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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通过《江城》提供给了我们一种观察自我的方式，即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反省
《江城》
[美]彼得·海斯勒著 李雪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江城》中，何伟写到的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他离开涪陵之前。他和同事亚当想拍一些片子，作为他们曾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过的见证。他们想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他们走过的街道，生活过的校园，交往的学生，结交的朋友，还有那些依然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何伟原本以为，普通人很难拍，只是因为他们发现你正在拍摄，就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情，充满好奇地围观和追问。他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好奇”，一种政治敏感性的“好奇”。在拍摄的间隙，一个自称“市民”的人很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呵斥他“禁止拍摄”，“这是违法的”。
这次冲突发生的缘由不是因为这位“市民”的敏感性，把他们误读为记者，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暴民也好，乌合之众也好，一旦成为了某种隐秘权力的诱因，很容易陷入失控的边缘。
何伟说到了他匆匆逃离暴民的围观时的一个印象，“我所能见得的只是一群模糊的脸”。还有他从这次拍摄中领悟出的经验：“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既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最让人感觉到悲哀的莫过于此。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两年，极力融入当地的生活语境，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当地人，说着蹩脚的中文，吃着抄手，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奔跑在崎岖湿漉漉的山道上。但最终的真相还是“我们依然是外国人”。
1996年8月，彼得·海斯勒和他的同事亚当·梅勒以美中友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两年。那一年他27岁，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未听过涪陵，涪陵在这之前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互不相闻，却千里相会，他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两年之后的1998年的冬天，当他回到美国的家中，花了四个月时间，从远方观望和书写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切的记忆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那长江上的点点星光，小城嘈杂的声音，污浊的空气，挑着扁担的棒棒大军，围观他们的群众，都变成了一幅幅画面。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颇受中国读者的追捧。我们的好奇不免集中在：他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又为何对他笔下的中国产生兴趣？
《江城》里的涪陵是中国城镇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何伟在刚到涪陵时，说到了一个强烈的、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观状态的印象，“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
这种怪异的经验，也是我们阅读《江城》的经验。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都被描摹出来。这种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那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其实是被陌生化的。何伟写出了他的异质经验，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了陌生感。这种陌生不是因为真的不熟悉，而是因为距离——距离不仅仅能产生美，还能引发我们对这种熟悉事物陌生的沉思。
以何伟在涪陵时对“个人”这种观念的观察为例。他说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
在涪陵的人们，他们自我的意识都是根据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
也正是这种对外在价值的投射定位，使我们很少能做到独立思考。出现问题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积极应对，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权衡利弊，反而丧失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时机。我们习惯于集体和社会这样的宏大概念，反而忽略自我价值的清晰定位。这个国家对牺牲精神的过度阐释和宣传，对志愿者精神的误读背后，都是这种“个人”概念的歪曲所致。
何伟通过《江城》提供给了我们一种观察自我的方式，即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反省；通过一种对熟悉生活的重新叙述察觉出其中的文化冲突——不是缘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而是觉醒的个体与模糊的群体像之间日益分明的冲突。
推荐者：侯学宾
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讲师，吉林大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编辑，《方圆》杂志特约撰稿人。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桑斯坦著 毕竞悦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权利开始写进法律文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权利，但是权利的实现并非没有成本。
任何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保障，公民的税收正是在维持政府能公平并富有效率地实现公民的权利。当我们明晓权利的实现必须支付巨大的公共成本时，而这些成本又来自于我们自己承担的税负时，会更深刻地明白权利不能走得太远，从而超越整个社会所能承受的负担。这本书运用富有逻辑的说理和恰当的案例给与我们耳目一新的启迪与思考。
《法治的生态环境》
姚建宗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中，奠基于人类文明的法治亦如此。不同的生态环境造就不同的法治理念与模式，如果不能够清晰地描述和理解法治所处的“生态环境”，将会常犯简单化的错误，诸如将法治单纯地理解为法律体系的完善，这种误解会消解法治应当具有的权威。
这本书试图“复杂”地看待本身很“复杂”的法治，带领读者进入法治的不同纬度，多角度地观察和描述法治的本来状况以及运作逻辑，为透视中国的法治发展与建设开启更多扇窗。
《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
梁治平等著 中国法治出版社
我们总是在强调变革，我们总是在强调中国特色，我们总是希望在变革中成就一种中国特色的法治。今日之中国法治的变革与发展要立足于传统，立足于亚洲，立足于世界，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思考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如果无法准确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法治改革难免会误入歧途。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思索中国法治变革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围绕问题展开的思考让今天的我们发现自己并未走出多远，必须重新直面这些问题并给出更有说服力的思考。
《江城》
[美]彼得·海斯勒著 李雪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江城》中，何伟写到的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他离开涪陵之前。他和同事亚当想拍一些片子，作为他们曾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过的见证。他们想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他们走过的街道，生活过的校园，交往的学生，结交的朋友，还有那些依然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何伟原本以为，普通人很难拍，只是因为他们发现你正在拍摄，就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情，充满好奇地围观和追问。他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好奇”，一种政治敏感性的“好奇”。在拍摄的间隙，一个自称“市民”的人很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呵斥他“禁止拍摄”，“这是违法的”。
这次冲突发生的缘由不是因为这位“市民”的敏感性，把他们误读为记者，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暴民也好，乌合之众也好，一旦成为了某种隐秘权力的诱因，很容易陷入失控的边缘。
何伟说到了他匆匆逃离暴民的围观时的一个印象，“我所能见得的只是一群模糊的脸”。还有他从这次拍摄中领悟出的经验：“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既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最让人感觉到悲哀的莫过于此。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两年，极力融入当地的生活语境，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当地人，说着蹩脚的中文，吃着抄手，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奔跑在崎岖湿漉漉的山道上。但最终的真相还是“我们依然是外国人”。
1996年8月，彼得·海斯勒和他的同事亚当·梅勒以美中友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两年。那一年他27岁，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未听过涪陵，涪陵在这之前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互不相闻，却千里相会，他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两年之后的1998年的冬天，当他回到美国的家中，花了四个月时间，从远方观望和书写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切的记忆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那长江上的点点星光，小城嘈杂的声音，污浊的空气，挑着扁担的棒棒大军，围观他们的群众，都变成了一幅幅画面。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颇受中国读者的追捧。我们的好奇不免集中在：他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又为何对他笔下的中国产生兴趣？
《江城》里的涪陵是中国城镇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何伟在刚到涪陵时，说到了一个强烈的、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观状态的印象，“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
这种怪异的经验，也是我们阅读《江城》的经验。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都被描摹出来。这种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那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其实是被陌生化的。何伟写出了他的异质经验，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了陌生感。这种陌生不是因为真的不熟悉，而是因为距离——距离不仅仅能产生美，还能引发我们对这种熟悉事物陌生的沉思。
以何伟在涪陵时对“个人”这种观念的观察为例。他说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
在涪陵的人们，他们自我的意识都是根据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
也正是这种对外在价值的投射定位，使我们很少能做到独立思考。出现问题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积极应对，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权衡利弊，反而丧失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时机。我们习惯于集体和社会这样的宏大概念，反而忽略自我价值的清晰定位。这个国家对牺牲精神的过度阐释和宣传，对志愿者精神的误读背后，都是这种“个人”概念的歪曲所致。
何伟通过《江城》提供给了我们一种观察自我的方式，即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反省；通过一种对熟悉生活的重新叙述察觉出其中的文化冲突——不是缘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而是觉醒的个体与模糊的群体像之间日益分明的冲突。
推荐者：侯学宾
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讲师，吉林大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编辑，《方圆》杂志特约撰稿人。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桑斯坦著 毕竞悦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权利开始写进法律文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权利，但是权利的实现并非没有成本。
任何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保障，公民的税收正是在维持政府能公平并富有效率地实现公民的权利。当我们明晓权利的实现必须支付巨大的公共成本时，而这些成本又来自于我们自己承担的税负时，会更深刻地明白权利不能走得太远，从而超越整个社会所能承受的负担。这本书运用富有逻辑的说理和恰当的案例给与我们耳目一新的启迪与思考。
《法治的生态环境》
姚建宗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中，奠基于人类文明的法治亦如此。不同的生态环境造就不同的法治理念与模式，如果不能够清晰地描述和理解法治所处的“生态环境”，将会常犯简单化的错误，诸如将法治单纯地理解为法律体系的完善，这种误解会消解法治应当具有的权威。
这本书试图“复杂”地看待本身很“复杂”的法治，带领读者进入法治的不同纬度，多角度地观察和描述法治的本来状况以及运作逻辑，为透视中国的法治发展与建设开启更多扇窗。
《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
梁治平等著 中国法治出版社
我们总是在强调变革，我们总是在强调中国特色，我们总是希望在变革中成就一种中国特色的法治。今日之中国法治的变革与发展要立足于传统，立足于亚洲，立足于世界，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思考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如果无法准确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法治改革难免会误入歧途。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思索中国法治变革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围绕问题展开的思考让今天的我们发现自己并未走出多远，必须重新直面这些问题并给出更有说服力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