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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卡夫卡从未踏足过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但却创作了一篇举世闻名的有关中国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卡夫卡在布拉格著名的黄金巷22号创作了这篇小说，并将其看作他最重要的作品。小说写作于1917年3、4月间，没有完成。1919年12月，卡夫卡在《乡村医生》结集出版时将其中的一个片段抽出来，以《一道圣旨》为题先行发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说稿本是卡夫卡的朋友布洛德编辑整理的，1931年问世。
今天距离卡夫卡创作这篇小说已经整整过去100年了。100年来这个世界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卡夫卡从当年的默默无闻，已经变成了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卡夫卡的这篇小说也被认为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譬如它对博尔赫斯就产生过重大影响。博尔赫斯承认，卡夫卡的作品不仅创造了它的先驱者，还创造了它的继承者。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小说没有什么故事，更多的是议论，倒像是一篇议论文。小说集中讨论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小说开头写道：“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1]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建起，最后在最北端联成一气。这“最北端”指的哪里？学者们已有许多讨论：有人说是北京之长城，有人说是沈阳之长城。著名汉学家、旅行家迪特马的《在新中国》是一本介绍中国地理的书，出版于1912年，书中有介绍沈阳的文字，并附有照片。有学者推论说，卡夫卡应该读过这本书，因此卡夫卡笔下的京城应该是沈阳。当然，亦有学者反驳道，中国长城并没有修到沈阳，因此此说无非是无稽之谈。
“长城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从叙事语气来看，叙述者似乎不应属于北方民族，应该属于被长城保护起来的南方人。建造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查无实据。南方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北方人。“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他们，他们本性中所具有的残忍使我们坐在和平的树荫下喟然长叹。我们在艺术家们真实描绘的图画上，看到那一张张狰狞的脸面，张得大大的嘴巴，长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像是已经看中了猎获物，马上要抢来供嘴巴撕裂、咬啮似的。要是孩子撒泼，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图画，于是他们吓得边哭边往你怀里躲……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径直追赶我们———国土太大了，没等到追上我们，他们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有西方学者指出，这些青面獠牙的形象影射的是威廉二世的普鲁士士兵，因为学者们在相关著述中见过这一类的图片或照片。
再说，长城“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它有可能坍塌，压伤过往行人；有可能让行走在长城上的人，失足掉入城下；人们有可能落入陷阱，也有可能被各种砖石绊倒。一座并不连贯的长城非但不能防御敌人，反而会伤害自己。
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声称人们修建长城只是为了给巴别塔打地基。据《圣经·创世记》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圣经·旧约·创世记》11.2—9）在《圣经》中，人们之所以停工不建造巴别塔了，是因为耶和华将人类的语言变乱了，这里“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但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语言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地基上。如果地基不牢靠，如何建塔？如果地基不宽大，又如何建通天塔？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别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小说叙述者随后又否认了这一说法，因为长城并没有建成一个圆圈。“长城连一个圆圈都没有形成，而不过是四分之一或者半个圓圈，难道这就可以作为一座塔的基础了吗？这只能从精神角度去理解。”
这就是说，长城的建造原因只能从精神角度去理解，它或许根本就没有实际的理由。建造长城的决定也许是昔日的领导决定了，虽然已经改朝换代、时过境迁，但建造长城的决定并没有失效。“与此同时，领导阶层确实是古已有之，而造长城的决策在那时就定下来了。那些天真的北方民族，他们还以为这是为了他们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无辜的皇帝也以为那是他下令造的。”长城的修建终于从有目的到无目的，最终目的本身也遭到了质疑。
二、长城如何修建？
关于长城的修建方法似乎确凿无疑。万里长城采用的是“分段建筑法”：“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建起，最后联成一气。这种分段修建的办法在东西两支劳动大军的内部也以小的规模加以实行。方法是：二十来个民工为一队，每队担负修建约五百米长的一段，邻队则修建同样长度的一段与他们相接。但等到两段城墙连接以后，并不是接着这一千米的城墙的末端继续施工，而是把这两队民工派到别的地段去修筑城墙。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它们是渐渐地才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在长城已宣告竣工之后才补全。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它可能仅仅是围绕长城而产生的许许多多传说之一，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凭自己的眼睛用尺度来验证这种说法的，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作者描写非常细致，仿佛曾经亲临现场。
长城为什么采用分段建筑法呢？究其原因，则可谓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五百米长城约在五年内可以完成，然后那些领班们通常已经精疲力竭，百无聊赖，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说，如果不采取分段建筑法，那么，任何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到长城修建完工，这会使他们感到绝望从而失去工作效率。当民工被派往别处，一路上看到热火朝天的筑墙景象，看到国家多么辽阔、多么富有、多么美丽、多么可爱，他们内心深处于是又充满了自豪和信心。分段建筑法可以提振建筑者的信心和自豪感，并因此而提高建筑效率。 另一种说法是：“分段而筑乃是领导者有意为之。可是，分段而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实际意义。结果结论是：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的话———奇妙的逻辑！———一点不假，而且他们还从其他方面为自己找理由。今天谈论这些事也许不会有危险了。当时许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个秘密的原则：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分段建筑是领导者的意思，但领导者其实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的话”，这种事在逻辑上不可能发生，但在现实中却屡有发生。
建造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查无实据。我们的国家如此之大，许多问题其实是含混不清的。于是有了关于皇帝的御使的传说，有了关于皇帝与百姓的说法，有了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故事。卡夫卡写作这篇小说时，中国的君主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没落帝国的宫殿、寝陵还在。这似乎证明，存在着一种误解：人们还在等待着那些帝王的出现。帝国的皇宫金碧辉煌，因为只有帝国的皇宫才能用金色，太阳出来，金光四射，这便是帝国的象征。但是，统治阶级与平民之间存在着沟通的矛盾，这就是皇帝御史所面临的问题。万里长城既造成地理上的隔绝，也是社会鸿沟和心理鸿沟的象征。卡夫卡心中的中国有两种形象：北方皇帝大一统的中国；南方没有皇帝的自在状态，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通过阅读各种有关中国的译作，譬如卫礼贤的翻译，卡夫卡深知中国的“无为”思想和“桃花源”之境界，这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又多有体现。“我们的百姓对于皇帝既深怀失望，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1916年11月21日，在奥匈帝国皇位上坐了整整68年的弗兰茨·约瑟夫去世了，四个月后卡夫卡写这篇小说或者是有感而发。
三、“我”是谁？
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小说探讨的问题，而是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这是卡夫卡放弃用第一人称撰写《城堡》后，他用第一人称写的最长的一篇小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孩提时候，两脚刚刚能站稳，就在老师的小园子里，命我们用鹅卵石建造一座墙，记得当时老师如何撩起长袍，朝这堵墙冲来，当然一切都推倒了，由于我们的墙造得太单薄，他把我们训斥得这样严厉，以致我们号哭着四散跑回父母的身边。”这里的“我”是谁？显然不是卡夫卡。从“我”与长城的关系来看，这个“我”应当是中国人。那么，他是中国的北方人，还是南方人？从“长城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来看，这个“我”应该是南方人，否则他似乎应该这么说，“长城建造竟然意在防御我们北方民族”。果然，小说后来亦写道：“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那么，这个“东南方”又是哪里呢？上海、南京还是无锡？作者对此语焉不详，估计作者对中国地理也并没有非常准确的概念。
然而，这个“我”难道与卡夫卡没有关系吗？肯定有关系。“我很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通过初级学校的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之际，后来历朝皆有所修缮或扩建，到明朝时共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建过，其中以秦、汉、明三个朝代成就最为显著。因此，中国万里长城建造时，所谓初级学校是不可想象的，所谓“最后一关考试”更属于无稽之谈。这种严酷的考试制度其实暗喻的是卡夫卡中学毕业前所经历的一系列考试，正是这些考试曾经给卡夫卡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1901年，卡夫卡参加了大学入学资格的最后考试，在卡夫卡看来，这是一次血战。这一年卡夫卡18岁，年龄非常接近小说中的叙述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叙述者“我”其实就是卡夫卡。
至于叙述者“我”的姓名、性别、职业和经历，小说中均没有多少交代。从小说的叙述推断，这位探讨“中国长城建造”秘密的“我”应当是一位欧洲的学究，而不是一位中国的书生。如此看来，叙述者作为一个非中國人，由他来叙述他“亲身经历”的中国长城的建造过程，这实在有点滑稽可笑。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既非卡夫卡，亦是卡夫卡。当然，在我看来，这个叙述者“我”更重要的倒不是与卡夫卡的关系，而是他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个“我”究竟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或者是一个东西方结合之人，但是，以西方人为主，还是以东方人为主？依我之见，这个“我”终究还是一个西方人，一个钟情于古老中国的西方人，正如卡夫卡一样。这个“我”包含着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长城之建造等诸多问题。
总之，《中国长城建造时》不是一部纪实性的现实主义小说，也不是一部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主义小说。由于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作者的卡夫卡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一眼就看出小说的想象性和虚构性特征，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将小说中的长城看作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而只能看作是卡夫卡创造的文本的“万里长城”。不过，正如卡夫卡在小说中所叙述的一样：我们对一些事情有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要想阐述其中理由，则不仅有违我们的良心，而且也休想站得住脚。于是，小说结束时，“对这个问题的考查我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这恰如康德所言：“人类只能做到某种限度的成就。人类仍不能领悟‘整体’之意义，其视界只是断断续续的，其安全是不完整的，他也只能片段地实现其目的。”[2]对于中国长城的讨论如此，对于卡夫卡小说的讨论也是如此。然而，“万里长城永不倒”，卡夫卡以小说的形式亦参与了对中国长城的阐释、重释，乃至意义的构建，于是，卡夫卡笔下的长城也成了中国长城文化的一部分。
注释
[1]《中国长城建造时》，叶廷芳译，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有关该小说的引文均出于此，不再另注。
[2]参见PhilipRahv：《论卡夫卡及其短篇小说》，高城译，《现代杂志》1960年第1期。
今天距离卡夫卡创作这篇小说已经整整过去100年了。100年来这个世界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卡夫卡从当年的默默无闻，已经变成了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卡夫卡的这篇小说也被认为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譬如它对博尔赫斯就产生过重大影响。博尔赫斯承认，卡夫卡的作品不仅创造了它的先驱者，还创造了它的继承者。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小说没有什么故事，更多的是议论，倒像是一篇议论文。小说集中讨论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小说开头写道：“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1]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建起，最后在最北端联成一气。这“最北端”指的哪里？学者们已有许多讨论：有人说是北京之长城，有人说是沈阳之长城。著名汉学家、旅行家迪特马的《在新中国》是一本介绍中国地理的书，出版于1912年，书中有介绍沈阳的文字，并附有照片。有学者推论说，卡夫卡应该读过这本书，因此卡夫卡笔下的京城应该是沈阳。当然，亦有学者反驳道，中国长城并没有修到沈阳，因此此说无非是无稽之谈。
“长城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从叙事语气来看，叙述者似乎不应属于北方民族，应该属于被长城保护起来的南方人。建造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查无实据。南方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北方人。“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他们，他们本性中所具有的残忍使我们坐在和平的树荫下喟然长叹。我们在艺术家们真实描绘的图画上，看到那一张张狰狞的脸面，张得大大的嘴巴，长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像是已经看中了猎获物，马上要抢来供嘴巴撕裂、咬啮似的。要是孩子撒泼，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图画，于是他们吓得边哭边往你怀里躲……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径直追赶我们———国土太大了，没等到追上我们，他们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有西方学者指出，这些青面獠牙的形象影射的是威廉二世的普鲁士士兵，因为学者们在相关著述中见过这一类的图片或照片。
再说，长城“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它有可能坍塌，压伤过往行人；有可能让行走在长城上的人，失足掉入城下；人们有可能落入陷阱，也有可能被各种砖石绊倒。一座并不连贯的长城非但不能防御敌人，反而会伤害自己。
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声称人们修建长城只是为了给巴别塔打地基。据《圣经·创世记》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圣经·旧约·创世记》11.2—9）在《圣经》中，人们之所以停工不建造巴别塔了，是因为耶和华将人类的语言变乱了，这里“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但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语言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地基上。如果地基不牢靠，如何建塔？如果地基不宽大，又如何建通天塔？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别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小说叙述者随后又否认了这一说法，因为长城并没有建成一个圆圈。“长城连一个圆圈都没有形成，而不过是四分之一或者半个圓圈，难道这就可以作为一座塔的基础了吗？这只能从精神角度去理解。”
这就是说，长城的建造原因只能从精神角度去理解，它或许根本就没有实际的理由。建造长城的决定也许是昔日的领导决定了，虽然已经改朝换代、时过境迁，但建造长城的决定并没有失效。“与此同时，领导阶层确实是古已有之，而造长城的决策在那时就定下来了。那些天真的北方民族，他们还以为这是为了他们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无辜的皇帝也以为那是他下令造的。”长城的修建终于从有目的到无目的，最终目的本身也遭到了质疑。
二、长城如何修建？
关于长城的修建方法似乎确凿无疑。万里长城采用的是“分段建筑法”：“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建起，最后联成一气。这种分段修建的办法在东西两支劳动大军的内部也以小的规模加以实行。方法是：二十来个民工为一队，每队担负修建约五百米长的一段，邻队则修建同样长度的一段与他们相接。但等到两段城墙连接以后，并不是接着这一千米的城墙的末端继续施工，而是把这两队民工派到别的地段去修筑城墙。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它们是渐渐地才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在长城已宣告竣工之后才补全。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它可能仅仅是围绕长城而产生的许许多多传说之一，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凭自己的眼睛用尺度来验证这种说法的，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作者描写非常细致，仿佛曾经亲临现场。
长城为什么采用分段建筑法呢？究其原因，则可谓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五百米长城约在五年内可以完成，然后那些领班们通常已经精疲力竭，百无聊赖，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说，如果不采取分段建筑法，那么，任何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到长城修建完工，这会使他们感到绝望从而失去工作效率。当民工被派往别处，一路上看到热火朝天的筑墙景象，看到国家多么辽阔、多么富有、多么美丽、多么可爱，他们内心深处于是又充满了自豪和信心。分段建筑法可以提振建筑者的信心和自豪感，并因此而提高建筑效率。 另一种说法是：“分段而筑乃是领导者有意为之。可是，分段而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实际意义。结果结论是：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的话———奇妙的逻辑！———一点不假，而且他们还从其他方面为自己找理由。今天谈论这些事也许不会有危险了。当时许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个秘密的原则：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分段建筑是领导者的意思，但领导者其实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的话”，这种事在逻辑上不可能发生，但在现实中却屡有发生。
建造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查无实据。我们的国家如此之大，许多问题其实是含混不清的。于是有了关于皇帝的御使的传说，有了关于皇帝与百姓的说法，有了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故事。卡夫卡写作这篇小说时，中国的君主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没落帝国的宫殿、寝陵还在。这似乎证明，存在着一种误解：人们还在等待着那些帝王的出现。帝国的皇宫金碧辉煌，因为只有帝国的皇宫才能用金色，太阳出来，金光四射，这便是帝国的象征。但是，统治阶级与平民之间存在着沟通的矛盾，这就是皇帝御史所面临的问题。万里长城既造成地理上的隔绝，也是社会鸿沟和心理鸿沟的象征。卡夫卡心中的中国有两种形象：北方皇帝大一统的中国；南方没有皇帝的自在状态，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通过阅读各种有关中国的译作，譬如卫礼贤的翻译，卡夫卡深知中国的“无为”思想和“桃花源”之境界，这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又多有体现。“我们的百姓对于皇帝既深怀失望，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1916年11月21日，在奥匈帝国皇位上坐了整整68年的弗兰茨·约瑟夫去世了，四个月后卡夫卡写这篇小说或者是有感而发。
三、“我”是谁？
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小说探讨的问题，而是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这是卡夫卡放弃用第一人称撰写《城堡》后，他用第一人称写的最长的一篇小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孩提时候，两脚刚刚能站稳，就在老师的小园子里，命我们用鹅卵石建造一座墙，记得当时老师如何撩起长袍，朝这堵墙冲来，当然一切都推倒了，由于我们的墙造得太单薄，他把我们训斥得这样严厉，以致我们号哭着四散跑回父母的身边。”这里的“我”是谁？显然不是卡夫卡。从“我”与长城的关系来看，这个“我”应当是中国人。那么，他是中国的北方人，还是南方人？从“长城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来看，这个“我”应该是南方人，否则他似乎应该这么说，“长城建造竟然意在防御我们北方民族”。果然，小说后来亦写道：“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那么，这个“东南方”又是哪里呢？上海、南京还是无锡？作者对此语焉不详，估计作者对中国地理也并没有非常准确的概念。
然而，这个“我”难道与卡夫卡没有关系吗？肯定有关系。“我很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通过初级学校的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之际，后来历朝皆有所修缮或扩建，到明朝时共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建过，其中以秦、汉、明三个朝代成就最为显著。因此，中国万里长城建造时，所谓初级学校是不可想象的，所谓“最后一关考试”更属于无稽之谈。这种严酷的考试制度其实暗喻的是卡夫卡中学毕业前所经历的一系列考试，正是这些考试曾经给卡夫卡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1901年，卡夫卡参加了大学入学资格的最后考试，在卡夫卡看来，这是一次血战。这一年卡夫卡18岁，年龄非常接近小说中的叙述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叙述者“我”其实就是卡夫卡。
至于叙述者“我”的姓名、性别、职业和经历，小说中均没有多少交代。从小说的叙述推断，这位探讨“中国长城建造”秘密的“我”应当是一位欧洲的学究，而不是一位中国的书生。如此看来，叙述者作为一个非中國人，由他来叙述他“亲身经历”的中国长城的建造过程，这实在有点滑稽可笑。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既非卡夫卡，亦是卡夫卡。当然，在我看来，这个叙述者“我”更重要的倒不是与卡夫卡的关系，而是他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个“我”究竟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或者是一个东西方结合之人，但是，以西方人为主，还是以东方人为主？依我之见，这个“我”终究还是一个西方人，一个钟情于古老中国的西方人，正如卡夫卡一样。这个“我”包含着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长城之建造等诸多问题。
总之，《中国长城建造时》不是一部纪实性的现实主义小说，也不是一部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主义小说。由于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作者的卡夫卡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一眼就看出小说的想象性和虚构性特征，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将小说中的长城看作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而只能看作是卡夫卡创造的文本的“万里长城”。不过，正如卡夫卡在小说中所叙述的一样：我们对一些事情有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要想阐述其中理由，则不仅有违我们的良心，而且也休想站得住脚。于是，小说结束时，“对这个问题的考查我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这恰如康德所言：“人类只能做到某种限度的成就。人类仍不能领悟‘整体’之意义，其视界只是断断续续的，其安全是不完整的，他也只能片段地实现其目的。”[2]对于中国长城的讨论如此，对于卡夫卡小说的讨论也是如此。然而，“万里长城永不倒”，卡夫卡以小说的形式亦参与了对中国长城的阐释、重释，乃至意义的构建，于是，卡夫卡笔下的长城也成了中国长城文化的一部分。
注释
[1]《中国长城建造时》，叶廷芳译，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有关该小说的引文均出于此，不再另注。
[2]参见PhilipRahv：《论卡夫卡及其短篇小说》，高城译，《现代杂志》196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