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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在提及抗战前的阎锡山当局因政治上的需要，曾一度派人赴北平约请一些左派教授和进步人士来山西讲学(即讲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笔者注)时，这样写道：30年代中期，"北平的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们，对于爱国学生和左倾教授，大肆扣捕残害。青年团(指阎锡山当局于1932年春成立的"中国青年救国团"--笔者注)曾派张隽轩秘密赴北平，约请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杨绍萱、杜千秋、王辑五等教授先后到太原，给青年团干部和青年讲解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并由英、法、俄、德、日各国报章杂志中，翻译有关国际政治经济等论文著作。"①《山西大事记》一书亦曾写道：3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救国团派张隽轩秘密赴北平，约请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杨绍萱、杜千秋、王辑五等教授到太原讲学。以后，侯等先后到太原给青年团干部和青年演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方面文章的翻译。"②由此可见，这两部著作都十分肯定地认为王辑五(1900-1981)在抗战前曾应邀由北平来山西讲学。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如下：
一，主要当事人在谈到抗战前应邀由北平来山西讲学的人员时，均未提及王辑五其人。例如，侯外庐谈及此事时说：30年代中期，"我尽量推动张隽轩、李冠洋引更多的革命者来晋。他们根据各自的目的，说服了阎锡山。继我之后，于1934年一年中，先后又请来了张友渔、韩幽桐、邢西萍(徐冰)、张晓梅、杨绍萱、温健公、黄松龄等一批共产党人。此外，还先后请来邓初民、许德珩、张申府、王思华等进步学者入晋讲学。......当年冬天，张友渔、邢西萍、杜任之、周北峰、温健公等同志，一起发起组织‘中外语文学会‘，对外开办英、德、法、日等语种的补习班，通过补习班，团结教育了许多革命青年。"③杜任之在谈及此事时则说："大约在1935年2月间，李江(李冠洋)带来一批理论家。我一看，他们都风华正茂，个个仪表不凡，其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们互相引荐介绍，他们是温健公、邢西萍(徐冰)、张友渔、侯外庐、周北峰。还有李江的理论骨干张瑜(张子佩)、李济生、张隽轩等。"④张友渔在谈及此事时也说："1934年冬，早先来到太原工作的侯外庐通过张隽轩邀我到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随后，邢西萍(徐冰)和温健公也由北平到太原。......李冠洋为了与CC抗衡，特地在救国团里设了一个‘理论研究委员会‘，安置了一批左派教授。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侯外庐等进步人士参加。"⑤"1937年七七事变前，张友渔与‘华北救国会‘的许德珩、张申府、黄松龄等左派教授，受阎(指阎锡山--笔者注)的邀请，又一次来到太原"，⑥等等。侯外庐、杜任之、张友渔等人都是抗战前应邀从北平来山西讲学或做阎锡山统战工作的主要人物。他们在解放后撰写的这些回忆文章中，在提及抗战前应邀由北平来山西讲学的左派教授和进步人士时，都曾提到了大体相同的多名左派教授和进步人士的名字，但又都惟独没有提到王辑五其人。这恐怕不是什么偶然失记，而只能说明当年王辑五并未应邀来山西讲学。
二，《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等著作中所谓王辑五在抗战前曾以教授的身份应邀来山西讲学一事，与当年王辑五本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这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抗战前的王辑五只是北平高等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员，而不是教授。王辑五出生于1900年8月，1926年3月留学日本，并考入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历史系，直到1933年12月毕业回国。回国后的王辑五即在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讲授日本史和东亚各国史等课程。1935年8月，他辞去在辅仁大学的教学工作，改在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日本近代史和中国通史，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兼特约编辑，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段经历说明，抗战前的王辑五只是在北平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普通教员，而不是教授。实际上直到1946年暑假之后，王辑五才被北平师范学院聘为副教授。王辑五被聘为教授更是1948年他在北平私立华北学院任教时的事。第二，王辑五在抗战前并非左派人物。如前所云，王辑五从日本学成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在这一时期，除肩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孜孜不倦地从事科研工作，并发表了多篇颇有见地的史学论文。他在1937年5月出版的洋洋十万言的《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也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说，在抗战前，王辑五全神贯注的是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不是其他。当时的王辑五，虽然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但也不是那种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笃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般的青年教师，在思想上并无什么政治色彩。他不是左派人物，更不是革命人士，因此他也不可能应邀来山西讲演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
三，王辑五在自传中，从未提到他在抗战前应邀来山西讲学一事。王辑五是我国著名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专家，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一度兼任民盟山西大学支部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作为其后学和同事的笔者为了研究王辑五其人其事，近年来曾多次查阅王辑五的历史档案。在其档案中，笔者虽然发现了王辑五在解放后所写的多份颇为详细的自传及与自传有关的资料，但在这些档案资料中，从未寻觅到有关王辑五在抗战前应邀来山西讲学的记载。应该说，在抗战前应邀来山西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件颇为光荣的事，也是个人历史上光彩的一页。一般来讲，如果王辑五确有这样的经历，他在解放后所写的自传及相关资料中是会自豪地加以记述，甚至大书特书的。而一向比较实事求是的王辑五在其多份自传及相关资料中，对此居然只字不提，这也只能说明王辑五在抗战前未曾应邀来山西讲学。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等书为什么又说王辑五在抗战前曾应邀来过山西讲学呢？我想造成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有人误会或捕风捉影的缘故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34年冬⑦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由张友渔、邢西萍、杜任之、周北峰、温健公等人发起，成立了旨在对外开办英、德、法、日等语种的补习班并用以团结教育革命青年的"中外语文学会"。与此同时，该学会还创办了刊物《中外论坛》(主编为周北峰，副主编为杜任之)，而该刊的主要任务则是翻译和介绍国内外的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值得一提的是，"中外语文学会"的成员和《中外论坛》的负责人大多是应邀从北平来山西讲学的人，且系归国留学生。因此，他们在办《中外论坛》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曾向也是归国留学生的王辑五约过稿件，或者在该刊上发表过王辑五的文章。关于这一点，笔者虽然未能查到当年出版的《中外论坛》，但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杜任之在《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研讨经过》一文中曾写道："刊物(指《中外论坛》--笔者注)的翻译人员大多数是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其中有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徐冰)和温健公、李毓珍，还有潘泽清、高叔康、王辑五、焦敏之，以及徐冰介绍来的孔祥祯、我介绍的山大教授史景苏等人。"⑧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导致一些人产生误会，认为王辑五在抗战前曾应邀由北平来山西讲学。
最后，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即《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等书中所提到的王辑五，会不会不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说的王辑五，而是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或者是把王云五(1888-1979)混同于王辑五呢？对于这些可能产生的疑问，笔者通过对有关资料的考核和了解，也都一一予以否定。
总之，《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等书中所提到的解放前在北平工作，而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王辑五在抗战前曾应邀来山西讲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应予以否定。
注释：
①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②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③《侯外庐谈阎锡山》，《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第3-4页。
④、⑧杜任之：《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研讨经过》，《山西文史资料》第49辑，第32-33、41页。
⑤、⑥张友渔：《我在抗战前对阎工作的一段经历》，《山西文史资料》第33辑，第34-36页。
⑦另一种说法是1934年春夏之交。
(责编 周边)
一，主要当事人在谈到抗战前应邀由北平来山西讲学的人员时，均未提及王辑五其人。例如，侯外庐谈及此事时说：30年代中期，"我尽量推动张隽轩、李冠洋引更多的革命者来晋。他们根据各自的目的，说服了阎锡山。继我之后，于1934年一年中，先后又请来了张友渔、韩幽桐、邢西萍(徐冰)、张晓梅、杨绍萱、温健公、黄松龄等一批共产党人。此外，还先后请来邓初民、许德珩、张申府、王思华等进步学者入晋讲学。......当年冬天，张友渔、邢西萍、杜任之、周北峰、温健公等同志，一起发起组织‘中外语文学会‘，对外开办英、德、法、日等语种的补习班，通过补习班，团结教育了许多革命青年。"③杜任之在谈及此事时则说："大约在1935年2月间，李江(李冠洋)带来一批理论家。我一看，他们都风华正茂，个个仪表不凡，其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们互相引荐介绍，他们是温健公、邢西萍(徐冰)、张友渔、侯外庐、周北峰。还有李江的理论骨干张瑜(张子佩)、李济生、张隽轩等。"④张友渔在谈及此事时也说："1934年冬，早先来到太原工作的侯外庐通过张隽轩邀我到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随后，邢西萍(徐冰)和温健公也由北平到太原。......李冠洋为了与CC抗衡，特地在救国团里设了一个‘理论研究委员会‘，安置了一批左派教授。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侯外庐等进步人士参加。"⑤"1937年七七事变前，张友渔与‘华北救国会‘的许德珩、张申府、黄松龄等左派教授，受阎(指阎锡山--笔者注)的邀请，又一次来到太原"，⑥等等。侯外庐、杜任之、张友渔等人都是抗战前应邀从北平来山西讲学或做阎锡山统战工作的主要人物。他们在解放后撰写的这些回忆文章中，在提及抗战前应邀由北平来山西讲学的左派教授和进步人士时，都曾提到了大体相同的多名左派教授和进步人士的名字，但又都惟独没有提到王辑五其人。这恐怕不是什么偶然失记，而只能说明当年王辑五并未应邀来山西讲学。
二，《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等著作中所谓王辑五在抗战前曾以教授的身份应邀来山西讲学一事，与当年王辑五本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这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抗战前的王辑五只是北平高等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员，而不是教授。王辑五出生于1900年8月，1926年3月留学日本，并考入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历史系，直到1933年12月毕业回国。回国后的王辑五即在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讲授日本史和东亚各国史等课程。1935年8月，他辞去在辅仁大学的教学工作，改在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日本近代史和中国通史，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兼特约编辑，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段经历说明，抗战前的王辑五只是在北平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普通教员，而不是教授。实际上直到1946年暑假之后，王辑五才被北平师范学院聘为副教授。王辑五被聘为教授更是1948年他在北平私立华北学院任教时的事。第二，王辑五在抗战前并非左派人物。如前所云，王辑五从日本学成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在这一时期，除肩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孜孜不倦地从事科研工作，并发表了多篇颇有见地的史学论文。他在1937年5月出版的洋洋十万言的《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也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说，在抗战前，王辑五全神贯注的是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不是其他。当时的王辑五，虽然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但也不是那种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笃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般的青年教师，在思想上并无什么政治色彩。他不是左派人物，更不是革命人士，因此他也不可能应邀来山西讲演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
三，王辑五在自传中，从未提到他在抗战前应邀来山西讲学一事。王辑五是我国著名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专家，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一度兼任民盟山西大学支部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作为其后学和同事的笔者为了研究王辑五其人其事，近年来曾多次查阅王辑五的历史档案。在其档案中，笔者虽然发现了王辑五在解放后所写的多份颇为详细的自传及与自传有关的资料，但在这些档案资料中，从未寻觅到有关王辑五在抗战前应邀来山西讲学的记载。应该说，在抗战前应邀来山西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件颇为光荣的事，也是个人历史上光彩的一页。一般来讲，如果王辑五确有这样的经历，他在解放后所写的自传及相关资料中是会自豪地加以记述，甚至大书特书的。而一向比较实事求是的王辑五在其多份自传及相关资料中，对此居然只字不提，这也只能说明王辑五在抗战前未曾应邀来山西讲学。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等书为什么又说王辑五在抗战前曾应邀来过山西讲学呢？我想造成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有人误会或捕风捉影的缘故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34年冬⑦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由张友渔、邢西萍、杜任之、周北峰、温健公等人发起，成立了旨在对外开办英、德、法、日等语种的补习班并用以团结教育革命青年的"中外语文学会"。与此同时，该学会还创办了刊物《中外论坛》(主编为周北峰，副主编为杜任之)，而该刊的主要任务则是翻译和介绍国内外的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值得一提的是，"中外语文学会"的成员和《中外论坛》的负责人大多是应邀从北平来山西讲学的人，且系归国留学生。因此，他们在办《中外论坛》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曾向也是归国留学生的王辑五约过稿件，或者在该刊上发表过王辑五的文章。关于这一点，笔者虽然未能查到当年出版的《中外论坛》，但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杜任之在《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研讨经过》一文中曾写道："刊物(指《中外论坛》--笔者注)的翻译人员大多数是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其中有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徐冰)和温健公、李毓珍，还有潘泽清、高叔康、王辑五、焦敏之，以及徐冰介绍来的孔祥祯、我介绍的山大教授史景苏等人。"⑧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导致一些人产生误会，认为王辑五在抗战前曾应邀由北平来山西讲学。
最后，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即《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等书中所提到的王辑五，会不会不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说的王辑五，而是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或者是把王云五(1888-1979)混同于王辑五呢？对于这些可能产生的疑问，笔者通过对有关资料的考核和了解，也都一一予以否定。
总之，《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等书中所提到的解放前在北平工作，而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王辑五在抗战前曾应邀来山西讲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应予以否定。
注释：
①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②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③《侯外庐谈阎锡山》，《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第3-4页。
④、⑧杜任之：《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研讨经过》，《山西文史资料》第49辑，第32-33、41页。
⑤、⑥张友渔：《我在抗战前对阎工作的一段经历》，《山西文史资料》第33辑，第34-36页。
⑦另一种说法是1934年春夏之交。
(责编 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