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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花桥荣记》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以平缓的叙述口吻，讲述了以春梦婆等为代表的“失根人”群体被迫离乡的生活艰辛与精神困顿。影片中“失根人”群像有——被迫离乡而归乡不得的现实宿命、梦寻往昔而梦碎他乡的精神宿命——两大宿命表征。宿命之下的“失根人”群体面对二重困境：艰难的生存困境呈现为动荡的政治时局、贫苦拮据的日常生活、欲望横流的社会现实等方面;复杂的精神困境则表现为在“回不去的过往”与“到不了的明天”之矛盾下的迷茫与悲凉。
【关键词】 《花桥荣记》;“失根人”;二重困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1）13-0035-03
基金项目：本文获“湖南省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资助;系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美传统节日戏演闹热形态比较研究——以死亡与复活主题为视角”（编号：17C0662）成果。
电影《花桥荣记》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塑造了因时代原因而离乡背井的“失根人”群像。影片在强烈的今昔之比中凸显“失根人”面对生存困境的无力感及其困顿于精神囹圄之中的悲凉与迷茫。
一、“失根人”群像的宿命表征
所谓“失根”，即远离故土的人进入到新的自然文化环境中，在原有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之下，逐步丧失个体固有的文化身份，并表现出深深的情感焦虑。20世纪40-50年代，一群从大陆去台、离乡背井的人们正是这样“没有根的一代”[1]，他们在现实中大多经济拮据、生活困窘，往往“共同控诉着他们的集体‘失根’事实”[2]，而不得不怀顾往昔以暂缓当下的精神情感困顿。电影《花桥荣记》中的主要人物以女主人公春梦婆为代表，包括卢先生、李老头、秦癫子……都从大陆迁台后，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共同构成了该片的“失根人”群像。“失根人”是时代的弃儿，对命运的无力感彰显出群体宿命性。影片中“失根人”群像有两大宿命表征——被迫离乡而归乡不得的现实宿命、梦寻往昔而梦碎他乡的精神宿命。
其一，被迫离乡而归乡不得是“失根人”的现实宿命。
影片中“失根人”的现实情状由内战所致，在影片开头亦交代了这样的时代背景：“1949年国民党退守到台湾……许多当年逃离到台湾的大陆人，总以为不久就可以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却没想到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在台湾落叶生根，开始漫长的思乡梦。”[3]这里“逃离到台湾的大陆人”就是被情势所迫的“失根人”;而所谓“一年又一年地在台湾落叶生根”，也不过是他们一面在思归的期盼中做着共同的“思乡梦”，一面又在现实困顿里不得已地苦命挣扎。正如方忠所言：“这些与大陆母体隔离的人们，这些失去安全感，到海外寻找归宿的人们，全都是失了根的人们，是被历史、被时代或者自我放逐的人们，他们都在‘回家’的路上挣扎” [4]。每一个人都带着从大陆故乡而来的“本领”在茫茫他乡用以活计——桂林米粉世家出身的春梦婆经营着一家小饭店、乡绅之家出身的卢先生做了一名教员、曾坐拥桂林半城的李老头手里还留着那些已不作数的地契而勉强苟活、曾有娇妻美妾的县官秦癫子因调戏妇女而被解雇，只得混迹于世——他们在等待中不得不面对现实，而归乡之路却遥遥无期，渐渐地变成了空梦一场。
其二，梦寻往昔而梦碎他乡是“失根人”的精神宿命。
“失根人”的梦是已逝去的繁华，亦不在当下的时空。影片中每个“失根人”的梦虽各不相同，但却都活在他们的记忆里和口头上——有着同样精彩靓丽的“想当年”。该片同原著一样，以今昔对比的方式描述着当下这群“失根人”的梦。这些梦是他们曾经的辉煌，而今不如昔的强烈反差让他们一个个梦碎他乡。影片以蒙太奇方式闪回，以对照当下生活艰难，同时表现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其中也暗含了他们必将梦碎的宿命结局。如，老板娘回顾少女时代恋爱时观剧《回窑》，其中王宝钏与薛平贵的难分难舍则映照了当下她望夫不归的现实。又如，李老头曾经富甲一时，但如今却只能依靠儿子的汇款为生，而他最爱唱的《天雷报》恰是子不孝遭报应之事，暗示了他的悲剧结局。再如卢先生满怀理想的奋斗因一朝被骗、千金散尽而精神崩溃、堕落致死的结局，更让人唏嘘不已。这种因战乱而导致的人生悲剧，并非个体所主动选择，实出于无奈。这些小人物“渴求重归故土的浓浓乡愁”[5]，是梦寻往昔却又梦碎他乡的悲剧，故乡越是回不去，就愈发思念，而这样的精神宿命可谓是“无辜者的哀歌”[6]。
总之，远离母土，流落海岛，向往的家园回不去，现实的生活充满苦难，身份的归属充满迷茫，艰难的生存困境和复杂的精神困境交相折磨着他们，成了他们的宿命。电影《花桥荣记》中的“失根人”群像无疑是20世纪50-60年代处于社会底层、具有明显边缘化特征的台湾“大陆人”的群体缩影。
二、“失根人”艰难的生存困境
电影《花桥荣记》用细腻冷静的节奏讲述着因内战而被迫流亡到台湾的大陆人所承受的艰难生存困境，以今昔对比来反映过去生活（回忆）的美好与当下生活（现实）的不堪。“失根人”群体在台北艰难的现实生活是以过去的美好来映衬的，这种艰难的生活客观呈现于动荡的政治时局、贫苦拮据的日常生活、欲望横流的社会现实等几方面。
如前所述，该片的时代背景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真实写照：“1949年200多万大陆军民被国民党政权挟往孤岛。这些人背井离乡，痛别亲朋，流落到这陌生而不安的南国一隅。本来，他们匆匆而来，并无长期定居的思想准备，而当朝鲜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光复大陆’的神话彻底破产。这样他们梦寐以求的重回故乡的希望也随之幻灭。‘老家回不去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无根’的焦灼，使他们普遍患了‘怀乡病’。”[7]电影所描述的就是这些“老家回不去了”的“失根人”群体的现实生活。 “失根人”群体在经济上是拮据的，甚至贫苦不堪。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抵台后只能暂住在狭小昏暗的居所内。卢先生原先生活的桂林府宅大院与他后来在台北租住的小屋形成鲜明对比。绰号“李半城”的李老头如今风光不再，只能在狭窄的阁楼间里细数那些早已作废的地契。日常生活中，钱成了他们唯一的追求和扼其命运喉咙的无影之手。生逢乱世的荣记老板娘，本也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如今“流落在台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8]即便内心种种不情愿，但为求生存也不得不披上最世故的外衣，成为最精明的生意人。世道如此，“保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9]，又能如何呢？光临小店食客们大多也是荷包干瘪的穷顾客。李老头拖欠春梦婆饭钱三月有余，每每只能以“宽限几天”“再等两天”来应对，而他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儿子的汇款，却永远也等不来。历经磨难的人，其容貌也随岁月一并蹉跎了。春梦婆自称当初在桂林“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而如今“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已然青春不再。[10]再看当年清秀干净的少年卢先生，如今“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出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11]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花桥荣记》所讲述的当下现实都是晦暗的，是一个原有秩序破坏之后的欲望横流的社会。首先表现在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即失去了人情社会的单纯，转向利益为上，“以利害关系为重”。春梦婆过去在桂林是一个知书达理、说话知趣的“米粉丫头”;而今经营小食店，即便面对寅吃卯粮的穷顾客，也要不由地“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12]。做了生意人，蝇营逐利成了她最现实的选择。在台北的世界里，“失根人”只能苟且偷生，失去了人情味。春梦婆对卢先生的偏护不过是为了自己侄女秀华的归宿，而卢先生、李老头和秦癫子之死也并不能唤起她原本质朴的共情，甚至她更在乎的是他们曾欠赊下的钱款而已。其次这样的现实社会缺少真情，而充斥着肮脏的肉欲。秦癫子是影片中的一个负面“失根人”形象，甚至可以说是欲望的符号化人物。“食色性也”的标签在他的身上则大写于面，人人都看得到。他在荣记饭馆包饭，时常抱怨菜品不佳且不卫生，他同时怀恋过去妻妾在旁的日子。好色是其本性，他因调戏妇女丢掉公职、调戏食客被赶出食店、调戏卖菜婆被打伤，也因此在一场台风中误入肮脏的沟渠一命呜呼。当一个人只剩下生理本能的时候，也就成了行尸走肉了。再次，社会秩序不复当初，亲情人伦也走向崩塌。李老头的“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甩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13]然而他没有等到儿子的汇款，最终在自己的寿诞之日（也是中秋夜）自缢而亡。卢先生为接未婚妻罗小姐来台北，一直努力攒钱，但他的表哥却借此机会骗去了他毕生积蓄，这一打击是他走向堕落和毁灭的直接导火索。父慈子孝、兄弟手足本属天地伦常，但在这样的现实中也彻底瓦解了。
总之，《花桥荣记》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虽有不同，却都有着近似的惆怅和凄凉，他们都是承受着今昔之变的可怜人。无论是随遇而安的春梦婆，还是苦苦挣扎的卢先生，抑或是沉沦颓废的李老头和秦癫子，他们都曾在大陆有着美好的生活和经历，也都在时代巨浪的猛烈拍打下，徒剩荒败与虚无。而这些人物的困顿和挣扎，则是当年飘零台北的人们真实的状态。这番弥漫着历史韵味和沧桑感的情感表达，也让作品有了直穿人心的力量。
三、“失根人”矛盾的精神困境
《花桥荣记》描述的是历史伤痕故事，叙事表达却是平缓的。可愈是如此，电影也愈是在矛盾张力中平添了一份悲戚感。“失根人”的精神困境之所以矛盾，就在于他们在异乡飘零中始终割不断对过往生活的怀念，同时面对艰难的现实生活，又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即“回不去的过往”是他们永远憧憬的美好，而“到不了的明天”则使他们始终看不到希望，他们被这矛盾的两极撕扯牵拽，陷入了无法超越的迷茫与无尽的悲凉之中。
春梦婆——一个想回到过去而不得之人。首先，家乡的味道不仅留在唇齿之间，更刻在春梦婆的脑海中。影片开头展现了桂林米粉地道的制作工艺，细腻的稻米被研磨成纯洁的米浆，缓缓从石磨中流出，热气腾腾的米粉从锅里盛出——春梦婆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影片的基调。镜头转回现实，阴暗潮湿的小食店虽仍挂起“荣记米粉”的“羊头”，卖的却是炒菜面条等“狗肉”。开饭馆是春梦婆不得不做的营生，今不如昔也是自然的。其次，对丈夫的无尽思念和守候是春梦婆内心隐秘的情感。春梦婆因内战与当兵的丈夫被迫分离，对丈夫的思念与守候却从未向他人提起。她为同样遭际的侄女张罗再嫁，却从未想过自己的情感出路。片中几次出现桂戏《薛平贵回窑》的唱段，串联起她与丈夫相识、相爱，而后相离、相思的全过程。《回窑》讲述了王宝钏在寒窑苦等丈夫十八载，最终等到了丈夫归来。春梦婆在卢先生曲唱中倏忽入梦：“忽而我看到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著《回窑》，忽而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14]梦醒后，却是春梦婆始终等不到丈夫平安归来的残酷现实。第三，在春梦婆的心中，家乡的一切代表了美好，甚至回到过去，成了她终不能实现的梦。在春梦婆的精神世界里，过往的生活代表了“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理想与生命”[15]。少女时代的青春与纯洁、爷爷家米粉店的成功与荣耀、桂林社会的秩序与传统、春梦婆的爱情与理想……正如她所言“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16]家乡一切都是美好的象征，然而她在现实生活挣扎中所追逐的梦，是那永远都“回不去的过往”。正如她的名字一般——春梦无痕一场空。
卢先生是一个向往明天而不得之人。作为该片的另一主人公，卢先生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占了大部分篇幅。如果说春梦婆的努力挣扎是以旧时美好记忆为动力的话，那么卢先生的人生之路则是始终将希望放在前方去追逐的。卢先生的命运转变虽然也与内战相关，但他并非同其他“失根人”一样就此沉沦，他始终盼望着与未婚妻罗小姐的重逢，这是他生活的唯一希望，也是全部的动力。而他命运转变则来自表哥的欺骗——骗走了他十五年来的全部积蓄，梦想瞬间化为乌有。从此，卢先生彻底沦落，不但是物质上的，更是灵魂深处的他先于自己的肉体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最终的结局也是莫名其妙地离世。 对比卢先生被骗的前后，可以看出这一人物是作品灵欲对比最强张力的呈现者。凭着坚定的爱情信念，卢先生拥有了面对现实生活艰难与痛苦的勇气，哪怕众生沉沦，他依旧保持温和与良善。为了和心爱的人重逢，他想尽办法攒钱，教书、补课、养鸡……在他人眼中，卢先生是最规矩的人。“失根人”拥有爱情、理想、信念之“灵”便不会沉沦，而对卢先生而言，支撑他的“灵”便是未婚妻罗小姐。卢先生对罗小姐的“忆念便是意识中灵占着上风，而欲的诱惑又时时存在，当‘灵’的追求陷于绝望，灵与欲的冲突便达到极致，以至于出现死的结局。”[17]浣衣娘阿春则是肉欲的象征，作为一种现实的诱惑，她自始至终都出现在卢先生的生活中。当卢先生梦碎之后，与悍妇阿春的结合，则是“灵”对“欲”的彻底低头。卢先生完全变了一个人，沉浸在肉欲之欢，从而用颓废和堕落麻痹自己。如果说，纯真善良的罗小姐象征着卢先生的高尚灵魂，那么悍妇阿春则象征着卑劣和丑陋的人性。信念的坍塌导致卑劣丑陋的人性战胜了纯粹崇高的灵魂，也让曾经的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变成了对情妇卑躬屈膝、对学生施以暴行的粗鄙之人。当堕落的卢先生悄无声息离开人世时，作者也运用了大量的暗示和隐喻，来展现人物的精神困境。首先是“死因被认定心脏麻痹”，死亡理由虽滑稽可笑，但也暗喻着卢先生的死亡，是因为身体堕落和心灵麻痹而导致的。其次是“房间的琴弦落满灰尘”，从这点上也不难看到，自从卢先生与罗家姑娘团聚的愿景破灭后，他也放弃了精神上的熏陶，只是如同行尸走肉般活着。最后是“死在书桌上”这一场景更是意味十足，这里的书桌实际上代表着颓废堕落的卢先生最后的精神救赎，将生命最后时光定格在书桌上，也象征着卢先生实现了高尚灵魂对抗堕落情欲的最终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始终不曾涉及“明天”两个字。“失根人”对“回不去的过往”有着无尽追忆，那是他们对高尚灵魂的向往与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却又不得不面对卑劣人性的威胁和现实的诱惑，而其中大部分人都无法实现那“到不了的明天”，最终“走向了没有光的所在”[18]。正如苏珊·朗格所说：“悲剧命运就是人物的全部可能性的充分实现。在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可能性的实现逐步展示出来，而终落得一场空。”[19]这就是“失根人”群体矛盾的且难以解除的精神困境。
综上所述，《花桥荣记》描述了内战后被迫流离失所的“失根人“群体的情感伤痕和精神痛苦。他们从大陆而来，在台北挣扎生存，承受着现实的艰难之苦，他们无限憧憬的是昨日的美好，却无法通过现实去实现自己的未来，这二重困境就是这群“失根人”集体的焦虑。当然，电影与小说有一点不同的是，春梦婆虽然依旧坚持回望过去，但又坚定地走在当下，活着才是最勇敢的选择，是能够抵达海峡彼岸的道路。她作为“失根人”既是苦难的感受者，也象征了那一代人的微光，照亮了前方。
参考文献：
[1]於梨华.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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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忠主编.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19.
[5]于寒，金宗洙.台湾新文学七十年[M].延吉：延吉大学出版社，1990：73.
[6]袁良骏.白先勇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7.
[7]于寒，金宗洙.台湾新文学七十年[M].延吉：延吉大学出版社，1990：71.
[8]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02.
[9]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05.
[10]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04.
[11]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04.
[12]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04.
[13]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03.
[14]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08.
[15]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434.
[16]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4.
[17]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435.
[18]何晓晔.试析白先勇《花桥荣记》的人物形象及其思想意蕴[J].当代文坛，2011（06）：133.
[19]（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20.
作者简介：
蔡浪，男，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戏曲与民俗文化研究。
王奕祯，男，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戏曲与民俗文化研究。
【关键词】 《花桥荣记》;“失根人”;二重困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1）13-0035-03
基金项目：本文获“湖南省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资助;系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美传统节日戏演闹热形态比较研究——以死亡与复活主题为视角”（编号：17C0662）成果。
电影《花桥荣记》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塑造了因时代原因而离乡背井的“失根人”群像。影片在强烈的今昔之比中凸显“失根人”面对生存困境的无力感及其困顿于精神囹圄之中的悲凉与迷茫。
一、“失根人”群像的宿命表征
所谓“失根”，即远离故土的人进入到新的自然文化环境中，在原有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之下，逐步丧失个体固有的文化身份，并表现出深深的情感焦虑。20世纪40-50年代，一群从大陆去台、离乡背井的人们正是这样“没有根的一代”[1]，他们在现实中大多经济拮据、生活困窘，往往“共同控诉着他们的集体‘失根’事实”[2]，而不得不怀顾往昔以暂缓当下的精神情感困顿。电影《花桥荣记》中的主要人物以女主人公春梦婆为代表，包括卢先生、李老头、秦癫子……都从大陆迁台后，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共同构成了该片的“失根人”群像。“失根人”是时代的弃儿，对命运的无力感彰显出群体宿命性。影片中“失根人”群像有两大宿命表征——被迫离乡而归乡不得的现实宿命、梦寻往昔而梦碎他乡的精神宿命。
其一，被迫离乡而归乡不得是“失根人”的现实宿命。
影片中“失根人”的现实情状由内战所致，在影片开头亦交代了这样的时代背景：“1949年国民党退守到台湾……许多当年逃离到台湾的大陆人，总以为不久就可以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却没想到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在台湾落叶生根，开始漫长的思乡梦。”[3]这里“逃离到台湾的大陆人”就是被情势所迫的“失根人”;而所谓“一年又一年地在台湾落叶生根”，也不过是他们一面在思归的期盼中做着共同的“思乡梦”，一面又在现实困顿里不得已地苦命挣扎。正如方忠所言：“这些与大陆母体隔离的人们，这些失去安全感，到海外寻找归宿的人们，全都是失了根的人们，是被历史、被时代或者自我放逐的人们，他们都在‘回家’的路上挣扎” [4]。每一个人都带着从大陆故乡而来的“本领”在茫茫他乡用以活计——桂林米粉世家出身的春梦婆经营着一家小饭店、乡绅之家出身的卢先生做了一名教员、曾坐拥桂林半城的李老头手里还留着那些已不作数的地契而勉强苟活、曾有娇妻美妾的县官秦癫子因调戏妇女而被解雇，只得混迹于世——他们在等待中不得不面对现实，而归乡之路却遥遥无期，渐渐地变成了空梦一场。
其二，梦寻往昔而梦碎他乡是“失根人”的精神宿命。
“失根人”的梦是已逝去的繁华，亦不在当下的时空。影片中每个“失根人”的梦虽各不相同，但却都活在他们的记忆里和口头上——有着同样精彩靓丽的“想当年”。该片同原著一样，以今昔对比的方式描述着当下这群“失根人”的梦。这些梦是他们曾经的辉煌，而今不如昔的强烈反差让他们一个个梦碎他乡。影片以蒙太奇方式闪回，以对照当下生活艰难，同时表现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其中也暗含了他们必将梦碎的宿命结局。如，老板娘回顾少女时代恋爱时观剧《回窑》，其中王宝钏与薛平贵的难分难舍则映照了当下她望夫不归的现实。又如，李老头曾经富甲一时，但如今却只能依靠儿子的汇款为生，而他最爱唱的《天雷报》恰是子不孝遭报应之事，暗示了他的悲剧结局。再如卢先生满怀理想的奋斗因一朝被骗、千金散尽而精神崩溃、堕落致死的结局，更让人唏嘘不已。这种因战乱而导致的人生悲剧，并非个体所主动选择，实出于无奈。这些小人物“渴求重归故土的浓浓乡愁”[5]，是梦寻往昔却又梦碎他乡的悲剧，故乡越是回不去，就愈发思念，而这样的精神宿命可谓是“无辜者的哀歌”[6]。
总之，远离母土，流落海岛，向往的家园回不去，现实的生活充满苦难，身份的归属充满迷茫，艰难的生存困境和复杂的精神困境交相折磨着他们，成了他们的宿命。电影《花桥荣记》中的“失根人”群像无疑是20世纪50-60年代处于社会底层、具有明显边缘化特征的台湾“大陆人”的群体缩影。
二、“失根人”艰难的生存困境
电影《花桥荣记》用细腻冷静的节奏讲述着因内战而被迫流亡到台湾的大陆人所承受的艰难生存困境，以今昔对比来反映过去生活（回忆）的美好与当下生活（现实）的不堪。“失根人”群体在台北艰难的现实生活是以过去的美好来映衬的，这种艰难的生活客观呈现于动荡的政治时局、贫苦拮据的日常生活、欲望横流的社会现实等几方面。
如前所述，该片的时代背景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真实写照：“1949年200多万大陆军民被国民党政权挟往孤岛。这些人背井离乡，痛别亲朋，流落到这陌生而不安的南国一隅。本来，他们匆匆而来，并无长期定居的思想准备，而当朝鲜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光复大陆’的神话彻底破产。这样他们梦寐以求的重回故乡的希望也随之幻灭。‘老家回不去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无根’的焦灼，使他们普遍患了‘怀乡病’。”[7]电影所描述的就是这些“老家回不去了”的“失根人”群体的现实生活。 “失根人”群体在经济上是拮据的，甚至贫苦不堪。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抵台后只能暂住在狭小昏暗的居所内。卢先生原先生活的桂林府宅大院与他后来在台北租住的小屋形成鲜明对比。绰号“李半城”的李老头如今风光不再，只能在狭窄的阁楼间里细数那些早已作废的地契。日常生活中，钱成了他们唯一的追求和扼其命运喉咙的无影之手。生逢乱世的荣记老板娘，本也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如今“流落在台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8]即便内心种种不情愿，但为求生存也不得不披上最世故的外衣，成为最精明的生意人。世道如此，“保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9]，又能如何呢？光临小店食客们大多也是荷包干瘪的穷顾客。李老头拖欠春梦婆饭钱三月有余，每每只能以“宽限几天”“再等两天”来应对，而他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儿子的汇款，却永远也等不来。历经磨难的人，其容貌也随岁月一并蹉跎了。春梦婆自称当初在桂林“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而如今“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已然青春不再。[10]再看当年清秀干净的少年卢先生，如今“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出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11]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花桥荣记》所讲述的当下现实都是晦暗的，是一个原有秩序破坏之后的欲望横流的社会。首先表现在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即失去了人情社会的单纯，转向利益为上，“以利害关系为重”。春梦婆过去在桂林是一个知书达理、说话知趣的“米粉丫头”;而今经营小食店，即便面对寅吃卯粮的穷顾客，也要不由地“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12]。做了生意人，蝇营逐利成了她最现实的选择。在台北的世界里，“失根人”只能苟且偷生，失去了人情味。春梦婆对卢先生的偏护不过是为了自己侄女秀华的归宿，而卢先生、李老头和秦癫子之死也并不能唤起她原本质朴的共情，甚至她更在乎的是他们曾欠赊下的钱款而已。其次这样的现实社会缺少真情，而充斥着肮脏的肉欲。秦癫子是影片中的一个负面“失根人”形象，甚至可以说是欲望的符号化人物。“食色性也”的标签在他的身上则大写于面，人人都看得到。他在荣记饭馆包饭，时常抱怨菜品不佳且不卫生，他同时怀恋过去妻妾在旁的日子。好色是其本性，他因调戏妇女丢掉公职、调戏食客被赶出食店、调戏卖菜婆被打伤，也因此在一场台风中误入肮脏的沟渠一命呜呼。当一个人只剩下生理本能的时候，也就成了行尸走肉了。再次，社会秩序不复当初，亲情人伦也走向崩塌。李老头的“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甩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13]然而他没有等到儿子的汇款，最终在自己的寿诞之日（也是中秋夜）自缢而亡。卢先生为接未婚妻罗小姐来台北，一直努力攒钱，但他的表哥却借此机会骗去了他毕生积蓄，这一打击是他走向堕落和毁灭的直接导火索。父慈子孝、兄弟手足本属天地伦常，但在这样的现实中也彻底瓦解了。
总之，《花桥荣记》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虽有不同，却都有着近似的惆怅和凄凉，他们都是承受着今昔之变的可怜人。无论是随遇而安的春梦婆，还是苦苦挣扎的卢先生，抑或是沉沦颓废的李老头和秦癫子，他们都曾在大陆有着美好的生活和经历，也都在时代巨浪的猛烈拍打下，徒剩荒败与虚无。而这些人物的困顿和挣扎，则是当年飘零台北的人们真实的状态。这番弥漫着历史韵味和沧桑感的情感表达，也让作品有了直穿人心的力量。
三、“失根人”矛盾的精神困境
《花桥荣记》描述的是历史伤痕故事，叙事表达却是平缓的。可愈是如此，电影也愈是在矛盾张力中平添了一份悲戚感。“失根人”的精神困境之所以矛盾，就在于他们在异乡飘零中始终割不断对过往生活的怀念，同时面对艰难的现实生活，又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即“回不去的过往”是他们永远憧憬的美好，而“到不了的明天”则使他们始终看不到希望，他们被这矛盾的两极撕扯牵拽，陷入了无法超越的迷茫与无尽的悲凉之中。
春梦婆——一个想回到过去而不得之人。首先，家乡的味道不仅留在唇齿之间，更刻在春梦婆的脑海中。影片开头展现了桂林米粉地道的制作工艺，细腻的稻米被研磨成纯洁的米浆，缓缓从石磨中流出，热气腾腾的米粉从锅里盛出——春梦婆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影片的基调。镜头转回现实，阴暗潮湿的小食店虽仍挂起“荣记米粉”的“羊头”，卖的却是炒菜面条等“狗肉”。开饭馆是春梦婆不得不做的营生，今不如昔也是自然的。其次，对丈夫的无尽思念和守候是春梦婆内心隐秘的情感。春梦婆因内战与当兵的丈夫被迫分离，对丈夫的思念与守候却从未向他人提起。她为同样遭际的侄女张罗再嫁，却从未想过自己的情感出路。片中几次出现桂戏《薛平贵回窑》的唱段，串联起她与丈夫相识、相爱，而后相离、相思的全过程。《回窑》讲述了王宝钏在寒窑苦等丈夫十八载，最终等到了丈夫归来。春梦婆在卢先生曲唱中倏忽入梦：“忽而我看到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著《回窑》，忽而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14]梦醒后，却是春梦婆始终等不到丈夫平安归来的残酷现实。第三，在春梦婆的心中，家乡的一切代表了美好，甚至回到过去，成了她终不能实现的梦。在春梦婆的精神世界里，过往的生活代表了“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理想与生命”[15]。少女时代的青春与纯洁、爷爷家米粉店的成功与荣耀、桂林社会的秩序与传统、春梦婆的爱情与理想……正如她所言“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16]家乡一切都是美好的象征，然而她在现实生活挣扎中所追逐的梦，是那永远都“回不去的过往”。正如她的名字一般——春梦无痕一场空。
卢先生是一个向往明天而不得之人。作为该片的另一主人公，卢先生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占了大部分篇幅。如果说春梦婆的努力挣扎是以旧时美好记忆为动力的话，那么卢先生的人生之路则是始终将希望放在前方去追逐的。卢先生的命运转变虽然也与内战相关，但他并非同其他“失根人”一样就此沉沦，他始终盼望着与未婚妻罗小姐的重逢，这是他生活的唯一希望，也是全部的动力。而他命运转变则来自表哥的欺骗——骗走了他十五年来的全部积蓄，梦想瞬间化为乌有。从此，卢先生彻底沦落，不但是物质上的，更是灵魂深处的他先于自己的肉体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最终的结局也是莫名其妙地离世。 对比卢先生被骗的前后，可以看出这一人物是作品灵欲对比最强张力的呈现者。凭着坚定的爱情信念，卢先生拥有了面对现实生活艰难与痛苦的勇气，哪怕众生沉沦，他依旧保持温和与良善。为了和心爱的人重逢，他想尽办法攒钱，教书、补课、养鸡……在他人眼中，卢先生是最规矩的人。“失根人”拥有爱情、理想、信念之“灵”便不会沉沦，而对卢先生而言，支撑他的“灵”便是未婚妻罗小姐。卢先生对罗小姐的“忆念便是意识中灵占着上风，而欲的诱惑又时时存在，当‘灵’的追求陷于绝望，灵与欲的冲突便达到极致，以至于出现死的结局。”[17]浣衣娘阿春则是肉欲的象征，作为一种现实的诱惑，她自始至终都出现在卢先生的生活中。当卢先生梦碎之后，与悍妇阿春的结合，则是“灵”对“欲”的彻底低头。卢先生完全变了一个人，沉浸在肉欲之欢，从而用颓废和堕落麻痹自己。如果说，纯真善良的罗小姐象征着卢先生的高尚灵魂，那么悍妇阿春则象征着卑劣和丑陋的人性。信念的坍塌导致卑劣丑陋的人性战胜了纯粹崇高的灵魂，也让曾经的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变成了对情妇卑躬屈膝、对学生施以暴行的粗鄙之人。当堕落的卢先生悄无声息离开人世时，作者也运用了大量的暗示和隐喻，来展现人物的精神困境。首先是“死因被认定心脏麻痹”，死亡理由虽滑稽可笑，但也暗喻着卢先生的死亡，是因为身体堕落和心灵麻痹而导致的。其次是“房间的琴弦落满灰尘”，从这点上也不难看到，自从卢先生与罗家姑娘团聚的愿景破灭后，他也放弃了精神上的熏陶，只是如同行尸走肉般活着。最后是“死在书桌上”这一场景更是意味十足，这里的书桌实际上代表着颓废堕落的卢先生最后的精神救赎，将生命最后时光定格在书桌上，也象征着卢先生实现了高尚灵魂对抗堕落情欲的最终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始终不曾涉及“明天”两个字。“失根人”对“回不去的过往”有着无尽追忆，那是他们对高尚灵魂的向往与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却又不得不面对卑劣人性的威胁和现实的诱惑，而其中大部分人都无法实现那“到不了的明天”，最终“走向了没有光的所在”[18]。正如苏珊·朗格所说：“悲剧命运就是人物的全部可能性的充分实现。在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可能性的实现逐步展示出来，而终落得一场空。”[19]这就是“失根人”群体矛盾的且难以解除的精神困境。
综上所述，《花桥荣记》描述了内战后被迫流离失所的“失根人“群体的情感伤痕和精神痛苦。他们从大陆而来，在台北挣扎生存，承受着现实的艰难之苦，他们无限憧憬的是昨日的美好，却无法通过现实去实现自己的未来，这二重困境就是这群“失根人”集体的焦虑。当然，电影与小说有一点不同的是，春梦婆虽然依旧坚持回望过去，但又坚定地走在当下，活着才是最勇敢的选择，是能够抵达海峡彼岸的道路。她作为“失根人”既是苦难的感受者，也象征了那一代人的微光，照亮了前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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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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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何晓晔.试析白先勇《花桥荣记》的人物形象及其思想意蕴[J].当代文坛，2011（06）：133.
[19]（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20.
作者简介：
蔡浪，男，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戏曲与民俗文化研究。
王奕祯，男，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戏曲与民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