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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GDP增长率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底线,是因为更差的经济形势将引起过高的失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中,净出口和投资明显回落,而消费尚不足以弥补这一缺口,“保八”成为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轻松的目标。
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在12月上旬席卷全国,10日带来最大幅度的降温,也带来了北京的第一场雪。
中国经济的“严冬”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同日发布的11月宏观经济数据显得寒气袭人: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从上月的6.6%,直落至2%,接近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额远低于预测值,同时出现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同比下降36.52%,连续五个月下滑。而各地企业破产、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的坏消息则早就此起彼伏,令人触目惊心。
当天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判断:“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短短20字中,中央對经济局势的忧虑表露无遗。
8%:GDP红线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似乎不应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而担忧。1979年至200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8%,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快6.8个百分点。
但这一次,《财经》记者获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称会议)把“保增长”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时,确定2009年的GDP增长目标为8%。
“这个目标是根据中国的生命线来定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财经》年会“2009:战略与预测”(下称《财经》年会)上说,在充分就业与GDP增长速度挂钩的阶段,如果中国的GDP增速降至6%或7%,经济发展的质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进而牵涉到就业率,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
据官方测算,“十一五”期间中国每年约有800万-10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为保证充分就业,GDP需保持年增长8%的最低增速。会议提出2009年的目标是,就业增长90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6%左右。然而,突然恶化的经济形势使得这个目标面临挑战。
——8月起,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不断下滑,到11月,该指标同比增长仅为5.4%,跌破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底部。
——企业利润下滑,投资前景颇为暗淡。国资委12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11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6830.4亿元,同比减少2393.7亿元,下降26%。即使剔除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石油和电力企业,其他央企利润也同比下降3%,出现全年亏损的可能性非常大。
——同样持续恶化的还有外贸数据。8月至10月,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从22.1%连续下降至19.2%,到11月更是大幅下滑为负增长2.2%。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对于2007年出口依存度高达38%的中国,是致命打击。
——国内消费保持稳定,但也未见强劲增长。11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放缓至20.8%,简单扣除通货膨胀的真实增长速度为18.4%,8月至11月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真实增长速度稳定在18.0%-18.6%。
受收入增长放缓和未来不确定性增强的影响,消费前景并不乐观。而8月以来进口增速的加速下滑,更加重了对内需疲弱的担忧;8月至11月,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从23%连续下降至-17.9%。
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中,净出口和投资明显回落,而消费尚不足以弥补这一缺口,“保八”成为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轻松的目标。
坏消息不断,各家机构对2009年中国经济的预测愈发悲观。中金公司将今年四季度GDP增速预期由6.3%-7.5%下调至5%-5.5%,而2009年即使考虑财政刺激政策,GDP增速也可能为7.3%左右。世界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对明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测均为7.5%。
不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并不过分悲观。在《财经》年会上,刘鹤称,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国际经济周期变化、国内经济周期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实体经济正处于调整和消化库存的阶段,预计会延续一个季度以上,“估计明年一季度以后会有一些新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回升。”
政策总动员
经济学家的悲观预言会成为现实吗?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认为,悲观的预测往往会有其警示作用,使得有效得力的对策措施得以实施。
在中国经济“失速”的紧急当口,会议发起了政策总动员,明确提出“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再次强调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财政和货币、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相关的政策全部囊括在已经或者即将出台的政策框架体系中,会前一个月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组合转向(即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以及会后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后续政策,无一不是其内容的延伸。
时隔十年之后,积极财政政策再度重锤出击。“4万亿”计划出台之后,会议进一步明确,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将达到5000亿元,比2008年1800亿元的赤字规模增加了3200亿元。但这还须经2009年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亦被首度“量化”。12月13日晚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2009年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左右,这一目标由预期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再加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得出。《财经》记者还获悉,2009年预计新增贷款规模为4.6万亿元。
不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需“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刘明康在《财经》年会上解释,所谓“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即银行要为产业结构调整做出应有贡献,可以“救急”“救穷”,但决不能“救乱”,也就是不会救助那些内部治理混乱、案件频出的公司。
在出口形势深度恶化的背景下,会议提出要“稳定外需”,在汇率政策上,则要“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不过,由于外需市场取决于全球经济情况,“稳定外需”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目标,不如说是一种政策倾向或者愿望。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对于提振出口的作用相当有限,汇率政策的重点在于“基本稳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确实不应该放弃在国外已经占领的市场,但也不值得提倡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人民币贬值这样的手段来把产品廉价卖出去,“这不叫稳定外需,这是资源的错误配置,不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余称,真正稳定外需还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企业的改制重组和产业升级。
由于外需疲软已成定局,会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4万亿”计划之后,人们对于明年国内投资需求的增长动力已没有太多疑虑,而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则备受期待。“强调促进消费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别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内容。”哈继铭说。会议提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哈继铭认为,部分结构性减税政策将对“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提供支持,税收杠杆之外,拉动消费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因为这部分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
市场对政策的热切期盼,一度掩盖了对冰冷宏观数据的担忧。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当天,沪综指收于2079.12点,涨2.03%。但短暂的兴奋难以改变既定的下滑趋势,次日沪深两市在小幅低开后呈“跳水”之势,沪综指收盘跌2.28%,深成指跌1.72%。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CPI)创下21个月新低,通货紧缩阴影逼近,另一方面也因为会议出台的具体措施不多,低于市场预期。
其实,经济形势逆转的速度和幅度,都是过去30年所仅见,这使得政策的调整极为被动,方方面面的政策难以速成。事后陆续出台的政策表明,这是一个先出原则,再跟进具体措施的过程。
截至本文发稿之时,最新的重要政策是12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房地产政策的重大调整,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有关二套房的政策,“对已贷款购买一套住房但人均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再申请购买第二套普通自住房的居民,比照执行首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优惠政策”。
可以预期,类似的政策调整在未来不会少见。
保增长不是全部
有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相应的其他政策,明年增长也绝非高枕无忧。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程漫江告诉《财经》记者,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初期会比较好,但随着时间推移会递减,挤出效应有可能发生,“财政刺激政策有抗周期效应,但有限”。在财政政策的刺激下,199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迅速从1997年9.3%的底部反弹至17.2%,但1999年又回落至更低的5.5%。
中央投资能否有效带动社会投资,是衡量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全国政协人口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在《财经》年会上提出,这次“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仍是国有企业担当投资主体,很多还是垄断行业,“如果垄断的改革不打开,社会资本很难进入”。
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只以量取胜。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第一条即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评价,支出结构优化的意义非常明显,“应该抓紧时间利用这次政策扩张,做我们多年之前就想做,却一直做得不到位的事情”,重点支持方向应该包括“三农”、交通、区域发展以及改进基本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
税收结构优化也是明年的重要政策取向,会议中出现了“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新提法。实际上,税制改革已经启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在征求意见之后已于12月18日推出,并从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对于营业税的改革方向,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12月9日接受中国政府网采访时透露,下一步考虑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重复征税。
“实行结构性减税将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贾康告诉《财经》记者,減税意味着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出口退税都会向宽松方向做适当调整。哈继铭则认为,结构性减税还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贾康还认为,在税收结构优化方面,结构性减税可以和结构性增税同步考虑,以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增税方面可以考虑开征资源税。
曾亲历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也高度评价了此次结构性减税政策,认为将有助于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效应,避免出现1998年之后财政投资对企业的挤出效应和消费率下降的问题。
不过,即便2009年“保八”的增长目标如期实现,也不一定能够同时达到保就业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历史经验证明,支持中国较高增长率的产业并不能吸纳很多的劳动力。
为解决这个问题,蔡昉建议,在保增长的同时,要借助灵活的就业渠道,即通过非正规渠道实现灵活就业。他呼吁,下一个阶段,在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各种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规章时,不要伤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时,也要通过培训教育和对新一代人进行结构性扩招或教育深化,形成一代新的劳动者。■
本刊记者王长勇、本刊实习记者王悦威对此文亦有贡献
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中,净出口和投资明显回落,而消费尚不足以弥补这一缺口,“保八”成为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轻松的目标。
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在12月上旬席卷全国,10日带来最大幅度的降温,也带来了北京的第一场雪。
中国经济的“严冬”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同日发布的11月宏观经济数据显得寒气袭人: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从上月的6.6%,直落至2%,接近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额远低于预测值,同时出现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同比下降36.52%,连续五个月下滑。而各地企业破产、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的坏消息则早就此起彼伏,令人触目惊心。
当天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判断:“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短短20字中,中央對经济局势的忧虑表露无遗。
8%:GDP红线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似乎不应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而担忧。1979年至200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8%,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快6.8个百分点。
但这一次,《财经》记者获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称会议)把“保增长”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时,确定2009年的GDP增长目标为8%。
“这个目标是根据中国的生命线来定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财经》年会“2009:战略与预测”(下称《财经》年会)上说,在充分就业与GDP增长速度挂钩的阶段,如果中国的GDP增速降至6%或7%,经济发展的质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进而牵涉到就业率,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
据官方测算,“十一五”期间中国每年约有800万-10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为保证充分就业,GDP需保持年增长8%的最低增速。会议提出2009年的目标是,就业增长90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6%左右。然而,突然恶化的经济形势使得这个目标面临挑战。
——8月起,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不断下滑,到11月,该指标同比增长仅为5.4%,跌破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底部。
——企业利润下滑,投资前景颇为暗淡。国资委12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11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6830.4亿元,同比减少2393.7亿元,下降26%。即使剔除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石油和电力企业,其他央企利润也同比下降3%,出现全年亏损的可能性非常大。
——同样持续恶化的还有外贸数据。8月至10月,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从22.1%连续下降至19.2%,到11月更是大幅下滑为负增长2.2%。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对于2007年出口依存度高达38%的中国,是致命打击。
——国内消费保持稳定,但也未见强劲增长。11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放缓至20.8%,简单扣除通货膨胀的真实增长速度为18.4%,8月至11月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真实增长速度稳定在18.0%-18.6%。
受收入增长放缓和未来不确定性增强的影响,消费前景并不乐观。而8月以来进口增速的加速下滑,更加重了对内需疲弱的担忧;8月至11月,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从23%连续下降至-17.9%。
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中,净出口和投资明显回落,而消费尚不足以弥补这一缺口,“保八”成为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轻松的目标。
坏消息不断,各家机构对2009年中国经济的预测愈发悲观。中金公司将今年四季度GDP增速预期由6.3%-7.5%下调至5%-5.5%,而2009年即使考虑财政刺激政策,GDP增速也可能为7.3%左右。世界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对明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测均为7.5%。
不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并不过分悲观。在《财经》年会上,刘鹤称,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国际经济周期变化、国内经济周期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实体经济正处于调整和消化库存的阶段,预计会延续一个季度以上,“估计明年一季度以后会有一些新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回升。”
政策总动员
经济学家的悲观预言会成为现实吗?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认为,悲观的预测往往会有其警示作用,使得有效得力的对策措施得以实施。
在中国经济“失速”的紧急当口,会议发起了政策总动员,明确提出“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再次强调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财政和货币、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相关的政策全部囊括在已经或者即将出台的政策框架体系中,会前一个月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组合转向(即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以及会后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后续政策,无一不是其内容的延伸。
时隔十年之后,积极财政政策再度重锤出击。“4万亿”计划出台之后,会议进一步明确,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将达到5000亿元,比2008年1800亿元的赤字规模增加了3200亿元。但这还须经2009年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亦被首度“量化”。12月13日晚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2009年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左右,这一目标由预期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再加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得出。《财经》记者还获悉,2009年预计新增贷款规模为4.6万亿元。
不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需“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刘明康在《财经》年会上解释,所谓“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即银行要为产业结构调整做出应有贡献,可以“救急”“救穷”,但决不能“救乱”,也就是不会救助那些内部治理混乱、案件频出的公司。
在出口形势深度恶化的背景下,会议提出要“稳定外需”,在汇率政策上,则要“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不过,由于外需市场取决于全球经济情况,“稳定外需”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目标,不如说是一种政策倾向或者愿望。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对于提振出口的作用相当有限,汇率政策的重点在于“基本稳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确实不应该放弃在国外已经占领的市场,但也不值得提倡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人民币贬值这样的手段来把产品廉价卖出去,“这不叫稳定外需,这是资源的错误配置,不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余称,真正稳定外需还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企业的改制重组和产业升级。
由于外需疲软已成定局,会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4万亿”计划之后,人们对于明年国内投资需求的增长动力已没有太多疑虑,而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则备受期待。“强调促进消费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别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内容。”哈继铭说。会议提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哈继铭认为,部分结构性减税政策将对“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提供支持,税收杠杆之外,拉动消费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因为这部分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
市场对政策的热切期盼,一度掩盖了对冰冷宏观数据的担忧。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当天,沪综指收于2079.12点,涨2.03%。但短暂的兴奋难以改变既定的下滑趋势,次日沪深两市在小幅低开后呈“跳水”之势,沪综指收盘跌2.28%,深成指跌1.72%。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CPI)创下21个月新低,通货紧缩阴影逼近,另一方面也因为会议出台的具体措施不多,低于市场预期。
其实,经济形势逆转的速度和幅度,都是过去30年所仅见,这使得政策的调整极为被动,方方面面的政策难以速成。事后陆续出台的政策表明,这是一个先出原则,再跟进具体措施的过程。
截至本文发稿之时,最新的重要政策是12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房地产政策的重大调整,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有关二套房的政策,“对已贷款购买一套住房但人均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再申请购买第二套普通自住房的居民,比照执行首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优惠政策”。
可以预期,类似的政策调整在未来不会少见。
保增长不是全部
有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相应的其他政策,明年增长也绝非高枕无忧。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程漫江告诉《财经》记者,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初期会比较好,但随着时间推移会递减,挤出效应有可能发生,“财政刺激政策有抗周期效应,但有限”。在财政政策的刺激下,199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迅速从1997年9.3%的底部反弹至17.2%,但1999年又回落至更低的5.5%。
中央投资能否有效带动社会投资,是衡量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全国政协人口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在《财经》年会上提出,这次“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仍是国有企业担当投资主体,很多还是垄断行业,“如果垄断的改革不打开,社会资本很难进入”。
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只以量取胜。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第一条即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评价,支出结构优化的意义非常明显,“应该抓紧时间利用这次政策扩张,做我们多年之前就想做,却一直做得不到位的事情”,重点支持方向应该包括“三农”、交通、区域发展以及改进基本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
税收结构优化也是明年的重要政策取向,会议中出现了“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新提法。实际上,税制改革已经启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在征求意见之后已于12月18日推出,并从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对于营业税的改革方向,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12月9日接受中国政府网采访时透露,下一步考虑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重复征税。
“实行结构性减税将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贾康告诉《财经》记者,減税意味着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出口退税都会向宽松方向做适当调整。哈继铭则认为,结构性减税还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贾康还认为,在税收结构优化方面,结构性减税可以和结构性增税同步考虑,以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增税方面可以考虑开征资源税。
曾亲历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也高度评价了此次结构性减税政策,认为将有助于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效应,避免出现1998年之后财政投资对企业的挤出效应和消费率下降的问题。
不过,即便2009年“保八”的增长目标如期实现,也不一定能够同时达到保就业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历史经验证明,支持中国较高增长率的产业并不能吸纳很多的劳动力。
为解决这个问题,蔡昉建议,在保增长的同时,要借助灵活的就业渠道,即通过非正规渠道实现灵活就业。他呼吁,下一个阶段,在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各种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规章时,不要伤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时,也要通过培训教育和对新一代人进行结构性扩招或教育深化,形成一代新的劳动者。■
本刊记者王长勇、本刊实习记者王悦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