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现有的利益驱动的科研体制和科研投入水平，政策制度设计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科学的研究评估体系。现有的体制倾向于高估平庸而抑制创新。例如，尽管屠呦呦被认为在青蒿素药物的研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她个人从未获得过中国科学领域的顶尖奖项。她曾被多次提名参选中科院院士却从未入选。一些参与青蒿素项目的中国科学家认为屠呦呦只是贡献者之一，不配一人独得诺奖殊荣。
　　中国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科研资金投入和分配体系。现有的投入结构不合理。孙枢研究员发现，虽然中国研发总投入每年大幅增长，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研发总投入中的占比却多年来持续下降，2013年分别跌至4.7%和10.7%，这与美日韩基础研究占比是26%～38%，应用研究占比是50%～56%的比例相去甚远。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大的具有突破性的创新越来越需要雄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国内科技管理上的“九龙治水”“天女散花”方式使得科研资金分散使用，形不成合力。当有限的研发经费被分散稀释后，不仅造成研发经费的巨大浪费，而且企业受制于研发经费不足，会将创新的重点放在跟踪和模仿上，进一步削弱了原始创新的动力。
　　此外，现有的产业政策也掣肘了中国有效推动科技创新的能力。在2015年“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新增课题中，大多数列入其中的药物和生物制品都正在被跨国制药公司开发。新药在中国的审查时间大概是18个月，而对于被选为优先审查的药物完成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1个月。相比之下，美国FDA通常只用10个月的时间来审查新药，6个月来审查优先药物。换言之，一款中国的“新药”可能是在跨国制药公司的相似产品已经获得专利并实现销售之后才被开发出来的。
　　对于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饶毅曾经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听起来刺耳，但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坚持独立人格，发出理性声音，而不是仅仅做现有科研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需要更多的屠呦呦，也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鼓与呼，更需要有良知和能力并直面挑战的锐意改革者。如果屠呦呦为中国赢得的第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能够引起对中国科研发展之路的深入探讨和对科研体制的重大改革，那么，它就将成为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屠呦呦效应”不应该仅仅引发中国人对未来“井喷式”获得诺奖的热望。（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