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也许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公司。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富士康也许是过去十年间增长最快的公司，可能也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了。它们联合在一起，确立了某种产业霸权地位。但在一个开放社会，这种联合的产业霸权地位不能让他们免于被质疑。过去几年来，劳工组织、公民团体和大众媒体对这两家公司的劳工状况不断提出质疑，有人更指控富士康为“血汗工厂”。
　　与此同时，一家叫做深圳唯冠的中国大陆科技公司，因为iPad商标权注册在先，与苹果公司对簿公堂。此官司已经旷日持久，想必解决亦非短期可为。
　　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公平劳工协会（FLA)对富士康即将展开的独立审计，也未必能够给出让各方满意的答案。而中国和美国对商标权认定的标准不同，也带来了对于商标使用不同的理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这个分工合作体系已经全球化的时代，人们据以判断苹果公司、富士康之好坏的价值观，已经高度分化。
　　以下就是这种价值观分化的极好例证：2月9日，一些苹果公司消费者前往苹果公司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悉尼等地的总部和专卖店门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另有25万外国人通过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苹果公司制定相关的工人保护战略以应对其中国代工企业出现的“血汗工厂”现象。然而在中国，小资们正兴奋地对别人炫耀着自己的最新款苹果产品。
　　还有众多经济学家为富士康进行辩护。富士康为几十万来自农村的青年提供了就业岗位。据说，相对于其他工厂，富士康的待遇是相对较好的。富士康经常安排加班，但据说，加班是青年劳工们情愿的，因为他们都希望在体力较好的时候拿到更多收入。一些人眼里的血汗工厂，在另一些人眼里成为劳动天堂。大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中国各级政府并不准备对富士康进行深入调查。
　　上述种种严重分歧，部分源于观念的分歧，部分源于全球伦理与治理的滞后。
　　晚近以来，人们受到粗鄙的经济学的影响，仅从物质生产与配置的角度理解经济过程。并且，把人也予以物质化的理解，以为仅仅依赖物质性利益的激励和约束，就可以达成物质化的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协调，可以确保市场秩序之健全。
　　事情绝非这样简单。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生产与配置关系，是以复杂的道德、伦理、法律体系为基础的，甚至于依赖于人际间的微妙而深厚的情感联络纽带。我们可以现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及其所保障的全国统一市场为例予以说明。
　　全国统一市场是一个现代现象。欧洲在16世纪之前乃是封建制。封建制的特征是小共同体自我治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没有商业活动，但商业活动的范围是受到限制的。16世纪之后，由于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封建制开始瓦解，小型共同体之间的隔阂被打破，所有人成为国王的直属臣民，这些平等的臣民的集合体就是“国民”。国民是一个共同体，由共同的法律和政治所塑造，每个人都具有普遍的伦理，具有休戚与共之情感，其表现就是对内团结，对外的民族主义。
　　正是在此情感、伦理、法律等制度之基础上，出现了波普所说的“开放社会”，或者哈耶克所说的“大社会”。普遍的社会伦理约束着经济活动的主体，普遍的法律管理着企业，同样普遍的政府也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由此，人们可以相信远距离的陌生人。正是这种基于诸多精神和制度因素的信任，支持了全国性统一大市场。
　　然后来了全球化。拿国民国家与全球化下的世界相比，立刻就可以看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缺乏足够的伦理、法律与政治支持的。人们经济活动的范围，相应地，能够影响到人们的各种因素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全球。苹果公司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工厂放到中国，各国人士购买的苹果公司产品都在中国制造。然而，政治、法律乃至伦理之普遍性，却基本上只局限于享有主权的国民国家范围内。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开头提及的现象：美国人在抗议苹果公司，来自农村的中国青年却争相涌入富士康，而商标权等具体的规定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因为，人们生活在两种伦理、法律与政治的世界里。
　　那么，苹果公司、富士康错了吗？美国人的抗议是否就是道德的？富士康工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否有点漠然？中国白领的态度是否有点缺乏良心？最理性的立场也许是：他们各自采取现在的立场都有合理的理由。换一个角度说，每个立场都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现在很多人因为美国人的抗议而相信苹果公司有罪，也许有失公平。
　　这个世界的确存在着普适价值。但是，既然它是普适的，就不应当由某个国家或者某群人事先给定，而应当是所有人共同发现之结晶。而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发现过程会有紧张、甚至冲突。这是人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