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了，可他的一些事情依旧会被我、我们记起。
　　1999年12月22日14时，中华慈善总会的会议室里，中华慈善总会文化活动中心成立暨第一届理事会的会议开始了。
　　我是以记者身份参加这个会议的。在场的，还有《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
　　这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十几个人，有总会的会长和3位驻会的副会长，有总会宣传委员会的负责人，有北京北辰创新高科技城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
　　会议正在进行。在有关同志讲话的同时，一个由手提电脑控制的幻灯也同时在人们面前循环播放着这次会议的各种文件。
　　一位在总会帮忙的志愿者轻轻走进来，走到放机器的小桌前，蹲下，摆弄那个手提电脑，为保证幻灯片更好地播放。
　　此刻，我在会场拍照。
　　阎明复会长忽然从座位上站起，向门外走去。我以为他临时有什么事情要出去一下。
　　他走到门口，没有再往外走，弯下身，拿起放在门旁的一把折叠椅，打开，拎着往回走，走到蹲在电脑前的那位志愿者跟前，轻轻放下，顺在那位志愿者屁股底下，又默默走回自己的座位。
　　会议一直在进行。好像没谁注意到这事，就连那位已经不再蹲在地上的志愿者也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继续专注地摆弄那台电脑。
　　我不会记错，这一屋子里的人，年纪最大的是阎明复，职务最高的也是阎明复，学问最大的可能也是阎明复。我有点发愣，一时竟忘了继续拍照。直到那个志愿者已经坐到椅子上，直到阎明复又往回走时，我才又按了一下快门。
　　会议一直在进行。这小小的“插曲”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我又环顾了一下会场，真的，真的没有人注意到这件小事。
　　其实，这也的确是不值得让人们注意的小事。可惜，这样平常的小事往往变得并不平常，往往在一些地方很难见到。然而，在阎明复身上，这样平常的小事是司空见惯的，以至于从来没有谁感到特别，甚至从不被人们注意。
　　还有一件件也许并不值得记录的小事，时时发生在他身上……
　　199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长江的洪水还在肆虐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我看到一个从湖北省来的县民政干部，一个瘦削、干练的中年妇女。她是来北京向阎会长汇报灾情，请求支援的。阎会长显然对她、对她们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甚至对境外慈善机构在那里的活动情况都十分了解。他们交谈结束后，她起身告辞。我看见阎会长忽然站起，从柜子里拿出一大盒保健品，对那位县民政干部说：“这个给你，你身体不太好，要多注意……”说着就把那保健品拿给她，当就要送到她手里可还没有送到她手里的时候，阎会长倏然又把那东西拿了回来，很认真地说：“我看看，别过保质期了。”说着，背过身，眯缝起眼睛，就着窗子透过的光亮仔细看，“哦，没过期，还是新的。”阎会长一边说，一边又把保健品送到那位县民政干部手里。
　　那位县民政干部挺激動挺不好意思地说：“我来得太急，没给您带什么。您反倒……”
　　阎会长显然不高兴了，虎着脸：“你带什么？如果你带来东西给我，就不要进这个门。”
　　那天，我就坐在一旁，不经意地就记住了这件小事。
　　这之后不久，98抗洪赈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召开了有全国各地慈善会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聚餐。聚餐刚一开始，阎会长就举着酒杯站了起来，走到一个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的年轻人跟前，搂着他的肩膀向大家介绍说：“他是在慈善总会工作的一位志愿者，是地球物理研究所设备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当初，他是来总会给灾民捐款的，看到总会工作人员紧张的工作，他就不走了，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业余时间在慈善总会当了一名义工。这是一位非常热情、非常有同情心、工作非常细致、周到的好同志。”阎会长高兴地大声说着，高举酒杯向这位同志敬酒。我被这一幕，被这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情景深深感动着，为一个小人物被注意、为那位志愿者，也为这和谐、平等、友善的氛围。
　　阎会长与小人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他向来访者介绍起总会的其他同志时，包括最一般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总要而且能够说得很详细很具体很生动，不但要说这位同志现在负责哪一方面工作，工作如何热情如何有成绩，而且还会介绍到这位同志的过去值得称道的经历和特点。当谈到他曾接触过的那些基层的同志们，阎会长也会这样。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特别是对人。我常想，这绝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心里有别人，特别是那些普通的工作人员、普通百姓。
　　那次会餐，我和阎会长在一张饭桌。本来我坐在靠角落的一张饭桌前，是阎会长非把我叫到跟前的。我当然也是一个小人物，从小至今，我与人交往的本事一直较差，更憷与领导在一起。但是，和阎明复这样的领导在一起，我却从没有做人的距离感。我接触到的中华慈善总会的几任领导，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慈善会会长，都既是领导又是朋友。
　　这都是些小事。但是，哪一件小事不映着大事或明或暗的光晕呢？这都是些正常的事，只有正常的事才应该永远地更多地正常下去。这也是我为什么至今还会记着这些小事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