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赤俄政府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斯大林为名誉校长，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1921年10月21日，“东大”正式开学，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管理，学制初定七个月，后改三年。
　　1925年秋，为纪念孙中山，苏联再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部分中国师生转入“中大”。中大1926年正式成立，建校初衷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进入中大的国民党系学生有：蒋经国、郑介民、戴笠、谷正纲、谷正鼎、屈武、邓文仪、刘咏尧、张秀兰、吴家钰、何重汉、卜涛明、王崇武等。
　　“四·一二”国共破裂，国民党与苏联关系随之断裂，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邵力子离开中大回国，从此中大理事会不再有国民党成员。
　　1928年中大更换校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改名“苏兆征大学”，但师生仍沿用前称“中山大学”。此后当然只收中共学生。直至1930年中大停办，共招收四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340名，1926年第二期300余名，1927年第三期百余名，1928年四期百余名。
　　“十天大会”
　　1929年暑假，“劳大”学生赴黑海度假，在疗养所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焦点为二：一是拥护校内支部局还是拥护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而支持哪一边，关系着大革命失败的是非、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二是学制四年还是一两年，要不要按正规程序既学俄文又学理论？
　　9月，黑海度假回来，中大支部举行全体师生例行总结大会，由俄人支部书记作报告，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上两个焦点激烈辩论，最后进行表决。这次大会史称“十天大会”，它之所以出名，关键是选举时出了后来名声很响的“二十八个半”（反对派起的外号）。
　　“二十八个半”得名
　　“十天大会”上，各派人士上台发表意见，互相攻击，闹成一片。张国焘讲话时，法国来的华工上台想动武，被俄国人阻止。最后，争论焦点汇聚“支部局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自认为执行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广大党团员则认为支部局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意见分歧太大，只好付诸表决。大会最后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会提交《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五百多名中大生均投反对票，只有28人举手赞成，而这28个正好扎堆站在主席台左边，很容易计数。事后，被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嘲笑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轻蔑。
　　“二十八个”名单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盛岳、夏曦、肖特甫、李竹声、殷鉴、陈原道、何子述、孟庆树（王明妻）、张琴秋（沈泽民妻）、杜作祥（陈昌浩妻）、李元杰、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袁家镛、孙济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纯（女）。未出席“十天大会”的王明之所以位列榜首，乃是这一派公认的头头。
　　至于那“半”个，即徐以新（1911～1994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说年纪最小，又是团员；一说徐对支部局的态度前后不太一致，故算半个。
　　“二十八个半”的下场
　　“二十八个半”的人生道路，个个迥异。
　　八名党内要人：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陈昌浩（“文革”中自杀）。四名烈士：陈原道、夏曦、何子述、宋泮民（冤杀于湘鄂西肃反）。追随革命者：王盛荣（后任湖北冶金厅副厅长，“文革”中入狱）、徐以新、孟庆树（随王明赴苏，1983年病逝于俄）、张琴秋（“文革”中自杀）。病故：殷鉴（1934年被捕，后因病保释就医，不久病故）。不详：肖特甫、朱自舜、杜作祥。
　　变节者：李竹声（政治局委员、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岳（中委，接李竹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被李供出）、王云程（团中央书记）、孙济民（团中央组织部长）、袁家镛（江苏省委书记，后入“中统”）、朱阿根（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说退党）。王保礼（即王宝礼，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回国后叛变，在上海大马路上带特务搜捕留苏同学，一说淡出政治舞台）、李元杰（传说叛变）、汪盛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后退党，一说叛变。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湖南被处决）。
　　（裴毅然/文，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