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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谣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摘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一度引起舆论哗然,似乎中国民众对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歌手/诗人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引发的反响甚至超过了以往的几届。其中既有社会的质疑,又有学界深深的思考。
对于鲍勃·迪伦获奖,人们的疑惑自然就是一位歌手为什么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鲍勃·迪伦于1996年和2006年两次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时至今日,“陪跑多年”的他终于荣膺桂冠。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 “文学边缘”的时代,一位歌手的获奖似乎正应了文学死亡的话题。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学似乎又“活”了,因为这极大地扩展了“文学”的含义。难道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优秀的作家,只能把文学奖让给一个歌手?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这何尝不是一次文学观念上的行为艺术?正如学者陈晓明所说:“鲍勃·迪伦获奖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反映了在当今文化一体化、主流化、格式化的困境下,文学对异质性经验的追求。重提波西米亚风格,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缅怀,评委们也以此完成了一次行为艺术。”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生于明尼苏达州杜勒斯城,6岁时全家移居到一个叫希宾的靠近矿区的小镇上。在希宾附近的高中上学时, 鲍勃·迪伦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进行了一段短暂的演出,后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学习了1年,也是在那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鲍勃·迪伦。少年时期的鲍勃·迪伦只不过是一个喜爱音乐的平凡少年,只不过特别对乡村音乐感兴趣。14岁时,他在戏院里看到了《Blackboard Jungle》中的摇滚狂热,于是发现了音乐的另一种功能,即社会学效应。摇滚乐的歌词使人振奋,反映着青少年的个性、野心与叛逆,这恰好与当时鲍勃·迪伦内心深处的那种反叛与渴望的激情契合。自此以后,希宾小镇再也拴不住他的心了。1961年1月,鲍勃·迪伦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辍学,开始专心致力于歌唱事业,并来到纽约民谣音乐城和煤气灯等著名的表演场所演出。由于鲍勃·迪伦的民谣歌曲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与支持,CBS的制作人约翰·哈蒙德与鲍勃·迪伦正式签订了合约,不久罗伯特·克隆斯曼担任了鲍勃·迪伦的经纪人。此时的鲍勃·迪伦是民谣风暴的煽动者,CBS公司旗下最受重视的艺人,也是年轻一代民谣歌手中最具潜力、呼声最高的新人。
鲍勃·迪伦的处女作《鲍勃·迪伦》于1962年推出。整张专辑的风格带有浓厚的民谣气息。与此同时,他也采取毫不留情的姿态来审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创作了不朽名曲《Blo-wing Changin》,甚至一跃成为摇滚巨星。不难发现,他早期的作品是以传统旋律为基调,逐渐吸收了乡村音乐的因素和黑人音乐并加以创新。鲍勃·迪伦极具现实关怀的歌曲对当时青年人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作用,他的崛起成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重要文化事件,促进了那个年代美国青年的大觉醒。他本人也成为“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代表。
鲍勃·迪伦很快被公认为是青年词作家中像菲尔·帕克斯顿一样最有才华的明星。他的歌曲成为参加民权的白人学生的反战歌曲,其中既有像《答案在风中飘荡》和《暴雨将至》这样的左翼的抗议歌曲,也有以传统为基础的《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儿》这样的爱情歌曲,还有像唱法多种多样的《我将会自由》这样的滑稽歌曲。这一时期他的歌曲的曲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他的唱功在民谣音乐界是纯朴自然的,但他的影响却非同小可。鲍勃·迪伦正在创造一种调式,他的音乐方式不需要很复杂,但借助与众不同的嗓音、吉他伴奏和口琴声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歌曲从这时就带有巨大的政治功能。在古巴导弹危机和核裁军运动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听迪伦演唱《答案在风中飘荡》和《暴雨将至》更令人振奋的了。
《答案在风中飘荡》一举奠定了鲍勃·迪伦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英雄一样的巨星的形象。关于这首歌,鲍勃·迪伦说:“我认为最有罪的是那些看到不对的东西,心里也知道那不对但就是不愿正视的人。”这首歌曲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但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只能在风中飘扬。在第一节中,“白鸽”和“炸弹”两个意象构成鲜明的对比,意在表明人类的和平与罪恶或许就是瞬息间的一念之差。美好的事物常常遭遇邪恶的来临。然而长路漫漫,人类对于和平的希冀何时才能如白鸽一样的自由翱翔。在后两节中,“一个人”的想象明显发生了分裂:他渴望自由又明知无法实现,见到太多的丑陋又无法言说,面对太多的苦难又无能为力。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喊/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不妨说,《答案在风中飘荡》正是鲍勃·迪伦面对自身所处政治文化背景的独特思考,他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去表达对一切丑陋的不满和愤怒。
1965年,鲍勃·迪伦的个人第四张专辑《重访61号公路》出版,并获得好评。此时他的身价已跃升到了流行音乐的顶点,并正式确立了一代摇滚巨星的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的作品吸收了爵士和布鲁斯的元素,歌词充满了哲理性,而不再是单纯反抗者的狂热,而是逐渐沉稳下来,出现了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鲍勃·迪伦在他所创作的千变万化的曲风中演绎着只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正如鲍勃·迪伦在他的自传 《编年史》中所说:“我却是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噎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飘浮的歌谣,现在我的名声已在我的脸上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
事出偶然,1966年8月,鲍勃·迪伦因一次摩托车祸而不得不中断事业,尽管有两年没有与公众见面,但他的风采不曾减弱,他的淡出反而促使他的艺术有所发展。1968年发行的唱片《约翰、韦斯利、哈丁》表明鲍勃·迪伦对一般公众的新的态度。与日益复杂的流行趋势形成鲜明对照,这些歌曲是相当简洁的,并且继续探索犯罪和自疑的主题。而1973年创作的名曲《永远年轻》则表达他对年轻人的美好的祝愿。这首歌的歌词尽管质朴简洁,但从内心流露出的真情打动了我们。 “愿上帝的庇护与你同在/愿你能够梦想成真/愿你为永远帮助别人/也接受别人的恩惠/愿你可以造一把采摘繁星的云梯/然后摘下属于你的那颗/愿你永远年轻/永远年轻,永远年轻/愿你永远年轻。” 1980年代以来,鲍勃·迪伦减少了发行专辑的数量,更多地投入到世界范围的巡回演出之中,这其中包括他2011年来到中国开唱。70岁的鲍勃·迪伦终于站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与国内的流行歌手的演唱会不同,舞台没有炫目的声光电,也没有大屏幕,极其简单的一块幕布和几束射灯将偌大的工体变得如同老酒馆一般。不过,配合着韵味十足的场景,鲍勃·迪伦愈发彰显出他炉火纯青的造诣和功力。无论是他的演唱,还是他的吉他、键盘、口琴演奏,都和其他几位乐手的投入演出融为一体。虽然不像很多摇滚乐队的表演那样声嘶力竭、震耳欲聋,却能以一种近似乡村民谣、布鲁斯的风格,给人以暗潮汹涌般的震撼之感。
鲍勃·迪伦的演唱会从来不像国内大多歌手刻意制造出粉丝的尖叫声或是集体大合唱。实际上,鲍勃·迪伦本身就是一个特立独行、善于让自己不断变成陌生人的“异端”。或者说,他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即便是对他的经典歌曲如数家珍的歌迷,也常常会因为鲍勃·迪伦将它们改动得面目全非而感到新鲜乃至妙趣横生。所以,与其幻想着全场狂欢的大合唱,不如干脆当成听一支新乐队的表演,那种崭新的感动更能让人领略音乐的本质和魅力。
鲍勃·迪伦及其作品
对于鲍勃·迪伦获奖,人们的疑惑自然就是一位歌手为什么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鲍勃·迪伦于1996年和2006年两次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时至今日,“陪跑多年”的他终于荣膺桂冠。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 “文学边缘”的时代,一位歌手的获奖似乎正应了文学死亡的话题。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学似乎又“活”了,因为这极大地扩展了“文学”的含义。难道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优秀的作家,只能把文学奖让给一个歌手?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这何尝不是一次文学观念上的行为艺术?正如学者陈晓明所说:“鲍勃·迪伦获奖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反映了在当今文化一体化、主流化、格式化的困境下,文学对异质性经验的追求。重提波西米亚风格,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缅怀,评委们也以此完成了一次行为艺术。”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生于明尼苏达州杜勒斯城,6岁时全家移居到一个叫希宾的靠近矿区的小镇上。在希宾附近的高中上学时, 鲍勃·迪伦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进行了一段短暂的演出,后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学习了1年,也是在那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鲍勃·迪伦。少年时期的鲍勃·迪伦只不过是一个喜爱音乐的平凡少年,只不过特别对乡村音乐感兴趣。14岁时,他在戏院里看到了《Blackboard Jungle》中的摇滚狂热,于是发现了音乐的另一种功能,即社会学效应。摇滚乐的歌词使人振奋,反映着青少年的个性、野心与叛逆,这恰好与当时鲍勃·迪伦内心深处的那种反叛与渴望的激情契合。自此以后,希宾小镇再也拴不住他的心了。1961年1月,鲍勃·迪伦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辍学,开始专心致力于歌唱事业,并来到纽约民谣音乐城和煤气灯等著名的表演场所演出。由于鲍勃·迪伦的民谣歌曲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与支持,CBS的制作人约翰·哈蒙德与鲍勃·迪伦正式签订了合约,不久罗伯特·克隆斯曼担任了鲍勃·迪伦的经纪人。此时的鲍勃·迪伦是民谣风暴的煽动者,CBS公司旗下最受重视的艺人,也是年轻一代民谣歌手中最具潜力、呼声最高的新人。

鲍勃·迪伦的处女作《鲍勃·迪伦》于1962年推出。整张专辑的风格带有浓厚的民谣气息。与此同时,他也采取毫不留情的姿态来审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创作了不朽名曲《Blo-wing Changin》,甚至一跃成为摇滚巨星。不难发现,他早期的作品是以传统旋律为基调,逐渐吸收了乡村音乐的因素和黑人音乐并加以创新。鲍勃·迪伦极具现实关怀的歌曲对当时青年人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作用,他的崛起成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重要文化事件,促进了那个年代美国青年的大觉醒。他本人也成为“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代表。
鲍勃·迪伦很快被公认为是青年词作家中像菲尔·帕克斯顿一样最有才华的明星。他的歌曲成为参加民权的白人学生的反战歌曲,其中既有像《答案在风中飘荡》和《暴雨将至》这样的左翼的抗议歌曲,也有以传统为基础的《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儿》这样的爱情歌曲,还有像唱法多种多样的《我将会自由》这样的滑稽歌曲。这一时期他的歌曲的曲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他的唱功在民谣音乐界是纯朴自然的,但他的影响却非同小可。鲍勃·迪伦正在创造一种调式,他的音乐方式不需要很复杂,但借助与众不同的嗓音、吉他伴奏和口琴声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歌曲从这时就带有巨大的政治功能。在古巴导弹危机和核裁军运动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听迪伦演唱《答案在风中飘荡》和《暴雨将至》更令人振奋的了。
《答案在风中飘荡》一举奠定了鲍勃·迪伦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英雄一样的巨星的形象。关于这首歌,鲍勃·迪伦说:“我认为最有罪的是那些看到不对的东西,心里也知道那不对但就是不愿正视的人。”这首歌曲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但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只能在风中飘扬。在第一节中,“白鸽”和“炸弹”两个意象构成鲜明的对比,意在表明人类的和平与罪恶或许就是瞬息间的一念之差。美好的事物常常遭遇邪恶的来临。然而长路漫漫,人类对于和平的希冀何时才能如白鸽一样的自由翱翔。在后两节中,“一个人”的想象明显发生了分裂:他渴望自由又明知无法实现,见到太多的丑陋又无法言说,面对太多的苦难又无能为力。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喊/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不妨说,《答案在风中飘荡》正是鲍勃·迪伦面对自身所处政治文化背景的独特思考,他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去表达对一切丑陋的不满和愤怒。
1965年,鲍勃·迪伦的个人第四张专辑《重访61号公路》出版,并获得好评。此时他的身价已跃升到了流行音乐的顶点,并正式确立了一代摇滚巨星的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的作品吸收了爵士和布鲁斯的元素,歌词充满了哲理性,而不再是单纯反抗者的狂热,而是逐渐沉稳下来,出现了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鲍勃·迪伦在他所创作的千变万化的曲风中演绎着只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正如鲍勃·迪伦在他的自传 《编年史》中所说:“我却是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噎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飘浮的歌谣,现在我的名声已在我的脸上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
事出偶然,1966年8月,鲍勃·迪伦因一次摩托车祸而不得不中断事业,尽管有两年没有与公众见面,但他的风采不曾减弱,他的淡出反而促使他的艺术有所发展。1968年发行的唱片《约翰、韦斯利、哈丁》表明鲍勃·迪伦对一般公众的新的态度。与日益复杂的流行趋势形成鲜明对照,这些歌曲是相当简洁的,并且继续探索犯罪和自疑的主题。而1973年创作的名曲《永远年轻》则表达他对年轻人的美好的祝愿。这首歌的歌词尽管质朴简洁,但从内心流露出的真情打动了我们。 “愿上帝的庇护与你同在/愿你能够梦想成真/愿你为永远帮助别人/也接受别人的恩惠/愿你可以造一把采摘繁星的云梯/然后摘下属于你的那颗/愿你永远年轻/永远年轻,永远年轻/愿你永远年轻。” 1980年代以来,鲍勃·迪伦减少了发行专辑的数量,更多地投入到世界范围的巡回演出之中,这其中包括他2011年来到中国开唱。70岁的鲍勃·迪伦终于站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与国内的流行歌手的演唱会不同,舞台没有炫目的声光电,也没有大屏幕,极其简单的一块幕布和几束射灯将偌大的工体变得如同老酒馆一般。不过,配合着韵味十足的场景,鲍勃·迪伦愈发彰显出他炉火纯青的造诣和功力。无论是他的演唱,还是他的吉他、键盘、口琴演奏,都和其他几位乐手的投入演出融为一体。虽然不像很多摇滚乐队的表演那样声嘶力竭、震耳欲聋,却能以一种近似乡村民谣、布鲁斯的风格,给人以暗潮汹涌般的震撼之感。
鲍勃·迪伦的演唱会从来不像国内大多歌手刻意制造出粉丝的尖叫声或是集体大合唱。实际上,鲍勃·迪伦本身就是一个特立独行、善于让自己不断变成陌生人的“异端”。或者说,他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即便是对他的经典歌曲如数家珍的歌迷,也常常会因为鲍勃·迪伦将它们改动得面目全非而感到新鲜乃至妙趣横生。所以,与其幻想着全场狂欢的大合唱,不如干脆当成听一支新乐队的表演,那种崭新的感动更能让人领略音乐的本质和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