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已经持续两个月以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8月15日、16日《环球人物》记者分别采访了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
　　他们都曾与香港密切相关：熊玠亲历1997年香港回归;顾敏康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执教多年。他们关注和见证了香港多年的发展，这其中有变化——“香港成为内地连接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也有不变——有些香港人对中国依然没有认同感。对于近期的香港局势，他们都有深入的思考。
　　《环球人物》：反对派的四大元凶，以“反送中”为幌子煽动了香港社会，他们的最终诉求是什么？
　　熊玠：“反送中”这个用词本身就暴露了他们的心态。首先，此次触发反对派上街游行的最早缘由，是因为一个陈姓香港人在台湾杀死了他的女朋友后躲回香港逃罪。台湾要将其引渡回台审判定罪。但香港与台湾之间，因没有既定的引渡条约，按照国际法不能将其引渡。如果香港政府不尊重法治，大可以将陈某逮捕递解台湾。但为了顾及法治的要求，特別动员了香港立法会订立一个引渡条例（简称修例），以便满足法律的要求行事。
　　这本来与任何既未犯罪也无犯罪企图的人毫无关系可言。 但是因为某些心存恐惧的人担心此引渡条例通过后，自己可能会被递解往中国大陆受审。所以，他们首先将该引渡法的提案改名为“送中”法律，然后以此为号召动员了众人上街游行反对。别的不说，试问，如果自己没有犯罪企图，为何要如此担心？再问，如果担心的不是为了自己可能被递解“送中”，难道是反对将被控的杀人犯引渡去他作案地点台湾受审不成？如果是这样，这些反对该引渡法案的人们，岂不是赞成杀人不构成受审定刑的行为。试问普天之下，有任何地方能接受这种想法吗？
　　顾敏康：毫无疑问，反对派成功利用修例挑起部分港人对内地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和恐惧，令“反送中”成为反对修例的专门口号。因此，修例是此次香港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的导火索。但是当政府宣布修例暂停后，修例本身已经不是示威或暴力活动的主要诉求了，最终的诉求可能有几个：第一，应该是争夺香港管治权，就是人们所说的“颜色革命”。他们要求港府收回“暴动罪”定义，释放所有因此次事件所拘捕人士，交出行使暴力之警察名单，等等，否则就地成立“临时政府”，收回香港管治权。这些都是摧毁法治和夺权的行为。第二，为美国增添与中国贸易谈判的筹码。黎智英公开说“为美国利益而战”，特朗普也已经将贸易谈判与香港问题捆绑，他们在呼应。第三，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凝聚人气，这当然也与管治权有关。第四，是为中国复兴添乱。目前，“港独”人员与“台独”人员等勾连，就是明证。

　　《环球人物》：他们的真实目的越来越明确了。
　　顾敏康：他们慢慢地把这些诉求都放出来了，我们也看到更多的人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这可能也是件好事。这反映出20多年来，香港政府的施政是那么软弱，政府的团结性还相当不足，反对派是那么强硬，又那么厚颜无耻，不顾社会安危。还能看出，那些背后的人是怎样在工作，国外的势力怎么从背后走到前面，包括特朗普明确说了，中国要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得先谈香港问题。很明显，他们对中国就是要添乱，香港问题就是他们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这些人，包括李柱铭之类的，和国外的勾结、勾连也更加密切了，更多地表现出了真面目。
　　《环球人物》：香港的暴力活动背后，有其自身的发展问题，所以才给了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和反对派煽动情绪的机会。香港的经济和大陆经济是什么样的关系？
　　顾敏康：站在一个中国的视角来看，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是“贡献者”，也是“受惠者”，40年来一直以自己所长服务国家所需，体现了与国家“同发展”“共繁荣”。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大批港商与香港企业家率先到内地投资;香港作为国家当时对外的一个桥梁，不断以自身优势，为国家输送资金、人才及管理制度。同时，香港制造业生产线北移到珠三角地区。香港抓住了内地制造业起飞的契机，转型成为内地连接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建立和巩固了香港今天作为国际商贸、物流、航运、金融和专业服务中心的地位。
　　《环球人物》：深圳现在被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香港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
　　顾敏康：我认为深圳作为示范区是一件好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借鉴香港好的经验，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互补。但对香港经济发展态势不会有很大影响，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固有的国际商贸、物流、航运、金融和专业服务等仍然会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香港国际争端解决中心的地位依然重要。人民币要国际化，也离不开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当然，如果风波不平息，香港的经济倒退是必然的，这种倒退决不能归结于因为深圳成为了示范区。 　　《环球人物》：您认为应该怎样理解“港人治港”这个政策？
　　顾敏康：“港人治港”这个政策应该合理解读，不是任何港人治港。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有一个标准的：“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不管他们是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是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所以说，这個政策本身没有问题。即使有人指责这个政策有问题，那可能就是选人的问题，需要选对人，也要培养好人。
　　《环球人物》：回归20多年，为什么至今有些香港人对中国仍没有认同感？
　　熊玠：我认为有三大原因：
　　第一，香港人对内地的印象，最早形成是“文革”期间。那时很多人为躲避“文革”之浩劫自内地逃至香港，而港英政府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专为接纳内地“难民”的中心，取名为“调景岭”——日后港人讥之为“吊颈岭”。此印象至今仍然在很多港人心里作祟。
　　第二，港英政府的余孽。一百五十年下来，港人所受的教育，阻碍了他们对中国获得认同感。
　　1997年，我到了香港之后，别人告诉我，港英时代这样教学生，“中国历史是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属于外国地理”。我还不相信，到外文书店去买港英时代用的历史教材，一看果然中国是“外国”。所以，香港人受到的洗脑是“中国不是我们一帮的，是外国的”。
　　再加上，港英政府让香港人认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英国人，要以做英国人为荣。我有一个在香港工作的朋友，他是新加坡人。他说：“香港很奇怪，我是新加坡来的，新加坡也有受殖民统治的时期，‘殖民老爷’还没有走，我们就把他们的公司赶走了。只有香港，‘英国老爷’走了，很多人还哭。”足见整个港英时代，英国人对港人的洗脑太严重了。
　　第三，中国在1984年与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忽略了在未来为回归的香港作必要的准备工作。譬如在学校（至少在私立学校）鼓励增加中文与中国历史的课程等等。
　　《环球人物》：是否普通话的推广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熊玠：我讲一个细节。1984年以后，就应该教香港人学普通话。港督政府当然不会教。所以我在香港只讲广东话或者英文，没法讲普通话。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中方或许应该提醒香港那些公立学校，虽然是英国人办的，但要开始教普通话了;或者可以有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1997年回归以后，年轻人依然不会讲普通话，个个会讲英文。语言的认同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也是一个遗憾吧。
　　《环球人物》：美国选择在今年去香港搞“颜色革命”，跟中美贸易战有关系吗？
　　熊玠：和新冷战有关系，中美贸易战也是新冷战的一部分。特朗普现在对中国是发动一个新冷战。旧冷战就把苏联搞垮了，新冷战就想把中国搞垮。旧冷战成功了，但是新冷战不会成功。那个时候是两大阵营，西方阵营里的其他国家都反苏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针对苏联的。而且苏联还被排斥在世界经济系统以外，苏联不是世界银行的会员国，没有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参加关贸总协定。苏联只与东欧有密切的经济关联，当东欧乱了之后，苏联国内经济也不好，经济上自然就垮了。
　　中国不然。中国不但是世界银行成员国，还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今天，特朗普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反而使中国变成全世界反对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的第一大国。特朗普退出巴黎协议，中国变成维护环境保护协议的第一大国。所以特朗普在贸易问题、香港问题的种种做法，等于帮了中国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一样，改革开放40年之后，中国经济翻了几十倍，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仍然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他的香港“颜色革命”和新冷战都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