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袭小龙同志翻译的托·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包括《荒原》)，最近又读到他译的《意象派诗选》(彼德·琼斯编)，我觉得译诗难，译意象派或者艾略特的诗更难。小龙同志尽找难的事情做，值得佩服。
　　我不仅觉得译诗难，甚至认为有些诗是根本无法翻译的。三十年代我对艾略特的诗一度入迷，当时就怀疑这些诗能够翻译。但读新诗社一九三七年出版，由叶公超作序、赵萝蕤译出的《荒原》，却比较满意。这回知道小龙同志将删去的部分也补译了，所以千方百计想找《四个四重奏》来读。从译笔说，各有千秋。看来两书很不相似，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对诗作了注，许多注。注诗弥补了译诗的不足。可是译者裘小龙说：“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注释可能是完全多余的。”真的，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完全同意袭小龙同志的这个意见。
　　《意象派诗选》不仅有许多注，而且有许多类似题解的《附记》，译者为了要系统地介绍这一流派，着实花了一些功夫，如果说“多余”，《附记》比注释更加多余了。译者自承“多余”而仍旧留着它们，我同意“多余”而仍旧觉得好，觉得译者着实花了一些功夫，那就证明事实确是需要，并不“多余”。
　　全国解放前，有一次，诗人卞之琳告诉我，他将《维多利亚女王传》原稿交给一家书店，注释占了正文的一半。编辑觉得累赘，将注释全部删去，留下光脱脱的正文排印出版，气得他几个晚上不能睡觉。我至今还记得诗人当时那种愤愤然的无法平静的神情。
　　目前，出版物的质量正在两极分化——同时出现了好的和坏的，差距很大，好的真是好，坏的又实在坏。一方面有不少经过思索，认真地写、译、注，甚至可望跻身于经典地位的书籍；另一方面又充斥着东剽西窃，粗制滥造，完全是欺世盗名的所谓学术著作。诗难译，注诗足以协助译诗，使读者理解，从这点出发，我推重《意象派诗选》的做法。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八日
　　
　　(《意象派诗选》〔英〕彼德，琼斯编，袭小龙译，漓江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1.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