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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魅力,早已綿延千年。
公元506年,梁朝发动北伐。主帅萧宏命令手下给当时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北魏将军、原梁朝降将陈伯之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陈伯之见信,便拥众八千人来归。一封信,直接招来如此多人,这当然是文学的力量,更是“江南”在当时的魅力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江南”对国人的吸引力不减当年,概念更是多样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认为,“江南”不但有地域内涵,还有文化内涵与经济内涵。在这诸多内涵中,若要找寻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实地,当下的江南水乡古镇再典型不过。
为什么现在作为旅游景点的古镇,多集中在江南?江南古镇,有桥有水有人家,正是历史上江南文化与经济双重繁荣在今天的缩影之一。反之,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水乡古镇在今天的价值,也必须回到历史上的江南,领略这个风光无限的“佳丽地”。
富饶江南
北宋时,日本高僧成寻跨过东海,来到五台山礼佛。当他途经杭州想要去汴京时,为杭州城的繁华所震惊。据成寻回忆,无论东西还是南北走向,杭州城内都有几十条大马路,其中又有小路纵横交错。大街小巷还不够,当时杭州城的人口数量也足够配得上“东南第一城”。公元1169年,《乾道临安志》记载显示,当时杭州有10.4万户。如果按一户五口人计算,那起码有50万人。而到1260年左右,这一数字已上升到90万人。
对古代史有所了解,会知道杭州乃至江南地区,在早期并没有如此多人口。其实,唐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北方文化、中原文化,相对南方具有压倒性优势。而“逆转”发生在唐代。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提出,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士人避乱江南,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而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建立,带来新一波“衣冠南渡”,这对江南影响极大。小农经济占主导的时代,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随着北方人口的几次大迁移,杭州便有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南宋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杭州代表的江南经济在当时发展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虞云国教授认为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市场类型多元、市场交易活跃,以及市场经营已具有今天人们所说“品牌意识”。
其中,杭州城内有条主干道叫作“御街”,而御街中间是杭州的“闹市区”。根据《梦粱录》记载,这里一度有一百多家店铺,并形成了早市、日市、夜市、季节市、镇市等多样化市场类型。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可以参照当时的肉品交易。虞云国教授提到,杭州城有个“肉铺巷”,每天宰猪、羊不下数百头,屠宰后还会把头、蹄子与肉分离。无论是商铺酒楼,还是寻常百姓,都会前来预定。如此一来,活跃的市场使得肉类不会面临滞销与脱销问题。至于“品牌意识”,当时的杭州市民已经知道买东西“多趋有名之家”。比如,买酪面,就到后市街卖酥贺家。
而到明清时期,不光是杭州和南京,整个江南六府的经济都已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6世纪时,江南地区有两百个市镇,而到了晚清,这里已经发展到近千个。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江南水乡古镇,有不少都是这一时期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比如锦溪、乌镇与甪直。在明代,甪直还叫甫里。当时周边乡村俱归甫里镇管辖,为吴郡东部最大、最繁华的市镇,成为“郡东之首”。到清代中叶,甪直古镇已开辟了对外的定期航船,最盛时每天有十几艘航船开出。
这一切的根源,还得回到明代开始的农业经济结构变化:从种植水稻为主,逐渐转移到种植棉花、纺纱织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农民们生产的棉纺织品,只有很少自用,绝大部分都用于销售。不仅销往北方,更是大量出口到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
如今已是上海辖区的松江,在当时成为江南的棉纺织中心,被称作“衣被天下”。由于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棉纺业相关,地方史料对此形容为:“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
风雅江南
如果没有当年江南的富饶,江南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很多研究江南学的学者都认为,唐宋开始,江南文化在全国的核心地位,与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并重的过程。
这一点,还是可以从江南古镇的形成来看。从唐宋到明清,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拥有土地的地主纷纷从乡村迁出,进到城镇。他们享受城镇生活的同时,也找寻新的经济机会。
市镇有人间烟火气,也就少不了文人墨客的青睐。对江南文化而言,诗词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是无法绕过的载体。如今江南水乡古镇,能够成为江南文化诗意的代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相反,这一切源自唐宋以后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的共同发挥。无论是市镇中的市民文化,还是遍布江南的山水文化,都由此跃然纸上。换言之,诗意的江南,是古人用一首首诗,一阕阕词酿就的。
如今中秋佳节已是国家法定节假日。而在今年中秋节到来前,不妨看看南宋的杭州市民是如何赏月:“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恣以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
这段出自《梦粱录》的文字,描绘了当时杭州市民三种不同阶层的赏月活动。有钱人家登高望月,饮酒高歌;“铺席之家”,大约等同于一般工商家庭,他们选择举办家宴;哪怕是经济上的贫穷之人,依然在街道上玩耍至五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