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课本上读了夏衍写的《包身工》,那篇短短的报告文学让我恨死了资本家,认为只要是工人,就是无辜的。
　　现在,我已给资本家当了五年职员,负责监督干部,处理员工。我这个名曰:“行政监督”的职务很像一位中间人,一头看老板,一头看雇员,因此,自认可以讲一点劳资之间的公道话。
　　我们公司叫海棠食品有限公司,独资,老板是台湾人,姓林。记得我来应聘时,说过“外企”这样的话,林老板正色道:台湾不是外国,不要叫外企。(他叫台湾为台湾,大陆为国内)。我对此很有好感,这成为乐于为他效劳的前提。
　　林老板决定来重庆投资,基于四点:一、重庆人口多,且属密集型,食品市场尚有空间;二、投资就是赌博,但食品工业前期投资较小,风险并不太大;三、台湾的烘焙技术在这里有较强的优势;四、廉价劳动力。(林老板给我说过,如果请一个台湾技师来此,那么他的工资加离家补贴之类,每月得两万多元人民币。)
　　我只谈第四点,因为这是劳资关系的焦点。
　　首先,有没有“剥削”?当然有。没“剥削”哪来利润?没利润投什么资?开工厂要“剥削”,跟菜贩子赚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差价是一个道理——你能去质问“凭什么你五角买来八角卖出”吗?
　　其次,关键在于“剥削”的程度。“剥削”到什么程度才合理——员工满意,老板又有赚头?真正的难点就在这里。
　　海棠公司的工资相当低。这是出于“低得起”与“高不起”。
　　先讲“低得起”,由于劳动力过剩,所以低工资也能聘到人。农村人大量进城,城里人大批下岗,一切可想而知。低薪能聘到却故意给高薪,是违反“资本的本能”的。
　　月薪:一般杂工400元,技术工人500元,司机高一点,600元。吃住自理,加班无补贴,也没有国企的冷饮费、烤火费什么的。这点收入,养活自己都勉强,更别说养家了。想着都心酸。但是,再低一点都有人来,因此“低得起”。
　　“低得起”在员工身上引起了许多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他走投无路,只有俯就。另一方面,他内心强烈不满。公正地说,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收入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不得不来又强烈不满,使工人经常发生对公司不利的行为,主要有三类:破坏、怠工和罢工。
　　破坏的情形最为复杂,而且基本上防不胜防,要想禁绝科直是天方夜谭。随便举几例。
　　有一天,已是午夜,我躲在车间外的汽车后面窥视车间情况。(我常以突袭的方式检查。)我看见一个农村妇女挑一担桔柑进了车间。初初我以为是进的货,一想不对呀,公司从不半夜进货,而且收货的库管员也没上班。但我按兵不动。过了一会儿,农妇又将桔柑挑了出来,看去似乎少了一点。那么是工人买了桔柑吃?我走出来,对农妇说了声“你好”。那农妇立刻很惊慌的样子。我叫她将担子放下,一翻,里面有一大塑料袋猪油。
　　原来是:工人用厂里的猪油换桔柑吃。称一称猪油,5个多,看看案板上的桔柑,也只有几斤——基本上是一斤猪油换一个桔柑,慷慨至此。工人就是这样“吃”资本家的。
　　又如打鸡蛋。打到臭鸡蛋应扔掉,但有人就是故意要弄到好鸡蛋里。严重时得将整桶鸡蛋倒掉——在这方面林老板特别严格。但他也只能告诫“下次仔细点啦,发现臭鸡蛋要快扔掉”。他根本不敢说是故意的。老板也有受窝囊气的时候。
　　收款员的卷款潜逃,是所有公司的“例行功课”。我们公司没有哪一年没有这等事,最典型的一次是1997年的袁××卷款。
　　我公司有十几处销售点,分别由五个人收款,这是为了让每个收款员(收款是兼职)每天手里的现金都不太多,以免见财起意。收款员必须每天回公司交款。
　　袁××没回公司交款那天,正趁我出差,他利用这个情况,打个电话给出纳,说姨妈中暑心脏病发作,要送医院,暂不回公司,明天一起交帐,云云。出纳是个小姑娘,被他蒙住了(可能也不好强令他回来),只好答应。如果我在,我会立即打电话给他负责收款的那三个点:没我的指示营业款不忙交给袁××。
　　结果第二天,两天的营业款共一万八千多元就让袁××卷跑了。后来我们历经艰辛,将他抓获,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能做的都做了”,也没能让他将钱吐出来。他在派出所抵抗压力的死硬让我心惊,对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也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又如司机。有顺口溜说“十个司机九个坏,还有一个偷油卖”,这么说太绝对,但对司机的管理非常困难,却是事实。有记者采访外资在渝现状这个专题,问林老板最担心的是什么,林老板立刻回答,第一,食物中毒(有的员工为了泄愤故意投毒);第二,出车祸,尤其是伤了人的车祸。招聘司机时,同其签合同,说撞伤了人由司机负责,试图起到时时警戒的作用;但我心里明白,真出了事,负责的还是法人代表。
　　在中国,司机仿佛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天生有一种优越感,要与众不同似的。这既有国营大锅饭的认识上的惯性,又同中国人的德性有关——只要你手上有点权,人们就用乞求的口吻同你说话。
　　其实司机也过剩,所以想来的时候也是点头哈腰的。但一旦汽车交给了他,最多老实三天,然后就开始利用这交通工具另外生钱。
　　那方法就多啦:偷油卖给私车主是家常便饭;放空时挣点运输费小菜一碟,修车时多开发票(司机一般都同修车点有勾结)……只要不过份,我也只有睁一眼闭一眼,但遇到有的情况,就不得不坚决斗争。例如,车管所规定车辆必须按期保养,保养的厂家是有规定的,我给司机也交代得很清楚,但司机经常借故不去规定的厂家,而去他相熟的,耗去相当规模的保养费,车管所都不予承认,照常扣车。结果交了罚款领回车,还得重新去保养。
　　又如罢工。这也是让所有老板头疼的事。罢工都是有商量的,专选最要害的时候。例如我们公司有四辆运送鲜点的车,那天早上,全部装车之后,司机来同我讲条件:天太热,每人每天发两瓶矿泉水,按理说,这要求并不高,但答应不得。第一,劳资签有合同;第二,一旦答应,就会像决堤一样引起连琐反应;第三、不能让员工养成以罢工相要挟的习惯……鲜点不能久搁,各销售点等着上柜,且装车紧密,天热容易变质。我将四个司机请进会客室坐着,说我同老板商量一下。然后我派干部火速上街聘钟点司机,同时打电话给派出所,让派一个警员来。
　　在警员面前,我们的四个司机乖乖将车钥匙和所有证件交出来,我让钟点司机去送了货。雇钟点司机的钱,发一个月矿泉水有余了,但也只能这样做。
　　对这四个司机,我分头做了工作。有两名原写检讨书,我留下了;另外两名态度强硬的,被我解聘了。这两人凶得很,跳着脚骂我,还威胁我说张敏寻,你等着,我们在公安局有朋友!我冷冷地说:“你们在公安局有朋友,不错;我在公安局也有朋友,告诉你们!”我将桌子一拍,“老子的朋友,很可能刚好管着你们的朋友!”两人才灰溜溜地走了。
　　又如打电话。员工们有点私事,打打市话是被允许的,但打长途不行。有一个月,电话费突然比往常多出两千多元,让我吃惊。这肯定有人偷打了长途。长途的开关是锁上的,只有林老板和我可以打开。怎么回事呢?
　　我调来电话单子,仔细研究,终于认定是公司重要业务干部潘××在夜间值班时打的。
　　我们同他谈话。还好,他没过多狡辩,承认了,原来他发现了开关位置,又有技术,能够接通,便常常打电话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找工作。这真是“将就你的骨头熬你的油”。让他赔,他说拿不出,只好没收了他那300元保证金,解聘了事。
　　“低得起”使劳动力廉价,但雇员的破坏性行为,又大都出于对低待遇的不满,那么,何不索性提高待遇,获取员工心理平衡,产生对公司的向心力,同心同德,消除破坏呢?
　　不行,办不到。这就前面所说第二条:高不起。
　　“高不起”的原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叫经济类,一类可叫人事类。
　　先说经济类。说穿了,公司赢利相当微薄,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提高员工待遇。
　　赢利总是与成本相关联的。赢利微薄,说明成本过高。成本有生产性成本与非生产性成。我这里只说非生产性成本。
　　员工的破坏性行为,当然会提高非生产性成本,比如袁××卷去的一万八千多元不但没有收回,为抓他反耗去三千多元。
　　对有关部门的打点,也要不可小觑的耗资。比如我们公司租用某局房产,为了诸事(包括水、电、气不被人为断供)顺利,相关领导每人给报一部电话安装费,过年过节还要表示表示。
　　再举个很小的例子。有个工人严重违反厂规,得解聘;他也同意走人,但要索回进厂时交的300元保证金。根据合同,他无权索回。但他霸蛮,叫来几个哥们儿在办公室大闹。我只好叫来两个警员。警员将他们驱赶了,但我们给了警员每人200元津贴。为了300元我们付了400元。但如果不这样下次有什么事就很难保证让人家及时赶到。但这也比成立自己的保安队伍划算。
　　又如我们的销售点,有一半是租赁大商场的食品柜台。那么柜台服务员就可以根据她的心情摆不同公司的产品,你若不给点好处,她完全可以给你放在看都看不到的地方。鲜点的保鲜期很短,一连两三天不能售出,就只有报废。(因此这里也附带产生了一个工人实际劳动效率问题:工人只强调自己干了多少活儿,但他造出的产品实际上没有多少利润,所以怎么可能得到理想的报酬?)
　　……几乎每一个程序都必须付出“法定”之外的代价,成本怎能不高?
　　所谓人事类原因则相对单纯,主要是多数员工都是一种过客心态;找不到工作就来到这里,以救燃眉之急,一边工作一边八方联系,有更好的去处,不管公司当时多么需要人手,也毫不留情地扬长而去。这番人情叫老板如何为你多给待遇?
　　更有甚者,来这里就为学习烘熔技术。一俟技术成熟就走了,自己办个手工小作坊,低成本生产廉价食品,生意比我们还好些。为防止这种情况,我们在合同上增加条款。但是——按林老板的说法——“国内的人不怕合同”。
　　如果仅是经济类原因,或许有望促使老板加大先期投入,启动良性循环(高待遇→守纪敬业→高利润→高待遇),但加上人事类原因,老板的决心就难下了,致使一切在低档次上挣扎。
　　不过坚持到后来,情况还是渐渐有所改善。除了各种关系的逐步理顺,在干部中实行了税后分红的报酬方式也有重大作用:所有的管理干部都占有一点“干股”(不交股金),月基本工资虽然不高(如我只有785元),只要赢利(这个前提太重要了),年终的分红还是可观的(如1999年我分得红利6000多元,今年因饮料线已投产,情况应当有较大改善)。总之干部同老板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最后我谈两点体会,不知是否偏激。
　　一是观念诉。“资本家狠心剥削”的传统教育还在起作用,使不少员工先入为主总将自己当成受害者。又想到公司来,来了情绪又是对立着的。这种心态对公司的生存相当不利。
　　二是民性的。我们的民众有两个缺点:自私与短视,这使共同的事业心很难形成,容易离心离德,自打算盘;要期望大家暂不计较共渡难关,很难很难。
　　总之劳资双方真诚团结,利益分配合理而又互相体谅,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编辑 谢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