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作为记载安丙生平的重要金石文献,其发现对安丙及相关问题研究有重要意义。仙人关安丙生祠于嘉定二年建成,其后被破坏,至嘉定十四年又重建。安丙生祠的废除折射出其平定“吴曦之乱”后的作为和他与中央政府的微妙关系,也反映了“武兴之变”后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复杂关系。
【机 构】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作为记载安丙生平的重要金石文献,其发现对安丙及相关问题研究有重要意义。仙人关安丙生祠于嘉定二年建成,其后被破坏,至嘉定十四年又重建。安丙生祠的废除折射出其平定“吴曦之乱”后的作为和他与中央政府的微妙关系,也反映了“武兴之变”后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他文献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家庭教育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发现我国家庭教育研究的发展过程及面临的问题。结果显示,家庭教育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投资”“儿童少年家庭教育”等方面。家庭教育研究经历了初步探索、快速发展以及平稳发展三个阶段,但尚未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研究群,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高校,机构间缺乏合作与交流。据此提出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研究的策略和建议:加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研究;加强学术团队建设,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完善学科理论体系,探索家庭教育内在机理。
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优势之一。在当前形势下,亟须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为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凝心聚魄。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遵循。
为讲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这堂生动、洗礼人心的“大思政课”,高校需要创新教学方式。通过问题式融入,回应大学生困惑;专题式融入,把握各门思政课教学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讲红色革命故事、开展专题社会实践、运用信息技术等多样化载体,深化思政课教学的感染力,增强大学生的参与度,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
为使文艺理论与时俱进,习近平在学习借鉴马克思等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创新。在文艺创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创新理念,明确文艺创作的标准、导向和方法;在文艺主体方面,习近平强调文艺主体的开放性,提出文艺工作者的标准;在文艺价值方面,强调文艺对社会、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重大意义。
周作人在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首次提出了五四新文学“晚明起源说”,他在五四退潮时期试图弥合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断裂鸿沟,更有意淡化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对新文学的影响,其中包含着五四退潮的隐忧和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焦虑等。作为周作人的学生,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明显受其师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和阶级论的掺入,他比起周作人虽然在宏观把握上胜出一筹,但在创新性和学术性方面略有逊色。比较两本书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学术的传承脉络。
李春平新作《盐色》与之前的《盐道》《盐味》在审美取向上是统一的。在整体叙事中形成了“单纯”“静穆”的美学特质。围绕陕南特定地域和历史文化特征,营造小说叙事空间和时间;以中国民间社会纯正精神和价值观为小说人物塑造的审美底色。小说文体上的“散文化”“诗化”追求,小说中稳定的叙事空间,静邃的自然书写,形成了此系列小说特有的趋静、审美静观的“静穆”美学特征。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杂剧均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虽然剧情的展开各不相同,但其中都有一个相似的情节--听琴模式的设置。这种模式在元杂剧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已形成自身的文学表达及文化内涵:一方面是从知音者到倾慕者,以委婉含蓄、中正平和的琴声进行中国式的爱情表达,是“以琴传情”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是从听琴环境、琴声描绘到情操陶冶的雅化和诗化,戏曲文学因此有了更高的审美价值。
《增刻蚕桑须知》是近年来在陕南地区发现的一部具有较高史料性和学术性的农学古籍,但成书过程未有确论。经过梳理辨析相关文献,首次还原出其成书过程:杨屾《豳风广义》是其源头,叶世倬《蚕桑须知》为其底本,再经罗廷权和王德嘉二人接续增容补阙,终有《增刻蚕桑须知》问世。
19世纪初期,在商务大臣鲁缅采夫的推动下,沙俄政府多次尝试开拓中国广州和日本长崎的远东海上贸易。然而,受制于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的外贸管制政策,1804年列扎诺夫赴日使团与1805年戈洛夫金使华团队均以失败告终,其实质是近代东北亚区域不同国际关系体系间冲突与碰撞的结果。俄国开拓远东市场计划的破产,使其错失改善太平洋区域贸易与殖民不利局面的关键时机。同时,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都在俄国的外交活动中感受到外域的威胁,两国政府在社会反应、应对策略等方面的差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中日两国不同发展历程的具体展现。
古代印度尼西亚诸岛国如陆上丝路之于阗、龟兹诸国一样,乃佛法东传华夏之中转站和集散地,从东晋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便与印度尼西亚古代诸岛国展开了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就印度尼西亚诸岛国而言,它是海路西来梵僧之中转站和瞭望所,西行求法华僧之梵语训练场所和中国佛典译场之海外延伸;中国东南沿海诸口岸则是梵僧入华的登岸地和迎送站,西行求法僧人的始发港和集散地,同时又是政府网罗域外高僧的情报搜集所和中外僧人北上弘法的主要通道。东晋至宋末,佛教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诸岛国间朝贡贸易之纽带,外交活动之媒介,两地之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