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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6月到2005年2月，李鸿忠担任深圳市长期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关于深圳特区定位的问题，特区凭什么“特”下去？尽管这个问题在李鸿忠脑海里盘桓良久，他还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才会给出答案。
2007年已入岁尾，再过几个月，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就迎来他南下广东的20个年头。曾供职于电子工业部的李鸿忠，1988年从惠州市挂职副市长起步，历任广东省副省长、常务副省长、深圳市长、市委书记等职。这位山东汉子的广东干部经历，尤以他主政深圳这四年最为浓墨重彩。
而李鸿忠主导下的深圳改革，让这座27岁的年轻城市具备了难得的稳健气质，从血气方刚到理性沉着，这种变化便得益于其极力倡导的“半步策略”。
为什么
2003年6月，李鸿忠以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之身来到深圳。彼时，正是深圳社会心理的焦灼期。
“旁落之痛”的阴云在深圳人心里或隐或现，这种灰暗的社会心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在深圳的产业基础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之后，深交所停发新股又打击了深圳的金融证券行业，而珠三角交通网络规划的出笼再一次让深圳面临边缘化危机。1997年前后的深圳，被媒体称为遭遇“十面埋伏”。
2004年开始，两个信号给人们一种强烈的感觉，“速度深圳”的脚步慢了下来。先是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越深圳，2006年上半年，深圳经济增长又首次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无论是对于民间还是政府来说，这两个信号都是不小的震动。
伺后，第一个递交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申请的深圳，三次满怀期待而又壮志难酬；2007年初，内外资“两税合并”的新所得税法正式施行，经济特区最后一项优惠政策又从深圳指缝间溜走，一时间甚至有人感叹深圳的特区时代已经结束——
特区凭什么再“特”下去？在这十多年里，“特区特不特”争论不断，但就是没有答案。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深圳的改革也进入到核心地带，这个地带利益环环相扣，矛盾错综复杂，改革策略上稍不留神，就会面临流产的危险。
2003年1月，深圳提出了“行政三分”改革试验，这一项改革试图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并设置若干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有人据此认为，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一旦成功，其中的制衡功能发挥作用，深圳将成为我国政府行政效率最高的地方。但是，改革方案在政府内部遭遇了最现实的阻力，尽管时间表已经公布，但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行政三分制”改革流产，引发了深圳改革动力已经消解的判断，当过高的社会期待从云端跌落地面的时候，公众无疑对下一步改革策略和改革智慧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2003年6月到2005年2月，李鸿忠担任深圳市长期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关于深圳特区定位的问题，特区凭什么“特”下去？尽管这个问题在李鸿忠脑海里盘桓良久，他还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才会给出答案。
2005年3月17日，黄丽满卸去深圳市委书记一职，而在两个月前，黄已经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一天，李鸿忠接任市委书记，在短短一周后的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李鸿忠就作了一个题为《继往开来改革创新，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宏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长篇讲话。这个长达万字的讲话稿由李鸿忠亲自撰写，深圳人将其视作新书记的就职演说，特区定位问题渐次清晰，推行“半步改革”也成为他倡导的一种关键性策略。
是什么
在回答“半步策略”是什么之前，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深圳人苦苦追问了十多年的“特区特不特”的问题。这一问题，在1994年由国情专家胡鞍钢提出，随后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参与辩论，引发了轰动海内外的“胡厉之争”。在随后这十多年时间里，从中央态度来看，尽管国务院特区办已经撤销，但是特区还要办下去的高层承诺还是给了深圳人一丝宽慰。
在深圳直辖和深港一体化等路径都不能操之在我的情况下，李鸿忠提出今天的深圳要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在2005年3月25日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李鸿忠就指出：“特区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和特别能创新的地区”，在这个基础上，他又提出“半步策略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创新的基本方法”，而“以退为进”、“积小胜为大胜”，推进渐进式改革等构成了半步策略的基本内容。
在2005年5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深圳人发现李鸿忠没有提GDP总量指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说，如果有人还是单纯以GDP论英雄，很可能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但是，深圳目前正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为了解决四个“难以为继”，李鸿忠拨慢了深圳现代化的时间表，将深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由2005年调整为2010年。他坦率告诉公众，基本实现现代化42项衡量指标中，有23项难以完成。“以退为进”，深圳适时增加了社会服务英语普及率、政府公共服务上网率、登记失业率、万人医生数、环保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峰时段城市平均车速等13项新指标。
“舍得时间、舍得投入、舍得声誉”，对于他放慢深圳发展脚步的做法，李鸿忠用“三个舍得”来回应外界的狐疑和不解。在此基础上，“效益深圳”的概念出炉。
2005年7月20日，市委书记李鸿忠对统计工作进行批示，“给邓平同志（深圳市统计局长）出个题目：我市统计工作怎样按照效益深圳的模式搞出一套相应的统计模式、体系出来，起码也要两套并行，以便市委市政府的经济工作决策。”经过近两个月的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历经6次大的修改，形成了《〈“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及监测实施意见》，在经济效益指标之外，“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的发展”等指标首次出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指挥棒”中。
调整深圳发展步伐，只是李鸿忠“以退为进”半步改革策略的前半步骤，2006年最后一天，“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正式出台。“净福利”到底意味着什么？主持设计这一指标体系的深圳市委副秘书长蒙敬杭解释说：就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部经济福利，减去补偿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的消耗后所剩余福利。
至此，以效益指标解决自然系统矛盾，以民本指标解决社会系统矛盾，深圳指标革命轮廓更加清晰，标志着深圳发展理念完成了一次系统升级。
怎么做
如果说“以退为进”是李鸿忠“半步新政”的深刻内涵，那么，“勇而有道”则是“半步策略”在实践中的具体战术。
李鸿忠曾经感慨：深圳的改革愈向纵深发展，愈面临着复杂的体制和机制转变，还有一些长期累积的棘手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立足现实，把握好工作的速度和力度，不搞没有基础的、超越发展阶段的大跨越，要渐进式地推进工作。
对策略的重视，是深圳在这些年改革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的结果。以深圳申请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例，策略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败。1994年以来，随着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逐年普惠化，深圳手中的改革优先权逐渐弱化。如果说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是国家“给粮食”，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则是被赋予了决定自己种什么的自主权，这也是深圳急切地申请国家试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深圳与上海同时递交申请，一个获批，一个未获批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技术性差别，“深圳是先制订详细的制度设计然后向中央审批，要知道方案太具体太令人关注往往会太尖锐。而浦东申请的是在7个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试验的空间自主权。”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与深圳的高调相比较，上海在整个申请过程则显得相当低调。
既然策略事关“生死”，那么，李鸿忠提出“勇而有道”就不难理解了。深圳市改革办的复出过程，就体现了半步策略中的“勇而有道”。2005年4月29日，深圳在全国率先恢复成立副局级的体制改革办公室，从总体推进和协调改革创新。距离深圳第7次机构改革撤销体改办，只间隔短短一年时间而已。改革办复出，深圳本地观察家都看到了三层饶有意味的信息，第一，这个副局级单位从管理体制上仍然没有脱离深圳发展改革局，但是却由一位市委、市政府的双料秘书长领衔操作；第二，深圳刻意地回避体改办这个约定俗成的简称，官方给出的名称是“改革办”；第三，公众越关注改革办，改革办越低调，在改革办主任南岭上任后的4个月时间里，媒体没有听到任何声音，4个月后，南岭才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了改革办的职能定位和大致的改革方向。
在深圳基本完成增量改革之后，今天的改革每一刀都会触及到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从2003年行政三分制改革无疾而终之后，李鸿忠主导下的深圳改革恪守半步策略，“要依法依规稳妥推行各项政策，充分吸收群众的意见，高度重视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同时要善于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为下一个半步打基础，做准备。”
2006年3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正式通过。自此，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出台，尽管媒体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改革失败者免责等相关规定，但是《条例》的出台意味着深圳改革创新既纳入了法律轨道，也获得了法律的保护。至此，深圳改革之剑已经先后指向行业协会和事业单位。
当时有人担心，深圳有三分之一的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以上职务均由公职人员担任，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如果把握不好难免引发动荡。因此，有人建议改革暂缓，或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为此，深圳市专门发布《关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不再兼任行业协会职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截至2005年2月份，全市共有68家协会，24个党政机关的122名公职人员和51个事业单位的74名在职人员，办理了辞职手续，占应脱钩人员的97%。
当行业协会改革大盘落定，事业单位改革大幕渐次拉开。2006年4月13日，深圳推出“30项改革措施”，对事业单位实行分类改革，用官方文件评价，此次改革“是在深圳26年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一次较深层次的改革”。
与行政三分制改革相比，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事业单位改革，都避免了行政系统自我革命容易出现的强烈反弹，从体系的外围“下刀”去解决政府越位、缺位问题，这种渐进式的策略更容易取得稳妥的效果。
当深圳改革的方向和策略问题悉数明晰之后，李鸿忠主导下的深圳变革越发稳健。十七大过后，广东地方人事安排将呈一盘“活棋”，此时，李鸿忠的去留也成为深圳坊间一大热门话题。
去？还是留？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悬念；但是，不管李鸿忠走到哪里，他主政一方的理念和策略仍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领导科学的角度观察，这一点看起来却毫无悬念。
2007年已入岁尾，再过几个月，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就迎来他南下广东的20个年头。曾供职于电子工业部的李鸿忠，1988年从惠州市挂职副市长起步，历任广东省副省长、常务副省长、深圳市长、市委书记等职。这位山东汉子的广东干部经历，尤以他主政深圳这四年最为浓墨重彩。
而李鸿忠主导下的深圳改革，让这座27岁的年轻城市具备了难得的稳健气质，从血气方刚到理性沉着，这种变化便得益于其极力倡导的“半步策略”。
为什么
2003年6月，李鸿忠以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之身来到深圳。彼时，正是深圳社会心理的焦灼期。
“旁落之痛”的阴云在深圳人心里或隐或现，这种灰暗的社会心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在深圳的产业基础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之后，深交所停发新股又打击了深圳的金融证券行业，而珠三角交通网络规划的出笼再一次让深圳面临边缘化危机。1997年前后的深圳，被媒体称为遭遇“十面埋伏”。
2004年开始，两个信号给人们一种强烈的感觉，“速度深圳”的脚步慢了下来。先是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越深圳，2006年上半年，深圳经济增长又首次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无论是对于民间还是政府来说，这两个信号都是不小的震动。
伺后，第一个递交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申请的深圳，三次满怀期待而又壮志难酬；2007年初，内外资“两税合并”的新所得税法正式施行，经济特区最后一项优惠政策又从深圳指缝间溜走，一时间甚至有人感叹深圳的特区时代已经结束——
特区凭什么再“特”下去？在这十多年里，“特区特不特”争论不断，但就是没有答案。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深圳的改革也进入到核心地带，这个地带利益环环相扣，矛盾错综复杂，改革策略上稍不留神，就会面临流产的危险。
2003年1月，深圳提出了“行政三分”改革试验，这一项改革试图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并设置若干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有人据此认为，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一旦成功，其中的制衡功能发挥作用，深圳将成为我国政府行政效率最高的地方。但是，改革方案在政府内部遭遇了最现实的阻力，尽管时间表已经公布，但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行政三分制”改革流产，引发了深圳改革动力已经消解的判断，当过高的社会期待从云端跌落地面的时候，公众无疑对下一步改革策略和改革智慧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2003年6月到2005年2月，李鸿忠担任深圳市长期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关于深圳特区定位的问题，特区凭什么“特”下去？尽管这个问题在李鸿忠脑海里盘桓良久，他还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才会给出答案。
2005年3月17日，黄丽满卸去深圳市委书记一职，而在两个月前，黄已经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一天，李鸿忠接任市委书记，在短短一周后的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李鸿忠就作了一个题为《继往开来改革创新，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宏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长篇讲话。这个长达万字的讲话稿由李鸿忠亲自撰写，深圳人将其视作新书记的就职演说，特区定位问题渐次清晰，推行“半步改革”也成为他倡导的一种关键性策略。
是什么
在回答“半步策略”是什么之前，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深圳人苦苦追问了十多年的“特区特不特”的问题。这一问题，在1994年由国情专家胡鞍钢提出，随后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参与辩论，引发了轰动海内外的“胡厉之争”。在随后这十多年时间里，从中央态度来看，尽管国务院特区办已经撤销，但是特区还要办下去的高层承诺还是给了深圳人一丝宽慰。
在深圳直辖和深港一体化等路径都不能操之在我的情况下，李鸿忠提出今天的深圳要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在2005年3月25日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李鸿忠就指出：“特区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和特别能创新的地区”，在这个基础上，他又提出“半步策略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创新的基本方法”，而“以退为进”、“积小胜为大胜”，推进渐进式改革等构成了半步策略的基本内容。
在2005年5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深圳人发现李鸿忠没有提GDP总量指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说，如果有人还是单纯以GDP论英雄，很可能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但是，深圳目前正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为了解决四个“难以为继”，李鸿忠拨慢了深圳现代化的时间表，将深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由2005年调整为2010年。他坦率告诉公众，基本实现现代化42项衡量指标中，有23项难以完成。“以退为进”，深圳适时增加了社会服务英语普及率、政府公共服务上网率、登记失业率、万人医生数、环保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峰时段城市平均车速等13项新指标。
“舍得时间、舍得投入、舍得声誉”，对于他放慢深圳发展脚步的做法，李鸿忠用“三个舍得”来回应外界的狐疑和不解。在此基础上，“效益深圳”的概念出炉。
2005年7月20日，市委书记李鸿忠对统计工作进行批示，“给邓平同志（深圳市统计局长）出个题目：我市统计工作怎样按照效益深圳的模式搞出一套相应的统计模式、体系出来，起码也要两套并行，以便市委市政府的经济工作决策。”经过近两个月的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历经6次大的修改，形成了《〈“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及监测实施意见》，在经济效益指标之外，“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的发展”等指标首次出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指挥棒”中。
调整深圳发展步伐，只是李鸿忠“以退为进”半步改革策略的前半步骤，2006年最后一天，“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正式出台。“净福利”到底意味着什么？主持设计这一指标体系的深圳市委副秘书长蒙敬杭解释说：就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部经济福利，减去补偿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的消耗后所剩余福利。
至此，以效益指标解决自然系统矛盾，以民本指标解决社会系统矛盾，深圳指标革命轮廓更加清晰，标志着深圳发展理念完成了一次系统升级。
怎么做
如果说“以退为进”是李鸿忠“半步新政”的深刻内涵，那么，“勇而有道”则是“半步策略”在实践中的具体战术。
李鸿忠曾经感慨：深圳的改革愈向纵深发展，愈面临着复杂的体制和机制转变，还有一些长期累积的棘手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立足现实，把握好工作的速度和力度，不搞没有基础的、超越发展阶段的大跨越，要渐进式地推进工作。
对策略的重视，是深圳在这些年改革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的结果。以深圳申请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例，策略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败。1994年以来，随着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逐年普惠化，深圳手中的改革优先权逐渐弱化。如果说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是国家“给粮食”，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则是被赋予了决定自己种什么的自主权，这也是深圳急切地申请国家试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深圳与上海同时递交申请，一个获批，一个未获批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技术性差别，“深圳是先制订详细的制度设计然后向中央审批，要知道方案太具体太令人关注往往会太尖锐。而浦东申请的是在7个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试验的空间自主权。”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与深圳的高调相比较，上海在整个申请过程则显得相当低调。
既然策略事关“生死”，那么，李鸿忠提出“勇而有道”就不难理解了。深圳市改革办的复出过程，就体现了半步策略中的“勇而有道”。2005年4月29日，深圳在全国率先恢复成立副局级的体制改革办公室，从总体推进和协调改革创新。距离深圳第7次机构改革撤销体改办，只间隔短短一年时间而已。改革办复出，深圳本地观察家都看到了三层饶有意味的信息，第一，这个副局级单位从管理体制上仍然没有脱离深圳发展改革局，但是却由一位市委、市政府的双料秘书长领衔操作；第二，深圳刻意地回避体改办这个约定俗成的简称，官方给出的名称是“改革办”；第三，公众越关注改革办，改革办越低调，在改革办主任南岭上任后的4个月时间里，媒体没有听到任何声音，4个月后，南岭才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了改革办的职能定位和大致的改革方向。
在深圳基本完成增量改革之后，今天的改革每一刀都会触及到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从2003年行政三分制改革无疾而终之后，李鸿忠主导下的深圳改革恪守半步策略，“要依法依规稳妥推行各项政策，充分吸收群众的意见，高度重视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同时要善于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为下一个半步打基础，做准备。”
2006年3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正式通过。自此，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出台，尽管媒体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改革失败者免责等相关规定，但是《条例》的出台意味着深圳改革创新既纳入了法律轨道，也获得了法律的保护。至此，深圳改革之剑已经先后指向行业协会和事业单位。
当时有人担心，深圳有三分之一的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以上职务均由公职人员担任，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如果把握不好难免引发动荡。因此，有人建议改革暂缓，或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为此，深圳市专门发布《关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不再兼任行业协会职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截至2005年2月份，全市共有68家协会，24个党政机关的122名公职人员和51个事业单位的74名在职人员，办理了辞职手续，占应脱钩人员的97%。
当行业协会改革大盘落定，事业单位改革大幕渐次拉开。2006年4月13日，深圳推出“30项改革措施”，对事业单位实行分类改革，用官方文件评价，此次改革“是在深圳26年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一次较深层次的改革”。
与行政三分制改革相比，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事业单位改革，都避免了行政系统自我革命容易出现的强烈反弹，从体系的外围“下刀”去解决政府越位、缺位问题，这种渐进式的策略更容易取得稳妥的效果。
当深圳改革的方向和策略问题悉数明晰之后，李鸿忠主导下的深圳变革越发稳健。十七大过后，广东地方人事安排将呈一盘“活棋”，此时，李鸿忠的去留也成为深圳坊间一大热门话题。
去？还是留？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悬念；但是，不管李鸿忠走到哪里，他主政一方的理念和策略仍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领导科学的角度观察，这一点看起来却毫无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