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旅居英国的老朋友送来他新完成的一篇稿子，题目是“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与中国古陶瓷收藏”。我对陶瓷完全是外行，但在拜读这篇文章之后，却真是感到中国收藏界对珀西瓦尔·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的了解太少了。大维德是西方研究中国古陶瓷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权威，他的收藏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中国陶瓷收藏者引以为参照的重要依据。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出版了《大维德藏瓷谱》，当时仅印刷了三百余部，并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介绍，请院古物馆馆员滑仙舟先生题写了书名。大维德曾经翻译过中国的《格古要论》，但我以为这绝不仅仅是翻译作品，而是一位收藏家毕生实践的心血凝结。
　　1961年，大维德已届垂暮之年，他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赴美国举办艺术展览，立即从伦敦飞赴美国，并向主办方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恳请他们让他触摸那些令他魂牵梦萦的瓷器。用我朋友的话说，这是他向中国古代工匠们作最后的告别。
　　也许，这就是一位收藏家对属于全人类艺术品最真挚的情感——尽管这些藏品并不属于他个人。
　　从小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常常为赵明诚与李清照收藏金石古籍的故事所感动。他们经常在归来堂品茗对坐，两人相互以所藏古物命题稽考对方，“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每在相国寺收集到藏品，则“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这种夫妻之间的雅趣，读来令人冲往艳羡。有时遇到一件古器而又囊中羞涩，甚至“脱衣市易”。某次有人拿来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索价二十万钱，第二天即要付款。两人相对无眠，对着古画展玩品评了一夜，终因凑不齐二十万而在次日将画还给人家，于是“夫妻相向惋怅者数日”。正是经过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在经过二十年之后，完成了《金石录》。遗憾的是，当李清照为《金石录》作序时，她与赵明诚数十年珍藏的文物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才有了“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的慨叹。每读至此，我总会潸然泪下，这种感动，或许并不仅是对他们藏品流散的惋惜，也是出自对这种无奈的达观所感到的切肤之恸。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他是怎样以鉴藏钟鼎卣彝、书画碑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度过闲暇的时光：“拓字松窗之下，展图兰室之中”，于是感喟：“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所说的“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大抵也是这个道理。
　　收藏之道，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对前代器物的收藏。但《左传》所称的“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指的是历史遗留的礼乐典章制度，与我们今天所称的“文物”含义是不同的。隋唐时期对文物的理解更为广泛，骆宾王“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杜牧的“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不仅指的是文献和文物，同时也包括了历史遗迹。
　　其实，对于文物和文献的保护与收集，自汉代以来就已形成传统，历代皇宫中都收藏有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文物艺术品。西汉武帝设置秘阁，收藏图书；东汉明帝好尚丹青，别开画室。汉唐以来历代王朝都收藏和聚敛了大量的文物，甚至后蜀孟氏、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收藏也十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更替，都会有大量文物毁于兵燹水火，幸存部分或为新政权接收，或散失于民间。唐代的《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就记载了唐大中（847年）以前皇宫收藏文物几次聚散的情况。宋徽宗时宫中收藏的书画和古器物达六千余件，分别藏于宣和殿和崇政殿，并编撰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记录宫中所藏书画。当时士大夫也重收藏，尤其是金石之学极盛，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是金石收藏家。元明时期收藏领域不断拓宽，除了传统的青铜、陶瓷、法帖、书画之外，古玉器、漆器和竹木牙角杂项都有许多研究专著问世。清代到了乾隆之时，内府收藏之富，远远超过了前代，而民间收藏之风遍及朝野，尤其是藏书和版本之学，为后世的古籍研究、整理与校勘起到重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洪亮吉所说：“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为收藏家。”
　　“博物君子”一词，很早就见于《左传》《尚书》，本指博闻多识的人。自明代李竹晔因精于鉴赏而又人品方正被誉为“博物君子”后，人们也常常以博物君子泛指那些学贯古今、通晓文物文献的收藏家。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收藏大家，远的不说，自宋代以来就有米芾、范钦、项元汴、孙承泽、梁清标、安岐、卞永誉、黄丕烈、陈介祺等人，近现代有罗振玉、傅增湘、周叔瞍、张伯驹诸君。这些人不仅是收藏家，更是鉴赏家和研究者，他们一生虽然收藏甚富，但从未以财产视之。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所藏文物有精湛的研究，或有诸多著作传世，这样的人才算得是真正的收藏家。
　　说起收藏家，也涉及中国社会历来存在着的一个特殊群体——文人。文人的概念绝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西方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他们不受仕与不仕的约束，也非一种生存状态的标志，或者说并不是某一种术业专攻的学者。这个群体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综合文化与艺术的修养和造诣，有超然物外的独立精神，也兼有绝尘脱俗的人格魅力和不可逾越的道德操守。文人可以任何身份和职业立世，但无论顺达或坎坷，富贵或清贫，毕竟是精神的贵族。
　　宋徽宗和清高宗都是帝王中的大收藏家，君临天下，自然可以搜尽天下奇珍，藏之于内府，但他们在此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并不一定超过一般的文人收藏家。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是喜爱集邮的，她几乎收集齐全了1840年以来的世界各国发行的邮票，有专人为她分类整理，但我想她在此中得到的快乐也许远远比不上一个普通的集邮爱好者。
　　收藏是要倾注钟爱之心的。藏家每以毕生的心血搜求自己所钟爱的文物，久而久之成为真正的鉴赏家。例如我们常常在书画、碑帖上看到“墨林”与“蕉林”这样两方印记，“墨林”是谁？“蕉林”又是谁？为什么经“墨林”与“蕉林”鉴藏的书画碑帖更为珍贵？ 　　“墨林”即是明末大收藏家项元汴（子京，1525-1590），他是浙江嘉兴的望族，家道殷富，本人也是明末著名的书画家。他收藏历代名画、法书版本、彝器等，按《千字文》编目整理，可见其收藏之富。因购得古琴上刻有“天籁”二字，故将收藏之室题为“天籁阁”。凡经他收藏和审定的书画、碑帖、版本大多钤有“项子京家珍藏”、“项元汴氏审定真迹”、“墨林”、“天籁阁”等印章。于是这件藏品就显得弥足珍贵。当然，后世伪造印钤者也不鲜见。人清以后，项氏藏品大多辗转归于乾隆内府。
　　“蕉林”则是清初鉴藏家梁清标（棠村，1620-1691），梁清标生于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入清后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授保和殿大学士，位极人臣。梁氏是河北正定人，在家乡筑有秋碧堂，在北京筑有蕉林书屋，都是庋置藏品的所在。梁氏收藏而精于鉴赏。他从不迷信前人著录或大名头的作品，对于不见著录或名气不大的书画家作品同样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碑帖大多亲自题签，并钤有“苍岩子”、“河北棠村”、“蕉林”等印章。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周防《簪花仕女图》、荆浩《匡庐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范宽《雪景寒林图》、郭熙《窠石平远图》、李唐《万壑松风图》等，无不经他收藏。梁清标在书画鉴藏与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
　　收藏之道中不但蕴含着对故物的钟爱，也渗透着人际之间的交往与切磋，可以说是一种文人之间的交谊方式。某人得到一种藏品，或可在同好之间相互赏玩，或可题写自己的鉴赏心得，这种形式常常体现在书画、碑帖、版本甚至是彝器铭文拓片的题跋之中。题跋的内容多以观赏经过、真伪评价、艺术赏析为大略以记之，一件名作可经历代鉴赏家依次题跋，旧时古玩行称之为“帮手”，一件书画“帮手”越多则越“阔”。后来也有些作品虽然艺术水平一般，但经收藏者请来众多名家题跋、捧场，抬高作品的身价，被称之为“穷画阔帮手”。其实，真正的鉴赏家是不会为伪作或水平一般的作品题跋的，这种情况以请来“大纱帽”（即有权势而附庸风雅的人）为多。我在观赏一些手卷的时候也偶有发现题跋的次序竟有时代前后倒置的情况，即前人在后而近人在前，甚至有展卷至终已然留白，经过很长一段，末尾又出现题跋的情况，这大多是受命题跋者自谦的表示，认为自己不能和大鉴赏家同列，或留给前辈更多的题写空间，将自己的跋附于骥尾，以此也足见前辈鉴藏家谦逊的风范。
　　有些经过几位名家共同把玩的书画或器物则更有趣味，也可反映出前辈古人的交谊与往来。我藏有一方清代张叔未（廷济）取自河南新郑子产庙唐碑残石磨成的圭形石砚，本来不是什么珍贵文物，但经叔未请梁山舟（同书）和翁覃溪（方纲）题写砚石边铭和砚盒，自然就颇有意思了。张叔未生于1768年，梁山舟生于1723年，翁覃溪生于1733年。叔未晚山舟四十五岁，晚覃溪三十五岁，但于此物可见他们在收藏玩赏之间的交往。梁山舟于砚石边铭文曰：“一片石，千余年；没字碑，谁宝旃。同书识。”翁覃溪则在砚盒面上题“东里润色”四字，并注明“叔未得唐子产庙碑残石，琢为砚，因以昔年所摹张迁碑四字弁之，亦君家典故也。方纲”。叔未自在盒底撰写残石来源始末。子产是春秋时郑国大夫，居于新郑东里，唐时在新郑建庙立碑，叔未得之残石，已越千年，故山舟有“千余年”之语。《论语，宪问》又有“东里子产润色之”，故而覃溪题“东里润色”四字。一方石砚，经三位鉴藏名家和大文人之手，自然趣味盎然，同时又见三人之间的忘年交谊。
　　我在幼年时曾见到过叶恭绰、张伯驹、张叔诚诸位先生，对他们观赏文物时的那种庄重和恭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又接触到启功、朱家溍、周绍良等前辈，有幸伫立在旁看他们展卷拜观书画，也是同样凝神屏气，肃穆万分的神态。旧时观赏文物讲究沐手焚香，大抵也是出于对古人遗物的敬畏。这种庄静与安详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心态。鉴赏的过程当是穿过时空的隧道与古人的交流，需要一种沉静和安详，何尝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寻宝”、“鉴宝”节目中那种飞扬浮躁与插科打诨地做秀？
　　我常常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与袁行云先生观赏书札时的情景，袁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虽出身世家，但生活并不富裕，家中所遗吉光片羽，他也从未用金钱去估算过价值。当时我们两家相距不甚远，晚饭后常常互相串串门，观赏几件字画或书札。袁先生所藏书札不少，大多为清中叶以后的名家尺牍，每观至会心处，会忘记时间已近午夜。袁先生生活的时代虽远远脱离了文人士大夫年代，但他身上的那种谦和、低调，却从骨子里透出旧时文人的气质。
　　歌德说“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我想主要的幸福与快乐当是来自收藏的过程中，蕴含于玩摩和研究之内，这也是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应有的心态。
　　我们常说“文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文物作为收藏品，它们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却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们所给予人们的物质与精神享受更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更迭，历来速于西方社会，一件收藏品伴随收藏者的一生已属不易，焉能子子孙孙永远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前朝书画上钤有“子孙永宝之”或“子子孙孙永宝之”的印章，其实当我们展卷拜观时早已不知流经多少藏家之手。我们在这件文物面前为其艺术魅力倾倒之时，也会对历代收藏者肃然起敬。然每于斯时，总会慨然良久，不免有兴亡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