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强，有效需求不足，人力成本上升，出口压力加大，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前所未有且错综复杂。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不仅将中国的大企业推到了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前沿，更是衬托出大企业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当中的引领作用。
中国企业联合会（下称“中企联”）最新公布的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为79.10万亿元，较上年（即上年相应500强，下同）增长了11.14%，增速与上年基本持平。
企业从大到强需要经历自身变革。中企联会长王忠禹表示，和上年相比，以中国企业500强为代表的中国大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势头更为明显。“数据显示，这些大企业的效益效率持续提升，创新实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去杠杆成效开始显现，在国际大企业中的地位也稳步提高。”王忠禹说。
但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中国大企业引领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强，在全球供应链主导权、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行业话语权、效益效率、自主知识产权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王忠禹援引数据指出，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为9.7%，同期美国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则高达15.2%;2019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不足世界100大跨国公司的1/3，国际化与世界一流企业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大企业能否做好长远打算，能否对全球创新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及早做好预案，能否对可能出现的产业安全风险做到心中有数，不仅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能力的体现，也将是中国经济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突围的关键。
在中国内需增长动力从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当下，制造业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为34.92万亿元，增长9.67%，增速下滑3.04个百分点;服务业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37.63万亿元，增长9.77%，增速提高1.58个百分点。
大企业资产规模中保持低速扩张。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增速有所提升，制造业企业500强和服务业企业500强资产增速回落。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为299.1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9.08%，增速提高2个百分点。38家具有高负债经营特征的银行、保险、多元化金融企业的资产合计达到192.37万亿元，占全部500强的64.31%，较上年下降0.54个百分点。
在金融监管政策着力防风险的环境下， 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3.78%，同比下降0.63个百分点;其中非银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2.66%，同比下降0.62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2.74%，较上年下降2.82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7.83%，较上年下降0.55个百分点，其中429家非银服务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2.93%，较上年下降7.1个百分点。
大企业的盈利情况整体上还是在改善的。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下同）35320.95亿元，较上年增长10.28%，增速回落3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实现净利润9767.29亿元，增长19.44%，增速提高0.26个百分点，连续三年保持在19%以上。2019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实现净利润26830.24亿元，增长3.45%，增速回落8.63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亏损企业有37家，亏损面为7.40%，亏损面扩大;这37家企业合计亏损665.20亿元，亏损额较上年明显减少，企均亏损额从22.71亿元大幅下降至17.98亿元。
2019年中國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为194家，数量再创新高。
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净资产利润率为9.65%，比上年微幅提高了0.11个百分点，近年来稳中有升;收入利润率为4.37%，比上年500强收入利润率小幅下降了0.03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净资产利润率为10.48%，较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为2.80%，比上年提高0.23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净资产利润率为9.89%，较上年下降0.31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为7.14%，较上年下降0.5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作为吸纳就业主力的服务业仍面临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非银企业与银行盈利差距进一步缩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得到了落实。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33家金融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为12.01万亿元、1.71万亿元，分别占全部企业的15.18%、48.30%。其中，19家银行的净利润为1.47万亿元，占全部企业的41.50%，银行在中国企业500强净利润中的占比持续回落。2019年中国500强中非银行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为8.34%，提高了2.47个百分点;银行净资产利润率为12.38%，降低了0.48个百分点。
据中企联统计，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为194家，比上年的172家增加了22家，增加企业数量再创新高。在“千亿俱乐部中”，国有企业137家，比上年增加12家;民营企业57家，比上年增加10家。
中国企业500强产业结构以及企业内部产业结构都在调整与升级。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共有182家企业报告了2018年并购重组数据，报告企业数比上年增加了23家;合计报告并购重组次数1000次，比上年增加了178次。有并购重组活动企业的平均并购重组次数从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的5.17次增至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5.49次。行业方面，68家服务业企业共完成了617次并购重组，远多于84家制造业企业的264次和30家其他行业企业的119次。 从进退榜企业行业结构看，大企業群体向产业链中高端持续迈进。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51家新进榜企业中，保险业、多元化投资业、商业银行业、多元化金融业企业分别有3家、3家、2家、1家，扣除1家退榜保险业企业，中国企业500强中的金融行业企业净增加了8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步发展壮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更加完善。与此同时，尽管制造业企业比上年500强减少了3家，但现代先进装备制造企业不断成长，电力电气设备制造业、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半导体、集成电路及面板制造业各有1家企业新进榜单，推动中国企业500强这一大企业群体向制造业产业链的中高端跃升。
战略新兴业务是对大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贡献因素。2019年战略新兴企业100强的入围门槛为132.9亿元，共实现战略新兴业务收入6.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7.7%，占企业全部营业收入的37.2%;实现战略新兴业务利润3565.4亿元，较上年增长4.4%，占企业全部利润的46.0%。战略新兴业务的发展，对相关企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转型升级做出了较为显著的贡献。
从服务业500强来看，其行业表现出明显分化，传统贸易零售和交通运输等企业占比持续走低，互联网、金融和供应链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快速崛起，服务业大企业内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中国企业500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数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央企业共参与国际标准制定1447项，分别占全部标准总数和国际标准数的72.15%和75.96%，是大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主体。从行业看，电信服务、家用电器制造、黑色冶金、轨道交通设备及零部件制造企业分别参与了949项、127项、108项、103项国际标准制定，具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电信服务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数量高达949项，最为突出。
核心技术控制着同行业的技术制高点。不少领域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欧美日等国企业手中，这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构成巨大潜在威胁。技术贸易本来应该是市场化的经济活动，但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政府往往对其转让采取管制措施。
根据中企联报告总结，中国目前在光刻机、光刻胶、芯片、操作系统、手机射频器件、重型燃气轮机、适航标准、电容和电阻、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高压柱塞泵、航空软件、透射式电镜、燃料电池、高端焊接电源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
全球顶尖精密仪器前25强基本上被美日德英垄断，其中美国10家，日本6家，德国4家，英国2家。激光显示的投影机核心成像器件被美国和日本所把持。工业机器人三大核心技术基本掌握在日本企业手中。激光投影机的DMD成像芯片，完全被美国德州仪器垄断。OLED制造设备真空蒸镀机，被日韩厂商所把控。高性能的柱塞泵，美德日的4家龙头企业占据中国市场70%以上份额，在技术方面却对中国严密封锁。在高端机床、火箭、大飞机、发动机等尖端领域，虽然部分零件实现了国产，但生产零件的设备却受制于技术，95%依赖进口。美国先后对中兴通讯与华为的制裁，演绎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中国企业持续经营的不利影响。
中企联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国技术追赶的步伐越快，欧美国家的焦虑与猜忌也就越严重，未来基于核心技术而对中国企业采取打压措施的可能事件也许会进一步增加，相关领域的企业必须对此有所预判。
材料也是中国工业生产领域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中国科技被卡脖子的领域，一大半都是材料问题。当前中国材料领域，明显表现出科研强生产弱的格局;一方面中国科研人员近十年来在世界知名材料领域学术期刊上发表大量高质量论文;另一方面不少关键材料、基础材料都要依赖进口。
中企联有关负责人援引数据称，全球总共有约130种关键核心材料，其中32%中国完全空白，另有52%依赖进口，一些当前炙手可热的行业的供应链上游实际上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例如，液晶面板的关键材料——间隔物微球以及导电金球，全世界只有日本一两家公司可以提供;液晶分子材料多数来自于德国企业;偏光片两大核心原材料PAC膜和TAC膜依赖日本进口;OLED制造材料也是靠进口。车用燃料电池有两大关键部件，膜电极组件与双极板，长期依赖国外。生产半导体芯片需要的19种必备材料中，日本企业在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光罩、光刻胶、药业、靶材料、保护涂膜、引线架、陶瓷板、塑料板、TAB、COF、焊线、封装材料等14种重要材料上均占有50%及以上的份额。
相关领域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对进口原材料进行后续加工，或是采购国外零部件进行集成装配。这导致一方面中国企业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另一方面企业的持续经营也完全受制于国外材料供应方，中国企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此外，就中国可以自给自足的材料来说，如果不能在材料水平上实现提升，或是在新材料研发上取得突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然难以顺利推进。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自此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基本遵循。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企业积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采取措施，力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与发展道路，切实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实现企业在效率与效益上的改善。
中企联报告指出，中国大企业在效率与效益上虽然有所提升，政府也在通过持续减税降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等措施为企业提升效率营造环境，但与欧美国家大企业在效率效益上的巨大差距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改善。
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为9.65%，比当年世界500强低2.68个百分点，比当年美国500强低5.51个百分点。根据中企联统计，从长期趋势看，除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世界500强、美国500强企业受危机影响较大外，其他年份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一直都低于世界500强与美国500强;自2012年榜单开始，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就低于美国500强，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自2014年榜单开始，世界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也一直都高于中国企业500强。人均净利润指标方面，中外差距也是如此。 盈利能力方面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國大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延缓了企业转型的进程。中企联有关负责人认为，导致盈利能力差距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企业技术能力上的差距，以及国际品牌塑造能力上的不足，这使得中国企业的产品与服务附加价值偏低，竞争实力偏弱，只能依靠低价格、低利润来提升竞争力;而低利润则又可能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低端锁定，进而导致中国企业无力去推进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相关战略。“对中国大企业来说，迫切需要打破这一不利循环的制约，增强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潜力与动能。”
此外，债务违约与不良贷款增加成为金融稳定的暗礁，企业在做大后更应防范金融风险。王忠禹特别强调企业对此要保持战略清醒。“近一年来发生的A股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系列爆仓事件，以及一些知名大企业深陷债务危机都说明了短期思维对企业成长的不利影响。要摈弃‘挣快钱，捞浮财’的短期思维，坚持用战略思维打造系统性的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能够成长为500强并不意味着就稳坐钓鱼台。21世纪以来，企业成长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些新势力的快速崛起对现有的大企业构成挑战，而后来居上者在未来甚至会面临更加凶猛、发展势头更快的挑战者。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管理学关于企业成长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过程的认知逐渐被推翻，越来越多的企业展现给人们快速成长、甚至爆炸性成长的特征。过去培育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需要几十年时间，而新产业新经济的出现，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创设，却可以大大缩短一家优秀企业向世界500强迈进的时间。
快速成长企业的存在，是产业生态的不安定因素，将加速提升产业市场竞争的紧张程度，加快优胜劣汰进程。这类企业通常不会满足于抢夺同行业领域中已有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而是瞄准行业领先企业，致力于快速取而代之。
中企联有关负责人认为，对长期适应于慢成长生态，并一直基于慢成长生态制定竞争策略的现有领先企业来说，如何以及能否破除其思维惯性，敏锐捕捉潜在竞争威胁，准确定位及跟踪潜在竞争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新竞争策略，是企业应对来自快速成长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在任何一个领先企业一旦安于现状、无视市场变化的发生，或者是跟不上快生态对竞争的新要求，不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敏捷反应机制，以快制快，离失败可能也就为之不远了。”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是世界大势所趋，是发展形势所迫，是中央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近年来，大企业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方面积极行动，但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突破上却建树不多，国外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卡脖子”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中企联报告认为，解决技术上“卡脖子”的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大企业。与广大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具创新投入能力，更具创新能力积累，更能承担创新风险，而且更有义务承担与履行推动民族产业技术进步的责任。尤其是国有企业，更应承担更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突破的责任。“大企业既要认真总结技术创新的成就，更要反思技术创新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要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创新战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围绕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来重新规划创新战略，聚焦创新资源，凸显创新引领与示范作用。”
大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的典范作用，应当从两方面进行展示：一是要努力带动中小企业持续稳定增加创新投入总额，不断提高研发强度。从产业横向比较看，2016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支出9651亿元，约为美国的66%;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1.0%，远低于美国的4.4%。代表性企业层面，据欧盟2017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376家上榜企业研发支出中值480万欧元，约为美国的70%，中国上榜企业平均研发强度8.6%，而美国企业高达29.7%。上市公司层面，2017年A股上市企业总研发支出5468亿元，仅为美股的22%;中国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支出1.9亿元，仅为美股的13%。大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缩小与欧美企业在研发强度上的差距。二是要调整研发投入结构，增加对基础研发、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争取在重大发明创新上早日取得突破，而不是长期满足于改良式创新;应提前做好技术储备，以免陷入技术竞争或技术压制的被动局面。
中企联报告指出，开放式创新突破了传统封闭式创新模式对企业创新的约束，强调引入外部创新能力，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在开放式平台上联合进行技术探索，这将有助于弥补单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局限，加快企业创新步伐。打造开源平台已经成为信息化3.0时代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基于开源平台的开源式创新也正在创造一种公共产品。
目前中国创新成果的转化整体上约在1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企联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大企业应在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上积极发挥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切实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物产出，将创新投入转化为收入与盈利。大企业一方面应积极将自身创新成果加快商业化应用;另一方面也应推动科研院所创新成果向市场转化。
供应链是指围绕产业链核心企业，从配套零件开始，到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最后到消费者，连接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直到最终用户的整体功能网链结构。对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企业来说，供应链的完整性、稳定性、可靠性，对企业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在供应链日益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供应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供应链的竞争与冲突也更为频繁。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干预，甚至是利用国内法强行切断特定供应链，已经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扰乱、阻滞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实现自我狭隘的政治目的、不当保护本国落后企业的重要政策工具选项。中企联报告认为，中国大企业应当在保障中国产业、企业供应链安全上，确保民族产业与企业持续发展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中企联的研究，当前中国大企业的供应链布局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大企业供应链依然主要集中布局于国内市场;二是国际市场的供应链过于依靠单一国家、单一企业。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大企业无法对全球供应体系施加影响，无法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稳定生产要素供应，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进行产品分销。例如，2018年，中国购买了10.64亿吨铁矿石，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65%，但对铁矿石定价却没有话语权。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达4.62亿吨，即使是纳入上海的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中国对原油定价也没有实质性影响力。
中企联有关负责人建议，中国大企业应尽快调整企业供应链战略，主动站在国家竞争的制高点，来大力推进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探开采，对矿业类及矿业贸易类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并购重组，或是积极与国际矿业巨头通过交叉持股开展战略合作;同时加快培养国際资源类大宗商品期货交易高端人才，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资源类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这既有助于提高对国际资源类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也有助于稳定原材料供应与价格。同时，也应加大对国际关键中间制成品企业的股权投资、并购重组，或是战略合作，以稳定关键中间制成品的供应;而且必须实现其供应的分散化，确保供应渠道的可替换，避免因供应渠道的不可替代性而受制于人。
中企联报告还建议，大企业应增强供应链协同，实现本土产业链协同发展。供应链协同，是指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在产业整体发展中采取协同一致的发展战略，通过相互合作支持供应链不同环节企业实现共同发展。实现供应链协同，需要供应链各环节企业树立“共赢”思想，而且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
目前看，中国供应链各环节企业之间的协同水平不高，在部分供应链体系中，甚至存在特定环节优势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恶意侵蚀劣势环节企业利益的情形。报告指出，例如在中国汽车产业领域，整车组装企业天然具有规模优势，面对规模明显弱小的汽车零配件制造商，二者之间似乎根本就不可能达成协同发展的关系;整车组装企业侵蚀零配件制造商利润，或是通过自行生产零配件挤占零配件市场，更是产业生态常见现象。
增强供应链安全，大企业需要修正当前供应链战略，应始终坚持以与国内上下游环节企业的协同发展为前提，来推进供应链管理，促进供应链发展，力争形成供应链各环节大中小企业并存、不同环节之间协同合作的发展格局。只有在各环节都形成优势龙头大企业，供应链的整体技术水平与供应能力才能得以稳定提升，供应关系才能持续稳固存续，本土供应链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中国企业联合会（下称“中企联”）最新公布的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为79.10万亿元，较上年（即上年相应500强，下同）增长了11.14%，增速与上年基本持平。
企业从大到强需要经历自身变革。中企联会长王忠禹表示，和上年相比，以中国企业500强为代表的中国大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势头更为明显。“数据显示，这些大企业的效益效率持续提升，创新实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去杠杆成效开始显现，在国际大企业中的地位也稳步提高。”王忠禹说。
但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中国大企业引领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强，在全球供应链主导权、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行业话语权、效益效率、自主知识产权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王忠禹援引数据指出，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为9.7%，同期美国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则高达15.2%;2019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不足世界100大跨国公司的1/3，国际化与世界一流企业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大企业能否做好长远打算，能否对全球创新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及早做好预案，能否对可能出现的产业安全风险做到心中有数，不仅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能力的体现，也将是中国经济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突围的关键。
资产中低速扩张，负债率下降
在中国内需增长动力从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当下，制造业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为34.92万亿元，增长9.67%，增速下滑3.04个百分点;服务业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37.63万亿元，增长9.77%，增速提高1.58个百分点。
大企业资产规模中保持低速扩张。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增速有所提升，制造业企业500强和服务业企业500强资产增速回落。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为299.1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9.08%，增速提高2个百分点。38家具有高负债经营特征的银行、保险、多元化金融企业的资产合计达到192.37万亿元，占全部500强的64.31%，较上年下降0.54个百分点。
在金融监管政策着力防风险的环境下， 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3.78%，同比下降0.63个百分点;其中非银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2.66%，同比下降0.62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2.74%，较上年下降2.82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7.83%，较上年下降0.55个百分点，其中429家非银服务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2.93%，较上年下降7.1个百分点。
大企业的盈利情况整体上还是在改善的。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下同）35320.95亿元，较上年增长10.28%，增速回落3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实现净利润9767.29亿元，增长19.44%，增速提高0.26个百分点，连续三年保持在19%以上。2019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实现净利润26830.24亿元，增长3.45%，增速回落8.63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亏损企业有37家，亏损面为7.40%，亏损面扩大;这37家企业合计亏损665.20亿元，亏损额较上年明显减少，企均亏损额从22.71亿元大幅下降至17.98亿元。
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净资产利润率为9.65%，比上年微幅提高了0.11个百分点，近年来稳中有升;收入利润率为4.37%，比上年500强收入利润率小幅下降了0.03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净资产利润率为10.48%，较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为2.80%，比上年提高0.23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净资产利润率为9.89%，较上年下降0.31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为7.14%，较上年下降0.5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作为吸纳就业主力的服务业仍面临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非银企业与银行盈利差距进一步缩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得到了落实。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33家金融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为12.01万亿元、1.71万亿元，分别占全部企业的15.18%、48.30%。其中，19家银行的净利润为1.47万亿元，占全部企业的41.50%，银行在中国企业500强净利润中的占比持续回落。2019年中国500强中非银行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为8.34%，提高了2.47个百分点;银行净资产利润率为12.38%，降低了0.48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发生新变化
据中企联统计，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为194家，比上年的172家增加了22家，增加企业数量再创新高。在“千亿俱乐部中”，国有企业137家，比上年增加12家;民营企业57家，比上年增加10家。
中国企业500强产业结构以及企业内部产业结构都在调整与升级。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共有182家企业报告了2018年并购重组数据，报告企业数比上年增加了23家;合计报告并购重组次数1000次，比上年增加了178次。有并购重组活动企业的平均并购重组次数从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的5.17次增至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5.49次。行业方面，68家服务业企业共完成了617次并购重组，远多于84家制造业企业的264次和30家其他行业企业的119次。 从进退榜企业行业结构看，大企業群体向产业链中高端持续迈进。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51家新进榜企业中，保险业、多元化投资业、商业银行业、多元化金融业企业分别有3家、3家、2家、1家，扣除1家退榜保险业企业，中国企业500强中的金融行业企业净增加了8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步发展壮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更加完善。与此同时，尽管制造业企业比上年500强减少了3家，但现代先进装备制造企业不断成长，电力电气设备制造业、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半导体、集成电路及面板制造业各有1家企业新进榜单，推动中国企业500强这一大企业群体向制造业产业链的中高端跃升。
战略新兴业务是对大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贡献因素。2019年战略新兴企业100强的入围门槛为132.9亿元，共实现战略新兴业务收入6.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7.7%，占企业全部营业收入的37.2%;实现战略新兴业务利润3565.4亿元，较上年增长4.4%，占企业全部利润的46.0%。战略新兴业务的发展，对相关企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转型升级做出了较为显著的贡献。
从服务业500强来看，其行业表现出明显分化，传统贸易零售和交通运输等企业占比持续走低，互联网、金融和供应链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快速崛起，服务业大企业内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中国企业500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数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央企业共参与国际标准制定1447项，分别占全部标准总数和国际标准数的72.15%和75.96%，是大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主体。从行业看，电信服务、家用电器制造、黑色冶金、轨道交通设备及零部件制造企业分别参与了949项、127项、108项、103项国际标准制定，具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电信服务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数量高达949项，最为突出。
核心技术、基础材料存短板
核心技术控制着同行业的技术制高点。不少领域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欧美日等国企业手中，这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构成巨大潜在威胁。技术贸易本来应该是市场化的经济活动，但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政府往往对其转让采取管制措施。
根据中企联报告总结，中国目前在光刻机、光刻胶、芯片、操作系统、手机射频器件、重型燃气轮机、适航标准、电容和电阻、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高压柱塞泵、航空软件、透射式电镜、燃料电池、高端焊接电源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
全球顶尖精密仪器前25强基本上被美日德英垄断，其中美国10家，日本6家，德国4家，英国2家。激光显示的投影机核心成像器件被美国和日本所把持。工业机器人三大核心技术基本掌握在日本企业手中。激光投影机的DMD成像芯片，完全被美国德州仪器垄断。OLED制造设备真空蒸镀机，被日韩厂商所把控。高性能的柱塞泵，美德日的4家龙头企业占据中国市场70%以上份额，在技术方面却对中国严密封锁。在高端机床、火箭、大飞机、发动机等尖端领域，虽然部分零件实现了国产，但生产零件的设备却受制于技术，95%依赖进口。美国先后对中兴通讯与华为的制裁，演绎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中国企业持续经营的不利影响。
中企联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国技术追赶的步伐越快，欧美国家的焦虑与猜忌也就越严重，未来基于核心技术而对中国企业采取打压措施的可能事件也许会进一步增加，相关领域的企业必须对此有所预判。
材料也是中国工业生产领域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中国科技被卡脖子的领域，一大半都是材料问题。当前中国材料领域，明显表现出科研强生产弱的格局;一方面中国科研人员近十年来在世界知名材料领域学术期刊上发表大量高质量论文;另一方面不少关键材料、基础材料都要依赖进口。
中企联有关负责人援引数据称，全球总共有约130种关键核心材料，其中32%中国完全空白，另有52%依赖进口，一些当前炙手可热的行业的供应链上游实际上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例如，液晶面板的关键材料——间隔物微球以及导电金球，全世界只有日本一两家公司可以提供;液晶分子材料多数来自于德国企业;偏光片两大核心原材料PAC膜和TAC膜依赖日本进口;OLED制造材料也是靠进口。车用燃料电池有两大关键部件，膜电极组件与双极板，长期依赖国外。生产半导体芯片需要的19种必备材料中，日本企业在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光罩、光刻胶、药业、靶材料、保护涂膜、引线架、陶瓷板、塑料板、TAB、COF、焊线、封装材料等14种重要材料上均占有50%及以上的份额。
相关领域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对进口原材料进行后续加工，或是采购国外零部件进行集成装配。这导致一方面中国企业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另一方面企业的持续经营也完全受制于国外材料供应方，中国企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此外，就中国可以自给自足的材料来说，如果不能在材料水平上实现提升，或是在新材料研发上取得突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然难以顺利推进。
效益、效率不佳延缓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自此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基本遵循。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企业积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采取措施，力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与发展道路，切实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实现企业在效率与效益上的改善。
中企联报告指出，中国大企业在效率与效益上虽然有所提升，政府也在通过持续减税降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等措施为企业提升效率营造环境，但与欧美国家大企业在效率效益上的巨大差距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改善。
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为9.65%，比当年世界500强低2.68个百分点，比当年美国500强低5.51个百分点。根据中企联统计，从长期趋势看，除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世界500强、美国500强企业受危机影响较大外，其他年份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一直都低于世界500强与美国500强;自2012年榜单开始，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就低于美国500强，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自2014年榜单开始，世界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也一直都高于中国企业500强。人均净利润指标方面，中外差距也是如此。 盈利能力方面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國大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延缓了企业转型的进程。中企联有关负责人认为，导致盈利能力差距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企业技术能力上的差距，以及国际品牌塑造能力上的不足，这使得中国企业的产品与服务附加价值偏低，竞争实力偏弱，只能依靠低价格、低利润来提升竞争力;而低利润则又可能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低端锁定，进而导致中国企业无力去推进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相关战略。“对中国大企业来说，迫切需要打破这一不利循环的制约，增强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潜力与动能。”
此外，债务违约与不良贷款增加成为金融稳定的暗礁，企业在做大后更应防范金融风险。王忠禹特别强调企业对此要保持战略清醒。“近一年来发生的A股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系列爆仓事件，以及一些知名大企业深陷债务危机都说明了短期思维对企业成长的不利影响。要摈弃‘挣快钱，捞浮财’的短期思维，坚持用战略思维打造系统性的企业竞争优势。”
“新经济”崛起的挑战
企业能够成长为500强并不意味着就稳坐钓鱼台。21世纪以来，企业成长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些新势力的快速崛起对现有的大企业构成挑战，而后来居上者在未来甚至会面临更加凶猛、发展势头更快的挑战者。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管理学关于企业成长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过程的认知逐渐被推翻，越来越多的企业展现给人们快速成长、甚至爆炸性成长的特征。过去培育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需要几十年时间，而新产业新经济的出现，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创设，却可以大大缩短一家优秀企业向世界500强迈进的时间。
快速成长企业的存在，是产业生态的不安定因素，将加速提升产业市场竞争的紧张程度，加快优胜劣汰进程。这类企业通常不会满足于抢夺同行业领域中已有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而是瞄准行业领先企业，致力于快速取而代之。
中企联有关负责人认为，对长期适应于慢成长生态，并一直基于慢成长生态制定竞争策略的现有领先企业来说，如何以及能否破除其思维惯性，敏锐捕捉潜在竞争威胁，准确定位及跟踪潜在竞争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新竞争策略，是企业应对来自快速成长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在任何一个领先企业一旦安于现状、无视市场变化的发生，或者是跟不上快生态对竞争的新要求，不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敏捷反应机制，以快制快，离失败可能也就为之不远了。”
对标世界一流，突破核心技术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是世界大势所趋，是发展形势所迫，是中央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近年来，大企业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方面积极行动，但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突破上却建树不多，国外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卡脖子”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中企联报告认为，解决技术上“卡脖子”的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大企业。与广大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具创新投入能力，更具创新能力积累，更能承担创新风险，而且更有义务承担与履行推动民族产业技术进步的责任。尤其是国有企业，更应承担更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突破的责任。“大企业既要认真总结技术创新的成就，更要反思技术创新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要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创新战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围绕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来重新规划创新战略，聚焦创新资源，凸显创新引领与示范作用。”
大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的典范作用，应当从两方面进行展示：一是要努力带动中小企业持续稳定增加创新投入总额，不断提高研发强度。从产业横向比较看，2016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支出9651亿元，约为美国的66%;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1.0%，远低于美国的4.4%。代表性企业层面，据欧盟2017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376家上榜企业研发支出中值480万欧元，约为美国的70%，中国上榜企业平均研发强度8.6%，而美国企业高达29.7%。上市公司层面，2017年A股上市企业总研发支出5468亿元，仅为美股的22%;中国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支出1.9亿元，仅为美股的13%。大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缩小与欧美企业在研发强度上的差距。二是要调整研发投入结构，增加对基础研发、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争取在重大发明创新上早日取得突破，而不是长期满足于改良式创新;应提前做好技术储备，以免陷入技术竞争或技术压制的被动局面。
中企联报告指出，开放式创新突破了传统封闭式创新模式对企业创新的约束，强调引入外部创新能力，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在开放式平台上联合进行技术探索，这将有助于弥补单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局限，加快企业创新步伐。打造开源平台已经成为信息化3.0时代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基于开源平台的开源式创新也正在创造一种公共产品。
目前中国创新成果的转化整体上约在1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企联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大企业应在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上积极发挥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切实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物产出，将创新投入转化为收入与盈利。大企业一方面应积极将自身创新成果加快商业化应用;另一方面也应推动科研院所创新成果向市场转化。
优化供应链战略
供应链是指围绕产业链核心企业，从配套零件开始，到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最后到消费者，连接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直到最终用户的整体功能网链结构。对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企业来说，供应链的完整性、稳定性、可靠性，对企业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在供应链日益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供应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供应链的竞争与冲突也更为频繁。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干预，甚至是利用国内法强行切断特定供应链，已经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扰乱、阻滞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实现自我狭隘的政治目的、不当保护本国落后企业的重要政策工具选项。中企联报告认为，中国大企业应当在保障中国产业、企业供应链安全上，确保民族产业与企业持续发展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中企联的研究，当前中国大企业的供应链布局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大企业供应链依然主要集中布局于国内市场;二是国际市场的供应链过于依靠单一国家、单一企业。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大企业无法对全球供应体系施加影响，无法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稳定生产要素供应，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进行产品分销。例如，2018年，中国购买了10.64亿吨铁矿石，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65%，但对铁矿石定价却没有话语权。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达4.62亿吨，即使是纳入上海的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中国对原油定价也没有实质性影响力。
中企联有关负责人建议，中国大企业应尽快调整企业供应链战略，主动站在国家竞争的制高点，来大力推进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探开采，对矿业类及矿业贸易类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并购重组，或是积极与国际矿业巨头通过交叉持股开展战略合作;同时加快培养国際资源类大宗商品期货交易高端人才，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资源类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这既有助于提高对国际资源类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也有助于稳定原材料供应与价格。同时，也应加大对国际关键中间制成品企业的股权投资、并购重组，或是战略合作，以稳定关键中间制成品的供应;而且必须实现其供应的分散化，确保供应渠道的可替换，避免因供应渠道的不可替代性而受制于人。
中企联报告还建议，大企业应增强供应链协同，实现本土产业链协同发展。供应链协同，是指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在产业整体发展中采取协同一致的发展战略，通过相互合作支持供应链不同环节企业实现共同发展。实现供应链协同，需要供应链各环节企业树立“共赢”思想，而且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
目前看，中国供应链各环节企业之间的协同水平不高，在部分供应链体系中，甚至存在特定环节优势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恶意侵蚀劣势环节企业利益的情形。报告指出，例如在中国汽车产业领域，整车组装企业天然具有规模优势，面对规模明显弱小的汽车零配件制造商，二者之间似乎根本就不可能达成协同发展的关系;整车组装企业侵蚀零配件制造商利润，或是通过自行生产零配件挤占零配件市场，更是产业生态常见现象。
增强供应链安全，大企业需要修正当前供应链战略，应始终坚持以与国内上下游环节企业的协同发展为前提，来推进供应链管理，促进供应链发展，力争形成供应链各环节大中小企业并存、不同环节之间协同合作的发展格局。只有在各环节都形成优势龙头大企业，供应链的整体技术水平与供应能力才能得以稳定提升，供应关系才能持续稳固存续，本土供应链安全才能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