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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日,一场名为“我和我的祖国”的演唱会在浙江电视台唱响。演唱会上,一位男高音歌唱家深情地演唱了《我和我的祖国》《天路》《草原之夜》等经典爱国歌曲。一时间,台上激情澎湃、台下掌声如雷,就连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还为演唱会题词:“歌唱祖国,颂扬人民。”
于是,大家把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名字记在了心里——张承军。
让人惊奇的是,这位出生于1954年的优秀歌唱家,还在台前幕后扮演着许多重要的角色:学术上,张承军师承高芝兰、温可铮、葛朝祉教授等著名声乐学家,是“中国唱法”的重要研究者;教育上,张承军身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多年来献身于事业,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声乐人才;社会上,张承军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一直以来都在为文化艺术的繁荣而奔走呼告;此外,张承军还是那位多才多艺,活泼开朗的“超级女声”丁叮(张立)的父亲。
是平易近人的歌唱家、诲人不倦的良师,还是满怀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教育有方的慈父?记者专访了张承军教授,希冀走进这位艺术家的感动人生。
师生情:承载传统
见到张承军教授是在杭州京杭大运河的河边,骤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一反杭州三伏天的闷热。还未开口,张承军先哼起了《船工号子》:
“涛声不断歌不断,回声荡漾白云间罗。
高峡风光看不尽哪,轻舟飞过万重山哟。”
悠扬的歌声回响在古运河之上,凝重质朴、意蕴丰厚。谈及“师生”这个话题,张承军眼中显露的,是对师长敬重的恭谨和对学生关爱的柔情。他说:“我们的艺术就像这长长的运河,而我只是这其中很小一段,我的成就来自于上游师长的教诲,而我的责任是把这些学术价值和艺术观念传承到河的下游去。”
张承军的童年是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度过的。尽管炮声已杳,硝烟散尽,但那些激越、亢奋的信念,那些艰苦奋斗的传统,仍时刻激动着他幼年的心,给他以潜移默化且绵绵不绝的影响。“人民群众是我的第一老师。”这是张承军常说的一句话。
张承军的母亲是朝鲜族人,能歌善舞,她经常劝勉年幼的儿子:“长大后,要做个有出息的人。”张承军问母亲:“什么叫有出息的人?”母亲告诉他:“心里装着人民的人,对人民有用的人,比如科学家、工程师、歌唱家,就是有出息的人。”那时的张承军对科学家、工程师没什么概念。但母亲的歌声为大家带去的欢乐,却是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唱人民的歌,唱人民爱听的歌”,这是张承军幼时便立下的志向。母亲,是他最重要的启蒙老师。
1972年春,张承军进了在四川南充歌舞剧院,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文艺舞台生涯。余杨、高芝兰、温可铮、葛朝祉、周大风,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在艺术上给予过张承军教诲和点拨。张承军说,那些德高望重的师长“给予我的教育不仅是唱歌的技巧、声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怎样回馈祖国,怎样体现音乐的价值。这些比书本上知识更重要一千倍、一万倍。”
张承军从师长那里学到很多,但他却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学生。2000年10月,张承军开始担任杭州师范大学声乐教授,正式走上讲台。一转眼,就是9年。听过张承军课的学生们,对老师都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激与尊敬。“张老师上课从来都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他多年的演唱经历进行教学,很生动。而且张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德’,‘德艺兼备’是他考评学生的标准。”学生们这样评价张承军。
在“我和我的祖国”演唱会上,与张承军同台亮相的还有中国东方歌舞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胡雁和浙江歌舞剧院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周旋。两位女歌唱家深情的歌声同样打动了众人,而她们,也是张承军的学生。当两人齐齐向张承军鞠躬,感谢老师培育之恩的时候,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项蓉、余欢、张晓连、陈亚洲、严佳、周凌洁……这一长串如今活跃在国内舞台上的青年歌手,都出自张承军门下。
父女情:言传身教
如果说张承军桃李遍天下,那么在他诸多学生中,有一个女孩无疑最让他骄傲。
这就是化名“丁叮”、曾在“超级女声”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张立,张承军唯一的女儿。
说到关于女儿的话题,张承军满脸幸福,他的话匣子就这样被打开了。
他回忆说,在张立上小学一年级时,《中国青年报》上的一则关于中日小学生夏令营的报道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一场关于中国父母如何培养孩子的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也给了张承军极大的启迪。
此后,张承军一直把综合素质的培养放在考试成绩之上。他说,课业成绩、公德意识和个人修养、独立生活和创造能力,是教育孩子不可偏失的三大要素。多年来,他一直给女儿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生活琐事能不管就不管,在不违反大前提的情况下,尽量尊重孩子的选择。”
2005年,张立报名参加了当时红透半边天的“超级女声”,为了不让父亲知道她参赛的事,张立在报名时用了艺名“丁叮”。原本只是打算去“玩玩”的她,没想到一举就进入了杭州赛区50强。当时,张承军一位同事在电视上看到了张立的身影,告诉张承军说:“哎,电视上那个丁叮很像你的女儿。”张承军一问,她才把参赛前后的事说了出来。
面对当时青少年狂热追捧的“超女”舞台,张承军只是淡淡地告诉女儿:“这只是一次有演唱色彩的娱乐活动。娱乐和艺术还是不一样的,艺术家成材,是不能期望一夜成名的。”从这之后,张立一直抱着非常平和的心态去参赛,当作是参加一次表演实践,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超女”比赛前后,她交了很多新朋友,也历练了许多人生经验。
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是,正当其他“超女”们还在流连这个充满了声色的“快餐式舞台”的时候,张立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继续深造。2007年,张立远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今年,她又开始在澳大利亚纽卡所大学学习,“双硕士学位是我的目标。”张立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张立加入了护送奥运圣火在堪培拉传递的队伍,这位秉持着和平理念的中国年轻人,身在异域,不忘祖国,赢得了国内很多亲朋的喝彩。后来,她就此事写的文章《火红堪培拉,炽热中国心》,发表在国内的报纸上。
祖国情:引吭高歌
“如果你知道世上有多少苦难,你就会珍惜每一点甘甜。如果你心中有远大的理想,你的面前就没有困难。如果你想品尝成功的喜悦,你就会充满自信勇往直前。”
这是张承军写在钢琴架上的一段话,也是他为人从艺的座右铭。
探寻张承军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歌唱祖国,颂扬人民”是他生命的主旋律,也是他心中最远大的理想。
说到这理想的由来,张承军眼里满是对故去的追忆和对信念的坚持。
那年,张承军初中刚毕业,又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他来到大巴山的仪陇县插队。繁重的体力劳动,贫困的物质生活,变幻的政治气候,使他陷入了迷茫与困惑。一个深秋的中午,他披着蓑衣、扛着锄头上山挖薯。为了一泄胸中的郁闷,他开口唱道: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歌声一出,烦恼顿解,他便接着唱了下去。唱了一支又一支,唱完革命歌曲,再唱京剧样板戏。当他觉得有些累了,准备找块石头坐一坐时,才发现他身后已站了一大批人,原来乡亲们已上工多时,全在聚精会神地听他唱歌,秋雨淋湿了衣衫,也无人走开。
这让张承军的心灵受到猛烈震撼,那一幕一下子定格,永恒地印在了他的脑中。“当一个人民欢迎的歌唱家!为人民歌唱一辈子!”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这种爱国之情贯穿了张承军日后的声乐表演和研究。
多年的实践中,张承军发现,中国虽然有一大批歌唱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但他们演唱的往往都是别人的歌,是对外国声乐作品的模仿。这种状况长期延续,就必然注定中国在世界歌坛上,只能充当配角。因此,张承军提出了“融洋贯中,逐步形成中国唱法”的主张,并着重指出:“理想的‘中国唱法’,是一种能根据中华民族的语言、气质之特点及不同剧种、曲种、歌种的唱法,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音乐风格、有民族代表性的歌唱流派。”1995年,当他的这一主张以论文形式在第五届全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宣读后,立即获得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金铁霖等人认为,张承军在民族声乐的发展道路上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新观点”。
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拥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在歌唱艺术领域里去形成世界上公认的、有民族代表性的歌唱流派——“中国唱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世界歌坛的期待,也是中国歌唱艺术高境界的追求。
这是多么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又是多么豪迈的中国风。难怪台湾报刊称他为“当今大陆最杰出的男高音歌唱家”,“达到气、声、情、韵浑为一体的歌唱自由境界”。
步入专业文艺舞台以来,张承军以热情奔放的演唱为大家所喜爱。他不仅在十几部中外大型歌剧中扮演过主角,举办过许多场个人演唱会,还为数十部电视剧配唱插曲,其中最为广大观众熟知的就是《济公》。
从1995年起至今,张承军还带领学生把“张承军中外名曲系列演唱会”送到基层的工、农、兵、学、商群众中,进行了近百场的慰问演出。从杭州勾庄农村到九江抗洪抢险第一线,从军营工矿到浙江大学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他豪迈、动人的歌声。
1996年年底,去浙江大学演出前,张承军患重感冒高烧达39℃。杭州市文化局局长李建国劝他更改一下演出日期。但张承军硬是挺直腰杆,演唱完预定的节目。
1997年4月12日,张承军到余杭市勾庄镇广场为农民演出。当他拿着话筒走下舞台,走到观众之中去,与一个须眉皆白的老农握手时,农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过去我们只在电视里看见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心连心艺术团到基层慰问演出,没见过像张承军这样把个人独唱音乐会搬到乡下来……这样的歌唱家,我们最欢迎。”
1998年张承军随杭州慰问团来到九江,看到人民子弟兵用血肉之躯垒起的一座座山一样的大堤时,他哭了,《当兵的人》这支歌,他过去也唱过,但这次面对滔滔江水,身临险境,引吭高歌,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感到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歌曲唱毕,一师师长戚建国、副师长李锦平走上台来与他拥抱,让他心潮翻涌,久久不能平息……
张承军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实践着他提出的“中国唱法”,歌唱着他那一腔祖国之爱。结束采访时,张承军指着美丽的杭州城,送给记者一首他为这个城市所写的诗:“柳拂半月星点点,山舞流光荷翩翩。虹桥连起轻舟唱,苏白合抱西子颜。”字里行间,满是他对生活、对祖国的挚爱之情。
于是,大家把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名字记在了心里——张承军。
让人惊奇的是,这位出生于1954年的优秀歌唱家,还在台前幕后扮演着许多重要的角色:学术上,张承军师承高芝兰、温可铮、葛朝祉教授等著名声乐学家,是“中国唱法”的重要研究者;教育上,张承军身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多年来献身于事业,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声乐人才;社会上,张承军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一直以来都在为文化艺术的繁荣而奔走呼告;此外,张承军还是那位多才多艺,活泼开朗的“超级女声”丁叮(张立)的父亲。
是平易近人的歌唱家、诲人不倦的良师,还是满怀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教育有方的慈父?记者专访了张承军教授,希冀走进这位艺术家的感动人生。
师生情:承载传统
见到张承军教授是在杭州京杭大运河的河边,骤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一反杭州三伏天的闷热。还未开口,张承军先哼起了《船工号子》:
“涛声不断歌不断,回声荡漾白云间罗。
高峡风光看不尽哪,轻舟飞过万重山哟。”
悠扬的歌声回响在古运河之上,凝重质朴、意蕴丰厚。谈及“师生”这个话题,张承军眼中显露的,是对师长敬重的恭谨和对学生关爱的柔情。他说:“我们的艺术就像这长长的运河,而我只是这其中很小一段,我的成就来自于上游师长的教诲,而我的责任是把这些学术价值和艺术观念传承到河的下游去。”
张承军的童年是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度过的。尽管炮声已杳,硝烟散尽,但那些激越、亢奋的信念,那些艰苦奋斗的传统,仍时刻激动着他幼年的心,给他以潜移默化且绵绵不绝的影响。“人民群众是我的第一老师。”这是张承军常说的一句话。
张承军的母亲是朝鲜族人,能歌善舞,她经常劝勉年幼的儿子:“长大后,要做个有出息的人。”张承军问母亲:“什么叫有出息的人?”母亲告诉他:“心里装着人民的人,对人民有用的人,比如科学家、工程师、歌唱家,就是有出息的人。”那时的张承军对科学家、工程师没什么概念。但母亲的歌声为大家带去的欢乐,却是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唱人民的歌,唱人民爱听的歌”,这是张承军幼时便立下的志向。母亲,是他最重要的启蒙老师。
1972年春,张承军进了在四川南充歌舞剧院,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文艺舞台生涯。余杨、高芝兰、温可铮、葛朝祉、周大风,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在艺术上给予过张承军教诲和点拨。张承军说,那些德高望重的师长“给予我的教育不仅是唱歌的技巧、声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怎样回馈祖国,怎样体现音乐的价值。这些比书本上知识更重要一千倍、一万倍。”
张承军从师长那里学到很多,但他却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学生。2000年10月,张承军开始担任杭州师范大学声乐教授,正式走上讲台。一转眼,就是9年。听过张承军课的学生们,对老师都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激与尊敬。“张老师上课从来都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他多年的演唱经历进行教学,很生动。而且张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德’,‘德艺兼备’是他考评学生的标准。”学生们这样评价张承军。
在“我和我的祖国”演唱会上,与张承军同台亮相的还有中国东方歌舞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胡雁和浙江歌舞剧院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周旋。两位女歌唱家深情的歌声同样打动了众人,而她们,也是张承军的学生。当两人齐齐向张承军鞠躬,感谢老师培育之恩的时候,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项蓉、余欢、张晓连、陈亚洲、严佳、周凌洁……这一长串如今活跃在国内舞台上的青年歌手,都出自张承军门下。
父女情:言传身教
如果说张承军桃李遍天下,那么在他诸多学生中,有一个女孩无疑最让他骄傲。
这就是化名“丁叮”、曾在“超级女声”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张立,张承军唯一的女儿。
说到关于女儿的话题,张承军满脸幸福,他的话匣子就这样被打开了。
他回忆说,在张立上小学一年级时,《中国青年报》上的一则关于中日小学生夏令营的报道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一场关于中国父母如何培养孩子的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也给了张承军极大的启迪。
此后,张承军一直把综合素质的培养放在考试成绩之上。他说,课业成绩、公德意识和个人修养、独立生活和创造能力,是教育孩子不可偏失的三大要素。多年来,他一直给女儿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生活琐事能不管就不管,在不违反大前提的情况下,尽量尊重孩子的选择。”
2005年,张立报名参加了当时红透半边天的“超级女声”,为了不让父亲知道她参赛的事,张立在报名时用了艺名“丁叮”。原本只是打算去“玩玩”的她,没想到一举就进入了杭州赛区50强。当时,张承军一位同事在电视上看到了张立的身影,告诉张承军说:“哎,电视上那个丁叮很像你的女儿。”张承军一问,她才把参赛前后的事说了出来。
面对当时青少年狂热追捧的“超女”舞台,张承军只是淡淡地告诉女儿:“这只是一次有演唱色彩的娱乐活动。娱乐和艺术还是不一样的,艺术家成材,是不能期望一夜成名的。”从这之后,张立一直抱着非常平和的心态去参赛,当作是参加一次表演实践,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超女”比赛前后,她交了很多新朋友,也历练了许多人生经验。
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是,正当其他“超女”们还在流连这个充满了声色的“快餐式舞台”的时候,张立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继续深造。2007年,张立远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今年,她又开始在澳大利亚纽卡所大学学习,“双硕士学位是我的目标。”张立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张立加入了护送奥运圣火在堪培拉传递的队伍,这位秉持着和平理念的中国年轻人,身在异域,不忘祖国,赢得了国内很多亲朋的喝彩。后来,她就此事写的文章《火红堪培拉,炽热中国心》,发表在国内的报纸上。
祖国情:引吭高歌
“如果你知道世上有多少苦难,你就会珍惜每一点甘甜。如果你心中有远大的理想,你的面前就没有困难。如果你想品尝成功的喜悦,你就会充满自信勇往直前。”
这是张承军写在钢琴架上的一段话,也是他为人从艺的座右铭。
探寻张承军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歌唱祖国,颂扬人民”是他生命的主旋律,也是他心中最远大的理想。
说到这理想的由来,张承军眼里满是对故去的追忆和对信念的坚持。
那年,张承军初中刚毕业,又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他来到大巴山的仪陇县插队。繁重的体力劳动,贫困的物质生活,变幻的政治气候,使他陷入了迷茫与困惑。一个深秋的中午,他披着蓑衣、扛着锄头上山挖薯。为了一泄胸中的郁闷,他开口唱道: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歌声一出,烦恼顿解,他便接着唱了下去。唱了一支又一支,唱完革命歌曲,再唱京剧样板戏。当他觉得有些累了,准备找块石头坐一坐时,才发现他身后已站了一大批人,原来乡亲们已上工多时,全在聚精会神地听他唱歌,秋雨淋湿了衣衫,也无人走开。
这让张承军的心灵受到猛烈震撼,那一幕一下子定格,永恒地印在了他的脑中。“当一个人民欢迎的歌唱家!为人民歌唱一辈子!”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这种爱国之情贯穿了张承军日后的声乐表演和研究。
多年的实践中,张承军发现,中国虽然有一大批歌唱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但他们演唱的往往都是别人的歌,是对外国声乐作品的模仿。这种状况长期延续,就必然注定中国在世界歌坛上,只能充当配角。因此,张承军提出了“融洋贯中,逐步形成中国唱法”的主张,并着重指出:“理想的‘中国唱法’,是一种能根据中华民族的语言、气质之特点及不同剧种、曲种、歌种的唱法,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音乐风格、有民族代表性的歌唱流派。”1995年,当他的这一主张以论文形式在第五届全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宣读后,立即获得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金铁霖等人认为,张承军在民族声乐的发展道路上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新观点”。
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拥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在歌唱艺术领域里去形成世界上公认的、有民族代表性的歌唱流派——“中国唱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世界歌坛的期待,也是中国歌唱艺术高境界的追求。
这是多么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又是多么豪迈的中国风。难怪台湾报刊称他为“当今大陆最杰出的男高音歌唱家”,“达到气、声、情、韵浑为一体的歌唱自由境界”。
步入专业文艺舞台以来,张承军以热情奔放的演唱为大家所喜爱。他不仅在十几部中外大型歌剧中扮演过主角,举办过许多场个人演唱会,还为数十部电视剧配唱插曲,其中最为广大观众熟知的就是《济公》。
从1995年起至今,张承军还带领学生把“张承军中外名曲系列演唱会”送到基层的工、农、兵、学、商群众中,进行了近百场的慰问演出。从杭州勾庄农村到九江抗洪抢险第一线,从军营工矿到浙江大学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他豪迈、动人的歌声。
1996年年底,去浙江大学演出前,张承军患重感冒高烧达39℃。杭州市文化局局长李建国劝他更改一下演出日期。但张承军硬是挺直腰杆,演唱完预定的节目。
1997年4月12日,张承军到余杭市勾庄镇广场为农民演出。当他拿着话筒走下舞台,走到观众之中去,与一个须眉皆白的老农握手时,农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过去我们只在电视里看见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心连心艺术团到基层慰问演出,没见过像张承军这样把个人独唱音乐会搬到乡下来……这样的歌唱家,我们最欢迎。”
1998年张承军随杭州慰问团来到九江,看到人民子弟兵用血肉之躯垒起的一座座山一样的大堤时,他哭了,《当兵的人》这支歌,他过去也唱过,但这次面对滔滔江水,身临险境,引吭高歌,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感到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歌曲唱毕,一师师长戚建国、副师长李锦平走上台来与他拥抱,让他心潮翻涌,久久不能平息……
张承军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实践着他提出的“中国唱法”,歌唱着他那一腔祖国之爱。结束采访时,张承军指着美丽的杭州城,送给记者一首他为这个城市所写的诗:“柳拂半月星点点,山舞流光荷翩翩。虹桥连起轻舟唱,苏白合抱西子颜。”字里行间,满是他对生活、对祖国的挚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