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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供给体系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在解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更好实现社会生产目的的有力举措。我国高质量供给包括培育高质量一流企业、培育高质量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三层要义，其理论是源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从实践来看，我国供给体系仍未跳出传统要素的路径依赖，仍未摆脱粗放数量型的增长方式。为此新时期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建构，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最终目的、以实体经济振兴为主攻方向、以市场体系健全为重要环节、以分配制度改革为根本保障，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高质量供给;生产;消费;分配;流通
[中图分类号]F121; F09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6-0006-10
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在迈向经济强国的道路上，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管理制度僵化、自然资源过多过快消耗、要素资源供给约束加剧;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传统产能过剩、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房地产库存严重、地方债务风险累积，供需结构不匹配矛盾突出;国际经济从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和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跨境资本流动下降。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各类风险，自2015年以来，中央提出并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既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选择，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学术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价值層面。金碚（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 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1]。吴金明（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新理念、新动力、新动能和软价值、软资源、软制造主导发展的路径和模式的总称[2]。二是在评价层面。程红（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追求更好的生态为衡量标准[3]。任保平等（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标准应包含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等方面[4]。三是在实践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9）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摆脱路径依赖、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支撑体系建设、完善国际环境和治理体系、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促进协调发展和全力推动改革攻坚方面入手[5]。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大多以阐释其政策内涵、评价指标体系、发展的总体思路及实现路径为主。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在阐释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内涵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入手，深化和丰富高质量供给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依据，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的基本内涵
（一）供给的内涵
关于供给，马克思指出，“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①。在使用价值层面，每年生产的产品、供给市场的商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这是以使用价值量的形式来表示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一定的量，虽然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首先要有质的差别，但在考察使用价值时却将量的规定性作为前提，这是因为作为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从本质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价值层面，这些商品通过交换，表现为一定的市场价值。一方面，无论使用价值量的多少，市场价值是由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确定，说明市场上单种商品数量与市场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商品价值是凝结着商品中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如果生产使用价值多了，凝结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如果生产使用价值少了，凝结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越多。说明一定劳动时间与使用价值本身没有关系，仅与使用价值生产数量中所包含的价值有联系。
关于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②。马克思在批判詹姆斯·穆勒“供给=它自身的需求”时指出，供给和需求的同一性，只有在供给是交换价值，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时存在，这是因为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虽不会带来价值的添加，但产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成为商品，而交换能否进行最终取决于供给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对它的需求量和需求程度，如果需求和供给不相符，说明某种特定的产品生产过多，而消费者需要的商品生产过少，这种“过多”和“过少”并不涉及交换价值，而涉及使用价值，因此，生产过剩起因于使用价值。
关于使用价值质的属性，“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 ②。商品是否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质的特性是不好用市场价值的大小来说明的。这是因为，市场价值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使用价值质的特性是许多属性的总和，是在不同的方面有用，与人不同种类的欲求和需要有关。需要是人对物质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 ③，需要不是以其满足的物品来衡量，而是以社会为尺度，社会条件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受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二）质量的内涵
质量的感知因人而异，Garvin D从性能（performance）、特征（features）、可靠性（reliability）、符合性（conformance）、耐久性（durability）、可服务性（serviceability）、美感（aesthetics）、感知质量（perceived quality）八个维度定义了产品质量[6];A. Parasuraman，et al从有形性（tangibles）、服务可靠性（service reliability）、响应性（responsiveness）、保证性（assurance）、移情性（empathy）五个维度定义了服务质量[7];Crosby从生产的角度，提出质量是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Genichi Taguchi将理想质量作为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参考点，并认为如果一个产品（或一项有形服务）在其设计的寿命期内被合理使用，能表现出预期的功能且没有不良副作用，则该产品（服务）达到了理想质量[8]。质量的评价因国而异，美国源于以政治和军事管理为商业管理基础的历史因素，倾向于命令与控制的结果导向，马尔科姆·保德里奇国家质量奖的架构和标准是以经营成果为中心，强调申请机构的财务绩效、顾客满意、顾客保留、产品性能、服务绩效、生产率、供应商绩效和公共职责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日本源于狭小的国土面积和匮乏的自然资源，倾向于一致性与符合性的过程导向，精益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专注于过程改进中的细微之处，并为有效、清洁和无浪费过程设定了世界标准，戴明质量奖被视为持续改进和企业进行创新和变革的工具;欧洲源于中世纪艺术家伦理和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倾向于员工满意度的输出导向，欧洲质量奖和ISO9000：2015认证都将慈善活动、休闲活动和员工稳定视为其质量体系的重要内容。质量感知和评价虽千差万别，但是其内核离不开满足消费需求或潜在消费需要的合意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合规性两个基本要素。 从合意性来看，商品必须具有社会性的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社会需要，“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来说当然是极不相同的”①，具体种类的使用价值其实是有明显的界限，当面临市场饱和时，就只剩下置换的需要。过去，我国在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在生产什么、供给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供应多少、消费多少的导向下，社会需要的个性、丰富性和选择性被动服从于落后生产力;如今，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收入逐步提高，社会需要被唤醒和激发，消费需要不仅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而且随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范围的扩大而日益扩大，以此造成的新的需要在再生产过程中，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若是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不能及时调整，就会出现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因此，在消费需要决定生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更高性价比，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的产品，将成为我国供给体系转型的关键环节。
从合规性来看，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在技术应用和产品开发的领先优势，掌握了国际贸易中的绝大部分产品质量、性能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权。而我国制造业以低成本优势的国际代工嵌入全球价值链，虽然带来了产业规模、经济体量的快速增长，但是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企业由于进入门槛低，替代者众多，当面临全球市场疲软，市场需求不足时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容易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被锁定在知识技术低端环节的制造业企业由于成本利润、市场风险原因，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附加值较低环节的制造业企业由于缺乏讨价还价的必要资源，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主要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发达国家所占据，容易出现严重收入分配失衡[9]。因此，突破技术封锁，驱动产业集群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将成为我国供给体系转型的必由之路。
（三）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内涵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既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环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包括：
一是微观层面，培育高质量一流企业，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在资源维度，产品质量和服务顾客满意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主营业务收入、投资收益、利润总额、销售额等关键财务指标水平及其趋势成为行业领先;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总产值综合能耗水平及其趋势成为行业领先。在战略维度，围绕核心资源来搭建与调整业务架构，擅长以发展型战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具有全球化资源配置和管理能力。在能力维度，通过紧密化的集团管控，构筑治理有效、管理科学、制度规范、流程合理、文化优秀的现代管理制度。在价值维度，以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和无限的进取心作为内驱力，通过负责任的行为、透明开放的运营以及匹配性的品牌建设，获得社会的良好形象感知、高度心理认同、卓越品牌口碑，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拥有强大行业领导力和广泛社会带动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中观层面，培育高质量制造业集群，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集群规模维度，拥有一大批世界级一流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具备较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高新技术行业、高端设备制造业和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一定区域在国际上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和市场集聚发展水平。在集群创新维度，建立有完善的技术体系，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引领技术变革、产业标准的发展方向;拥有由核心企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企业单一的技术创新向产学研协同创新转型。在集群网络维度，通过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机构、政府机构相互合作与交流共生，形成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高度专业化分工;通过集群动议、集体行动，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在集群开放维度，注重集群发展与城市功能拓展相匹配;具有多元、开放、包容的集群文化;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在集群治理维度，集群行为主体在相互信任和互动的基础上，以自发治理为主、公共治理为辅，有效整合集群内核心资源，促进集群成员达成共同目标和统一行动，实现资源互补和共享。
三是宏观层面，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在企业维度，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竞争与创新政策负面清单制度，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健全市场法律体系，使企业能够通过产品结构调整获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在产业维度，针对不同衰退产业进行分类调整，提高资源要素再配置和转移效率;完善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制造业协同创新网络，完善多层次技术转移交易以及科技产业化服务体系;强化制造业人才支撑体系建设，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高素质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以及技艺精湛的大国工匠。在政府维度，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探索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斟酌选择和合理搭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提高与制造强国相配套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
二、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的理论依据
我國高质量供给体系依据的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其涉及《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实质、特点的剖析;第二卷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表现形式的考察;第三卷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总过程经济危机现实转化的论证。虽然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关系，但是抽掉其社会形态，用于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关系、生产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也是适用的。
（一）扩大再生产和积累
生产一般是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进行生产除了必须具备劳动本身，还必须有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的生产资料;而生产实现除了需要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还需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并创造下次生产的形式。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机统一体，正如“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②。要使生产连续不断进行，任何社会都必须周而复始地将部分产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的生产要素，重新投入生产过程，这就是社会再生产。若是按再生产规模可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其中简单再生产作为积累的一部分，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形式是规模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扩大再生产规模逐年扩大的原因在于：一是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积累，通过把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新增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转化必须积累到一定数额才能突破资本的壁垒，扩大再生产的企图才能实现，在此期间获得的剩余价值只能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处在生产过程之外，这打破了原本简单再生产的均衡状态，导致部分产品过剩与再生产不足，并通过社会再生产传导机制的“乘数效应”，引起普遍过剩，造成社会再生产萎缩。同时，贮藏的“货币资本”向投资的“生产资本”转化，会因为“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④。其一，它能发现实体经济中可能具有的价值增殖能力，是扩大企业再生产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其二，它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价格差价，从剩余价值兑现中分割出巨额投资性收益，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资本的分配不公;其三，它会引发产业资本的“弃实投虚”，导致虚拟经济资产泡沫和实体经济的萎缩，并通过金融网络，将虚拟资本创造和转化风险积累传递到实体经济，加剧经济危机。二是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主要是依靠生产技术进步、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合理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不断下降，突破自身限制的获利冲动，会驱使资本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以及资本竞争-分化过程中不断进行积累与集中，维持高收益率;会驱使资本转移而形成资本结构、形态和范围的更新和发展，通过对外贸易进口廉价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会促进国内生产规模的扩大，加速资本积累，投资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获取高利润率。同时，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用于购置新机器、新设备的更新改造，也可使企业规模扩大。而占社会资本很大比重的固定资本，其一次性大规模更新会带来生产扩大，而后一段时间，产品虽卖不出去，但产业资本家仍盲目扩大再生产，继而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营业就是在依次通过危机-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危机的反复循环中进行，虽然每个资本家将资本投入营业时间不一致，但每一次危机都为下一次的大规模新投资创造了条件。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在出口急剧萎缩、消费难堪大任的情况下，实施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宏观调控，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虽遏止经济下滑、推动经济反转，但也带来了传统产能和低端产品的供给过剩，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较小。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要素、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强调经济总量调控和财政政策相机调控，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增加优质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关于扩大再生产模式，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都表现为原有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区别在于外延扩大再生产是靠追加资本而实现的，内涵扩大再生产是靠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事实上，单纯停留在低效益水平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不扩充生产场所的内含扩大再生产，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企业内部生产场所的扩充，还是外部进行新的投资，从来不是搞盲目的重复建设，而是会考虑投入产出比，注意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新制度和要素新组合的吸纳，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无论是利用现有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益，还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扩大生产规模，从来也不是平地而起，需要资金、人力及其配套设施的投入。同时，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交融在一起。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粗放和集约，原指农业经营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还是在原有土地面积上增加投入而提高产量，其经营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可耕地的富余或欠缺和科学技术的利用状况。在整个国民经济层面，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指那些不计成本的高投入高产出，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经济结构容易失衡和较大波动，社会环境成本较高等特征的生产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重视科技创新，降低成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经济结构协调和稳定运行，社会环境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特征的生产方式。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将增长质量作为隐含的前提，认为经济增长是纯数量增长问题，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是关键。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研究产出增长率、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关系，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库兹涅茨的结构主义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过程，只有经济总量高增长率才能引起消费者需求结构的高变化率，继而拉动生产结构高转化率。但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⑤，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且从我国的经济政策来看，自“九五”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到“十三五”提出的“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问题在我国一直显著存在，且长期未能得到解决，而较高积累率的经济之所以没有取得真正较高增长率的原因也在于经济质量和效率低下。因此，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建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体制机制上，要从过去的行政约束转向市场主导;在战略取向上，要从依靠技术模仿、产业承接、低成本价格优势的比较优势战略转向技术创新、产业创造、品牌竞争优势的竞争型战略;在结构动力上，生产要素使用要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产业结构要从多元化转向高级化，实现经济增长由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全面的創新驱动。 （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实现
社会总资本是相对于个别资本而言的，它不是几个个别资本的简单加总，而是包含其相互关系在内的总和。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既是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过程，更是资本和一般商品的流通。马克思在总体上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流通时，将社会总产品物质形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前者是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形式的商品，后者具有进入个人消费形式的商品;整个社会产品生产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将社会总产品价值形态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包括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各组成部分的价值借由商品出售后的货币回流，补偿生产中预付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后，必须重新取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补偿相当于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及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
事实上，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引发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列宁将此条件引进再生产公式，演算得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社会产品的第Ⅰ部类能够而且应当比第Ⅱ部类发展得快” ⑦，说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资料的生产而发展，也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越快越好，相反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所必须追加的消费资料需要第Ⅱ部类相应地发展，否则扩大再生产无法实现。当前我国出现的传统产能过剩，一部分是围绕出口导向，在国际经济疲软背景下，我国出口受挫，而出口转内销无法消化这些剩余产能;另一部分是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品，如有的地方政府为GDP的增长，不考虑消费需求，为生产而生产，盲目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钢铁、水泥等超过社会再生产和积累的需要。而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是大规模批量生活资料的生产与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的消费层次;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的消费品质;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消费形态;由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的消费方式;由从众模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的消费行为难以匹配。因此，针对我国当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比例失调的供需错配，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应从供给端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入手，淘汰落后产能、消化过剩产能、优化存量资源配置，以创新带动新需求、创造绿色生产力、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推动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造成的生产不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素引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提出危机表现为商品大量堆积、没有销路，甚至需要大批销毁的生产过剩，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市场扩大的需求和市场日益狭小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需要或调节社会需要原则的东西，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例决定的，第二是由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组成部分的比例决定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的增殖资本价值”，使得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的商品生产得太多了，而“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的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更是太少了。总之，“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①。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不是一种全面过剩，而是生产相对于有货币支付能力需求的过剩，相对于一定市场规模的过剩。
最终消费是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来说当然是极不相同的” ①。而这些商品的需求量，除了实际需要的商品量外，还会因“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或是“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生产商品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者持有货币数量的增加，都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需求。社会总收入由不同阶级共同分配，不同阶级把分配所得作为收入来消费，而不同阶级的收入是不一样的，这种由收入而形成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已被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所替代，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权利是平等的，但由于个人劳动能力不同，赡养人口的不同，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纯粹市场化条件下，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非劳动要素的所有者与管理者比纯粹劳动力所有者在剩余价值分配中更有话语权，由此导致的谈判地位不平等，也会带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分配相对公平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10]，因此，我国要提升与供给侧相应的消费需求能力，结构性改革就需推进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特别要大幅度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实现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与动态平衡。
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从外部来看，市场表现为一个以商品生产地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圆形范围，商品流通所覆盖的地理范围越大，商品远销的距离越远，市场的空间范围越大;从内部来看，市场表现由消费者和独立行业之间以买卖活动结成的全部交换关系，消费者数量越多，流入购买力越大，彼此独立的行业数量越多，社会分工越细，市场的交换关系越密集。市场的发展，不是为了消除差异形成整齐划一的空间范围，而是通过层次性和多样性，将不同的市场空间锁定在不同的比较优势上，并在经贸往来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利益诱导，从而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有机统一体的市场[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提出的“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传统管理体制下的地区封锁依然存在，为保护本地市场和企业，地方政府在招标、审批、注册、环评、供地等方面仍然设置市场壁垒，在财税优惠、政府采购、地方性法规准则和标准以及消费政策方面强化市场保护;部门分割依然存在，非公有制企业在金融保险、基础设施、石化电力、电信民航等领域面临准入障碍;行政垄断依然存在，受财税制度影响，大中型直营连锁企业的区域化或全国性布局以及全国范围的畅通无阻的流通网络体系建立的障碍重重。因此，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要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需要加快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同时，构筑释放消费红利机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形成以消费升级帶动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三、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
（一）我国工业经济的历史演变
纵观我国的工业发展史，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宗法社会，维护灌溉系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使得人口和财富缺乏向城市和产业集聚的冲动，地主和商人倾向于把地租或利润用来挥霍消费、买田置地，或是捐官置换身份，水利动力带动了手工业和轻工业发达的同时，却使大工业的发展缺少必要土地和资金。及至晚清民国时期，起始于洋务运动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一直存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与私人资本主义投资兴办的近代工业之间矛盾，使得旧中国工业化虽有起步，却长期处于停滞和不发展的状态[12]。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起始于“一五”时期重工业优先战略与去依附化，“大跃进”时期赶超英美战略与“以钢为纲”，调整时期工业短暂恢复，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独立军事工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危险的估计而开展的三线建设，完全改变了我国工业的传统布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农、轻、重结构的严重失衡，片面强调高速度粗放式推进造成了经济效益的巨大损失，过度高指标高积累也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围绕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国有工业经历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到以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再到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改革;集体工业经历了还权于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改统一核算、统付盈亏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采取计件、分成以及计分制、大包干等多种工资形式，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非公有制工业经历了个体私营工业由恢复、规范整顿到成为就业再就业的重要渠道，“三资”企业由初步发展，到投资领域、地区、市场进一步开放，进入持续高速发展阶段。混合所有制工业由商业类、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推进，子公司、集团公司、地方国有企业分层推进，到非公有资本、集体资本、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逐步形成各种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经济制度。黄群慧（2013）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13]。
（二）我国工业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仍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要素驱动，低质量、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方式。一是在要素投入上，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5%，但一次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23.2%，进口依存度19.4%。其中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76.5%，进口依存度6.8%，石油消费增量占全球的41%，进口依存度高达69.1%，天然气消费量占全球的21.6%，进口依存度38.2%;2017年我国GDP能耗3.1吨油当量/万美元，是2014年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二是在产业结构上，三次产业比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为2017年的7.9∶40.5：51.6，但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设施相对落后、土地产出效率较低、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工业关键技术进口依赖、传统产业转型进展不畅、工业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房地产金融化、金融业“脱实向虚”;劳动生产率较为落后，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9.58%，不及美欧日的10%;产能利用率总体偏低，2017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严重过剩，采矿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中度过剩。三是在投资结构上，1981—2017年全社会投资累计完成490万亿元，年均增长20.2%，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却从1981年的86.7%下降至2017年的60.52%。四是在区域结构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GDP占全国比重从1978年的43.6∶21.5∶20.9∶14发展为2017年的52.6∶21∶20∶6.4，东部率先领跑，中西部基本稳定，东北地区发展减弱;而2017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1.9倍，已经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地区差距依然明显。
（三）我国供给体系的实践逻辑
根据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长是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和经济结构升级来实现。在成本和资源的约束下，市场竞争会使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在资源耗竭之前就停滞下来;在技术和市场需求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市场需求的刚性也会使单纯投入要素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重新配置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以技术进步为源泉的经济增长，才能够有效防止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率下降，优化市场需求结构，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林毅夫等（2005）认为，与发达国家自主研发相比，发展中国家除了采用自主研发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外，技术引进无疑是成本较低的技术变迁方式[14]。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技术进步模式主要是依靠简单引进境外现成技术或产品，以迅速形成生产力，填补国内市场空缺，这种模式基本属于国外创新技术对我国的扩散，虽然能缩短技术的国际差距，但是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源头在国外，技术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前沿。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巴统协定”到“瓦森纳協议”，西方发达国家对向我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实行了严格控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技术进步路径向自主创新转变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必然。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技术创新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而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的模仿创新、创造性模仿、改进型创新、二次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学习过程，需要以企业为主体的持续学习、积累与创新。且科技创新活动不单只是新发明在单个企业转化为新技术，更为重要的自主创新成果在全社会推广和扩散。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正是通过市场机制迫使企业竞相采用先进新技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创新者权益和推动技术创新成果（新技术）的扩散。因此，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在科技层面，需要强化市场机制，发展科技金融，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加研究与开发费用和研发人员的比重，增加孵化和研究新技术的投资，发挥政府作用，加大对自主创新的引导性和公益性投资，对创新成果的采用提供必要的政策鼓励和强制措施，搭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营造法制化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路径依赖是由于规模经济、投资不可逆和技术关联性而形成一种正反馈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一旦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就会出现制度锁定效应，陷入死胡同状态。从我国工业经济历程可知，廉价劳动力、低成本自然资源、高投资、出口和房地产是我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也形成了经济发展对这些要素的路径依赖，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人口红利的消退使我国经济增长要素发生了变化。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使得资源丰裕地区的单一资源型产业结构在资源枯竭时，既面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也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威胁。政府的高投资政策，在经济不景气且市场需求不足形势下，不仅政策效应会衰减，经济增长效率也会由结构扭曲和资源错配愈演愈烈而下降。长期出口导向，过度依赖国外需求会因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国内经济下滑，同时长期形成的持续贸易顺差，也造成了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房地产长期超常规发展，房价显著脱离经济基本面高位运行，会随着人口增速减缓、家庭资产配置刚需减弱、高房价收入比导致购买力下降、金融风险隐患叠加影响，增长速度会不断衰减，价格上涨也不可能持续。吴敬琏（2017）提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包含双重内涵，一种是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另一种是体制机制结构，两种“结构”的逻辑关系是经济结构的优劣，最终取决于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只有体制机制结构优化，才能纠正资源配置结构扭曲，提高供给质量[15]。因此，我国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建构，在制度供给层面，发展方式应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率转变，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存优增并举优化，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产业经济体系;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到创新驱动转换，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形成具有内生特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四、推进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的着力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推进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最终目的、以实体经济振兴为主攻方向、以市场体系健全为重要环节、以分配制度改革为根本保障，从更高层面来矫正供给响应机制失灵，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平衡机制，步入更高质量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
（一）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最终目的
与古典学派仅仅把国家当作资产阶级制度的“守夜人”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在国家资本上，作为共同的、一般的生产条件的产业，私人资本由于利润低或风险大不愿投资，必须由国家来承担。在国家干预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维护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职能日益增强。因此，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公共物品服务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建立完善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多元供给体系。政府应依法以国家公务方式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管理;以强制方式建立社会互利的社会保障系统;以免费或低价方式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以开办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方式提供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民生产品;以开办营利国有企业方式提供市场竞争性民生产品[16]。同时应界定私人品和公共品，明确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定位，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应分离提供者和生产者，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避免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腐败和低效;应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增强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在准公共物品领域，扭转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势力延伸与固化的格局，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引入私人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在增加民生产品总量的同时，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差异化需求。
（二）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以实体经济振兴为主攻方向
實体经济转型升级，一是从加工制造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转型，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在消费品工业方面，突破国产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和纤维等关键原材料的加工制造难题;在原材料产业方面，突破大型成套装置的关键技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突破芯片、基础软件、高端设备、高端电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等技术难题;以质量品牌为核心，建立健全产品技术标准体系，加强产品创意设计，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以国际知名品牌扩大国内外市场占有率;以人才储备为重点，激发企业家精神，塑造有利于技术工人“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培育的社会文化氛围。二是从产业边界明确到互相融合转型，随着经济服务化趋势发展，为避免服务业效率低下造成经济结构升级的短板，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形成互相促进，进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机制，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要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匹配，虚拟经济不宜过度偏离制造业，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从单纯产业扶持向支持研发和平台建设转型，改变过去产业扶持中大量财政资金被用于企业经营而非创新活动，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挤出，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专利激励政策的融合，着力培育政府、研究机构、科技中介机构和企业“四位一体”的新型创新联盟，重点支持为基础创新机构转化服务的专业性科技中介。
（三）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以市场体系健全为重要环节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正常表现为竞争机制。而在竞争领域搞活企业，首先要打破各种各样的“玻璃门”“卷帘门”“旋转门”，在放松管制、破除滥用行政权力、防范和化解经济结构性风险方面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其次，简政放权，建立公开、透明、开放的市场规则，清理“红顶中介”，降低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三，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第四，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强化对企业家的正向激励导向，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需要尊重价值规律，由市场竞争形成价格，保障水平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应重点推进自然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等领域价格市场化改革，规范市场调节价，减少政府对价格的不正当干预;对于政府定价项目，建立反映成本、体现质量灵活动态的定价机制。应加强价格监管能力建设，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逐步建立覆盖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体系，健全价格应急处理机制和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确保价格总水平以及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稳定;应积极参与构建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争取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提高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三是围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原则，加强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建设，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建设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包容性资本市场，形成产权明晰和交易有序的土地市场制度、促进灵活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激励有效和转化有力的科技市场体制。 （四）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以分配制度改革为根本保障
分配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一是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初次分配是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形成了国家基本利益关系格局。需要完善劳资双方关系机制及企业经营者约束机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激励机制，通过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拓宽低收入群体提供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渠道;通过扩大工资集体协商，构筑覆盖全体劳动者、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工资增长机制;通过为中小投资者设计提供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金融产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二是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强化税收社保的调节作用。再分配是由国家调节初次分配的某些缺陷。需要通过税收结构的调整，引入房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增加对高收入人群所得税的征管，减少间接税比重，让企业更有活力;通过转移制度的完善，加大对居民在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民生领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更好地补齐民生短板;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动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和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通过社会救助机制的完善，以老、弱、病、残为重点，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的扶持和救助力度;通过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推动贫困人口利用生产就业、异地搬迁、生态保护、教育、低保兜底的靶向治疗，提高脱贫成效;通过社会公益政策的完善，鼓励和支持个人和企业在医疗、教育、养老服务领域创办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深化对垄断行业的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土地增值、股权和资产收益，实施技能人才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扩大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建立企业家经营业绩挂钩的奖金、红利激励机制。同时，缩小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加大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查处力度;加强资本市场监督，限制炒作大宗商品或非法证券交易获取高额收益行为，保护靠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获得应有收益回报。
[注 释]
①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10、287、210頁。
②《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6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6 页。
④《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20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⑥mx代表剩余价值中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m-mx代表剩余价值中用于资本积累的部分。
⑦《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参考文献]
[1]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2]吴金明.“二维五元”价值分析模型 ——关于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8（3）：113-129.
[3]程虹.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N].第一财经日报，2018-03-14.
[4]任保平，文丰安. 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5-16.
[5]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9（2）：5-17，91.
[6]GARVIN D.What does “product quality” really mean？[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4，26（1）：25-43.
[7]PARASURAMAN A，VALARIE A ZEITHAMl，LEONARD L BERRY.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rketing，1985，49（4）：41-50.
[8]S.托马斯·福特斯.质量管理——整合供应链（第六版）[M]. 何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6.
[9]刘志彪，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46-47.
[10]吴易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05.
[11]纪宝成.商业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63.
[12]宋正.中国工业化历史经验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83.
[13]黄群慧.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J].经济与管理，2013（7）：5-11.
[14]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4）：53-74.
[15]吴敬琏.论竞争性市场体制[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Ⅴ-Ⅵ.
[16]金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74.
（责任编辑：张积慧）
[关键词]高质量供给;生产;消费;分配;流通
[中图分类号]F121; F09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6-0006-10
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在迈向经济强国的道路上，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管理制度僵化、自然资源过多过快消耗、要素资源供给约束加剧;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传统产能过剩、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房地产库存严重、地方债务风险累积，供需结构不匹配矛盾突出;国际经济从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和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跨境资本流动下降。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各类风险，自2015年以来，中央提出并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既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选择，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学术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价值層面。金碚（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 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1]。吴金明（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新理念、新动力、新动能和软价值、软资源、软制造主导发展的路径和模式的总称[2]。二是在评价层面。程红（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追求更好的生态为衡量标准[3]。任保平等（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标准应包含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等方面[4]。三是在实践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9）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摆脱路径依赖、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支撑体系建设、完善国际环境和治理体系、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促进协调发展和全力推动改革攻坚方面入手[5]。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大多以阐释其政策内涵、评价指标体系、发展的总体思路及实现路径为主。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在阐释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内涵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入手，深化和丰富高质量供给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依据，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的基本内涵
（一）供给的内涵
关于供给，马克思指出，“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①。在使用价值层面，每年生产的产品、供给市场的商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这是以使用价值量的形式来表示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一定的量，虽然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首先要有质的差别，但在考察使用价值时却将量的规定性作为前提，这是因为作为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从本质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价值层面，这些商品通过交换，表现为一定的市场价值。一方面，无论使用价值量的多少，市场价值是由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确定，说明市场上单种商品数量与市场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商品价值是凝结着商品中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如果生产使用价值多了，凝结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如果生产使用价值少了，凝结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越多。说明一定劳动时间与使用价值本身没有关系，仅与使用价值生产数量中所包含的价值有联系。
关于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②。马克思在批判詹姆斯·穆勒“供给=它自身的需求”时指出，供给和需求的同一性，只有在供给是交换价值，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时存在，这是因为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虽不会带来价值的添加，但产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成为商品，而交换能否进行最终取决于供给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对它的需求量和需求程度，如果需求和供给不相符，说明某种特定的产品生产过多，而消费者需要的商品生产过少，这种“过多”和“过少”并不涉及交换价值，而涉及使用价值，因此，生产过剩起因于使用价值。
关于使用价值质的属性，“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 ②。商品是否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质的特性是不好用市场价值的大小来说明的。这是因为，市场价值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使用价值质的特性是许多属性的总和，是在不同的方面有用，与人不同种类的欲求和需要有关。需要是人对物质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 ③，需要不是以其满足的物品来衡量，而是以社会为尺度，社会条件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受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二）质量的内涵
质量的感知因人而异，Garvin D从性能（performance）、特征（features）、可靠性（reliability）、符合性（conformance）、耐久性（durability）、可服务性（serviceability）、美感（aesthetics）、感知质量（perceived quality）八个维度定义了产品质量[6];A. Parasuraman，et al从有形性（tangibles）、服务可靠性（service reliability）、响应性（responsiveness）、保证性（assurance）、移情性（empathy）五个维度定义了服务质量[7];Crosby从生产的角度，提出质量是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Genichi Taguchi将理想质量作为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参考点，并认为如果一个产品（或一项有形服务）在其设计的寿命期内被合理使用，能表现出预期的功能且没有不良副作用，则该产品（服务）达到了理想质量[8]。质量的评价因国而异，美国源于以政治和军事管理为商业管理基础的历史因素，倾向于命令与控制的结果导向，马尔科姆·保德里奇国家质量奖的架构和标准是以经营成果为中心，强调申请机构的财务绩效、顾客满意、顾客保留、产品性能、服务绩效、生产率、供应商绩效和公共职责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日本源于狭小的国土面积和匮乏的自然资源，倾向于一致性与符合性的过程导向，精益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专注于过程改进中的细微之处，并为有效、清洁和无浪费过程设定了世界标准，戴明质量奖被视为持续改进和企业进行创新和变革的工具;欧洲源于中世纪艺术家伦理和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倾向于员工满意度的输出导向，欧洲质量奖和ISO9000：2015认证都将慈善活动、休闲活动和员工稳定视为其质量体系的重要内容。质量感知和评价虽千差万别，但是其内核离不开满足消费需求或潜在消费需要的合意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合规性两个基本要素。 从合意性来看，商品必须具有社会性的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社会需要，“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来说当然是极不相同的”①，具体种类的使用价值其实是有明显的界限，当面临市场饱和时，就只剩下置换的需要。过去，我国在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在生产什么、供给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供应多少、消费多少的导向下，社会需要的个性、丰富性和选择性被动服从于落后生产力;如今，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收入逐步提高，社会需要被唤醒和激发，消费需要不仅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而且随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范围的扩大而日益扩大，以此造成的新的需要在再生产过程中，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若是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不能及时调整，就会出现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因此，在消费需要决定生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更高性价比，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的产品，将成为我国供给体系转型的关键环节。
从合规性来看，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在技术应用和产品开发的领先优势，掌握了国际贸易中的绝大部分产品质量、性能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权。而我国制造业以低成本优势的国际代工嵌入全球价值链，虽然带来了产业规模、经济体量的快速增长，但是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企业由于进入门槛低，替代者众多，当面临全球市场疲软，市场需求不足时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容易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被锁定在知识技术低端环节的制造业企业由于成本利润、市场风险原因，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附加值较低环节的制造业企业由于缺乏讨价还价的必要资源，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主要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发达国家所占据，容易出现严重收入分配失衡[9]。因此，突破技术封锁，驱动产业集群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将成为我国供给体系转型的必由之路。
（三）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内涵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既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环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包括：
一是微观层面，培育高质量一流企业，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在资源维度，产品质量和服务顾客满意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主营业务收入、投资收益、利润总额、销售额等关键财务指标水平及其趋势成为行业领先;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总产值综合能耗水平及其趋势成为行业领先。在战略维度，围绕核心资源来搭建与调整业务架构，擅长以发展型战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具有全球化资源配置和管理能力。在能力维度，通过紧密化的集团管控，构筑治理有效、管理科学、制度规范、流程合理、文化优秀的现代管理制度。在价值维度，以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和无限的进取心作为内驱力，通过负责任的行为、透明开放的运营以及匹配性的品牌建设，获得社会的良好形象感知、高度心理认同、卓越品牌口碑，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拥有强大行业领导力和广泛社会带动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中观层面，培育高质量制造业集群，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集群规模维度，拥有一大批世界级一流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具备较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高新技术行业、高端设备制造业和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一定区域在国际上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和市场集聚发展水平。在集群创新维度，建立有完善的技术体系，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引领技术变革、产业标准的发展方向;拥有由核心企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企业单一的技术创新向产学研协同创新转型。在集群网络维度，通过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机构、政府机构相互合作与交流共生，形成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高度专业化分工;通过集群动议、集体行动，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在集群开放维度，注重集群发展与城市功能拓展相匹配;具有多元、开放、包容的集群文化;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在集群治理维度，集群行为主体在相互信任和互动的基础上，以自发治理为主、公共治理为辅，有效整合集群内核心资源，促进集群成员达成共同目标和统一行动，实现资源互补和共享。
三是宏观层面，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在企业维度，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竞争与创新政策负面清单制度，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健全市场法律体系，使企业能够通过产品结构调整获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在产业维度，针对不同衰退产业进行分类调整，提高资源要素再配置和转移效率;完善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制造业协同创新网络，完善多层次技术转移交易以及科技产业化服务体系;强化制造业人才支撑体系建设，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高素质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以及技艺精湛的大国工匠。在政府维度，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探索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斟酌选择和合理搭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提高与制造强国相配套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
二、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的理论依据
我國高质量供给体系依据的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其涉及《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实质、特点的剖析;第二卷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表现形式的考察;第三卷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总过程经济危机现实转化的论证。虽然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关系，但是抽掉其社会形态，用于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关系、生产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也是适用的。
（一）扩大再生产和积累
生产一般是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进行生产除了必须具备劳动本身，还必须有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的生产资料;而生产实现除了需要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还需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并创造下次生产的形式。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机统一体，正如“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②。要使生产连续不断进行，任何社会都必须周而复始地将部分产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的生产要素，重新投入生产过程，这就是社会再生产。若是按再生产规模可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其中简单再生产作为积累的一部分，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形式是规模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扩大再生产规模逐年扩大的原因在于：一是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积累，通过把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新增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转化必须积累到一定数额才能突破资本的壁垒，扩大再生产的企图才能实现，在此期间获得的剩余价值只能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处在生产过程之外，这打破了原本简单再生产的均衡状态，导致部分产品过剩与再生产不足，并通过社会再生产传导机制的“乘数效应”，引起普遍过剩，造成社会再生产萎缩。同时，贮藏的“货币资本”向投资的“生产资本”转化，会因为“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④。其一，它能发现实体经济中可能具有的价值增殖能力，是扩大企业再生产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其二，它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价格差价，从剩余价值兑现中分割出巨额投资性收益，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资本的分配不公;其三，它会引发产业资本的“弃实投虚”，导致虚拟经济资产泡沫和实体经济的萎缩，并通过金融网络，将虚拟资本创造和转化风险积累传递到实体经济，加剧经济危机。二是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主要是依靠生产技术进步、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合理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不断下降，突破自身限制的获利冲动，会驱使资本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以及资本竞争-分化过程中不断进行积累与集中，维持高收益率;会驱使资本转移而形成资本结构、形态和范围的更新和发展，通过对外贸易进口廉价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会促进国内生产规模的扩大，加速资本积累，投资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获取高利润率。同时，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用于购置新机器、新设备的更新改造，也可使企业规模扩大。而占社会资本很大比重的固定资本，其一次性大规模更新会带来生产扩大，而后一段时间，产品虽卖不出去，但产业资本家仍盲目扩大再生产，继而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营业就是在依次通过危机-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危机的反复循环中进行，虽然每个资本家将资本投入营业时间不一致，但每一次危机都为下一次的大规模新投资创造了条件。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在出口急剧萎缩、消费难堪大任的情况下，实施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宏观调控，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虽遏止经济下滑、推动经济反转，但也带来了传统产能和低端产品的供给过剩，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较小。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要素、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强调经济总量调控和财政政策相机调控，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增加优质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关于扩大再生产模式，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都表现为原有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区别在于外延扩大再生产是靠追加资本而实现的，内涵扩大再生产是靠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事实上，单纯停留在低效益水平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不扩充生产场所的内含扩大再生产，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企业内部生产场所的扩充，还是外部进行新的投资，从来不是搞盲目的重复建设，而是会考虑投入产出比，注意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新制度和要素新组合的吸纳，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无论是利用现有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益，还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扩大生产规模，从来也不是平地而起，需要资金、人力及其配套设施的投入。同时，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交融在一起。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粗放和集约，原指农业经营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还是在原有土地面积上增加投入而提高产量，其经营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可耕地的富余或欠缺和科学技术的利用状况。在整个国民经济层面，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指那些不计成本的高投入高产出，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经济结构容易失衡和较大波动，社会环境成本较高等特征的生产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重视科技创新，降低成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经济结构协调和稳定运行，社会环境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特征的生产方式。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将增长质量作为隐含的前提，认为经济增长是纯数量增长问题，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是关键。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研究产出增长率、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关系，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库兹涅茨的结构主义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过程，只有经济总量高增长率才能引起消费者需求结构的高变化率，继而拉动生产结构高转化率。但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⑤，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且从我国的经济政策来看，自“九五”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到“十三五”提出的“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问题在我国一直显著存在，且长期未能得到解决，而较高积累率的经济之所以没有取得真正较高增长率的原因也在于经济质量和效率低下。因此，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建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体制机制上，要从过去的行政约束转向市场主导;在战略取向上，要从依靠技术模仿、产业承接、低成本价格优势的比较优势战略转向技术创新、产业创造、品牌竞争优势的竞争型战略;在结构动力上，生产要素使用要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产业结构要从多元化转向高级化，实现经济增长由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全面的創新驱动。 （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实现
社会总资本是相对于个别资本而言的，它不是几个个别资本的简单加总，而是包含其相互关系在内的总和。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既是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过程，更是资本和一般商品的流通。马克思在总体上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流通时，将社会总产品物质形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前者是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形式的商品，后者具有进入个人消费形式的商品;整个社会产品生产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将社会总产品价值形态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包括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各组成部分的价值借由商品出售后的货币回流，补偿生产中预付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后，必须重新取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补偿相当于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及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
事实上，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引发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列宁将此条件引进再生产公式，演算得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社会产品的第Ⅰ部类能够而且应当比第Ⅱ部类发展得快” ⑦，说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资料的生产而发展，也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越快越好，相反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所必须追加的消费资料需要第Ⅱ部类相应地发展，否则扩大再生产无法实现。当前我国出现的传统产能过剩，一部分是围绕出口导向，在国际经济疲软背景下，我国出口受挫，而出口转内销无法消化这些剩余产能;另一部分是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品，如有的地方政府为GDP的增长，不考虑消费需求，为生产而生产，盲目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钢铁、水泥等超过社会再生产和积累的需要。而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是大规模批量生活资料的生产与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的消费层次;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的消费品质;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消费形态;由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的消费方式;由从众模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的消费行为难以匹配。因此，针对我国当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比例失调的供需错配，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应从供给端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入手，淘汰落后产能、消化过剩产能、优化存量资源配置，以创新带动新需求、创造绿色生产力、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推动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造成的生产不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素引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提出危机表现为商品大量堆积、没有销路，甚至需要大批销毁的生产过剩，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市场扩大的需求和市场日益狭小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需要或调节社会需要原则的东西，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例决定的，第二是由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组成部分的比例决定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的增殖资本价值”，使得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的商品生产得太多了，而“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的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更是太少了。总之，“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①。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不是一种全面过剩，而是生产相对于有货币支付能力需求的过剩，相对于一定市场规模的过剩。
最终消费是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来说当然是极不相同的” ①。而这些商品的需求量，除了实际需要的商品量外，还会因“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或是“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生产商品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者持有货币数量的增加，都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需求。社会总收入由不同阶级共同分配，不同阶级把分配所得作为收入来消费，而不同阶级的收入是不一样的，这种由收入而形成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已被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所替代，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权利是平等的，但由于个人劳动能力不同，赡养人口的不同，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纯粹市场化条件下，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非劳动要素的所有者与管理者比纯粹劳动力所有者在剩余价值分配中更有话语权，由此导致的谈判地位不平等，也会带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分配相对公平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10]，因此，我国要提升与供给侧相应的消费需求能力，结构性改革就需推进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特别要大幅度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实现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与动态平衡。
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从外部来看，市场表现为一个以商品生产地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圆形范围，商品流通所覆盖的地理范围越大，商品远销的距离越远，市场的空间范围越大;从内部来看，市场表现由消费者和独立行业之间以买卖活动结成的全部交换关系，消费者数量越多，流入购买力越大，彼此独立的行业数量越多，社会分工越细，市场的交换关系越密集。市场的发展，不是为了消除差异形成整齐划一的空间范围，而是通过层次性和多样性，将不同的市场空间锁定在不同的比较优势上，并在经贸往来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利益诱导，从而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有机统一体的市场[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提出的“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传统管理体制下的地区封锁依然存在，为保护本地市场和企业，地方政府在招标、审批、注册、环评、供地等方面仍然设置市场壁垒，在财税优惠、政府采购、地方性法规准则和标准以及消费政策方面强化市场保护;部门分割依然存在，非公有制企业在金融保险、基础设施、石化电力、电信民航等领域面临准入障碍;行政垄断依然存在，受财税制度影响，大中型直营连锁企业的区域化或全国性布局以及全国范围的畅通无阻的流通网络体系建立的障碍重重。因此，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要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需要加快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同时，构筑释放消费红利机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形成以消费升级帶动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三、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
（一）我国工业经济的历史演变
纵观我国的工业发展史，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宗法社会，维护灌溉系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使得人口和财富缺乏向城市和产业集聚的冲动，地主和商人倾向于把地租或利润用来挥霍消费、买田置地，或是捐官置换身份，水利动力带动了手工业和轻工业发达的同时，却使大工业的发展缺少必要土地和资金。及至晚清民国时期，起始于洋务运动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一直存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与私人资本主义投资兴办的近代工业之间矛盾，使得旧中国工业化虽有起步，却长期处于停滞和不发展的状态[12]。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起始于“一五”时期重工业优先战略与去依附化，“大跃进”时期赶超英美战略与“以钢为纲”，调整时期工业短暂恢复，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独立军事工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危险的估计而开展的三线建设，完全改变了我国工业的传统布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农、轻、重结构的严重失衡，片面强调高速度粗放式推进造成了经济效益的巨大损失，过度高指标高积累也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围绕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国有工业经历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到以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再到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改革;集体工业经历了还权于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改统一核算、统付盈亏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采取计件、分成以及计分制、大包干等多种工资形式，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非公有制工业经历了个体私营工业由恢复、规范整顿到成为就业再就业的重要渠道，“三资”企业由初步发展，到投资领域、地区、市场进一步开放，进入持续高速发展阶段。混合所有制工业由商业类、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推进，子公司、集团公司、地方国有企业分层推进，到非公有资本、集体资本、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逐步形成各种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经济制度。黄群慧（2013）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13]。
（二）我国工业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仍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要素驱动，低质量、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方式。一是在要素投入上，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5%，但一次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23.2%，进口依存度19.4%。其中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76.5%，进口依存度6.8%，石油消费增量占全球的41%，进口依存度高达69.1%，天然气消费量占全球的21.6%，进口依存度38.2%;2017年我国GDP能耗3.1吨油当量/万美元，是2014年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二是在产业结构上，三次产业比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为2017年的7.9∶40.5：51.6，但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设施相对落后、土地产出效率较低、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工业关键技术进口依赖、传统产业转型进展不畅、工业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房地产金融化、金融业“脱实向虚”;劳动生产率较为落后，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9.58%，不及美欧日的10%;产能利用率总体偏低，2017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严重过剩，采矿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中度过剩。三是在投资结构上，1981—2017年全社会投资累计完成490万亿元，年均增长20.2%，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却从1981年的86.7%下降至2017年的60.52%。四是在区域结构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GDP占全国比重从1978年的43.6∶21.5∶20.9∶14发展为2017年的52.6∶21∶20∶6.4，东部率先领跑，中西部基本稳定，东北地区发展减弱;而2017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1.9倍，已经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地区差距依然明显。
（三）我国供给体系的实践逻辑
根据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长是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和经济结构升级来实现。在成本和资源的约束下，市场竞争会使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在资源耗竭之前就停滞下来;在技术和市场需求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市场需求的刚性也会使单纯投入要素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重新配置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以技术进步为源泉的经济增长，才能够有效防止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率下降，优化市场需求结构，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林毅夫等（2005）认为，与发达国家自主研发相比，发展中国家除了采用自主研发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外，技术引进无疑是成本较低的技术变迁方式[14]。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技术进步模式主要是依靠简单引进境外现成技术或产品，以迅速形成生产力，填补国内市场空缺，这种模式基本属于国外创新技术对我国的扩散，虽然能缩短技术的国际差距，但是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源头在国外，技术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前沿。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巴统协定”到“瓦森纳協议”，西方发达国家对向我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实行了严格控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技术进步路径向自主创新转变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必然。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技术创新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而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的模仿创新、创造性模仿、改进型创新、二次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学习过程，需要以企业为主体的持续学习、积累与创新。且科技创新活动不单只是新发明在单个企业转化为新技术，更为重要的自主创新成果在全社会推广和扩散。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正是通过市场机制迫使企业竞相采用先进新技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创新者权益和推动技术创新成果（新技术）的扩散。因此，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在科技层面，需要强化市场机制，发展科技金融，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加研究与开发费用和研发人员的比重，增加孵化和研究新技术的投资，发挥政府作用，加大对自主创新的引导性和公益性投资，对创新成果的采用提供必要的政策鼓励和强制措施，搭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营造法制化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路径依赖是由于规模经济、投资不可逆和技术关联性而形成一种正反馈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一旦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就会出现制度锁定效应，陷入死胡同状态。从我国工业经济历程可知，廉价劳动力、低成本自然资源、高投资、出口和房地产是我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也形成了经济发展对这些要素的路径依赖，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人口红利的消退使我国经济增长要素发生了变化。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使得资源丰裕地区的单一资源型产业结构在资源枯竭时，既面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也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威胁。政府的高投资政策，在经济不景气且市场需求不足形势下，不仅政策效应会衰减，经济增长效率也会由结构扭曲和资源错配愈演愈烈而下降。长期出口导向，过度依赖国外需求会因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国内经济下滑，同时长期形成的持续贸易顺差，也造成了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房地产长期超常规发展，房价显著脱离经济基本面高位运行，会随着人口增速减缓、家庭资产配置刚需减弱、高房价收入比导致购买力下降、金融风险隐患叠加影响，增长速度会不断衰减，价格上涨也不可能持续。吴敬琏（2017）提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包含双重内涵，一种是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另一种是体制机制结构，两种“结构”的逻辑关系是经济结构的优劣，最终取决于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只有体制机制结构优化，才能纠正资源配置结构扭曲，提高供给质量[15]。因此，我国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建构，在制度供给层面，发展方式应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率转变，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存优增并举优化，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产业经济体系;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到创新驱动转换，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形成具有内生特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四、推进我国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的着力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推进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最终目的、以实体经济振兴为主攻方向、以市场体系健全为重要环节、以分配制度改革为根本保障，从更高层面来矫正供给响应机制失灵，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平衡机制，步入更高质量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
（一）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最终目的
与古典学派仅仅把国家当作资产阶级制度的“守夜人”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在国家资本上，作为共同的、一般的生产条件的产业，私人资本由于利润低或风险大不愿投资，必须由国家来承担。在国家干预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维护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职能日益增强。因此，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公共物品服务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建立完善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多元供给体系。政府应依法以国家公务方式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管理;以强制方式建立社会互利的社会保障系统;以免费或低价方式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以开办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方式提供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民生产品;以开办营利国有企业方式提供市场竞争性民生产品[16]。同时应界定私人品和公共品，明确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定位，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应分离提供者和生产者，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避免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腐败和低效;应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增强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在准公共物品领域，扭转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势力延伸与固化的格局，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引入私人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在增加民生产品总量的同时，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差异化需求。
（二）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以实体经济振兴为主攻方向
實体经济转型升级，一是从加工制造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转型，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在消费品工业方面，突破国产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和纤维等关键原材料的加工制造难题;在原材料产业方面，突破大型成套装置的关键技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突破芯片、基础软件、高端设备、高端电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等技术难题;以质量品牌为核心，建立健全产品技术标准体系，加强产品创意设计，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以国际知名品牌扩大国内外市场占有率;以人才储备为重点，激发企业家精神，塑造有利于技术工人“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培育的社会文化氛围。二是从产业边界明确到互相融合转型，随着经济服务化趋势发展，为避免服务业效率低下造成经济结构升级的短板，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形成互相促进，进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机制，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要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匹配，虚拟经济不宜过度偏离制造业，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从单纯产业扶持向支持研发和平台建设转型，改变过去产业扶持中大量财政资金被用于企业经营而非创新活动，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挤出，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专利激励政策的融合，着力培育政府、研究机构、科技中介机构和企业“四位一体”的新型创新联盟，重点支持为基础创新机构转化服务的专业性科技中介。
（三）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以市场体系健全为重要环节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正常表现为竞争机制。而在竞争领域搞活企业，首先要打破各种各样的“玻璃门”“卷帘门”“旋转门”，在放松管制、破除滥用行政权力、防范和化解经济结构性风险方面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其次，简政放权，建立公开、透明、开放的市场规则，清理“红顶中介”，降低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三，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第四，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强化对企业家的正向激励导向，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需要尊重价值规律，由市场竞争形成价格，保障水平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应重点推进自然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等领域价格市场化改革，规范市场调节价，减少政府对价格的不正当干预;对于政府定价项目，建立反映成本、体现质量灵活动态的定价机制。应加强价格监管能力建设，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逐步建立覆盖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体系，健全价格应急处理机制和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确保价格总水平以及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稳定;应积极参与构建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争取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提高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三是围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原则，加强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建设，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建设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包容性资本市场，形成产权明晰和交易有序的土地市场制度、促进灵活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激励有效和转化有力的科技市场体制。 （四）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以分配制度改革为根本保障
分配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一是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初次分配是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形成了国家基本利益关系格局。需要完善劳资双方关系机制及企业经营者约束机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激励机制，通过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拓宽低收入群体提供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渠道;通过扩大工资集体协商，构筑覆盖全体劳动者、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工资增长机制;通过为中小投资者设计提供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金融产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二是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强化税收社保的调节作用。再分配是由国家调节初次分配的某些缺陷。需要通过税收结构的调整，引入房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增加对高收入人群所得税的征管，减少间接税比重，让企业更有活力;通过转移制度的完善，加大对居民在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民生领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更好地补齐民生短板;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动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和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通过社会救助机制的完善，以老、弱、病、残为重点，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的扶持和救助力度;通过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推动贫困人口利用生产就业、异地搬迁、生态保护、教育、低保兜底的靶向治疗，提高脱贫成效;通过社会公益政策的完善，鼓励和支持个人和企业在医疗、教育、养老服务领域创办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深化对垄断行业的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土地增值、股权和资产收益，实施技能人才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扩大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建立企业家经营业绩挂钩的奖金、红利激励机制。同时，缩小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加大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查处力度;加强资本市场监督，限制炒作大宗商品或非法证券交易获取高额收益行为，保护靠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获得应有收益回报。
[注 释]
①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10、287、210頁。
②《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6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6 页。
④《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20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⑥mx代表剩余价值中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m-mx代表剩余价值中用于资本积累的部分。
⑦《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参考文献]
[1]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2]吴金明.“二维五元”价值分析模型 ——关于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8（3）：113-129.
[3]程虹.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N].第一财经日报，2018-03-14.
[4]任保平，文丰安. 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5-16.
[5]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9（2）：5-17，91.
[6]GARVIN D.What does “product quality” really mean？[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4，26（1）：25-43.
[7]PARASURAMAN A，VALARIE A ZEITHAMl，LEONARD L BERRY.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rketing，1985，49（4）：41-50.
[8]S.托马斯·福特斯.质量管理——整合供应链（第六版）[M]. 何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6.
[9]刘志彪，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46-47.
[10]吴易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05.
[11]纪宝成.商业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63.
[12]宋正.中国工业化历史经验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83.
[13]黄群慧.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J].经济与管理，2013（7）：5-11.
[14]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4）：53-74.
[15]吴敬琏.论竞争性市场体制[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Ⅴ-Ⅵ.
[16]金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74.
（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