咧着已经没有知觉的嘴唇,笑了一笑,艰难地对这位老师说:“照相,照……巴朗山……机子在背包里。”她说:“对,照相,把巴朗山照下来。——我把你也照下来。”我惨白着脸无力地说:“别,别照我。——太难看了!”她说:“就这样照,这样最自然了,这样最有纪念意义。来,笑得好看一点,把你的形象和巴郎山叠在一起。”她拿起我的照相机帮我抢下了几张珍贵的镜头。汽车飞快地向山下驶着,彩色的经幡随风猎猎地飘荡,一处接一处。车上的人们停止了惊呼喧闹,我也停止了呕吐,司机挂着空挡下山,一切都静了下来,仿佛怕惊扰了经幡下沉睡的神灵。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佛的存在,心中的沉静和肃穆油然而生。
一路的经幡,让我感觉到了香巴拉王国的存在,感觉到神灵对我的注视,感悟到神灵对我的指引,到了这里,我的心灵不由得不洁净,我的灵魂不由得不升华。这时,高山反应的痛苦仿佛已经不存在了,多年来疾病的痛苦也不复存在了。我注视着车窗外边,心静如水。
“因为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所以,原定发往阿坝县城的班车停开了。”阿坝州马尔康县城的汽车售票员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失望极了。我的失望不仅仅是没有了到达我心中的目的地的汽车,而是县城的街道上根本就没有藏族人!
一路上照顾我的好心的女士已经在四姑娘山下了车,我一个人拖着灌了铅的腿,扛着疼痛欲裂的脑袋,眼睛在县城的街道上极力地搜索着,期望着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藏袍的藏族人,以不枉我千辛万苦地来到这人迹罕见的川西高原上。同时,我还得尽快找到住的地方,否则我就会趴倒在大街上。
我找到了一个小旅馆,接待我的是位中年男子,他说他叫白玛,他还说这个旅馆是他妻子经营的,他是他们家乡的教师,是暑假来给妻子帮忙的。我问白玛:“你们这里不是藏民区吗?我怎么看到的是满街的汉族人?”
白玛听了我的话,笑了。“你没见过藏族人?刚才在街上看见的和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藏族人吗?”
我吃了一惊,说:“那些人不是和汉族人一样吗?他们为什么不穿藏族服装,却穿汉族服装呢?您看,您也是西装革履的,真看不出,您也是藏族人。”
白玛宽容地说:“现在汉族和藏族的交往日益增多,怎么说呢?——在内地城镇里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跟汉族差不多了。但是,只要你仔细分辨,你在大街上还是能分出哪一位是汉民,哪一位是藏民的。因为我们藏族人长得都比较粗犷。”
“刚才在街上,我跟他们说话,他们都说汉语,他们怎么不讲藏语呢?”我又问。
“在我们本民族之间,相互说的都是我们民族的语言。在县城居住的藏族人,差不多都会讲汉语。”
我感到体力不支了,头疼得像要炸开似的,胸闷、气短,并且昏昏欲睡。
白玛的妻子桑吉卓玛穿着漂亮的藏族服装来给我送开水。我眼前一亮,说:“我想去你们藏民居住的村子里看看,我怎么才能到达藏民居住的村子?”
桑吉卓玛是个好心的女人,她说:“我们的村子就在山上,离这里有几十里路,你要是想去,我一会儿就可以带你去。”她还说:“我的丈夫也要回学校去,因为学校就要开学了。”
我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喊:“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其实这时,高原反应给我身体带来的不适,并没有丝毫地减轻,只是因为心里鼓起的那股我自己也说不上来的劲,鼓足了我的勇气罢了。有人说:通常久病的病人都有一个通病——固执病。我大概当时就犯的是这种病。
一辆红色的老式桑塔纳出租车,载着我和白玛夫妇爬上了漫坡。他们像是走亲戚似的都换上了一身漂亮的藏袍,我的情绪处在极其亢奋之中。白玛说他们的村子就在四千多米的山上,我的亢奋都没有被打下去。过巴朗山的时候,我就已经出了状况。再上四千米,无疑我是在赌命! 来不及推敲此行的得与失,汽车已经进了山。
车行山间,左回右转,两边峰峦陡峙,嵬岩嶙峋,路边有了积雪,山腰却出现了墨绿色的云杉林带。翻过几道山梁,进入一个广阔的山中草原。高原的天空,每一个瞬间都有奇异的变化,天上的云游动得很快,像疾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行走在高原上,仿佛离天更近了,你甚至都觉得,只要把手向天上一举,就可以摘下几片飞逝的白云来。湛蓝的天幕下,有疾驶的白云从头顶上匆匆闪过;碧空下,连绵起伏的山峦,荡漾着茵绿色的波浪,草地上有数不清的牛羊,它们有的是褐色的牛,有的是花牛,还有雪白的羊,黑白褐相间,跟拼贴画一样。车又往前开了一会儿,草原逐渐开阔,再也看不到低矮的山冈和稀疏的林子了。汽车穿过放牧群,又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漂亮花,我惊呼:“好漂亮的花!”
“格桑梅朵。”桑吉卓玛说。
“什么?”我没有听懂。
白玛解释说:“其实也叫草原菊。我们藏族话叫做格桑梅朵。”
看远处,邛崃雪山上白雪耀眼。这里就是海拔四千多米的哈拉玛高山草原。清新的空气和炫目的风光令人心醉。山峁和道路如同水洗过般干净。远处黑色的山底簇拥着一群白色的房子。汽车开到近处才看清,这里的房子盖得很奇特,就是把山上的石头集中到一起,干打垒似的插建而成。之所以说它是“插建”而成,是因为房子就是由山石干干地插起来的,甚至连石缝都没有勾。我当时真想问这种房子漏不漏雨,但因为头痛欲裂,也就顾不得张口了。
汽车终于在一个叫丹瓦的村子停下来。白玛说:“这就是我们村。”
我用目光扫描了一下村子:这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藏族人村子,而且居住很分散。因为有汽车开进村子,一下子围过来好多小孩,穿得都很油腻,身上的味道也很重。我问白玛:“你们的学校也在村里吗?”
白玛说:“在村子的那边。”
于是,我们一起去看了他们村的学校。学校建在村里以前实行生产队时的一个旧牦牛棚里。
“怎么只有一个班?”我问。
“哦,我们村有十几年都没有过学校了,我是去年才承担了这里的教学,当了老师,这些学生都是去年才入学的,今年该升二年级了。”白玛说。
“那今年再有新生怎么办?”
“那就办一个复试班。反正这里又要没老师了,也说不定娃娃们还不来报名呢?”
“为什么?”我心里疑惑,“为什么这里快要没老师了?为什么娃娃们会不来报名?”我连连发问。
白玛说:“在村里当老师钱太少,乡里已经同意调我去乡里当老师了。”
“那你的这些学生怎么办?”我真为这里的学生担忧。
“那就随他们了。还想上学的,他们自己就会去乡里上学;不愿意上学的,把学校办到家门口,他们也不来上。”
“为什么?”我不知道我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自从我问第一个“为什么”开始,我就死死地盯着白玛的脸,我想看清楚他的骨子里到底是不是藏族人。因为在我心目中的藏族人根本就不是他这个样子的。
白玛似乎看出了我在盯着他,他耐心地给我解释说:“我们这里主要靠放牧过生活,有的家也种一点青稞和土豆。一般家里的青壮年和大一点的孩子都要到牧场放牧去,留在村子里的都是已经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他们在这看家,并抚养未成年的孩子。留在家里的老人们算计着,想自己的孙子要是上学了,就不能跟着自己的儿子学放牧的本事了。等儿子老了,谁照看家里的牛羊马猪?这么算,还是觉得不划算。有的家庭确实比较穷,是真的没钱,根本就交不起书费,所以他们说没钱。”
我此时盯着的白玛的脸,变成了一个电视画面: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陕北的一个山坡上,采访一个正在放羊的牧娃。
记者问:“你在干吗呢?”
孩子说:“放羊。”
“你放羊干什么?”
“放了羊卖钱。”
“卖了钱干什么?”
“娶媳妇。”
“娶了媳妇干什么?”
“生娃娃。”
“生娃娃干什么?”
“放羊。”
……
我当时正在病中,看了这段报道后,我的心就已经被孩子的话刺得鲜血淋淋的了。
今天,我亲耳听了白玛的话,我的心像要被剜出来一样疼痛。我拖着病身子,艰难地把目光投入到这片远还没有进化的寨子里,我发现人类尴尬的处境遍布每一个角落,我仿佛听见弱者在哭泣,看见文明在被人们层层地包裹了起来,我此时强烈地感觉到我这个刚被别人拯救出来的躯体,马上就要冲出去拯救别人。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社会调研者,我无权发表什么高论,但我当时的确有了一种冲动,我想说:“我来这里教这些孩子。”但终因是我一个人到藏地,人生地不熟的,又不太懂藏民的接人待物方式,也怕影响了藏汉关系,所以这句话就没有出口。
桑吉卓玛看我不再发问,就说:“去我们家吧,我妈妈说不定都等急了。”这时早有人给她家的老人送信回去了。
白玛家的房子,跟我在路上看到的房子一样,也是那种干打垒似的房子。还没走到门口,一个藏族老人双手托着一条雪白的哈达迎了上来,当哈达挂到我的脖子上的时候,白玛说:“这是我妈妈,叫阿卓玛。”我当时后悔极了,路过县城的时候,我看到街上有卖藏族服装和哈达的,我后悔没有给这位慈祥的老人也献上一条雪白的哈达。
阿卓玛说:“招待尊贵的客人不能没有青稞酒喝,更不能没有牦牛肉吃。”我当时是什么都不能吃了,但是,当主人唱着敬酒歌向我敬酒的时候,我还是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把酒干了。其实我不知道在藏人家饮酒的讲究。在藏人家饮酒尤其是敬酒时讲究“三口一杯”,即先喝一口,斟满;再喝一口,再斟满;喝上第三口,斟满干一杯。我本来不能喝酒,但因为要表示对主人的尊重,才慷慨而饮。哪知反倒弄巧成拙了。
主人看我豪气满天,以为我是“海量”,高兴坏了。当我看到又一杯酒放到我的跟前的时候,我都要哭了。
“看!大熊猫!”有乘客惊叫着,坐在车厢走道一边的乘客也都站起来爬到窗前看。我坐的后排座比其它的座位高,所以不用站起身,也看到了大熊猫。所有的乘客都兴奋了起来。
司机大声地说:“这是卧龙山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谁要是敢杀害、捕捉大熊猫,就要被敲脑壳的!”
乘客们三三两两地接着司机的话茬议论了起来。
翻上一座高峰,往下望去,只见岷江就在脚下白浪滚滚,隐约可闻水流湍急之声,再放眼眺望,远处云山缭绕之中,透出一片金光,太阳正在挤出云层。汽车已经爬了很高了。再看汽车在山下刚刚走过的路,像一条羊肠小道在山麓间盘旋。我发现自己被夹在悬崖绝壁和一座几乎是垂直的山麓之间。虽看不见天,但见满目苍绿。一会儿,窗外什么都看不见了,像走进了雾里,我感到心里一阵奇闷,我对身边的女士说:“麻烦,给我腾个塑料袋,快!”我把我的背包推向了她。我同时向着车窗的玻璃望了一眼:我的脸色已经成了青色,并且鼓着发白的嘴唇,一口一口地向上倒气。女士不敢怠慢,赶忙从我的背包里拿出装毛巾的塑料袋,递给了我。才过了片刻,我又叫道:“麻烦,再给我塑料袋——快!”她把我的一个装衣服的塑料袋给了我。大约是怕我出危险,她站起身大声地对司机喊道:“喂,师傅,麻烦你停停车好吗?”司机问:“搞啥子事情?上厕所?”她说:“不是,有人生病了!”司机说:“病了我才不能停车。”她都急了:“为什么?”司机大声说:“现在正在过巴朗山,海拔4523米,病人怎么受得了?我得赶快开,翻过巴郎山,病人才得到安全了!”事已至此,我只能暗暗叫苦,只能听天由命了。我后悔没有打听好路况,就到了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
“巴朗山的雪峰!”车里的乘客骚动起来。
“你看,咱们刚才是在云里,不是在雾里。咱们现在从云里出来了!你快看!天多蓝,雪多白,景色多美!”我身边的这位好心的女士大声地给我打气,只希望我能撑过这座山。我感动极了。
有个乘客大声地说:“其实云和雾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雾高了,就是云;云低了,就是雾。”
我咧着已经没有知觉的嘴唇,笑了一笑,艰难地对这位老师说:“照相,照……巴朗山……机子在背包里。”她说:“对,照相,把巴朗山照下来。——我把你也照下来。”我惨白着脸无力地说:“别,别照我。——太难看了!”她说:“就这样照,这样最自然了,这样最有纪念意义。来,笑得好看一点,把你的形象和巴郎山叠在一起。”她拿起我的照相机帮我抢下了几张珍贵的镜头。汽车飞快地向山下驶着,彩色的经幡随风猎猎地飘荡,一处接一处。车上的人们停止了惊呼喧闹,我也停止了呕吐,司机挂着空挡下山,一切都静了下来,仿佛怕惊扰了经幡下沉睡的神灵。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佛的存在,心中的沉静和肃穆油然而生。
一路的经幡,让我感觉到了香巴拉王国的存在,感觉到神灵对我的注视,感悟到神灵对我的指引,到了这里,我的心灵不由得不洁净,我的灵魂不由得不升华。这时,高山反应的痛苦仿佛已经不存在了,多年来疾病的痛苦也不复存在了。我注视着车窗外边,心静如水。
“因为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所以,原定发往阿坝县城的班车停开了。”阿坝州马尔康县城的汽车售票员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失望极了。我的失望不仅仅是没有了到达我心中的目的地的汽车,而是县城的街道上根本就没有藏族人!
一路上照顾我的好心的女士已经在四姑娘山下了车,我一个人拖着灌了铅的腿,扛着疼痛欲裂的脑袋,眼睛在县城的街道上极力地搜索着,期望着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藏袍的藏族人,以不枉我千辛万苦地来到这人迹罕见的川西高原上。同时,我还得尽快找到住的地方,否则我就会趴倒在大街上。
我找到了一个小旅馆,接待我的是位中年男子,他说他叫白玛,他还说这个旅馆是他妻子经营的,他是他们家乡的教师,是暑假来给妻子帮忙的。我问白玛:“你们这里不是藏民区吗?我怎么看到的是满街的汉族人?”
白玛听了我的话,笑了。“你没见过藏族人?刚才在街上看见的和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藏族人吗?”
我吃了一惊,说:“那些人不是和汉族人一样吗?他们为什么不穿藏族服装,却穿汉族服装呢?您看,您也是西装革履的,真看不出,您也是藏族人。”
白玛宽容地说:“现在汉族和藏族的交往日益增多,怎么说呢?——在内地城镇里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跟汉族差不多了。但是,只要你仔细分辨,你在大街上还是能分出哪一位是汉民,哪一位是藏民的。因为我们藏族人长得都比较粗犷。”
“刚才在街上,我跟他们说话,他们都说汉语,他们怎么不讲藏语呢?”我又问。
“在我们本民族之间,相互说的都是我们民族的语言。在县城居住的藏族人,差不多都会讲汉语。”
我感到体力不支了,头疼得像要炸开似的,胸闷、气短,并且昏昏欲睡。
白玛的妻子桑吉卓玛穿着漂亮的藏族服装来给我送开水。我眼前一亮,说:“我想去你们藏民居住的村子里看看,我怎么才能到达藏民居住的村子?”
桑吉卓玛是个好心的女人,她说:“我们的村子就在山上,离这里有几十里路,你要是想去,我一会儿就可以带你去。”她还说:“我的丈夫也要回学校去,因为学校就要开学了。”
我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喊:“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其实这时,高原反应给我身体带来的不适,并没有丝毫地减轻,只是因为心里鼓起的那股我自己也说不上来的劲,鼓足了我的勇气罢了。有人说:通常久病的病人都有一个通病——固执病。我大概当时就犯的是这种病。
一辆红色的老式桑塔纳出租车,载着我和白玛夫妇爬上了漫坡。他们像是走亲戚似的都换上了一身漂亮的藏袍,我的情绪处在极其亢奋之中。白玛说他们的村子就在四千多米的山上,我的亢奋都没有被打下去。过巴朗山的时候,我就已经出了状况。再上四千米,无疑我是在赌命! 来不及推敲此行的得与失,汽车已经进了山。
车行山间,左回右转,两边峰峦陡峙,嵬岩嶙峋,路边有了积雪,山腰却出现了墨绿色的云杉林带。翻过几道山梁,进入一个广阔的山中草原。高原的天空,每一个瞬间都有奇异的变化,天上的云游动得很快,像疾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行走在高原上,仿佛离天更近了,你甚至都觉得,只要把手向天上一举,就可以摘下几片飞逝的白云来。湛蓝的天幕下,有疾驶的白云从头顶上匆匆闪过;碧空下,连绵起伏的山峦,荡漾着茵绿色的波浪,草地上有数不清的牛羊,它们有的是褐色的牛,有的是花牛,还有雪白的羊,黑白褐相间,跟拼贴画一样。车又往前开了一会儿,草原逐渐开阔,再也看不到低矮的山冈和稀疏的林子了。汽车穿过放牧群,又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漂亮花,我惊呼:“好漂亮的花!”
“格桑梅朵。”桑吉卓玛说。
“什么?”我没有听懂。
白玛解释说:“其实也叫草原菊。我们藏族话叫做格桑梅朵。”
看远处,邛崃雪山上白雪耀眼。这里就是海拔四千多米的哈拉玛高山草原。清新的空气和炫目的风光令人心醉。山峁和道路如同水洗过般干净。远处黑色的山底簇拥着一群白色的房子。汽车开到近处才看清,这里的房子盖得很奇特,就是把山上的石头集中到一起,干打垒似的插建而成。之所以说它是“插建”而成,是因为房子就是由山石干干地插起来的,甚至连石缝都没有勾。我当时真想问这种房子漏不漏雨,但因为头痛欲裂,也就顾不得张口了。
汽车终于在一个叫丹瓦的村子停下来。白玛说:“这就是我们村。”
我用目光扫描了一下村子:这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藏族人村子,而且居住很分散。因为有汽车开进村子,一下子围过来好多小孩,穿得都很油腻,身上的味道也很重。我问白玛:“你们的学校也在村里吗?”
白玛说:“在村子的那边。”
于是,我们一起去看了他们村的学校。学校建在村里以前实行生产队时的一个旧牦牛棚里。
“怎么只有一个班?”我问。
“哦,我们村有十几年都没有过学校了,我是去年才承担了这里的教学,当了老师,这些学生都是去年才入学的,今年该升二年级了。”白玛说。
“那今年再有新生怎么办?”
“那就办一个复试班。反正这里又要没老师了,也说不定娃娃们还不来报名呢?”
“为什么?”我心里疑惑,“为什么这里快要没老师了?为什么娃娃们会不来报名?”我连连发问。
白玛说:“在村里当老师钱太少,乡里已经同意调我去乡里当老师了。”
“那你的这些学生怎么办?”我真为这里的学生担忧。
“那就随他们了。还想上学的,他们自己就会去乡里上学;不愿意上学的,把学校办到家门口,他们也不来上。”
“为什么?”我不知道我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自从我问第一个“为什么”开始,我就死死地盯着白玛的脸,我想看清楚他的骨子里到底是不是藏族人。因为在我心目中的藏族人根本就不是他这个样子的。
白玛似乎看出了我在盯着他,他耐心地给我解释说:“我们这里主要靠放牧过生活,有的家也种一点青稞和土豆。一般家里的青壮年和大一点的孩子都要到牧场放牧去,留在村子里的都是已经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他们在这看家,并抚养未成年的孩子。留在家里的老人们算计着,想自己的孙子要是上学了,就不能跟着自己的儿子学放牧的本事了。等儿子老了,谁照看家里的牛羊马猪?这么算,还是觉得不划算。有的家庭确实比较穷,是真的没钱,根本就交不起书费,所以他们说没钱。”
我此时盯着的白玛的脸,变成了一个电视画面: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陕北的一个山坡上,采访一个正在放羊的牧娃。
记者问:“你在干吗呢?”
孩子说:“放羊。”
“你放羊干什么?”
“放了羊卖钱。”
“卖了钱干什么?”
“娶媳妇。”
“娶了媳妇干什么?”
“生娃娃。”
“生娃娃干什么?”
“放羊。”
……
我当时正在病中,看了这段报道后,我的心就已经被孩子的话刺得鲜血淋淋的了。
今天,我亲耳听了白玛的话,我的心像要被剜出来一样疼痛。我拖着病身子,艰难地把目光投入到这片远还没有进化的寨子里,我发现人类尴尬的处境遍布每一个角落,我仿佛听见弱者在哭泣,看见文明在被人们层层地包裹了起来,我此时强烈地感觉到我这个刚被别人拯救出来的躯体,马上就要冲出去拯救别人。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社会调研者,我无权发表什么高论,但我当时的确有了一种冲动,我想说:“我来这里教这些孩子。”但终因是我一个人到藏地,人生地不熟的,又不太懂藏民的接人待物方式,也怕影响了藏汉关系,所以这句话就没有出口。
桑吉卓玛看我不再发问,就说:“去我们家吧,我妈妈说不定都等急了。”这时早有人给她家的老人送信回去了。
白玛家的房子,跟我在路上看到的房子一样,也是那种干打垒似的房子。还没走到门口,一个藏族老人双手托着一条雪白的哈达迎了上来,当哈达挂到我的脖子上的时候,白玛说:“这是我妈妈,叫阿卓玛。”我当时后悔极了,路过县城的时候,我看到街上有卖藏族服装和哈达的,我后悔没有给这位慈祥的老人也献上一条雪白的哈达。
阿卓玛说:“招待尊贵的客人不能没有青稞酒喝,更不能没有牦牛肉吃。”我当时是什么都不能吃了,但是,当主人唱着敬酒歌向我敬酒的时候,我还是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把酒干了。其实我不知道在藏人家饮酒的讲究。在藏人家饮酒尤其是敬酒时讲究“三口一杯”,即先喝一口,斟满;再喝一口,再斟满;喝上第三口,斟满干一杯。我本来不能喝酒,但因为要表示对主人的尊重,才慷慨而饮。哪知反倒弄巧成拙了。
主人看我豪气满天,以为我是“海量”,高兴坏了。当我看到又一杯酒放到我的跟前的时候,我都要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