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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破窗理论、彼得梯子定律和主奴辩证法等生活中的基本定律出发，说明法国社会各阶层在大革命前担任的角色以及如何由此使得大革命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法国。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破窗理论；法国大革命；启示
学界有这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的首因究竟是集权的腐败体制还是经济的繁荣。集权的腐败体制排斥了农民阶层和贵族，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重大变革，统治阶级将孤立无援。统治者在对经济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的同时，新的技术被引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也唤醒的底层人民的平等意识，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不断要求更多。无论是体制的腐败还是经济的繁荣最终都表现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最终导致大革命的爆发。
一、从生活中的基本定律看法国大革命的阶层分化与对立
（一）破窗理论——繁荣激发农民阶层冲破旧制度的枷锁
一扇窗户破了，人们对此不管不问，那么不久之后，这座房子的其它窗户也会被人打破，这是破窗理论的主要观点。托克维尔研究发现，大革命前的不断增长的繁荣并未起到安定民心的效果，相反，激发起了人民心中的不满与不安，恰恰是法国经济状况改善最明显的地方，民众的不满达到顶峰。与德意志当时的农奴制和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相比，法国并不是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1]但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托克维尔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2]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直接面对赋税，从而郁积仇恨和忌妒，而领主和贵族的统治能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这样封建制度的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剩下的那些则看起来令人厌恶百倍。被打破的这些封建制度正是最早被破坏的那扇窗，当第一扇窗被打破之后，旧制度在人们心中再也不是束之高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革命的爆发则是人们发泄对长久以来的旧制度的不满，将旧制度的窗户一一击破。
（二）彼得梯子定律——封建统治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站不住脚
劳伦斯·彼得博士在对层级组织进行多年调查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个巅覆传统思想的梯子定律：在层级组织中，员工倾向于晋升到自身不胜任的职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继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历史形态的层级发展。波旁王朝的法兰西王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它代表了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利益，它需要统治者担任封建主的角色。而法兰西第一帝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维护资产阶级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它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领导者。波旁王朝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暴君，但是他能做的和会做的都是他作为法国最大的封建主的当然抉择，但是在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初期，他使法国的部分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也曾尝试成为资产阶级领导者，事实证明他并不能胜任这样的职位。随着资产阶级在法国的崛起，波旁王朝过度集权，削弱贵族势力，压制农民阶层，这一切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背离，波旁王朝显然将自身置于无法胜任的角色。
（三）主奴辩证法——非特权等级渴望被“承认”
“主奴辩证法”是黑格尔在早期代表作《精神现象学》中所阐述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和理念之一，它清楚地说明了人为何以及如何构建自我的根源。人最深刻的欲望就是成为“主人”——有自由意志的，能够被他人承认并可以否定他人的人。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了得到“承认”而发生的战争，为了他人承认自己的主人地位即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一些人不惧死亡开展侵略性质的战争，希望他人臣服于自己。“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3]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躺在特权至上享受他们的“主人”地位，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向法国的平民等级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其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承担着赋税的非特权等级无法转嫁伤害而拿起武器向那些长期在享乐中丧失了不惧死亡的勇气的贵族阶层发起进攻。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二、法国大革命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处于大革命前的封建统治之下的法国与当下中国作简单地类比并不恰当。但是同样处在转型期，从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社会舆论的骚动以及权力腐败的滋生等负面的社会现象中无疑能够看到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影子。我们从托克维尔的眼中看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只有做到足够的准备才能不赴历史的老路。
（一）稳步推进改革，避免急剧转变
中国的改革要采用渐进式，稳步推进，而非迅猛急剧式。法国大革命前期的法国政府幻想采用迅猛急剧的连根拔起式祛除他们认为旧的东西，从而一步到位，建立统治者心中的理想王国，然而却忽视了人民大眾的接受能力和意愿。的确，废除了封建制度除去了旧的习俗风尚，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又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制度仍然不得民心。因此，中国应充分吸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在充分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稳步前进。稳定是执政者进行改革的主要目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更无改革的顺利进行，急功近利只会适得其反，这就需要改革者要稳，切忌功利主义、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和浮躁焦虑。
（二）处理好各阶层和团体的利益，避免利益分化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再昭示我们：在剧烈变迁的社会中，原有的阶层结构已经被打破，此时政府必须担负起平衡与调和利益矛盾的职责，使各方既能享有其权利又必须履行其职责。社会变迁必定会产生利益受损阶层。”[4]与强者相比，弱者自我保护能力更弱，更容易受到伤害。就目前中国改革的现状来看，城乡发展差异是最明显的利益分化之一，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古代就有“重农轻商”的封建传统，直到现在农民仍然是最庞大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农民工“尘肺”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其中映射的农民这一群体被边缘化的问题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当前在GDP排名全球第二的同时人均GDP却只在第79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而且阶层间的流动性逐渐停止或者剧减。中产阶级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承担着最大量的消费和最繁重的税。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冲突也不容忽视。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协调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的利益，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必然是经济转型时期领导决策的重中之重。 （三）正确对待舆论，完善科学高效的传播体系
舆论在当时的法国失去了控制并且演化出种种恶俗化倾向，这是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5]“三人成虎”说的正是舆论的可怕之处，就拿当前中国医生也近乎被纳入“高危”职业人群来说，正是由于社会舆论对事实的扭曲和传播，磨灭了患者对医生固有的信赖感，從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当面对患者家属的攻击、诽谤和身心伤害时，在舆论的压力下医生却无力反击和保护自己，最终酿成悲剧。在网络发达的现代化社会，舆论传播的内容之广、速度之快超乎想象。各个群体充满不满和浮躁情绪，政府公信力也逃不过舆论的挑战，社会改革呼声很高。法国大革命爆发，一个原因是作家宣扬的自由平等成为整个社会思潮，进而引导了革命推动了革命。因此，吸取历史的教训，要加强对舆论的监督和引导。新闻不是一报了之，而要监督执行，坚决杜绝恶意诽谤的舆论内容的出现。新闻媒体自身出错要坚决处理相关责任人。而作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则要做到“兼听则明”，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四）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预防权力腐败
集权腐败是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更高程度的集权，贵族阶级被排斥，成为集权的牺牲品。与其说腐败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没有政党，倒不如说过度的集权磨灭了社会自治组织存在的可能性，导致了统治者肆无忌惮的的腐败。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要想让改革顺利务实高效地进行下去，首要问题就是处理好腐败问题。虽说从目前中国反腐的实践看，个人反腐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数，但其固然具有偶然性。正视社会自治组织，保障其合法地位和权利是建立健全反腐机制的重中之重。这里的社会自治组织应当包括我国的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及其他政治性社团，也包括经济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组织，如各种经济性协会、中介性组织等。充分保障社会自治组织的独立性和合法权益，可以使其成为阻止公权力侵害私权利的一道铁丝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三、结语
看大革命前的法国与清末和当下中国都有类似的地方，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发生在繁荣法国之原因的分析，无疑对中国当下宏观政策和微观的问题都有良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除了群体性事件频发、新闻舆论膨胀、城乡发展差异大等中国在转型时期逐步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还有许多。只有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取今天的进步才能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注释：
[1]参见王尔德：《托克维尔悖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文化与生活，3013年第3期，79页。
[2]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214页。
[3]高毅：《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当下有三点启示》，观察之声，2013年，27页。
[4]王刚：《制度与革命的博弈：<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的思考》，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四期，48页。
[5]参见杨枝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3年第6期，222页。
【关键词】：破窗理论；法国大革命；启示
学界有这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的首因究竟是集权的腐败体制还是经济的繁荣。集权的腐败体制排斥了农民阶层和贵族，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重大变革，统治阶级将孤立无援。统治者在对经济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的同时，新的技术被引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也唤醒的底层人民的平等意识，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不断要求更多。无论是体制的腐败还是经济的繁荣最终都表现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最终导致大革命的爆发。
一、从生活中的基本定律看法国大革命的阶层分化与对立
（一）破窗理论——繁荣激发农民阶层冲破旧制度的枷锁
一扇窗户破了，人们对此不管不问，那么不久之后，这座房子的其它窗户也会被人打破，这是破窗理论的主要观点。托克维尔研究发现，大革命前的不断增长的繁荣并未起到安定民心的效果，相反，激发起了人民心中的不满与不安，恰恰是法国经济状况改善最明显的地方，民众的不满达到顶峰。与德意志当时的农奴制和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相比，法国并不是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1]但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托克维尔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2]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直接面对赋税，从而郁积仇恨和忌妒，而领主和贵族的统治能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这样封建制度的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剩下的那些则看起来令人厌恶百倍。被打破的这些封建制度正是最早被破坏的那扇窗，当第一扇窗被打破之后，旧制度在人们心中再也不是束之高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革命的爆发则是人们发泄对长久以来的旧制度的不满，将旧制度的窗户一一击破。
（二）彼得梯子定律——封建统治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站不住脚
劳伦斯·彼得博士在对层级组织进行多年调查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个巅覆传统思想的梯子定律：在层级组织中，员工倾向于晋升到自身不胜任的职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继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历史形态的层级发展。波旁王朝的法兰西王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它代表了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利益，它需要统治者担任封建主的角色。而法兰西第一帝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维护资产阶级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它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领导者。波旁王朝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暴君，但是他能做的和会做的都是他作为法国最大的封建主的当然抉择，但是在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初期，他使法国的部分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也曾尝试成为资产阶级领导者，事实证明他并不能胜任这样的职位。随着资产阶级在法国的崛起，波旁王朝过度集权，削弱贵族势力，压制农民阶层，这一切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背离，波旁王朝显然将自身置于无法胜任的角色。
（三）主奴辩证法——非特权等级渴望被“承认”
“主奴辩证法”是黑格尔在早期代表作《精神现象学》中所阐述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和理念之一，它清楚地说明了人为何以及如何构建自我的根源。人最深刻的欲望就是成为“主人”——有自由意志的，能够被他人承认并可以否定他人的人。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了得到“承认”而发生的战争，为了他人承认自己的主人地位即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一些人不惧死亡开展侵略性质的战争，希望他人臣服于自己。“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3]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躺在特权至上享受他们的“主人”地位，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向法国的平民等级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其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承担着赋税的非特权等级无法转嫁伤害而拿起武器向那些长期在享乐中丧失了不惧死亡的勇气的贵族阶层发起进攻。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二、法国大革命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处于大革命前的封建统治之下的法国与当下中国作简单地类比并不恰当。但是同样处在转型期，从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社会舆论的骚动以及权力腐败的滋生等负面的社会现象中无疑能够看到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影子。我们从托克维尔的眼中看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只有做到足够的准备才能不赴历史的老路。
（一）稳步推进改革，避免急剧转变
中国的改革要采用渐进式，稳步推进，而非迅猛急剧式。法国大革命前期的法国政府幻想采用迅猛急剧的连根拔起式祛除他们认为旧的东西，从而一步到位，建立统治者心中的理想王国，然而却忽视了人民大眾的接受能力和意愿。的确，废除了封建制度除去了旧的习俗风尚，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又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制度仍然不得民心。因此，中国应充分吸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在充分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稳步前进。稳定是执政者进行改革的主要目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更无改革的顺利进行，急功近利只会适得其反，这就需要改革者要稳，切忌功利主义、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和浮躁焦虑。
（二）处理好各阶层和团体的利益，避免利益分化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再昭示我们：在剧烈变迁的社会中，原有的阶层结构已经被打破，此时政府必须担负起平衡与调和利益矛盾的职责，使各方既能享有其权利又必须履行其职责。社会变迁必定会产生利益受损阶层。”[4]与强者相比，弱者自我保护能力更弱，更容易受到伤害。就目前中国改革的现状来看，城乡发展差异是最明显的利益分化之一，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古代就有“重农轻商”的封建传统，直到现在农民仍然是最庞大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农民工“尘肺”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其中映射的农民这一群体被边缘化的问题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当前在GDP排名全球第二的同时人均GDP却只在第79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而且阶层间的流动性逐渐停止或者剧减。中产阶级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承担着最大量的消费和最繁重的税。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冲突也不容忽视。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协调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的利益，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必然是经济转型时期领导决策的重中之重。 （三）正确对待舆论，完善科学高效的传播体系
舆论在当时的法国失去了控制并且演化出种种恶俗化倾向，这是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5]“三人成虎”说的正是舆论的可怕之处，就拿当前中国医生也近乎被纳入“高危”职业人群来说，正是由于社会舆论对事实的扭曲和传播，磨灭了患者对医生固有的信赖感，從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当面对患者家属的攻击、诽谤和身心伤害时，在舆论的压力下医生却无力反击和保护自己，最终酿成悲剧。在网络发达的现代化社会，舆论传播的内容之广、速度之快超乎想象。各个群体充满不满和浮躁情绪，政府公信力也逃不过舆论的挑战，社会改革呼声很高。法国大革命爆发，一个原因是作家宣扬的自由平等成为整个社会思潮，进而引导了革命推动了革命。因此，吸取历史的教训，要加强对舆论的监督和引导。新闻不是一报了之，而要监督执行，坚决杜绝恶意诽谤的舆论内容的出现。新闻媒体自身出错要坚决处理相关责任人。而作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则要做到“兼听则明”，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四）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预防权力腐败
集权腐败是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更高程度的集权，贵族阶级被排斥，成为集权的牺牲品。与其说腐败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没有政党，倒不如说过度的集权磨灭了社会自治组织存在的可能性，导致了统治者肆无忌惮的的腐败。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要想让改革顺利务实高效地进行下去，首要问题就是处理好腐败问题。虽说从目前中国反腐的实践看，个人反腐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数，但其固然具有偶然性。正视社会自治组织，保障其合法地位和权利是建立健全反腐机制的重中之重。这里的社会自治组织应当包括我国的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及其他政治性社团，也包括经济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组织，如各种经济性协会、中介性组织等。充分保障社会自治组织的独立性和合法权益，可以使其成为阻止公权力侵害私权利的一道铁丝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三、结语
看大革命前的法国与清末和当下中国都有类似的地方，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发生在繁荣法国之原因的分析，无疑对中国当下宏观政策和微观的问题都有良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除了群体性事件频发、新闻舆论膨胀、城乡发展差异大等中国在转型时期逐步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还有许多。只有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取今天的进步才能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注释：
[1]参见王尔德：《托克维尔悖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文化与生活，3013年第3期，79页。
[2]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214页。
[3]高毅：《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当下有三点启示》，观察之声，2013年，27页。
[4]王刚：《制度与革命的博弈：<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的思考》，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四期，48页。
[5]参见杨枝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3年第6期，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