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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依据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及中欧关系的新特点，从中国的战略全局和实际需要出发，高度重视中国对欧外交，对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与地位做出新判断，提出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中国的对欧外交的发展。同时，由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表现出的复杂心理，使他们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对欧外交面临挑战。为此，中国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以推动中国与欧外交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战略定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2
收稿日期：2014-11-25
作者简介：王巧荣，女，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
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从战略全局和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然而，由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现出的复杂心理，使他们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对欧外交也面临着挑战。
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新举措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对欧外交，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中欧关系，并以稳健的进取意识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对欧政策。
（一）高度重视中国对欧外交
在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布局中，对欧外交居于重要地位。2013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相继多次对一些欧洲国家及欧盟进行访问，增进了中国与受访国的联系和政治互信，引领了中国对欧外交的方向。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的首次外访中，即选择了瑞士和德国两个欧洲国家。李克强在访瑞期间，与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共同宣布，中瑞历经3年多的磋商，终于完成了自贸区协议谈判[1]。当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中瑞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布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对其他国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在访德期间，与德领导人共同出席大小范围会谈、见证签署协议、共见记者、启动“中德语言年”，以及出席晚宴、早餐等一系列活动，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11月，李克强总理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深化中国-东欧合作的战略框架[2]；2014年3月22日-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会”一结束就出访荷、法、德、比四国，并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欧盟总部[3]。访问期间，先后发表了5次演讲和讲话，4篇署名文章，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华文明、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对于促进欧洲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6月16日-21日，李克强总理对英国、希腊进行访问，并与分别与两国发表“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希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4]，重点在经贸领域中延展中欧合作关系。10月9日-17日，李克强对德国、俄罗斯及意大利三国进行访问。在德访问期间，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中国第三轮政府间磋商，两国共同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5]，其中纳入200多项具体合作倡议、项目和举措，涵盖中德合作20多个细分领域，是迄今为止中德之间内容最丰富的一份共同文件。两国还签署双边贸易与相互投资及技术合作协定总额为181亿美元[6]。在访意期间，李克强与意大利总理伦齐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全面推进中意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两国企业间签署的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00亿美元[7]。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史无前例地接连访问欧洲，体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中国对欧外交的重视。
（二）对中国对欧政策做出新的规划。2014年4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二份欧盟政策文件——《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8]。此前，2003年，中国外交部发表了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文件强调欧盟是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政府赞赏欧盟及其成员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并表示加强与不断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在政治、经济、科教文卫、社会、司法、行政及军事5个方面提出25个与欧合作的具体内容[9]。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总结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以来中国对欧外交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对欧盟政策目标，规划了中国今后5-10年在政治、经贸等领域与欧合作的路线图。文件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阐述了中欧之间的传统合作领域，还提到了北极事故、海上执法、联合护航、网络安全、水资源、社会求助等一些全新的合作内容，涵盖了中欧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前景。与第一份文件相比，未来中国与欧合作领域更宽，合作层次更深。同时，文件对双方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也并不回避，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涉藏问题以及军售、人权问题，特别是对于中欧之间的经贸摩擦问题，文件明确主张应通过对话磋商加以解决[8]。
（三）给予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与地位新的定位。中、欧虽然同为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中主要战略力量，但在中国对欧外交中，对于中欧关系的定位主要是着眼于地区层面的双边关系。新一届领导集体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给中欧关系以新的战略定位，即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中欧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中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10]。这一定位是201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京参加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首次提出的。2014年4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再次明确了这一定位。该文件还进一步对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的作用与地位做出新的判断，指出：欧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战略伙伴，是中国实现“新四化”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深刻洞察国际局势，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作用与地位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外交战略、中国对欧政策及中欧关系，经过深思熟虑，对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与地位做出的新判断。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欧外交不仅要着眼于区域层面的双边关系，更要着眼于战略层面、全球层面的双边合作。 （四）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确立中国对欧政策的新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盟期间，在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举行会谈时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11]。中国发表的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把打造“四大伙伴关系”确立为新时期中国对欧政策的目标。四大“伙伴关系”反映了中方在新形势下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期许。打造和平伙伴关系，就是中欧凝聚战略共识、明确双方面临的挑战、潜在分歧及承担责任，携手带头走和平发展道路。打造增长伙伴关系，就是中欧实现更高层次的互利共赢合作。《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已经提出了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至202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1万亿美元的目标。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欧方的技术与经验、欧方尽快走出欧债危机也需要中国的投资与市场。中欧携手还能促进周边经济体，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为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打造改革伙伴关系，就是双方借鉴彼此改革经验，分享彼此改革红利。中国与欧盟都处于各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需要靠改革创新来实现突破。双方可以就宏观经济、社会治理、公共政策、农业农村、就业民生、环境保护等重要领域改革加强交流、分享经验、深化合作，以合作促改革，以改革促增长，以增长促发展。打造文明伙伴关系，中欧分别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和西方文明的发祥地，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应为彼此进步提供更多营养。中国提倡的“和而不同”与欧盟的“多元一体”有许多契合之处。中欧完全可以相互尊重彼此依据自身不同的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和国情认知所选择的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社会制度，通过对话协商缩小分析（建议用“分歧”？），管控好摩擦，走相互合作的共赢之路。
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依据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依据主要是：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外交战略及中国对欧外交的实践经验。
（一）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基本依据。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和防止任何一个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敌人的崛起。中国一直是美国防范的“潜在对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美国加大了防范的力度。2009年开始，奥巴马政府正式做出 “重返亚太”的外交调整，力图主导亚太新秩序的构建。政治上，通过加强与其亚太盟国、东盟等亚太多边区域组织的关系，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试图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军事上，美军在全球重新部署，强化在亚太区域的前沿存在。近几年来，美军还不断强化与亚太多国的军事演习，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经济上，美国于2009年11月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简称TPP），希望强化对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美国的这些举措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稳步攀升。中国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封闭的、孤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持续崛起需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也需要和平环境。冷战结束以来，中、欧在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是促进国际局势和平与稳定两大力量。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发展稳定合作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的建立。
（二）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外交战略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出发点。党的十八以来确立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即： 一是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核心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国内工作重心的仍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外交工作首先还是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服务发展，促进发展，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不管是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经济目标，还是维护周边和国内的稳定，都需要妥善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对此，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大国外交。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访首站就选择俄罗斯。中俄元首签署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联合声明，明确承诺坚定支持对方发展复兴，坚定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坚定支持对方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树立了大国之间互信合作的典范。6月，习近平主席应邀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是中国大国外交一个重要环节。
（三）中国政府对欧外交实践为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就表示愿意与欧洲各国建立外交联系，包括西欧和东欧国家。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对欧外交的进展并不顺利。中国真正意义的对欧外交是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大体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2-1989年，中国对欧政策的主要方面是联合西欧应对苏联霸权的威胁。第二阶段：1989-2002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持续40 多年美苏两极格局宣告结束。欧共体追随美国以北京发生的“八九政治风波“为借口，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欧的关系急转直下。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抵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把稳定发展与西方大国间的关系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这一时期，中国对欧外交是在中国稳定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框架下进行，这一框架的主轴是中国对美外交，对欧外交是侧翼。中国对欧政策的重点是欧洲的主要大国，经济因素在中国对欧外交中的作用日益上升。第三阶段：2003-2012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进一步提高对欧外交认识，不仅重视发展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关系，还积极发展同欧盟的关系。2003年，外交部发表了首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中国对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个积极回应。从1995-2003年，欧盟相继就对华关系发表了5个政策文件，提出同中国建立一种同其在世界和地区的现实和潜在影响力相称的关系，是欧洲的优先考虑[13]。《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关于欧盟在中国外交中的定位及中欧合作的规划，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欧政策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2003年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欧关系发展引人关注。到2005年中欧建交30周年之际，双边关系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把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放弃对华武器禁令问题作为对欧政策主要内容。其初，欧方主要国家也释放出改变的善意，但后因种种原因，终未解决。从2006年起，中欧虽然在经贸、人民币汇率及人权等问题上不时出现一些不谐之音，但双边关系总体上还是处于调整、发展的态势。 中国对欧外交40年历史表明，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一直是中国营造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借重的力量。就中国发展利益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欧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到2013年，中欧双方贸易额达5591亿美元，欧盟对华累计投资超过900亿美元[14]。2004年以来，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15]。2006年以来，中国又成为欧盟第一大进口市场[16]。欧洲国家在技术转让上对中国也历来最为慷慨。这些影响也正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重视中国对欧外交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对欧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及政策建议
对欧外交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发展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体现，它将对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缺乏心理准备，这使他们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也使中国的对欧外交面临挑战。
（一）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战略疑虑。欧盟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成员德、法、意、英也曾是排名仅次于美、日的世界前几名，但最近几年陆续被中国超越过去，心里的不平衡感陡然增加。中国的快速崛起使欧盟及其成员国难以再居高临下对中国指手画脚，相反，在欧盟希望发挥影响力的许多问题上，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欧盟将难以取得成功。形势的发展要求欧盟必须以平等的态度赢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谅解与合作。这对于已经习惯了居高临下批评中国的欧洲人来说是难以适应的。与此相应的欧盟及其成员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也与日俱增。近几年欧洲出现的各种“中国威胁论”及欧盟对中非合作的诟病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二）美国因素的影响。在中欧关系史中，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欧关系中，美国因素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20世纪末，中国通过发展与欧洲主要国家务实的经贸合作，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霸权行径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不断发展，尤其是美国布什政府在2003年以反恐的名义，不仅撇开联合国，甚至在其传统的北约盟国法国和德国强烈反对下，独断专行地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美欧关系紧张、疏远。恰恰也就在这样的美欧关系低谷期，中欧关系在2003-2005年间出现了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蜜月”的时期。中欧这种互相借重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构成很好的制约。奥巴马第二任期起，重视加强对欧外交，美副总统拜登2013年2月初出席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宣称“欧洲仍然是美不可缺少的头号伙伴” [17]，美新任国务卿克里将欧洲国家作为履新后的首访对象国。2013年6月举行的八国集团北爱尔兰峰会上，美国和欧盟共同宣布，双方将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预计全部谈判在两年内完成[18]。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框架下，奥巴马政府加强对欧外交主要目的是希望借助欧盟经济实力强化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欧盟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并不持异议，作为美国盟友，欧盟也感到有义务支持美亚太政策。未来如若美欧在亚太事务上加强合作与干预必将对中国对欧外交产生影响。
（三）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和主要推动力。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蓬勃兴起，经济因素更是成为中欧双方越走越近且须臾不可分离的黏合剂。然而，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原本互补的中欧经贸关系，双方竞争性开始凸现。欧盟抱怨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并且更加频繁地诉诸贸易保护措施。与此同时，欧盟也升级其对华关于开放市场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
上述几个方面是近年来及未来影响中欧关系的主要因素，中国打造升级版的对欧外交必须妥善应对这些挑战。
（一） 充分利用中欧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机制，加强与欧洲各国及欧盟各机构间的沟通和联系，增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培育双方间的战略互信。自1998年4月亚欧首脑峰会确立中国—欧盟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后，中欧关系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003年10月，中欧确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先后建立起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三大机制；中国外长与欧盟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根据需要随时召开。自2010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倡议，中欧开始每年举办“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中欧议会机构之间的机制性联系也在增强，全国人大和政协也与欧洲议会和欧洲经社理事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目前，中欧各领域对话与磋商机制达60多个。此外，中国与西欧主要大国如德、法、英等国间也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对话与磋商机制。如中德间建立了政府定期磋商、定期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两国外交部副外长/国务秘书级政治磋商以及司局级外交政策规划、军控、领事、网络安全等分领域定期举行磋商交流等60多个政府间经常性对话机制。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是中国深入了解欧洲内部的事态演变，了解欧洲力量的起伏变化，特别是要深刻认知欧洲对华的优势及其对中国的关切重要渠道，同时，通过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中国也可以向欧洲表达我们的利益关切，使双方在充分交流信息，加深理解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利益关切，增进战略互信，共同为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
（二）加强与欧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充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冲突和失败国家、极端恐怖主义、能源和粮食安全、气候、生态等全球性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独自可以解决的，中欧作为当今国际格局中两支重要的战略力量：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贸易大国。欧盟作为具有27 个成员国的超国家组织是独特的国际行为体，是最大的贸易集团和拥有发达国家最多的区域组织，有两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欧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中欧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由于长期以来受双方把中欧关系更多地被定位为地区性双边关系的影响，再加上双方在应对一些全球治理问题认知上存在分歧，双方合作关系更多的停留在经贸层面，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比较薄弱，也成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展，加强与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协商是维护国家日益增长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中倡议中欧就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加强中欧在非洲、中亚、拉美及双方各自周边地区事务中的磋商。双方应利用现有政治对话机制讨论彼此关切的问题，并可以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建立专家级对话机制。探讨就反恐、能源安全改革等发表各种形式的共同文件，扩大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声音。 （三）妥善处理中欧在经贸方面的摩擦，进一步夯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近年来引起中欧经贸摩擦增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欧洲债务危机；一是中欧经贸关系的结构变化，即上文所说中欧经贸关系由互补关系向竞争性关系的转变。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下，欧洲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中欧贸易正常发展。因此，中国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重视欧债问题，支持维护欧元稳定，同欧方一道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扩大相互投资，深化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道路。同时，正确对待中欧间贸易争端问题。中欧间的贸易争端有些方面我们是存在问题，但主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对此，只能通过双方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事关利益我们自然要据理力争，但应该有愿意做出妥协的诚意和气度。对于中欧经贸关系中与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补贴、卫生与环保标准、劳工条件等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世贸协定为底线维护我们的权利，但也要在这些问题与世界接轨方面有所考虑。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旨在引导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制定，新的贸易谈判中都包含有对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保标准、劳工条件等的规定。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屈从于美欧的压力，但长远而言自我边缘化也不是上策。因此，应对上述几个方面的政策机制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为参与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制定争取主动。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依据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及中欧关系的新特点，从中国的战略全局和实际需要出发，高度重视中国对欧外交，对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与地位做出新判断。视中欧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欧外交不仅要着眼于区域层面的双边关系，更要着眼于战略层面、全球层面的双边合作。基于此，提出新时期中国对欧政策的目标是：打造中欧和平伙伴关系、中欧增长伙伴关系、中欧改革伙伴关系和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四大“伙伴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发展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体现，它将对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现出的复杂心理，再加美国因素及双边经贸因素的影响，使他们的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对欧外交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推动中国与欧外交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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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 Partnership[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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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何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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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战略定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2
收稿日期：2014-11-25
作者简介：王巧荣，女，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
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从战略全局和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然而，由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现出的复杂心理，使他们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对欧外交也面临着挑战。
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新举措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对欧外交，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中欧关系，并以稳健的进取意识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对欧政策。
（一）高度重视中国对欧外交
在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布局中，对欧外交居于重要地位。2013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相继多次对一些欧洲国家及欧盟进行访问，增进了中国与受访国的联系和政治互信，引领了中国对欧外交的方向。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的首次外访中，即选择了瑞士和德国两个欧洲国家。李克强在访瑞期间，与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共同宣布，中瑞历经3年多的磋商，终于完成了自贸区协议谈判[1]。当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中瑞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布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对其他国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在访德期间，与德领导人共同出席大小范围会谈、见证签署协议、共见记者、启动“中德语言年”，以及出席晚宴、早餐等一系列活动，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11月，李克强总理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深化中国-东欧合作的战略框架[2]；2014年3月22日-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会”一结束就出访荷、法、德、比四国，并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欧盟总部[3]。访问期间，先后发表了5次演讲和讲话，4篇署名文章，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华文明、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对于促进欧洲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6月16日-21日，李克强总理对英国、希腊进行访问，并与分别与两国发表“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希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4]，重点在经贸领域中延展中欧合作关系。10月9日-17日，李克强对德国、俄罗斯及意大利三国进行访问。在德访问期间，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中国第三轮政府间磋商，两国共同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5]，其中纳入200多项具体合作倡议、项目和举措，涵盖中德合作20多个细分领域，是迄今为止中德之间内容最丰富的一份共同文件。两国还签署双边贸易与相互投资及技术合作协定总额为181亿美元[6]。在访意期间，李克强与意大利总理伦齐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全面推进中意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两国企业间签署的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00亿美元[7]。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史无前例地接连访问欧洲，体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中国对欧外交的重视。
（二）对中国对欧政策做出新的规划。2014年4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二份欧盟政策文件——《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8]。此前，2003年，中国外交部发表了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文件强调欧盟是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政府赞赏欧盟及其成员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并表示加强与不断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在政治、经济、科教文卫、社会、司法、行政及军事5个方面提出25个与欧合作的具体内容[9]。第二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总结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以来中国对欧外交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对欧盟政策目标，规划了中国今后5-10年在政治、经贸等领域与欧合作的路线图。文件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阐述了中欧之间的传统合作领域，还提到了北极事故、海上执法、联合护航、网络安全、水资源、社会求助等一些全新的合作内容，涵盖了中欧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前景。与第一份文件相比，未来中国与欧合作领域更宽，合作层次更深。同时，文件对双方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也并不回避，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涉藏问题以及军售、人权问题，特别是对于中欧之间的经贸摩擦问题，文件明确主张应通过对话磋商加以解决[8]。
（三）给予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与地位新的定位。中、欧虽然同为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中主要战略力量，但在中国对欧外交中，对于中欧关系的定位主要是着眼于地区层面的双边关系。新一届领导集体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给中欧关系以新的战略定位，即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中欧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中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10]。这一定位是201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京参加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首次提出的。2014年4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再次明确了这一定位。该文件还进一步对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的作用与地位做出新的判断，指出：欧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战略伙伴，是中国实现“新四化”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深刻洞察国际局势，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作用与地位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外交战略、中国对欧政策及中欧关系，经过深思熟虑，对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与地位做出的新判断。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欧外交不仅要着眼于区域层面的双边关系，更要着眼于战略层面、全球层面的双边合作。 （四）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确立中国对欧政策的新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盟期间，在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举行会谈时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11]。中国发表的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把打造“四大伙伴关系”确立为新时期中国对欧政策的目标。四大“伙伴关系”反映了中方在新形势下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期许。打造和平伙伴关系，就是中欧凝聚战略共识、明确双方面临的挑战、潜在分歧及承担责任，携手带头走和平发展道路。打造增长伙伴关系，就是中欧实现更高层次的互利共赢合作。《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已经提出了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至202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1万亿美元的目标。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欧方的技术与经验、欧方尽快走出欧债危机也需要中国的投资与市场。中欧携手还能促进周边经济体，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为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打造改革伙伴关系，就是双方借鉴彼此改革经验，分享彼此改革红利。中国与欧盟都处于各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需要靠改革创新来实现突破。双方可以就宏观经济、社会治理、公共政策、农业农村、就业民生、环境保护等重要领域改革加强交流、分享经验、深化合作，以合作促改革，以改革促增长，以增长促发展。打造文明伙伴关系，中欧分别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和西方文明的发祥地，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应为彼此进步提供更多营养。中国提倡的“和而不同”与欧盟的“多元一体”有许多契合之处。中欧完全可以相互尊重彼此依据自身不同的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和国情认知所选择的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社会制度，通过对话协商缩小分析（建议用“分歧”？），管控好摩擦，走相互合作的共赢之路。
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依据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依据主要是：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外交战略及中国对欧外交的实践经验。
（一）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基本依据。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和防止任何一个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敌人的崛起。中国一直是美国防范的“潜在对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美国加大了防范的力度。2009年开始，奥巴马政府正式做出 “重返亚太”的外交调整，力图主导亚太新秩序的构建。政治上，通过加强与其亚太盟国、东盟等亚太多边区域组织的关系，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试图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军事上，美军在全球重新部署，强化在亚太区域的前沿存在。近几年来，美军还不断强化与亚太多国的军事演习，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经济上，美国于2009年11月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简称TPP），希望强化对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美国的这些举措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稳步攀升。中国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封闭的、孤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持续崛起需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也需要和平环境。冷战结束以来，中、欧在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是促进国际局势和平与稳定两大力量。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发展稳定合作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的建立。
（二）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外交战略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出发点。党的十八以来确立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即： 一是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核心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国内工作重心的仍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外交工作首先还是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服务发展，促进发展，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不管是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经济目标，还是维护周边和国内的稳定，都需要妥善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对此，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大国外交。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访首站就选择俄罗斯。中俄元首签署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联合声明，明确承诺坚定支持对方发展复兴，坚定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坚定支持对方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树立了大国之间互信合作的典范。6月，习近平主席应邀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是中国大国外交一个重要环节。
（三）中国政府对欧外交实践为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就表示愿意与欧洲各国建立外交联系，包括西欧和东欧国家。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对欧外交的进展并不顺利。中国真正意义的对欧外交是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大体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2-1989年，中国对欧政策的主要方面是联合西欧应对苏联霸权的威胁。第二阶段：1989-2002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持续40 多年美苏两极格局宣告结束。欧共体追随美国以北京发生的“八九政治风波“为借口，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欧的关系急转直下。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抵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把稳定发展与西方大国间的关系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这一时期，中国对欧外交是在中国稳定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框架下进行，这一框架的主轴是中国对美外交，对欧外交是侧翼。中国对欧政策的重点是欧洲的主要大国，经济因素在中国对欧外交中的作用日益上升。第三阶段：2003-2012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进一步提高对欧外交认识，不仅重视发展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关系，还积极发展同欧盟的关系。2003年，外交部发表了首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中国对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个积极回应。从1995-2003年，欧盟相继就对华关系发表了5个政策文件，提出同中国建立一种同其在世界和地区的现实和潜在影响力相称的关系，是欧洲的优先考虑[13]。《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关于欧盟在中国外交中的定位及中欧合作的规划，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欧政策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2003年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欧关系发展引人关注。到2005年中欧建交30周年之际，双边关系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把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放弃对华武器禁令问题作为对欧政策主要内容。其初，欧方主要国家也释放出改变的善意，但后因种种原因，终未解决。从2006年起，中欧虽然在经贸、人民币汇率及人权等问题上不时出现一些不谐之音，但双边关系总体上还是处于调整、发展的态势。 中国对欧外交40年历史表明，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一直是中国营造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借重的力量。就中国发展利益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欧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到2013年，中欧双方贸易额达5591亿美元，欧盟对华累计投资超过900亿美元[14]。2004年以来，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15]。2006年以来，中国又成为欧盟第一大进口市场[16]。欧洲国家在技术转让上对中国也历来最为慷慨。这些影响也正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重视中国对欧外交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对欧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及政策建议
对欧外交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发展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体现，它将对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缺乏心理准备，这使他们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也使中国的对欧外交面临挑战。
（一）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战略疑虑。欧盟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成员德、法、意、英也曾是排名仅次于美、日的世界前几名，但最近几年陆续被中国超越过去，心里的不平衡感陡然增加。中国的快速崛起使欧盟及其成员国难以再居高临下对中国指手画脚，相反，在欧盟希望发挥影响力的许多问题上，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欧盟将难以取得成功。形势的发展要求欧盟必须以平等的态度赢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谅解与合作。这对于已经习惯了居高临下批评中国的欧洲人来说是难以适应的。与此相应的欧盟及其成员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也与日俱增。近几年欧洲出现的各种“中国威胁论”及欧盟对中非合作的诟病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二）美国因素的影响。在中欧关系史中，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欧关系中，美国因素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20世纪末，中国通过发展与欧洲主要国家务实的经贸合作，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霸权行径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不断发展，尤其是美国布什政府在2003年以反恐的名义，不仅撇开联合国，甚至在其传统的北约盟国法国和德国强烈反对下，独断专行地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美欧关系紧张、疏远。恰恰也就在这样的美欧关系低谷期，中欧关系在2003-2005年间出现了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蜜月”的时期。中欧这种互相借重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构成很好的制约。奥巴马第二任期起，重视加强对欧外交，美副总统拜登2013年2月初出席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宣称“欧洲仍然是美不可缺少的头号伙伴” [17]，美新任国务卿克里将欧洲国家作为履新后的首访对象国。2013年6月举行的八国集团北爱尔兰峰会上，美国和欧盟共同宣布，双方将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预计全部谈判在两年内完成[18]。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框架下，奥巴马政府加强对欧外交主要目的是希望借助欧盟经济实力强化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欧盟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并不持异议，作为美国盟友，欧盟也感到有义务支持美亚太政策。未来如若美欧在亚太事务上加强合作与干预必将对中国对欧外交产生影响。
（三）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和主要推动力。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蓬勃兴起，经济因素更是成为中欧双方越走越近且须臾不可分离的黏合剂。然而，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原本互补的中欧经贸关系，双方竞争性开始凸现。欧盟抱怨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并且更加频繁地诉诸贸易保护措施。与此同时，欧盟也升级其对华关于开放市场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
上述几个方面是近年来及未来影响中欧关系的主要因素，中国打造升级版的对欧外交必须妥善应对这些挑战。
（一） 充分利用中欧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机制，加强与欧洲各国及欧盟各机构间的沟通和联系，增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培育双方间的战略互信。自1998年4月亚欧首脑峰会确立中国—欧盟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后，中欧关系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003年10月，中欧确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先后建立起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三大机制；中国外长与欧盟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根据需要随时召开。自2010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倡议，中欧开始每年举办“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中欧议会机构之间的机制性联系也在增强，全国人大和政协也与欧洲议会和欧洲经社理事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目前，中欧各领域对话与磋商机制达60多个。此外，中国与西欧主要大国如德、法、英等国间也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对话与磋商机制。如中德间建立了政府定期磋商、定期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两国外交部副外长/国务秘书级政治磋商以及司局级外交政策规划、军控、领事、网络安全等分领域定期举行磋商交流等60多个政府间经常性对话机制。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是中国深入了解欧洲内部的事态演变，了解欧洲力量的起伏变化，特别是要深刻认知欧洲对华的优势及其对中国的关切重要渠道，同时，通过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中国也可以向欧洲表达我们的利益关切，使双方在充分交流信息，加深理解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利益关切，增进战略互信，共同为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
（二）加强与欧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充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冲突和失败国家、极端恐怖主义、能源和粮食安全、气候、生态等全球性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独自可以解决的，中欧作为当今国际格局中两支重要的战略力量：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贸易大国。欧盟作为具有27 个成员国的超国家组织是独特的国际行为体，是最大的贸易集团和拥有发达国家最多的区域组织，有两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欧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中欧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由于长期以来受双方把中欧关系更多地被定位为地区性双边关系的影响，再加上双方在应对一些全球治理问题认知上存在分歧，双方合作关系更多的停留在经贸层面，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比较薄弱，也成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展，加强与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协商是维护国家日益增长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中倡议中欧就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加强中欧在非洲、中亚、拉美及双方各自周边地区事务中的磋商。双方应利用现有政治对话机制讨论彼此关切的问题，并可以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建立专家级对话机制。探讨就反恐、能源安全改革等发表各种形式的共同文件，扩大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声音。 （三）妥善处理中欧在经贸方面的摩擦，进一步夯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近年来引起中欧经贸摩擦增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欧洲债务危机；一是中欧经贸关系的结构变化，即上文所说中欧经贸关系由互补关系向竞争性关系的转变。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下，欧洲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中欧贸易正常发展。因此，中国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重视欧债问题，支持维护欧元稳定，同欧方一道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扩大相互投资，深化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道路。同时，正确对待中欧间贸易争端问题。中欧间的贸易争端有些方面我们是存在问题，但主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对此，只能通过双方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事关利益我们自然要据理力争，但应该有愿意做出妥协的诚意和气度。对于中欧经贸关系中与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补贴、卫生与环保标准、劳工条件等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世贸协定为底线维护我们的权利，但也要在这些问题与世界接轨方面有所考虑。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旨在引导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制定，新的贸易谈判中都包含有对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保标准、劳工条件等的规定。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屈从于美欧的压力，但长远而言自我边缘化也不是上策。因此，应对上述几个方面的政策机制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为参与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制定争取主动。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依据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及中欧关系的新特点，从中国的战略全局和实际需要出发，高度重视中国对欧外交，对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与地位做出新判断。视中欧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欧外交不仅要着眼于区域层面的双边关系，更要着眼于战略层面、全球层面的双边合作。基于此，提出新时期中国对欧政策的目标是：打造中欧和平伙伴关系、中欧增长伙伴关系、中欧改革伙伴关系和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四大“伙伴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发展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体现，它将对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现出的复杂心理，再加美国因素及双边经贸因素的影响，使他们的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对欧外交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推动中国与欧外交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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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铺设友谊、合作的桥梁[N].人民日报，201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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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N].人民日报，2014-10-11.
[6]李克强同默克尔共同主持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N].人民日报，2014-10-11.
[7]推动中意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丰富成果[N].人民日报，2014-10-16.
[8]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N].人民日报，2014-04-03.
[9]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3（33）：24-28.
[10]习近平.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N].人民日报，2012-11-21.
[11]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14-04-01.
[12]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28.
[13]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COM （95）279 final， 5July1995，http：//aei.pitt.edu/2784/1/2784.pdf.
[13]是书还是杂志？
[14]深化中欧合作 增进互利共赢[N].人民日报，2014-03-21.
[15]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04-12-09.
[16]中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N].人民日报，2007-01-29.
[17]杨 宁，张国成.“再平衡战略”能否更加平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3-14.
[18]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 Partnership[DB/O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17/fact-sheet-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t-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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