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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朝鲜，儒家思想，文化传入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99-02
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经历的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和宋明理学的不同发展形态，都无一例外地传人朝鲜，并对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也构成了朝鲜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子儒学思想便和汉字一起传人箕氏朝鲜。在秦灭六国及被西汉所取代的动乱时期，众多的中国人为避战乱和秦的过重徭役赋税，大量逃往毗邻的朝鲜半岛。对此，诸多史书都有记载，如“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率众投奔箕氏朝鲜，箕氏国王任命他为“博士”，掌管文化。华人足迹所到之处，不仅带去了中国的生产技术，也传播了汉字和儒家思想文化。
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得到朝鲜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广泛传播，是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公元1至7世纪)，这正是朝鲜从奴隶社会过渡到早期封建社会阶段。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和与本民族文化的相融合，儒家思想文化逐步成为朝鲜三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高句丽地处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建国之初(公元前37年)便使用汉字，儒家思想和经典中的词句文义作为意识形态为高句丽人所接受，这在他们与汉王朝中央政府交往的公文、表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372年，高句丽仿照中国制度建立太学，以儒家的“五经”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教育贵族子弟，以后又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
百济于3世纪中叶建立儒学教育机构，设立五经博士制度。可见在此以前儒家典籍已为统治者所推崇。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百济吸取南朝文化，聘请梁朝的毛诗博士等前去讲学，梁朝也派遣陆诩赴百济讲授经学。百济王公大臣深受儒学熏陶，义慈王“事亲以孝，兄弟以友”，被称为“海东曾子”。640年，百济国王“遣子弟于唐，请人国学。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使儒学在百济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新罗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上比高句丽、百济要晚，但进展速度却很快。新罗在6世纪初，通过与中国南北朝和隋文化交流，积极吸取中国文化。中国唐朝建立后，新罗仿唐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同时结合政治制度实行了仿唐的教育制度。新罗统一朝鲜后，为了给新兴的封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682年在首都设立国学——儒学的最高学府，讲授儒学的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747年，设博士、助教、大舍，讲授儒学。儒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文选》为选修。学生年自15至30皆充之，学习期限9年。新罗国王也常去国学听讲，史载有惠恭王、宪康王等“幸国学，令博士以下讲经论义”。788年，新罗仿唐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身科。依学生学业成绩分上、中、下三等，分别录为各品官吏，“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为培养更好更多的儒学人才，有唐一代，新罗共派出了200多人赴唐求学。对学成回国的学生，无论官费生还是私费生，均加以重用。一般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负责撰写政府公文，或分配到地方任守令等，其待遇要优于在国内读书的学生，这自然促使更多的人赴唐求学。由于新罗王廷的上述诸多措施，使儒学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对新罗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除了地理与中国毗邻，两国很早就有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外，以天命观为特征、崇尚纲常伦理的汉唐经学与以崇拜祖先和天神为内容的朝鲜固有传统观念相契合，与朝鲜以等级为基础的王权社会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儒学成为朝鲜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工具。
935年，新罗亡，代之而起的是高丽王朝。高丽建国之初的基本国策是“唯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其科举、教育与其他典制一样，基本采用唐制并吸取了宋朝的一些革新内容。高丽太祖于开国之初，创建学院，教授儒家经传。958年，高丽光宗采纳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置科举，用以取代新罗之门阀骨品制度。从此，高丽及以后的李氏朝鲜都实行科举制，直到1894年“甲午更张”，废除科举为止，长达千年之久。高丽科举的考试内容主要以三礼(《礼记》《周礼》《仪札》)、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主。官学即国子监统属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私学的学习内容与官学一样。如人称“海东孔子”的高丽学者崔冲办的私学，就以《周礼》等九经及《史记》为主要学习内容。高丽“睿宗时，振兴官学，扩充国学，设置七斋。一至六斋分别讲授《周易》《尚书》《毛诗》《周礼》《戴礼》《春秋》六种经学。高丽仁宗时，奖励经学，仿唐设六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皆置博士助教，分经教授学生。规定《孝经》《论语》为必修，限修一年。其余各经分修：《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限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春秋》《左传》各三年。学生皆先读《孝经》《论语》，而后读诸经”。高丽国王尊孔崇儒，为加强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仿宋设立了经筵制度。经筵是为提高皇帝的素质而设立的教育制度。在中国，此制度始于唐兴于宋。高丽在12世纪初为此建立了清蘸、宝文两座宫廷图书馆，儒学精英为其官员。高丽国王经常与大臣、翰林学士等会集馆中，由儒臣说经讲义。高丽仁宗国王还将《孝经》《论语》等分赐给民间儿童，以广教化。高丽王朝所推崇的儒学主要是汉唐经学，虽然包括崇天神学，但主要仍然是忠孝仁义。高丽成宗曾讲“怀才抱器事君王，则忠之始也；立身扬名显父母，则孝之终也。忠孝可称，宠荣何恡!”至于仁义礼智信，尤其是仁，同样被看道德行为的准则。成宗认为，历代君王“莫不习五常而设教，资六籍以取规”。而五常之中“仁为礼义之先”。因此，高丽王朝一是大力表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因而出现了不少孝子忠臣，如割骨肉疗父疾的尉貂，抱着“主辱臣死”信念为王殉难的洪灌等等。二是用法律手段惩罚不忠不孝之人。《高丽律》以儒家的“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为原则，维护皇权、父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其律条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中国儒学到宋朝发展为程朱理学，理学到了元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理学由元朝传人高丽是在13世纪末叶14世纪初，高丽的学者为理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1289年，高丽人安垧任儒学提举，同年赴元大都，手抄《朱子全书》并摹朱子像。回国后，潜心研究并在太学讲授 朱子学，使高丽的儒学研究转到朱子理学方面来。后经白颐正、李齐贤进一步研究与传播，理学在高丽深入发展起来，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理学大师，如倬禹、权溥、李穑等等。李穑曾赴元在国子监学习，回国后任成均馆大司成，主持朱子学的讲授。随着理学的传播与发展，《朱子家礼》所宣扬的儒教礼仪也在高丽士大夫阶层中兴盛起来。号称“丽末三隐”之一的郑梦周，就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受中国二十四孝之影响，1346年，权准和其父权溥编纂了《孝行录》，在高丽广为传播。
1392年，取代高丽的是李氏朝鲜，属于后期封建社会。李朝统治者尊儒排佛，全力推行程朱理学，使之成为唯一正统思想。在思想文化方面，郑道传、权近等人，积极主张尊儒排佛。郑道传著有《四书五经口诀》《五经浅见录》等，影响很大。16世纪是李朝程朱理学的兴盛时代，以李混、李珥等为代表。李混所著的《朱子书节要》《圣学十图》《启蒙传疑》等，借鉴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长短利弊，在体用、理气、动静、性情、知行等诸多方面有不少新的建树，又根据李朝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退溪学”。后人将其著作辑成《退溪全集》，称李混为“海东朱子”。退溪学对朝鲜当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儒学教育方面，李朝中央设立成均馆，府县置乡校，民间也开办了很多学堂。参加各类学校学习的除官员子弟，还有众多的平民子弟。科举制度规定给中科者以极大的荣耀，如殿前唱榜、御前赐酒、赐花于盖、优人呈戏、鼓吹前导三日游街等等，吸引了无数青年学子苦读儒经。为满足儒学教育的需要，李朝政府大量进口和翻刻中国儒家经典。书籍的来源，一是中国明朝的赠与，如1401年，明朝赠与《文献通考》，1403年赠与《朱子全书》《大学衍义》，1406年赠与《通鉴纲目》《四书衍义》，1426年赠与《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等。二是李朝遣使赴明求赠或购买。李朝还令朝鲜的名儒以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各类儒学教材，如《礼记浅见录》《孝行录》《五礼仪》《三纲行实》等等，让忠孝仁义的观念深入到所有受教育者中去。这样广泛而深入的儒学教育，改变了历来尚武的风气，使全国上下“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16世纪后半叶，李朝在全国实行乡约，倡导臣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后来的朝鲜史学家评论这乡约就是用儒家的三纲五常表现出来的。可见儒家思想影响的深远。
17世纪至19世纪，朝鲜的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程朱理学作为精神支柱越来越表现出保守性。李朝先进知识分子借助从中国传入的实学思想，倡导经世致用，改良社会。至19世纪末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入朝鲜，先是打击儒学，废止科举，后又大搞祀孔讲经，利用儒学的忠孝为侵略者服务，至此，儒学作为朝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没落了。
[责任编辑 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99-02
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经历的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和宋明理学的不同发展形态，都无一例外地传人朝鲜，并对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也构成了朝鲜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子儒学思想便和汉字一起传人箕氏朝鲜。在秦灭六国及被西汉所取代的动乱时期，众多的中国人为避战乱和秦的过重徭役赋税，大量逃往毗邻的朝鲜半岛。对此，诸多史书都有记载，如“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率众投奔箕氏朝鲜，箕氏国王任命他为“博士”，掌管文化。华人足迹所到之处，不仅带去了中国的生产技术，也传播了汉字和儒家思想文化。
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得到朝鲜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广泛传播，是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公元1至7世纪)，这正是朝鲜从奴隶社会过渡到早期封建社会阶段。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和与本民族文化的相融合，儒家思想文化逐步成为朝鲜三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高句丽地处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建国之初(公元前37年)便使用汉字，儒家思想和经典中的词句文义作为意识形态为高句丽人所接受，这在他们与汉王朝中央政府交往的公文、表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372年，高句丽仿照中国制度建立太学，以儒家的“五经”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教育贵族子弟，以后又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
百济于3世纪中叶建立儒学教育机构，设立五经博士制度。可见在此以前儒家典籍已为统治者所推崇。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百济吸取南朝文化，聘请梁朝的毛诗博士等前去讲学，梁朝也派遣陆诩赴百济讲授经学。百济王公大臣深受儒学熏陶，义慈王“事亲以孝，兄弟以友”，被称为“海东曾子”。640年，百济国王“遣子弟于唐，请人国学。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使儒学在百济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新罗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上比高句丽、百济要晚，但进展速度却很快。新罗在6世纪初，通过与中国南北朝和隋文化交流，积极吸取中国文化。中国唐朝建立后，新罗仿唐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同时结合政治制度实行了仿唐的教育制度。新罗统一朝鲜后，为了给新兴的封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682年在首都设立国学——儒学的最高学府，讲授儒学的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747年，设博士、助教、大舍，讲授儒学。儒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文选》为选修。学生年自15至30皆充之，学习期限9年。新罗国王也常去国学听讲，史载有惠恭王、宪康王等“幸国学，令博士以下讲经论义”。788年，新罗仿唐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身科。依学生学业成绩分上、中、下三等，分别录为各品官吏，“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为培养更好更多的儒学人才，有唐一代，新罗共派出了200多人赴唐求学。对学成回国的学生，无论官费生还是私费生，均加以重用。一般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负责撰写政府公文，或分配到地方任守令等，其待遇要优于在国内读书的学生，这自然促使更多的人赴唐求学。由于新罗王廷的上述诸多措施，使儒学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对新罗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除了地理与中国毗邻，两国很早就有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外，以天命观为特征、崇尚纲常伦理的汉唐经学与以崇拜祖先和天神为内容的朝鲜固有传统观念相契合，与朝鲜以等级为基础的王权社会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儒学成为朝鲜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工具。
935年，新罗亡，代之而起的是高丽王朝。高丽建国之初的基本国策是“唯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其科举、教育与其他典制一样，基本采用唐制并吸取了宋朝的一些革新内容。高丽太祖于开国之初，创建学院，教授儒家经传。958年，高丽光宗采纳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置科举，用以取代新罗之门阀骨品制度。从此，高丽及以后的李氏朝鲜都实行科举制，直到1894年“甲午更张”，废除科举为止，长达千年之久。高丽科举的考试内容主要以三礼(《礼记》《周礼》《仪札》)、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主。官学即国子监统属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私学的学习内容与官学一样。如人称“海东孔子”的高丽学者崔冲办的私学，就以《周礼》等九经及《史记》为主要学习内容。高丽“睿宗时，振兴官学，扩充国学，设置七斋。一至六斋分别讲授《周易》《尚书》《毛诗》《周礼》《戴礼》《春秋》六种经学。高丽仁宗时，奖励经学，仿唐设六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皆置博士助教，分经教授学生。规定《孝经》《论语》为必修，限修一年。其余各经分修：《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限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春秋》《左传》各三年。学生皆先读《孝经》《论语》，而后读诸经”。高丽国王尊孔崇儒，为加强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仿宋设立了经筵制度。经筵是为提高皇帝的素质而设立的教育制度。在中国，此制度始于唐兴于宋。高丽在12世纪初为此建立了清蘸、宝文两座宫廷图书馆，儒学精英为其官员。高丽国王经常与大臣、翰林学士等会集馆中，由儒臣说经讲义。高丽仁宗国王还将《孝经》《论语》等分赐给民间儿童，以广教化。高丽王朝所推崇的儒学主要是汉唐经学，虽然包括崇天神学，但主要仍然是忠孝仁义。高丽成宗曾讲“怀才抱器事君王，则忠之始也；立身扬名显父母，则孝之终也。忠孝可称，宠荣何恡!”至于仁义礼智信，尤其是仁，同样被看道德行为的准则。成宗认为，历代君王“莫不习五常而设教，资六籍以取规”。而五常之中“仁为礼义之先”。因此，高丽王朝一是大力表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因而出现了不少孝子忠臣，如割骨肉疗父疾的尉貂，抱着“主辱臣死”信念为王殉难的洪灌等等。二是用法律手段惩罚不忠不孝之人。《高丽律》以儒家的“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为原则，维护皇权、父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其律条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中国儒学到宋朝发展为程朱理学，理学到了元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理学由元朝传人高丽是在13世纪末叶14世纪初，高丽的学者为理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1289年，高丽人安垧任儒学提举，同年赴元大都，手抄《朱子全书》并摹朱子像。回国后，潜心研究并在太学讲授 朱子学，使高丽的儒学研究转到朱子理学方面来。后经白颐正、李齐贤进一步研究与传播，理学在高丽深入发展起来，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理学大师，如倬禹、权溥、李穑等等。李穑曾赴元在国子监学习，回国后任成均馆大司成，主持朱子学的讲授。随着理学的传播与发展，《朱子家礼》所宣扬的儒教礼仪也在高丽士大夫阶层中兴盛起来。号称“丽末三隐”之一的郑梦周，就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受中国二十四孝之影响，1346年，权准和其父权溥编纂了《孝行录》，在高丽广为传播。
1392年，取代高丽的是李氏朝鲜，属于后期封建社会。李朝统治者尊儒排佛，全力推行程朱理学，使之成为唯一正统思想。在思想文化方面，郑道传、权近等人，积极主张尊儒排佛。郑道传著有《四书五经口诀》《五经浅见录》等，影响很大。16世纪是李朝程朱理学的兴盛时代，以李混、李珥等为代表。李混所著的《朱子书节要》《圣学十图》《启蒙传疑》等，借鉴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长短利弊，在体用、理气、动静、性情、知行等诸多方面有不少新的建树，又根据李朝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退溪学”。后人将其著作辑成《退溪全集》，称李混为“海东朱子”。退溪学对朝鲜当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儒学教育方面，李朝中央设立成均馆，府县置乡校，民间也开办了很多学堂。参加各类学校学习的除官员子弟，还有众多的平民子弟。科举制度规定给中科者以极大的荣耀，如殿前唱榜、御前赐酒、赐花于盖、优人呈戏、鼓吹前导三日游街等等，吸引了无数青年学子苦读儒经。为满足儒学教育的需要，李朝政府大量进口和翻刻中国儒家经典。书籍的来源，一是中国明朝的赠与，如1401年，明朝赠与《文献通考》，1403年赠与《朱子全书》《大学衍义》，1406年赠与《通鉴纲目》《四书衍义》，1426年赠与《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等。二是李朝遣使赴明求赠或购买。李朝还令朝鲜的名儒以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各类儒学教材，如《礼记浅见录》《孝行录》《五礼仪》《三纲行实》等等，让忠孝仁义的观念深入到所有受教育者中去。这样广泛而深入的儒学教育，改变了历来尚武的风气，使全国上下“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16世纪后半叶，李朝在全国实行乡约，倡导臣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后来的朝鲜史学家评论这乡约就是用儒家的三纲五常表现出来的。可见儒家思想影响的深远。
17世纪至19世纪，朝鲜的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程朱理学作为精神支柱越来越表现出保守性。李朝先进知识分子借助从中国传入的实学思想，倡导经世致用，改良社会。至19世纪末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入朝鲜，先是打击儒学，废止科举，后又大搞祀孔讲经，利用儒学的忠孝为侵略者服务，至此，儒学作为朝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没落了。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