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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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90年前往西伯利亚的旅行既是个人创作危机驱动的结果,也是俄国知识分子意图在科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将西伯利亚作为一种概念纳入俄罗斯总体文化的实践。作为受过欧洲自然科学教育的俄国旅行者,契诃夫倡导用科学的方法为解决西伯利亚的社会问题积累数据和经验。在契诃夫记述西伯利亚旅行的系列特写中,“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一对立的空间模型贯穿始终。他特意疏漏和压缩了“人”在西伯利亚的存在,而以俄罗斯欧洲部分为标准确立了西伯利亚空间的“反常”特征,即寒冷与野蛮。旅途中,契诃夫笔下的旅行者-叙事者对西伯利亚的妇女和邮差做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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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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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90年前往西伯利亚的旅行既是个人创作危机驱动的结果,也是俄国知识分子意图在科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将西伯利亚作为一种概念纳入俄罗斯总体文化的实践。作为受过欧洲自然科学教育的俄国旅行者,契诃夫倡导用科学的方法为解决西伯利亚的社会问题积累数据和经验。在契诃夫记述西伯利亚旅行的系列特写中,“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一对立的空间模型贯穿始终。他特意疏漏和压缩了“人”在西伯利亚的存在,而以俄罗斯欧洲部分为标准确立了西伯利亚空间的“反常”特征,即寒冷与野蛮。旅途中,契诃夫笔下的旅行者-叙事者对西伯利亚的妇女和邮差做了前后矛盾的评价,导致作为整体的系列特写出现文本裂隙,其原因在于叙事主人公经历了更始仪式的个性转变,以新的眼光看待“西伯利亚-俄罗斯”的空间对立,并且对俄国人征服和开发异域空间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要求。
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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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身份在十九世纪的建构得益于对苏格兰和维京文化等欧洲边缘文化的吸纳,这一过程中既有对异族浪漫化的表现,也有刻板化的描写,在司各特的《海盗》中则体现为对挪威人充满矛盾的书写。一方面他让苏格兰站在英格兰一方,以设得兰岛为对立面,强制将"进步观念"推销给设得兰岛上的挪威原住民,凸显了包含苏格兰的英国国家主义;另一方面,苏格兰"内部殖民"启蒙事业的失败又暗含着对英帝国的批判。司各特在小说中塑造的"英格兰-苏格兰-野蛮的外圈"这一文化结构将苏格兰置于一个独特的"中间位置",揭示了英国海外殖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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