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但随着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在百废待兴的文化方面，西汉则力求有所发展。丞相萧何不仅收集档案材料和流散在民间的珍贵书籍，而且在广开献书之路中建立了“石渠”“天禄”“麒麟”等皇家藏书阁。他在替汉高祖营建未央宫时，为显示天子的威风，用“署书”（写匾额的字体）题写前殿的匾额，足足构思了三个月，观看的人多得像流水。有人说这是汉朝人讲究书法的表现。《金壶记》曰：“（萧何）用退笔书裳，尤工。”这可能有些道理，但更主要的是萧何懂得书法艺术的功用，欲以其工整、雄壮来震慑人心。
　　由于当时的书籍全部要靠抄写，还设置了抄书机构，所以凡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人，都对书法十分重视。汉初的法律规定：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说文解字叙》）《汉官仪》（孙星衍辑本）也载：“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
　　这都说明，学童年十七以上进行考试，必须识字九千以上方得为官，然后再试以大小篆、隶书和摹印、署书等八种字体，汉书八体其实仍是秦书八体，其中成绩最优秀的人可以授官为尚书史，即《汉书·艺文志》所称尚书手下的“史书令史”或“兰台令史”。所谓“史书令史”就是指擅长写隶书的令史，汉人称隶书为“史书”。书法不合格者遭淘汰。
　　汉朝的法律还规定，无论官吏、百姓，凡上书给皇帝，如果字写得不工整，就要受到处罚。这种以法律来规定文字书法的措施，无疑有利于促进书法本身的发展，并在社会上形成重视书法的风气。
　　以书取人，作为国家的选才标准，有利于提高官吏的文化素质，但规定八种字体，特别是以当时最重要的隶书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则表现出汉代意识形态结构逐渐高度一元化的特征，这也是大一统社会的特点。
　　汉初，统治阶级崇尚黄老之学，但惠帝时废除了挟书之律，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武帝时儒术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此后中国两千年间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正统思想。在先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学，之所以在汉武帝后独得统治者的青睐，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人格。这种情况反映在书法上，就是用统一的书体将读书人塑造为定型化的国家官僚。由士而仕，胸怀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的抱负，孜孜于用标准的书体书写，这也是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人格，从而通过书法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在政治上依附皇权的人。
　　正因为如此，隶书在汉代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甚至有些皇帝、后妃对此也都乐此不疲。如以“善史书”见于历史记载的人，西汉有元帝、孝成许皇后、严延年、王尊;东汉有安帝、章德窦皇后、和帝阴皇后、北海敬王刘睦、乐成靖王刘党等。武帝时地方官府还“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因此，民间谚语有：“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只要隶书写得好就可以为官，何必去讲究什么“礼义”。这从社会风俗的群体心理上说明了“史书”（隶书）在汉代盛行的部分原因。两汉时期的简牍以隶书居多，汉隶为百世所宗，都可以作为极好的佐证。
　　当然，汉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和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里程碑，倒不是因为汉隶是一个鼎盛时代的典型字体，而是它独具一格的艺术为后人所喜爱;也不是因为汉隶改变了篆书屈曲回环的笔道形态以便于书写，而是它蜕变了具体象形的意义，使之定型化、抽象化。所以，汉隶从汉字构造上冲破了“六书”的本意，将小篆中残存的象形文字遗意也逐渐泯灭了。更重要的是，与秦篆相比，隶书的潇洒和反拘束是一种开放的典型，规行矩多、一丝不苟的恭谨变成了轻松活泼、流畅自如的抒泻，反映了人们寻求解脱的渴望。虽然两周金文也有开放的类型，但金文属于自在的、内敛的开放，而汉隶属于自为的、外肆的开放。人们爱把隶书从萌芽到定型的过程叫做“隶变”，就是因为中国文字美化为造型艺术的途径，是随着隶书的出现、发展而逐渐成熟的。隶书成为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和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正是在汉代文化土壤里开花结果的。
　　现在可以看到的西汉隶书，除极少数的碑刻外，大量的是出土的竹简、帛书等。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看，秦隶到汉隶的演变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书写文字日益成为文化交流和各种社会活动工具的必然结果。
　　与西汉隶书碑刻范围、数量窄小的情况相反，西汉简牍隶书普遍出现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中。20世纪初以来汉代竹木简牍的实物发现，为研究西汉书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西汉竹简、帛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按竹简的年代来排列，西汉早期的有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竹简、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竹简，中期的有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居延汉简，晚期的有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药简，等等。这些简牍填补了由秦至汉书法真迹的空白，不仅使人们看到了书体发展的线索，同时也使人们洞察到文化发展的历史痕迹。
　　从简牍墨迹的书法来看，西汉早期的隶书很接近云梦秦简的秦隶。同秦篆平匀、简易的笔画相比，波磔不明显，还具有篆书的遗意，结体基本上与秦隶一样。但汉初简牍出于实际应用的缘故，尽量把秦书中书写较为简略的字体吸收过来，在笔法上大胆改革，既对篆书的中锋运笔加以肯定和保留，又删繁就简赋予新的内容，改原来行笔平稳为轻重相间，改单一的藏锋回锋为藏露两法并用，并且笔画常常出现“越轨”的情况，横画不再是平直无曲，而是曲中略有波形，竖画则顺势一泻而下，或长或短，欲放则放，欲收则收，正是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如果把简牍汉隶与篆书用笔作一比较，就可清楚看到：
　　汉隶多用方笔，行笔具有轻重缓急之分，细粗、顿挫兼而有之。因此，线条变化幅度大，形成了书艺上的韵律美。而篆书笔法多用圆笔，行笔气势连贯，着意于线条的圆健，平稳中略嫌乏味，没有顿挫提按、抑扬使转的节奏感。
　　汉隶起笔藏锋，收笔藏露兼用，尤其是带挑的波画，因藏中寓露，给人一种厚重而飞动、端庄而灵巧的美感。而篆书笔法起笔必藏锋，收笔须回锋，平稳延伸，粗细均匀，变化少，线条单一。
　　汉隶的方折笔法，使字的结体造型棱角分明，颇有气势，给人以雄健之感。篆书则运笔圆转，虽有遒劲婉媚之美，却少坚毅挺拔之气。
　　汉隶形体扁阔，上下笔画紧凑内含，左右笔势开阔舒展，波画的运用，使其以扁结构更具一番风姿。篆书形体狭长，笔画繁多而盘曲圆润，显得古朴典雅有余，生动活泼不足。

　　这种字体与运笔的相应发展变化，必然是两者相辅相成，致使篆、隶文字的形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究于篆，无由得隶”，变化不会是哪一个人的獨创，而是整个社会力量所致。传统的篆书演变为新型汉隶，繁琐的字体演变为简约的字体，除需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外，更重要的根源是社会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开明政策，人们的思想没有苛刻的禁锢，行动没有高度的约束，才有可能在书法创作上比较自由地发挥聪明才智，才能出现群星争辉、百家竞技的书法成果。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是文字与书法演变的根本原因。在汉隶纯属装饰与外肆需要的“燕尾”残余中，可以窥视出明显的追求人为审美趣尚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艺术倾向，其线条的锋芒不仅凌驾于秦篆的刻板之上，也凌驾于金文的内敛式变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