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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近年来中国发生诸多重大疫情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应对重大疫情的契机进行危机意识、合作攻关、理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教育，建议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动员、舆论引领、信息调控和沟通交流等功能，运用多元主体的“协同合力”、榜样示范的“同频共振”、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媒体覆盖的“立体网络”和积极心理学的“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鼓舞人们凝神聚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战胜疫情。
【关键词】重大疫情 思政教育契机 思政教育功能 思政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G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21）11-0100-04
近十年来，中国多次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非典、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甲型H1N1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等接续出现，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引发了心理恐慌，破坏了社会有序运行。做好重大疫情的应对工作，事关百姓身体健康和社会安定有序。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应对疫情这一特殊“契机”，充分发挥其功能，运用有效模式，科学分析施策，减少重大疫情对国家、社会和人们的影响。
一、重大疫情下思想政治教育契机
（一）危机意识教育契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分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蕴含风险的时代。社会存在的潜在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危机，很容易给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对人类预警防控和化解平息疫情提出了高要求，凸显了经济社会活动中树立危机意识的重要性。危机意识应无时不有、无事不有，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应秉持危机意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忧患意识，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中就蕴含了危机意识。孟子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的警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给了人们很好的启迪。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生存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多的问题随之而来，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和疾病肆虐等已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包含着危机意识的教育。加强危机意识教育，对公民的成长、成熟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人们思想开放，富于活力，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而且敢于尝试和追求，但也存在危机意识不强、对挫折和艰难认识不够等问题。因此，新时代要强化危机意识教育，有针对地宣传危机的含义，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的危机，危机来临时如何有效应对和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有益经验等，让人们学会以正确的态度和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
（二）合作攻关教育契机
重大疫情的应对与掌控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必须树立合作攻关教育理念。疫情的产生和传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面对疫情，人们不能回避，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实现合作、消灭病疫。合作攻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毫无疑问，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重大疫情来临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要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调遣，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的“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制度。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发挥各自所长，履行应尽职责，不给社会添乱添堵。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要在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省、市、县、乡（街道）和村（社区）五级疫情信息网络，县、乡（街道）和村（社区）疫情信息要通过联网，及时上传下达，提高效率。在攻克重大疫情难关中，人们也不能刚愎自用，关起门来战“疫”，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前提下，重视国际合作的观念，抓住各国面临共同难题的有利契机，培育合作攻关的思维，与世界卫生组织及时开展专家层面交流会，研讨完善防控疫情的具体举措，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科研等机构展开合作，交流疫情的重要信息点，制定相应对策，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三）理性思维教育契机
理性思维是指在具有明确的思维方向、充分的思维依据的基础上，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比较、综合、抽象与概括，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思维。它不仅描述事物表象，更注重对事物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科学推理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性思维，面对重大疫情，人们应秉持理性思维的态度。要客观评判，不夸大问题，也不回避事实、掩盖矛盾，要将“有守”和“有为”统一起来，用各种方法防范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针对新冠肺炎的来源，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诸如“人造病毒泄露”及“生化武器”的流言，这实质上体现了人们对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无法控制的毁灭性风险的焦虑。人们应理性地分析这些问题，科技工作者遵守伦理底线是义不容辞的职责，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是具有学术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在面临重大疫情考验时，更要训练人们的理性思维。人们对事业成功的评判标准、对财富的追求方式和对人生的价值意义等，都应秉持理性的态度。对这些问题，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关注远远不够。此次疫情的暴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教育契机。那就是必须加强公众的理性引导，帮助他们正确处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四）社会责任教育契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新冠肺炎流行暴发期，许多地方出现了封路、封村、封社区的“封”做法。这种“封”看似是限制自由，但这种限制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意识，是一种责任担当。即在涉及群众生死攸关的公共利益时，某个个人或企业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时，政府能站出来承担责任，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安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表现的就是一种对民负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责任意识。全国各个地方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各地医疗救援队“逆行”湖北，彰显了“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和责任。在公共利益面临严重危机，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将公共安全置于首位，应主动承担个人责任，而不是索要权利。有疫情的地方就有中共党员的身影，展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责任。对普通公民而言，遵守政府制定的非常时期的公共规则，“宅在家，少出门”，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极大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也是体现公民的责任意识。媒体工作人员同样要承担社会责任，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把社情民意真实地报道出来。塑造公众价值观、强化公众道德意识、引导危机有效化解的责任，营造危机处置的有利舆论环境，为危机有效处置提供舆论支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引导社会舆论向社会常态化方向发展，发挥出在社会舆论中的主动作用和定盘星作用。重大疫情时期，更需要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的人员各司其职，各守其责，有责任、有担当、能作为。 二、重大疫情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社会动员功能
社会动员是指社会对其成员的思想及行为的影响和发动， 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 。众所周知，重大疫情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重大疫情应急举措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应对疫情带来的危害。但重大疫情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和造成的破坏，给百姓带来的困难，仅靠政府的应急举措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相关成员形成合力去预防、应对和化解危机。历史实践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做越好，社会动员的效果就越强。面对重大疫情，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其动员作用，高效集聚应对疫情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对付疫情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人力保障。同时借助应对重大疫情的时机，营造全民积极参与和共同应对危机的氛围，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增强民众对党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也增强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
（二）舆论引领功能
社会舆论是社会意识的产物，是掌控社会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应用多渠道话语传播路径，形成伦理道德规则这一特殊的形式和工具，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及控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形象地表述：“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针对同一事件，社会评论可能有不同的报道和观点，从而形成不同的作用，产生积极正面或者消极负面的影响。因此，在重大疫情应对期，身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角色的新闻媒体，站位要高。应主动出击，把握先机，时刻关注舆论发展动态，阐发正面言论，引导舆论正确走向，更好地为应对疫情服务。要建立有关疫情的舆论管理协调机制，对疫情的发展变化进行管理和控制。关注公众的舆情态度和风向，提高疫情管控的效果。甄别不良信息和错误信息，在协同宣传公关部门进行信息公开时，做到可信度高、权威性强。在加强舆论管理时，要积极建立信息和新闻的发布机制，以掌握的信息为基础，用科学、客观、公正的态度和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传达真实信息，避免错误信息和谣言误导公众，造成社会心理恐惧，加大管控难度。
（三）信息调控功能
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和控制至关重要。在身体、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无法握有可靠信息的人心理会异常恐惧。西方研究突发事件的模仿理论和感染理论认为，当面临突发事件时，多数人可能处在非理性的状态。信息的传播仿佛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埃博拉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出现的高死亡率和广泛传播曾导致百姓普遍恐慌。因此，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导作用，及时对信息进行筛选，真实传达事实发展状况，让公众掌握事件原委，使不明真相的公众从恐慌中回归理智，理性应对疫情危机。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愈来愈广泛，对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对官方发布的信息会进行验证。因此，疫情宣传部门的信息披露必须快捷准确、令人可信，这样既可以避免谣言的传播，亦能抑制恐慌的局面，提高信息披露部门的公信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卫健委和疾控中心等要认真对待新闻媒体的提问，对疫情发生的原因、过程、实施决策、取得的效果要科学客观，要与媒体和公众进行信息交流，以科学的防控舉措教育公众，引领公众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护行动。
（四）沟通交流功能
疫情信息的准确传达是认识和解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有效沟通交流是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主体和公民这一广大客体之间建立联系和实现通力合作的重要途径。现实表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过程中，因为没有实现畅通的信息传达机制和沟通交流平台，导致公众的心理情绪和抱怨未能很好地传达到危机管理主体一方，从而形成了不合作、抵触甚至背道而驰的举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搭建沟通平台，进行顺畅的信息传递。通过搭建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既可以让公众很好地表达自己关注的问题，了解人们担忧的问题，合理采纳其良好的建议，又能帮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主体精准掌控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地制定防控举措。同时，公众的信息表达又能监督决策者的政策部署和落实，更好地对施策结果进行反馈和检验，并根据事态的发展，作出及时有效调整。通过沟通交流，减少施策方收集信息的成本，提高决策的精确性，缩短实施时间，能更好地避免疫情的再次传播和大面积扩散。
三、重大疫情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一）多元主体的“协同合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传染性疫情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损害。受害对象具有广泛性和全体性，社会公众往往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疫情防控工作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社会民生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需要党、政、军、群等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需要全国的联防联控。为打胜疫情战，政府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共克难关，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医疗机构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战“疫”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关联到多个部门和多个组织，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组织机构。充分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疫情斗争，使各个机构、各个组织的人们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政府的主导协同下，共同参与应对重大疫情的处理。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应通过沟通交流，让公众掌握疫情的真实情况，了解疫情存在的风险，避免造成过度的恐慌和不必要的混乱，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宣传激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团结一致、攻坚克难的社会氛围，激发公众的协作斗志，提升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让政府部门与广大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协同巨力，彻底消灭疫情。
（二）榜样示范的“同频共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示范作用既可以通过显性教育来体现，也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隐性影响来体现。单纯的显性教育或隐性教育，效果都会受到影响。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新冠肺炎发生后，放弃春节休假的工人以中国速度建造“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拼搏精神;军队医护人员迅速接管“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展现了保家卫国的铁血担当;高龄的钟南山和李兰娟院士“应对疫情，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成为家喻户晓的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楷模，让人们倍受鼓舞，斗志骤升。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同样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如医疗援助团队和志愿服务团队中的成员，他们以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超负荷地完成工作任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既要让可亲可敬可爱的群体和“公众”人物发挥他们的积极引领作用，也要宣传身边的“无名”榜样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积极作用以感染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者将显性和隐性的榜样作用同频共振，营造社会氛围，鼓舞干群斗志，引领社会风气，从而营造和衷共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和攻无不克的精神氛围，全力集聚和调动应对疫情的强大社会资源和力量。 （三）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重大疫情中，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有人失去亲人，有人失去健康，甚至产生对生活的绝望。关注弱势群体是提升精神境界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模式。重大疫情发生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生命高于一切。第一，对于因疫情造成经济贫困的弱势群体，政府应给予经济援助或经济补偿。新冠肺炎发生后，在治疗费用上国家采取政府买单的做法，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政府的关怀，绝大多数疑似病例者能主动就医，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也减少了传染的可能性。第二，要关注弱势群体所缺乏的，真正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传染病疫情暴发后，病人更需要良好的诊治技术和环境，中国政府用惊人的中国速度建成“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集中收治病人，让权威专家把脉问诊，开出药方，极大地稳定了病人情绪，提高了治疗效果。第三，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多安慰和鼓励，给予希望和信心。在战“疫”打响时，一批批高素质的医护人员开赴战“疫”前线，他们尊重病人的权利，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关爱他们的家庭成员，给予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增强了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四）媒体覆盖的“立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媒体是风险信息的解读者，是政府发布疫情风险内容的传达者。在媒体化时代，必须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发挥全媒体覆盖的综合立体的渗透传播机制，提高教育的时效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疫情危机发生后，政府要充分利用媒体资源把信息及时发布，在第一时间将处理疫情的进展向公众传达，展现其解决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决心和信心。同时要揭露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实质，引领舆论走向，让群众了解疫情的来龙去脉，以事实真相安定人心，获取社会公众的支持。发挥全媒体的立体网络覆盖传播信息，正确发布风险知识和预防措施，是教育公众缓解和防治疫情扩大的有效手段。媒体在危机信息报道中，通常蕴含了自身的价值观，实质上在推行一种“拟态执政”。媒体在公共危机发生后，虽然自身需要新闻轰动效应的不断持续以吸引公众眼球，但其总的目标追求与政府和公众利益是一致的，即要消除危机，恢复生活常态。愈是疫情严重，媒体的主导性作用就愈强，对国家政策的传递起着重大影响，对民众的舆论引导发挥核心作用。因此，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公众号、微信和微博等媒体手段开展宣传，进行大众化教育，传播科学丰富的健康知识和防护措施。尤其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面积大、覆盖范围广和社会动员能力强的特点。在重大疫情处理中，牢牢掌握新媒体的主动权，能及时回应热点、难点问题，用正气滋养网络空间，引领百姓打赢疫情战役。否则，经媒体的发酵后，也可能引起社会恐慌。如H7N9病毒事件中，由于负面信息过度泛滥，导致民众恐慌，引发了家禽行业的不景气。总之，国家要加大突发事件中媒体的责任监管，发挥媒体的正向作用，防止不实及错误报道的出现，促进公众选择主动配合防控策略，有效遏制疫情。
（五）积极心理学的“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积极心理学提出的积极人性观和“积极预防”理念，关注人内隐的积极品质、美德与发展潜能，有目的、有计划地塑造这些品质、美德与潜能，提高个体对各种现实问题与不良诱惑的免疫能力，以防患于未然。实践表明，重大危机事件容易导致消极社会心理的滋生和蔓延，进而衍化为带有一定程度破坏性和冲击力的行为。心理疏导是一种科学和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对存在心理失衡、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对象进行干预和指导，帮助他们调整、排除心理问题，从而正常工作和生活。在疫区，病人自感大灾降临，既担心自身的疾病能否治好，也担心家人及周边邻居是否会染上这个疾病，恐惧感和孤独感乃至绝望感随之而来。密切接触者也惧怕感染疾病，病人住所和单位办公场所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魔鬼地域，成为人们逃避的场所，严重影响了家庭成员、社会朋友和单位同事的正常关系。人们如果因重大疫情事件导致自己的利益严重受损而得不到适当补偿，或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积攒压抑无法宣泄，就会造成隐患。情绪宣泄需要建立心理疏导机制，用心理疏导方式来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进而调解好情绪。因此，在重大疫情应对过程中，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能发挥特殊的作用。心理疏导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下进行，虚心听取人们的诉求，根据不同状况分别采取团体咨询、个别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和短信咨询等多种方式。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给疫情造成心理问题的民众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与服务，帮助他们寻求心理平衡，恢复心理健康，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对失去亲人的人群要重点疏导，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心和勇气。
【参考文献】
[1]喻军，曾长秋.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功能发挥[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2]李增添.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J].求实，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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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瑞刚.危机管理中媒体“拟态执政”的复杂性研究[J].管理世界，2010（1）.
[5]李清华.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契合[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10）.
[6]卢岚.论后突发事件的思想政治教育[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注：2016年度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项目“新媒体生态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2016MSZ009）;2019年桂林医学院课题“习近平新时代健康治理思想研究”（2019XZXYB02）
【作者简介】刘胜良（1971— ），男，湖南永兴人，法学博士，桂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欧海燕（1977— ），女，湖南永兴人，法学硕士，桂林医学院护理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
（责编 黄桂婵）
【关键词】重大疫情 思政教育契机 思政教育功能 思政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G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21）11-0100-04
近十年来，中国多次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非典、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甲型H1N1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等接续出现，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引发了心理恐慌，破坏了社会有序运行。做好重大疫情的应对工作，事关百姓身体健康和社会安定有序。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应对疫情这一特殊“契机”，充分发挥其功能，运用有效模式，科学分析施策，减少重大疫情对国家、社会和人们的影响。
一、重大疫情下思想政治教育契机
（一）危机意识教育契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分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蕴含风险的时代。社会存在的潜在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危机，很容易给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对人类预警防控和化解平息疫情提出了高要求，凸显了经济社会活动中树立危机意识的重要性。危机意识应无时不有、无事不有，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应秉持危机意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忧患意识，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中就蕴含了危机意识。孟子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的警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给了人们很好的启迪。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生存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多的问题随之而来，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和疾病肆虐等已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包含着危机意识的教育。加强危机意识教育，对公民的成长、成熟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人们思想开放，富于活力，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而且敢于尝试和追求，但也存在危机意识不强、对挫折和艰难认识不够等问题。因此，新时代要强化危机意识教育，有针对地宣传危机的含义，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的危机，危机来临时如何有效应对和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有益经验等，让人们学会以正确的态度和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
（二）合作攻关教育契机
重大疫情的应对与掌控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必须树立合作攻关教育理念。疫情的产生和传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面对疫情，人们不能回避，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实现合作、消灭病疫。合作攻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毫无疑问，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重大疫情来临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要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调遣，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的“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制度。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发挥各自所长，履行应尽职责，不给社会添乱添堵。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要在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省、市、县、乡（街道）和村（社区）五级疫情信息网络，县、乡（街道）和村（社区）疫情信息要通过联网，及时上传下达，提高效率。在攻克重大疫情难关中，人们也不能刚愎自用，关起门来战“疫”，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前提下，重视国际合作的观念，抓住各国面临共同难题的有利契机，培育合作攻关的思维，与世界卫生组织及时开展专家层面交流会，研讨完善防控疫情的具体举措，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科研等机构展开合作，交流疫情的重要信息点，制定相应对策，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三）理性思维教育契机
理性思维是指在具有明确的思维方向、充分的思维依据的基础上，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比较、综合、抽象与概括，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思维。它不仅描述事物表象，更注重对事物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科学推理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性思维，面对重大疫情，人们应秉持理性思维的态度。要客观评判，不夸大问题，也不回避事实、掩盖矛盾，要将“有守”和“有为”统一起来，用各种方法防范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针对新冠肺炎的来源，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诸如“人造病毒泄露”及“生化武器”的流言，这实质上体现了人们对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无法控制的毁灭性风险的焦虑。人们应理性地分析这些问题，科技工作者遵守伦理底线是义不容辞的职责，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是具有学术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在面临重大疫情考验时，更要训练人们的理性思维。人们对事业成功的评判标准、对财富的追求方式和对人生的价值意义等，都应秉持理性的态度。对这些问题，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关注远远不够。此次疫情的暴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教育契机。那就是必须加强公众的理性引导，帮助他们正确处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四）社会责任教育契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新冠肺炎流行暴发期，许多地方出现了封路、封村、封社区的“封”做法。这种“封”看似是限制自由，但这种限制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意识，是一种责任担当。即在涉及群众生死攸关的公共利益时，某个个人或企业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时，政府能站出来承担责任，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安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表现的就是一种对民负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责任意识。全国各个地方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各地医疗救援队“逆行”湖北，彰显了“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和责任。在公共利益面临严重危机，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将公共安全置于首位，应主动承担个人责任，而不是索要权利。有疫情的地方就有中共党员的身影，展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责任。对普通公民而言，遵守政府制定的非常时期的公共规则，“宅在家，少出门”，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极大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也是体现公民的责任意识。媒体工作人员同样要承担社会责任，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把社情民意真实地报道出来。塑造公众价值观、强化公众道德意识、引导危机有效化解的责任，营造危机处置的有利舆论环境，为危机有效处置提供舆论支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引导社会舆论向社会常态化方向发展，发挥出在社会舆论中的主动作用和定盘星作用。重大疫情时期，更需要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的人员各司其职，各守其责，有责任、有担当、能作为。 二、重大疫情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社会动员功能
社会动员是指社会对其成员的思想及行为的影响和发动， 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 。众所周知，重大疫情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重大疫情应急举措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应对疫情带来的危害。但重大疫情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和造成的破坏，给百姓带来的困难，仅靠政府的应急举措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相关成员形成合力去预防、应对和化解危机。历史实践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做越好，社会动员的效果就越强。面对重大疫情，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其动员作用，高效集聚应对疫情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对付疫情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人力保障。同时借助应对重大疫情的时机，营造全民积极参与和共同应对危机的氛围，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增强民众对党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也增强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
（二）舆论引领功能
社会舆论是社会意识的产物，是掌控社会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应用多渠道话语传播路径，形成伦理道德规则这一特殊的形式和工具，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及控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形象地表述：“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针对同一事件，社会评论可能有不同的报道和观点，从而形成不同的作用，产生积极正面或者消极负面的影响。因此，在重大疫情应对期，身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角色的新闻媒体，站位要高。应主动出击，把握先机，时刻关注舆论发展动态，阐发正面言论，引导舆论正确走向，更好地为应对疫情服务。要建立有关疫情的舆论管理协调机制，对疫情的发展变化进行管理和控制。关注公众的舆情态度和风向，提高疫情管控的效果。甄别不良信息和错误信息，在协同宣传公关部门进行信息公开时，做到可信度高、权威性强。在加强舆论管理时，要积极建立信息和新闻的发布机制，以掌握的信息为基础，用科学、客观、公正的态度和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传达真实信息，避免错误信息和谣言误导公众，造成社会心理恐惧，加大管控难度。
（三）信息调控功能
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和控制至关重要。在身体、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无法握有可靠信息的人心理会异常恐惧。西方研究突发事件的模仿理论和感染理论认为，当面临突发事件时，多数人可能处在非理性的状态。信息的传播仿佛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埃博拉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出现的高死亡率和广泛传播曾导致百姓普遍恐慌。因此，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导作用，及时对信息进行筛选，真实传达事实发展状况，让公众掌握事件原委，使不明真相的公众从恐慌中回归理智，理性应对疫情危机。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愈来愈广泛，对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对官方发布的信息会进行验证。因此，疫情宣传部门的信息披露必须快捷准确、令人可信，这样既可以避免谣言的传播，亦能抑制恐慌的局面，提高信息披露部门的公信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卫健委和疾控中心等要认真对待新闻媒体的提问，对疫情发生的原因、过程、实施决策、取得的效果要科学客观，要与媒体和公众进行信息交流，以科学的防控舉措教育公众，引领公众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护行动。
（四）沟通交流功能
疫情信息的准确传达是认识和解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有效沟通交流是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主体和公民这一广大客体之间建立联系和实现通力合作的重要途径。现实表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过程中，因为没有实现畅通的信息传达机制和沟通交流平台，导致公众的心理情绪和抱怨未能很好地传达到危机管理主体一方，从而形成了不合作、抵触甚至背道而驰的举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搭建沟通平台，进行顺畅的信息传递。通过搭建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既可以让公众很好地表达自己关注的问题，了解人们担忧的问题，合理采纳其良好的建议，又能帮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主体精准掌控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地制定防控举措。同时，公众的信息表达又能监督决策者的政策部署和落实，更好地对施策结果进行反馈和检验，并根据事态的发展，作出及时有效调整。通过沟通交流，减少施策方收集信息的成本，提高决策的精确性，缩短实施时间，能更好地避免疫情的再次传播和大面积扩散。
三、重大疫情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一）多元主体的“协同合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传染性疫情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损害。受害对象具有广泛性和全体性，社会公众往往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疫情防控工作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社会民生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需要党、政、军、群等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需要全国的联防联控。为打胜疫情战，政府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共克难关，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医疗机构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战“疫”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关联到多个部门和多个组织，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组织机构。充分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疫情斗争，使各个机构、各个组织的人们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政府的主导协同下，共同参与应对重大疫情的处理。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应通过沟通交流，让公众掌握疫情的真实情况，了解疫情存在的风险，避免造成过度的恐慌和不必要的混乱，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宣传激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团结一致、攻坚克难的社会氛围，激发公众的协作斗志，提升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让政府部门与广大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协同巨力，彻底消灭疫情。
（二）榜样示范的“同频共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示范作用既可以通过显性教育来体现，也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隐性影响来体现。单纯的显性教育或隐性教育，效果都会受到影响。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新冠肺炎发生后，放弃春节休假的工人以中国速度建造“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拼搏精神;军队医护人员迅速接管“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展现了保家卫国的铁血担当;高龄的钟南山和李兰娟院士“应对疫情，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成为家喻户晓的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楷模，让人们倍受鼓舞，斗志骤升。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同样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如医疗援助团队和志愿服务团队中的成员，他们以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超负荷地完成工作任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既要让可亲可敬可爱的群体和“公众”人物发挥他们的积极引领作用，也要宣传身边的“无名”榜样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积极作用以感染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者将显性和隐性的榜样作用同频共振，营造社会氛围，鼓舞干群斗志，引领社会风气，从而营造和衷共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和攻无不克的精神氛围，全力集聚和调动应对疫情的强大社会资源和力量。 （三）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重大疫情中，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有人失去亲人，有人失去健康，甚至产生对生活的绝望。关注弱势群体是提升精神境界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模式。重大疫情发生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生命高于一切。第一，对于因疫情造成经济贫困的弱势群体，政府应给予经济援助或经济补偿。新冠肺炎发生后，在治疗费用上国家采取政府买单的做法，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政府的关怀，绝大多数疑似病例者能主动就医，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也减少了传染的可能性。第二，要关注弱势群体所缺乏的，真正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传染病疫情暴发后，病人更需要良好的诊治技术和环境，中国政府用惊人的中国速度建成“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集中收治病人，让权威专家把脉问诊，开出药方，极大地稳定了病人情绪，提高了治疗效果。第三，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多安慰和鼓励，给予希望和信心。在战“疫”打响时，一批批高素质的医护人员开赴战“疫”前线，他们尊重病人的权利，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关爱他们的家庭成员，给予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增强了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四）媒体覆盖的“立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媒体是风险信息的解读者，是政府发布疫情风险内容的传达者。在媒体化时代，必须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发挥全媒体覆盖的综合立体的渗透传播机制，提高教育的时效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疫情危机发生后，政府要充分利用媒体资源把信息及时发布，在第一时间将处理疫情的进展向公众传达，展现其解决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决心和信心。同时要揭露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实质，引领舆论走向，让群众了解疫情的来龙去脉，以事实真相安定人心，获取社会公众的支持。发挥全媒体的立体网络覆盖传播信息，正确发布风险知识和预防措施，是教育公众缓解和防治疫情扩大的有效手段。媒体在危机信息报道中，通常蕴含了自身的价值观，实质上在推行一种“拟态执政”。媒体在公共危机发生后，虽然自身需要新闻轰动效应的不断持续以吸引公众眼球，但其总的目标追求与政府和公众利益是一致的，即要消除危机，恢复生活常态。愈是疫情严重，媒体的主导性作用就愈强，对国家政策的传递起着重大影响，对民众的舆论引导发挥核心作用。因此，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公众号、微信和微博等媒体手段开展宣传，进行大众化教育，传播科学丰富的健康知识和防护措施。尤其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面积大、覆盖范围广和社会动员能力强的特点。在重大疫情处理中，牢牢掌握新媒体的主动权，能及时回应热点、难点问题，用正气滋养网络空间，引领百姓打赢疫情战役。否则，经媒体的发酵后，也可能引起社会恐慌。如H7N9病毒事件中，由于负面信息过度泛滥，导致民众恐慌，引发了家禽行业的不景气。总之，国家要加大突发事件中媒体的责任监管，发挥媒体的正向作用，防止不实及错误报道的出现，促进公众选择主动配合防控策略，有效遏制疫情。
（五）积极心理学的“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积极心理学提出的积极人性观和“积极预防”理念，关注人内隐的积极品质、美德与发展潜能，有目的、有计划地塑造这些品质、美德与潜能，提高个体对各种现实问题与不良诱惑的免疫能力，以防患于未然。实践表明，重大危机事件容易导致消极社会心理的滋生和蔓延，进而衍化为带有一定程度破坏性和冲击力的行为。心理疏导是一种科学和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对存在心理失衡、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对象进行干预和指导，帮助他们调整、排除心理问题，从而正常工作和生活。在疫区，病人自感大灾降临，既担心自身的疾病能否治好，也担心家人及周边邻居是否会染上这个疾病，恐惧感和孤独感乃至绝望感随之而来。密切接触者也惧怕感染疾病，病人住所和单位办公场所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魔鬼地域，成为人们逃避的场所，严重影响了家庭成员、社会朋友和单位同事的正常关系。人们如果因重大疫情事件导致自己的利益严重受损而得不到适当补偿，或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积攒压抑无法宣泄，就会造成隐患。情绪宣泄需要建立心理疏导机制，用心理疏导方式来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进而调解好情绪。因此，在重大疫情应对过程中，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能发挥特殊的作用。心理疏导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下进行，虚心听取人们的诉求，根据不同状况分别采取团体咨询、个别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和短信咨询等多种方式。心理疏导思想政治教育给疫情造成心理问题的民众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与服务，帮助他们寻求心理平衡，恢复心理健康，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对失去亲人的人群要重点疏导，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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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6年度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项目“新媒体生态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2016MSZ009）;2019年桂林医学院课题“习近平新时代健康治理思想研究”（2019XZXYB02）
【作者简介】刘胜良（1971— ），男，湖南永兴人，法学博士，桂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欧海燕（1977— ），女，湖南永兴人，法学硕士，桂林医学院护理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
（责编 黄桂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