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师饭桌上认识杨麟先生将近20年了。最初他每年在台湾、美国、上海和香港飞来飞去，到香港就必定到怀师的寓所来。今年85岁的杨先生人高马大，面容沉峻、气宇轩昂。只要杨麟一到，怀师就特别高兴。从杨麟的祖父算起，到他的孙辈，怀师经常笑说和杨家已有五代交情。其父杨管北是民国风云人物，不仅是经营长江流域航运的大达轮船公司老板，更是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密友。1949年，杨麟的祖父与父亲经香港去台湾。他远赴美国，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求学，说来和我属校友。杨麟对母校感情很深，几十年如一日，每逢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他都会赶去为我们的校队助威。于是我一直称他老学长。
　　本世纪初，怀师移居上海，杨麟也在淮海路购屋定居，于是成了怀师饭桌上的常客。太湖大学堂建成后，他更是每周都会来探访怀师。在饭桌上和大家谈笑风生，但只要怀师开始讲经，他总是起身告辞，说是听了会头脑发胀。尽管从来不说自己信佛，但他每天都会念诵一遍《金刚经》。究竟经文说什么，他却说似懂非懂。从他的做派来看，则像个悟道的人。
　　2009年，怀师嘱我记下杨麟父子两代人的故事，说是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会很有启示。我和他长谈了两次十多个小时，被他的传奇人生深深吸引。杨麟是三代单传的独子，可以说含金钥匙长大。抗战爆发后，杨管北离开上海在重庆指挥大西南物资运输。年仅14岁的他跟着祖父从上海长途跋涉，冲破封锁线，在河南商丘的漫天风雪中与从重庆赶来的父亲相聚。一路上亲眼目睹黄泛区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惨景，心灵的震撼奠定了杨麟一生慈悲为怀的人生追求。到重庆后，他瞒着家人加入青年军，在行军途中突患黄疸病而被送回。他在美国大学毕业后，不愿做“富二代”，决心自谋生路，卖过冷冻食品，在纽约34号码头打过小工，后来渐渐站稳脚跟，成为第一个在纽约船运业身居高位的中国人。后来因父亲年迈而放弃在美国的前程，回台湾尽孝。
　　杨麟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在台湾是波音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总代理。二十多年间，他经手买卖了一百多架飞机。1985年，杨麟回到暌违36载的大陆，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此后，他就开始回国投资，不仅恢复父亲的事业，创办了重庆大达轮船公司，还投资通讯项目，引进了国内第一部程控电话。杨麟还曾把台湾最大的食品公司“统一集团”带进大陆。然而，老学长的生活十分俭朴。他在上海的晚年生活，就是在家听听音乐，和一班圣约翰老同学聚在一起回忆往事，有歌剧京戏演出就呼朋唤友去看一场。中午有钟点工阿姨来帮他炒两碟小菜，晚饭叫店家送一碗馄饨或面条。他为去太湖看望怀师特地买车，但却不是豪华名车，只是一部十多万人民币的国产车，还登记在司机名下。老学长从来不觉得寒酸丢脸。有时候，少年时的玩伴荣毅仁、董建华这样的显贵来上海，约他一起吃饭。司机故意把车停得远远的，不好意思让他们看见，他反而拿来当笑话讲。他几次和我说起很满足这种清淡悠闲的生活，不用应酬，不用忙碌，也不用因为有钱而担惊受怕。
　　前些年，他花费90万美元和上海电视台合作，拍摄15集纪录片《去大后方》。他亲自策划，带领制作团队东奔西跑，采访了145位亲历抗战或研究抗战史的人士，将口述历史和珍贵的影像资料熔冶一炉，重现了这段全民族艰苦抗战的历史。2004年，老员工张文耀捐出了全部积蓄，在江西上饶建了一所山村小学，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将学校命名为“杨麟爱心小学”，以报答杨家的恩情。杨麟知道后就接过了这支慈善接力棒，多次前往，出钱打井、拉电话线、修操场、更换课桌椅、办电脑教室和聘请教师。
　　1995年，他听说中国社科院的杜晓山和同事们创办的“扶贫经济合作社”刚起步，缺少资金。这正和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相吻合，于是特地从纽约飞到北京，和杜晓山一拍即合。他不仅出资，还亲力亲为参与。花甲之年的杨麟奔走在泥泞的乡村土路上，常常住简陋的小客栈，到街上找5块钱的澡堂。杨麟认为，做慈善就是要让善款发挥真正的效益。他们把钱贷给农村妇女，教他们养猪崽、织地毯，3个月后诚信还款，贷款额度再相应加大。几年下来，河南、河北、四川2萬多户农民凭借小额贷款走出贫困。尽管其间也有人做些龌龊事，令老学长气愤、震怒，但他想到那些受惠的贫苦农民也就释然了。杜晓山说：杨麟先生是极为少见的不图名利、不求回报的人。
　　老学长看上去始终精神奕奕，其实是动过大手术、几次死里逃生的人。但他对生死看得很淡，活一天就要潇洒过一天。这种超脱名利、超脱生死、慈悲为怀的人生态度不就是佛道吗？他不着相，但真悟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