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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谣》！《黄河谣》！”歌与歌的间隙，有人在台下大喊。
　　舞台后的大屏幕里，突然出现一轮红日漂浮在河上。欢呼声像热浪拍打着舞台。
　　夏末的晚上8点，我到达北京天坛附近的一个Live House，地下一层不大的空间里已塞了数百人。大家都在等野孩子乐队上场，这是他们下半年巡演的第五站。
　　开场，他们弹了一首《无花果》。曲子过半，主唱张佺对着后台说，吉他的麦好像没开;旁边的鼓手郭龙贫了一句：“我说怎么今天拉得那么好！”场子顿时热了起来。
　　在Live看演出对于身高和体力普通的人并不友好。比方说这一次，我前方不远处站了一位至少1米9的哥们儿，脑袋和肩膀恰好卡住了我视线所及的景框C位，张佺被他结实地挡住。该哥们儿对野孩子的每一首歌都报以激情的投入，身体随着《野孩子》“哎咿呀，咿呀，咦哟/不要问山高路远我是谁”的律动前后或左右摆动，张佺飞扬的灰色发丝在他的脑袋背后若隐若现。

　　很多首歌配的视频背景都是黄土高原，这大概是因为乐队成员都来自西北。1995年2月，来自甘肃兰州的索文俊和张佺成立了野孩子乐队。小索做过工人，张佺当过长途汽车售票员，他们都在南方的歌舞厅做过乐手。这年5月开始，他们在西北花了近一年时间考察民间音乐，从延安出发，沿黄河步行至内蒙古。信天游、花儿、秦腔成为某种基因，从此融入野孩子的音乐语言。小索曾说，他们在西北学会了如何歌唱。“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张佺说过，“听上去就是人们在给自己唱歌，而不是表演。”
　　当晚，野孩子唱的《早知道》《敕勒川》和《黄河谣》都是这一脉的歌。周云蓬早年在文章里写，《黄河谣》是野孩子最打动他的歌，“这是一首不需要任何伴奏的歌，真正达到了民歌那种自然随心的境界。”
　　《黄河谣》掀起了当晚表演的第一个小高潮。我前面伸出了二三十双手，手机开着录像功能，对准舞台。“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远方的亲人啊/听我唱支黄河谣……”歌曲和人声都有黄河边的辽阔苍劲。这时，空间上方十来盏顶灯也被调成了红色，把野孩子乐队的剪影照成了一片片红。

2

　　热烈的氛围在野孩子唱《眼望着北方》前被推至巅峰。
　　“我们的灵魂消失在我们的欲望里……这是二十多年前写的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消失。”张佺低声说。
　　“牛逼！”场下好几个不同方向的声音一齐传出。
　　“我们这代人一直在被迫的精神迁徙中不停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张佺感叹过。1997年至今，野孩子经历了从唱片到数字时代的变迁、乐队解散，还有成员的不断更替：周国彬、高辉、陈志鹏、李正凯、张玮玮……这天，站在舞台上的五位乐队成员是张佺、郭龙、马雪松、武锐、王国旭。
　　但这些变化从未影响他们的音乐态度，即对流行和模仿的抵抗。“野孩子是真正有自己音阶的乐队。”张玮玮曾说。野孩子擅长将东西方音乐精髓吸收后形成自己的创作，“（野孩子）把这些形式全部整合在了一起，变成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种子，把它们埋在黄河边上之后，通过黄河水的灌溉，就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的音乐生命。”郭龍曾评价。
　　2018年前，野孩子仅发行了《咒语》《IN THE LOFT》《上海ARK现场》《黄河谣》等现场录音专辑，这晚他们选取的歌大多来自这些专辑，展示了野孩子创作的几个面向：《青春舞曲》是野孩子对维吾尔民歌的改编，密集的鼓点表现了不同于原曲哀叹青春不再的激昂;《尘世奴隶》为代表的歌曲表达了现代人的荒诞，“我们活着都等待死去”;而紧接着表演的《鲜花只为自己开》是野孩子到云南以后的作品，“去到那远方才是你的故乡/回味无味才是美味……”马雪松曾说，他想在这首歌里表达“不惧不迎”的人生态度。
　　在张佺的理解中，野孩子的音乐代表了“野草般的荒蛮和茂盛”。
　　《眼望着北方》开始时演出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观众有些疲乏。而前奏一起，我周围那些微信聊天和朋友圈页面都迅速关上了。“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我走过了山岗，我说不出凄凉/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我走过了生活，我没听见歌唱……”大家齐声唱，声音悲伤。
　　一曲结束，张佺没有被观众的热情打乱节奏，继续低语：“我们还站在这里。当然，我们终将消失。一切都会消失。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消失在音乐里。”

3

　　排练、吃面、踢毽子——这是如今定居云南大理的野孩子乐队的日常生活。
　　在疆进酒的最后一曲，野孩子表演了专辑《大桥下面》的新歌《不要拿走它》，“献给热爱的云南。”张佺说。
　　《不要拿走它》的意象由松鼠、野鸭、燕子、山雀等组成，旋律有傣族的雀跃。“云南给我们的影响其实挺大的——以前野孩子的东西都是很强烈的、吉他都是很铿锵的，会变得舒缓，变得悠扬……你是被一个梦幻的氛围给包裹着，所有的事情都风轻云淡……每一天就是窗户边一坐，一杯茶一泡，这么看着云，一天过去就行了。”张玮玮曾在采访中说。
　　去年，野孩子发行了乐队成立以来的第一张正式录音室专辑《大桥下面》，一半新歌一半老歌，曲风从浓烈转向豁达，“是乐队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梳理。”专辑同名歌曲《大桥下面》创作于1999年。那时张佺和小索住在北京鼓楼附近的地下室，不排练的时候，他们常背着吉他去找住在三元桥两端的岳浩昆和张荐玩儿。桥下大草坪是几个人常用的排练或即兴演出场地。
　　张佺和小索是1996年到北京的。他们很快开始在北京演出，吸引了一批乐迷。北京给了他们新的创作灵感，《地铁》唱给北京的地下心脏，“想象地下二十里漆黑的地方/钢铁和石垒的天堂”;《生活在地下》来源于他们居住的地下室：“远方的天空总是那么蓝/我却藏在潮湿的角落里。”
　　2001年，河酒吧在三里屯南街开业，这本来是野孩子排练演出的场地，却成了一代边缘、地下音乐人的聚集地。周云蓬、小河、左小祖咒、万晓利、舌头乐队、张浅潜都是这个音乐乌托邦的客人，大家贫穷而快乐。周云蓬说过，做地下乐队的没上过“河”的舞台，都不好意思见人。好时光延续到2003年，“非典”袭城，河酒吧转让，大家四散开去，野孩子也随之解散。2004年，小索因癌症离世。张佺一个人背着冬不拉从兰州出发，到西藏、到云南。他在路上写了首《远行》，让后来听到的张玮玮差点哭出来：“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啊，远行吧，远行。”
　　2009年，张玮玮和郭龙来丽江演出，遇见了在束河生活的张佺。“他也捋顺了，我们坐在那，感觉特黑暗的那些拧巴的东西都过去了。”马雪松和武锐也陆续来到云南，加入野孩子。
　　10年后的一个晚上，两个小时里，野孩子扎扎实实地唱了20首歌，歌里有他们20年来的位移轨迹。野孩子唱了朋友吴吞和周云蓬的歌，也唱了《地铁》和《生活在地下》。“北京北京，不是我们的家/我现在才知道劳动的人是最穷的/生活不是理想/不能幻想/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事啊/唱过的人/他不用说出来……”很多声音追随着他们唱了起来。
　　两首歌的间隙，张佺调整了一下吉他的肩带，垂着头絮絮低语：“生活为什么是一首最难唱的歌啊？爱过的人他不能说出来。”台下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