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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夜间，一辆汽车疾驰在的黎波里郊区的公路上，38岁的律师卡里迪·赛赫无奈地坐在车后。作为一名积极的政治活动人士，赛赫隶属于利比亚一个政治活动小组，该小组曾多次公开呼吁当局进行宪法改革。不过就在这天，赛赫和其他两名同伴被警察强行塞入一辆汽车，并被告知即将去见“一位高层领导”。
半小时之后，汽车在一扇门前停下，上面挂着用阿拉伯语书写的门牌—“阿布·西特马术俱乐部”，门前有持枪警卫站岗，周围还布满铁丝网。
这是一座有着贝都因部落风格的帐篷，熊熊篝火在一旁燃烧着。三人走进帐篷，被要求坐在一处光线偏暗的桌前，侍者为他们端来三杯新鲜的骆驼奶。随后，卡扎菲走了进来。他身穿棕色的贝都因长袍，头戴裘皮帽，两名顶级护卫陪在身旁。在和三位律师握了握手后，卡扎菲随后在桌前坐下。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只有卡扎菲一人在夸夸其谈，其间还不忘警告三名律师，不要鼓励民众进行类似埃及的抗议活动。“关掉你的Facebook主页，我们会满足你们的要求。”卡扎菲说。
有意思的是，在这两个小时里，赛赫的恐惧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竟然是意料之外的安全感。卡扎菲说起话来语音单调，看上去似有绝望感，甚至还向三名律师保证会进行变革。但这些都不是赛赫感觉变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他来说，眼前的这个人与其说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国家领导人，不如说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
“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机器人，永远不会死去。但是在当时的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赛赫说。
一名犬儒平民的反击
3月初，我在班加西法院见到了赛赫。此时已是风云突变，这座利比亚东部最大的城市，已经脱离了卡扎菲政府的控制。而身材瘦长的赛赫也早已是反对派临时领导机构—“利比亚全国委员会”的一员。在和我聊天的时间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还等在屋外，准备给他做专访。
法院大楼成了反对派临时政权的所在地，大楼内原本用来审讯的屋子，现在成了特别委员会的会议室，走廊里走动着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着热情的光芒。这座曾经的班加西法院大楼，原来是恐惧和压迫的化身，而现在则是“自由利比亚的中心”。
赛赫可以算是利比亚浪潮的亲历者。
2月15日晚，赛赫和一群同僚聚集在班加西警察总部门口，要求当局释放一名律师。随后，更多的人加入了赛赫及其同僚的队伍，抗议活动很快发展成上百人的示威。2月17日是利比亚全国的“愤怒日”，没有武器的年轻人们奋力爬上推土机，试图驾驶着它们，以必死的信念撞开白绿相间的厚墙，而墙后就是卡扎菲在班加西城内最后的势力据点卡提巴—这里是利比亚安全部队的主要总部。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而起初由政治活动人士为核心的抗议人群，最终扩展成班加西80万民众的集体示威。
马哈迪·吉乌就是这80万人中的一员，他的房子离卡提巴只有600英尺远，曾亲眼看见一名年轻人在家门口被政府军射杀。之前，吉乌多少有些犬儒主义，从来不会主动参与政治事件。他身处社会的中产阶层，是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大腹便便、头发稀疏的吉乌喜欢上网，心思细腻，和妻女一起看电视时，动情之处还会哭出声来。有时听见宗教极端人士在清真寺里大声呵斥，他也会轻轻走开。
可就是这样一个温和之人，在亲历了班加西事件之后，也终于爆发了。吉乌的女儿吉呼尔告诉我：“他不停说着‘圣战’这个词：到了我们走出去进行战斗的时刻了。”瘦削漂亮的吉呼尔坐在自家客厅起居室的沙发上，旁边的桌子上则摆着父亲吉乌的遗照，邻居家婴儿的啼哭声穿透墙壁，响彻在这个悲伤的家庭中。
吉呼尔说，在吉乌之前，家里从来没有人加入过示威游行。不过就在2月20日早晨，在邻居的帮助下，吉乌往自己的车上装了一些燃气罐，他可能还使用了当地人用来捕鱼的炸药。这些奇怪的行为自然招来了大家的询问，但是吉乌并未作过多解释，只是说燃气罐可能有泄漏，他要拿去修理。
下午1点半，吉乌驾车抵达卡提巴大门前。这一大块区域已经成为恐怖的屠杀区，没人敢完全暴露在这里，因为卡提巴内的狙击手随时会向示威者射来致命的子弹。
吉乌驾车来到卡提巴门前，随即紧踩油门撞向大门。汽车的强烈爆炸将卡提巴的墙上炸出了一个大洞，造成多名守卫的死伤。吉乌的行动为反抗者总攻卡提巴创造了极好条件。几小时后，卡提巴被反抗者占领。
汽车爆炸之后的残骸至今仍然遗留在卡提巴门前，很多崇拜者将自己的敬仰之情喷在残骸之上，上面写有“英雄马哈迪”、“马哈迪解放了卡提巴”等字样。
几代人的长久怨恨
当几天前我刚刚抵达班加西的时候，这个城市仍然沉浸在巨大的胜利喜悦之中。人群聚集在法院大楼前，高呼“反对卡扎菲”的口号，过路的汽车则会鸣笛以示庆祝。
下了数天的雨仍在继续，反对派把这场不间断的雨称为“来自上天的赞赏”。路上崎岖之处蓄着雨水，映射出头顶的夜空。
在卡提巴，聚集着很多年轻的男孩，他们正出神地望着眼前的这堆废墟。有人告诉我，他们是来寻找几年前莫名失踪的亲人。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紧抓着我的手臂，喊道：“以前，来到这个地方就意味着死亡。而现在，它是我们的了。”
在抵达班加西的第二天，我与28岁的奥萨马·马克侯祖姆见了面。他是一名失业的会计师，曾被关押在卡扎菲的监狱中。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鄙夷政府的腐败行为，也参加了2月15日的那次示威。“原来，利比亚人害怕说出卡扎菲的名字，感谢上帝，现在轮到我们反抗的时候了，这是件好事。”马克侯祖姆说。
马克侯祖姆曾被关在班加西以西的一个监狱内，而且一关就是五年。在他的带领下，我来到当年关押他的小房间。“刚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便把我的皮带和鞋子收走。”这个房间黑暗狭小，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开着一扇窗户。下雨时，雨水顺着窗口飘进屋内，把他和身上的棉被都打得透湿。
在这里，囚犯每天只可上一次厕所。在被关押了五年之后，监狱才终于认定马克侯祖姆是清白的，并在没有任何道歉的情况下释放了他。“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我，我再也不相信这个政府。”马克侯祖姆是幸运的，顺利逃离了监狱，但是他的叔叔就没那么好运了，后者在一次例行的政府大扫荡中被逮捕，随后被关进阿布·萨林姆监狱，5年前，与另外1000多人一起被杀死。
长久以来，班加西都是反抗卡扎菲势力的大本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起针对卡扎菲的暗杀行动都起源于班加西，而卡扎菲也将这些暗杀者逮捕之后，施以绞刑并公布于众。利比亚东部向来以肥厚的土地以及石油资源闻名，但是班加西却极少得到来自卡扎菲政府的资助，所以班加西的失业率甚为惊人。
和很多班加西的家庭一样，马克侯祖姆家好几代人都忌恨卡扎菲。他的祖父曾是一名富足的商人，但是所有财富都毁于卡扎菲的经济政策。“1984年的一天，我的祖父有一批货物刚刚抵达班加西港，就被革命委员会拿去充公。祖父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便气绝身亡。”马克侯祖姆说。
卡扎菲并非生来如此。1969年，他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那时的卡扎菲及其同伴们，将自己视作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青年追随者，口中谈论的都是社会公正、阿拉伯精神，以及利用石油资源大力发展利比亚之言，很多利比亚人起初也是这位卡扎菲的支持者。但执政后不久，因为不满于国家变化的进程，卡扎菲性格中暴力的一面渐渐显露。
卡扎菲曾寄希望于自己的《绿皮书》，希望能够帮助建立一个平等的利比亚社会。但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所有特权最后全部转移到了革命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手中，后者成为了利比亚真正的统治阶级。
在利比亚，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所谓“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开车途经班加西市中心时，我看见一座被烧毁的建筑物，便问身边的马克侯祖姆这是否又是一间警察局，他则回答称这是“胡达的家”。根据马克侯祖姆的解释，胡达·本·阿莫尔是卡扎菲手下最令人畏惧的军官之一，曾于1984年吊死过多名被控企图暗杀卡扎菲的人士。此人早已在2月份逃出班加西，据悉现在正安身于的黎波里卡扎菲身旁。
“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曾经的国家领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马克侯祖姆说，“只要听过他讲话的人，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理智的人。在我看来，他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吃了太多的毒品。他能够在电视上说上75分钟的话，中间一点都不停歇，常常扯着嗓子大喊。他的讲话几乎涉及所有方面，但是没有一句说得在理。”
“两面派”的生存之道
在马克侯祖姆家中，我见到了一位名叫阿兰姆·法勒的年轻人。他曾是一名研究生，同时还是大学的院长助理。此外，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卡扎菲革命委员成员。
“有些人希望我能够逃走或者离开这个国家。但是我既没杀过人，也没偷过别人的东西，更别说暗中监视人民了。”根据法勒的说法，革命委员会共有四个层次，最上面的是革命卫队，由亲近卡扎菲的武装组成，而他所在的则是最低层。
在同我的对话中，法勒一面谴责卡扎菲的生活，同时也对反对派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缺乏统一或管理国家的能力。但法勒承认自己同情反对派，也曾参加过2月15日的集会游行。但法勒身边的朋友却告诉我说，游行时他其实是站在警察那一方的。
在卡扎菲势力沦陷之后，法勒尽量言行低调，并将自己的车牌卸下，同时很少在白天出行。自叛乱开始以来，已经有好几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被谋杀。而法勒所在的委员会领导，早已在叛乱开始之时就逃到了的黎波里。但马克侯祖姆一家愿意保护法勒，因为后者之前曾帮助过他们。
很显然，法勒是个极会生存的人，而这个定义对于所有利比亚人来说同样适用。一些现在大声疾呼打倒卡扎菲的反对派人士，曾经也为了生存做过监视他人的事情，只不过鲜有人能像法勒那样，与卡扎菲政权走得那么接近。
法勒说，2001年，在一次大学演讲时，自己被卡扎菲看重，随即被邀请加入革命委员会。他曾被卡扎菲的思想打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看法改变了。“卡扎菲常常把‘人民的意志’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你真正接近他，就会发现这些词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夸夸其谈的。他只想用这些所谓进步的词语来建立个人声誉。和这些词语有关的实事，他一件都没做。”
很难说法勒的革命理念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加入革命委员会，确实为其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他因此拥有了自己的公寓和汽车。法勒的一些导师向我描述说，他是一个双面人，“只不过是想要权力而已”。
最后一次见法勒时，他好像对卡扎菲的势力更加充满信心。对于反对派，法勒言语轻视，认为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没有任何计划；面对国家的分裂，反对派们根本推举不出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来力挽狂澜。在法勒看来，这个国家仍旧由贝都因人的理念支配，即部落、家庭、宗教信仰，以及强有力领导的重要性。而这些，卡扎菲都懂。
“看看现在的局势，卡扎菲不可能下台，他仍旧控制着利比亚西部。在的黎波里，孩子们仍在上学。再瞧瞧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紧闭大门，经济破败不堪。这样的情景，我们能维持多长时间？”法勒说这些话时，坐在他身旁的马克侯祖姆奋力抗议，他认为，利比亚人民已经受够了卡扎菲的统治，应该找寻一条自我管理的道路。
法勒听闻，随即轻蔑一笑，并对我说：“6个月之后再来看看吧。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对的。”
本文作者Robert F. Worth是《纽约时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半小时之后，汽车在一扇门前停下，上面挂着用阿拉伯语书写的门牌—“阿布·西特马术俱乐部”，门前有持枪警卫站岗，周围还布满铁丝网。
这是一座有着贝都因部落风格的帐篷，熊熊篝火在一旁燃烧着。三人走进帐篷，被要求坐在一处光线偏暗的桌前，侍者为他们端来三杯新鲜的骆驼奶。随后，卡扎菲走了进来。他身穿棕色的贝都因长袍，头戴裘皮帽，两名顶级护卫陪在身旁。在和三位律师握了握手后，卡扎菲随后在桌前坐下。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只有卡扎菲一人在夸夸其谈，其间还不忘警告三名律师，不要鼓励民众进行类似埃及的抗议活动。“关掉你的Facebook主页，我们会满足你们的要求。”卡扎菲说。
有意思的是，在这两个小时里，赛赫的恐惧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竟然是意料之外的安全感。卡扎菲说起话来语音单调，看上去似有绝望感，甚至还向三名律师保证会进行变革。但这些都不是赛赫感觉变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他来说，眼前的这个人与其说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国家领导人，不如说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
“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机器人，永远不会死去。但是在当时的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赛赫说。
一名犬儒平民的反击
3月初，我在班加西法院见到了赛赫。此时已是风云突变，这座利比亚东部最大的城市，已经脱离了卡扎菲政府的控制。而身材瘦长的赛赫也早已是反对派临时领导机构—“利比亚全国委员会”的一员。在和我聊天的时间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还等在屋外，准备给他做专访。
法院大楼成了反对派临时政权的所在地，大楼内原本用来审讯的屋子，现在成了特别委员会的会议室，走廊里走动着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着热情的光芒。这座曾经的班加西法院大楼，原来是恐惧和压迫的化身，而现在则是“自由利比亚的中心”。
赛赫可以算是利比亚浪潮的亲历者。
2月15日晚，赛赫和一群同僚聚集在班加西警察总部门口，要求当局释放一名律师。随后，更多的人加入了赛赫及其同僚的队伍，抗议活动很快发展成上百人的示威。2月17日是利比亚全国的“愤怒日”，没有武器的年轻人们奋力爬上推土机，试图驾驶着它们，以必死的信念撞开白绿相间的厚墙，而墙后就是卡扎菲在班加西城内最后的势力据点卡提巴—这里是利比亚安全部队的主要总部。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而起初由政治活动人士为核心的抗议人群，最终扩展成班加西80万民众的集体示威。
马哈迪·吉乌就是这80万人中的一员，他的房子离卡提巴只有600英尺远，曾亲眼看见一名年轻人在家门口被政府军射杀。之前，吉乌多少有些犬儒主义，从来不会主动参与政治事件。他身处社会的中产阶层，是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大腹便便、头发稀疏的吉乌喜欢上网，心思细腻，和妻女一起看电视时，动情之处还会哭出声来。有时听见宗教极端人士在清真寺里大声呵斥，他也会轻轻走开。
可就是这样一个温和之人，在亲历了班加西事件之后，也终于爆发了。吉乌的女儿吉呼尔告诉我：“他不停说着‘圣战’这个词：到了我们走出去进行战斗的时刻了。”瘦削漂亮的吉呼尔坐在自家客厅起居室的沙发上，旁边的桌子上则摆着父亲吉乌的遗照，邻居家婴儿的啼哭声穿透墙壁，响彻在这个悲伤的家庭中。
吉呼尔说，在吉乌之前，家里从来没有人加入过示威游行。不过就在2月20日早晨，在邻居的帮助下，吉乌往自己的车上装了一些燃气罐，他可能还使用了当地人用来捕鱼的炸药。这些奇怪的行为自然招来了大家的询问，但是吉乌并未作过多解释，只是说燃气罐可能有泄漏，他要拿去修理。
下午1点半，吉乌驾车抵达卡提巴大门前。这一大块区域已经成为恐怖的屠杀区，没人敢完全暴露在这里，因为卡提巴内的狙击手随时会向示威者射来致命的子弹。
吉乌驾车来到卡提巴门前，随即紧踩油门撞向大门。汽车的强烈爆炸将卡提巴的墙上炸出了一个大洞，造成多名守卫的死伤。吉乌的行动为反抗者总攻卡提巴创造了极好条件。几小时后，卡提巴被反抗者占领。
汽车爆炸之后的残骸至今仍然遗留在卡提巴门前，很多崇拜者将自己的敬仰之情喷在残骸之上，上面写有“英雄马哈迪”、“马哈迪解放了卡提巴”等字样。
几代人的长久怨恨
当几天前我刚刚抵达班加西的时候，这个城市仍然沉浸在巨大的胜利喜悦之中。人群聚集在法院大楼前，高呼“反对卡扎菲”的口号，过路的汽车则会鸣笛以示庆祝。
下了数天的雨仍在继续，反对派把这场不间断的雨称为“来自上天的赞赏”。路上崎岖之处蓄着雨水，映射出头顶的夜空。
在卡提巴，聚集着很多年轻的男孩，他们正出神地望着眼前的这堆废墟。有人告诉我，他们是来寻找几年前莫名失踪的亲人。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紧抓着我的手臂，喊道：“以前，来到这个地方就意味着死亡。而现在，它是我们的了。”
在抵达班加西的第二天，我与28岁的奥萨马·马克侯祖姆见了面。他是一名失业的会计师，曾被关押在卡扎菲的监狱中。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鄙夷政府的腐败行为，也参加了2月15日的那次示威。“原来，利比亚人害怕说出卡扎菲的名字，感谢上帝，现在轮到我们反抗的时候了，这是件好事。”马克侯祖姆说。
马克侯祖姆曾被关在班加西以西的一个监狱内，而且一关就是五年。在他的带领下，我来到当年关押他的小房间。“刚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便把我的皮带和鞋子收走。”这个房间黑暗狭小，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开着一扇窗户。下雨时，雨水顺着窗口飘进屋内，把他和身上的棉被都打得透湿。
在这里，囚犯每天只可上一次厕所。在被关押了五年之后，监狱才终于认定马克侯祖姆是清白的，并在没有任何道歉的情况下释放了他。“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我，我再也不相信这个政府。”马克侯祖姆是幸运的，顺利逃离了监狱，但是他的叔叔就没那么好运了，后者在一次例行的政府大扫荡中被逮捕，随后被关进阿布·萨林姆监狱，5年前，与另外1000多人一起被杀死。
长久以来，班加西都是反抗卡扎菲势力的大本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起针对卡扎菲的暗杀行动都起源于班加西，而卡扎菲也将这些暗杀者逮捕之后，施以绞刑并公布于众。利比亚东部向来以肥厚的土地以及石油资源闻名，但是班加西却极少得到来自卡扎菲政府的资助，所以班加西的失业率甚为惊人。
和很多班加西的家庭一样，马克侯祖姆家好几代人都忌恨卡扎菲。他的祖父曾是一名富足的商人，但是所有财富都毁于卡扎菲的经济政策。“1984年的一天，我的祖父有一批货物刚刚抵达班加西港，就被革命委员会拿去充公。祖父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便气绝身亡。”马克侯祖姆说。
卡扎菲并非生来如此。1969年，他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那时的卡扎菲及其同伴们，将自己视作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青年追随者，口中谈论的都是社会公正、阿拉伯精神，以及利用石油资源大力发展利比亚之言，很多利比亚人起初也是这位卡扎菲的支持者。但执政后不久，因为不满于国家变化的进程，卡扎菲性格中暴力的一面渐渐显露。
卡扎菲曾寄希望于自己的《绿皮书》，希望能够帮助建立一个平等的利比亚社会。但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所有特权最后全部转移到了革命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手中，后者成为了利比亚真正的统治阶级。
在利比亚，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所谓“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开车途经班加西市中心时，我看见一座被烧毁的建筑物，便问身边的马克侯祖姆这是否又是一间警察局，他则回答称这是“胡达的家”。根据马克侯祖姆的解释，胡达·本·阿莫尔是卡扎菲手下最令人畏惧的军官之一，曾于1984年吊死过多名被控企图暗杀卡扎菲的人士。此人早已在2月份逃出班加西，据悉现在正安身于的黎波里卡扎菲身旁。
“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曾经的国家领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马克侯祖姆说，“只要听过他讲话的人，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理智的人。在我看来，他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吃了太多的毒品。他能够在电视上说上75分钟的话，中间一点都不停歇，常常扯着嗓子大喊。他的讲话几乎涉及所有方面，但是没有一句说得在理。”
“两面派”的生存之道
在马克侯祖姆家中，我见到了一位名叫阿兰姆·法勒的年轻人。他曾是一名研究生，同时还是大学的院长助理。此外，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卡扎菲革命委员成员。
“有些人希望我能够逃走或者离开这个国家。但是我既没杀过人，也没偷过别人的东西，更别说暗中监视人民了。”根据法勒的说法，革命委员会共有四个层次，最上面的是革命卫队，由亲近卡扎菲的武装组成，而他所在的则是最低层。
在同我的对话中，法勒一面谴责卡扎菲的生活，同时也对反对派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缺乏统一或管理国家的能力。但法勒承认自己同情反对派，也曾参加过2月15日的集会游行。但法勒身边的朋友却告诉我说，游行时他其实是站在警察那一方的。
在卡扎菲势力沦陷之后，法勒尽量言行低调，并将自己的车牌卸下，同时很少在白天出行。自叛乱开始以来，已经有好几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被谋杀。而法勒所在的委员会领导，早已在叛乱开始之时就逃到了的黎波里。但马克侯祖姆一家愿意保护法勒，因为后者之前曾帮助过他们。
很显然，法勒是个极会生存的人，而这个定义对于所有利比亚人来说同样适用。一些现在大声疾呼打倒卡扎菲的反对派人士，曾经也为了生存做过监视他人的事情，只不过鲜有人能像法勒那样，与卡扎菲政权走得那么接近。
法勒说，2001年，在一次大学演讲时，自己被卡扎菲看重，随即被邀请加入革命委员会。他曾被卡扎菲的思想打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看法改变了。“卡扎菲常常把‘人民的意志’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你真正接近他，就会发现这些词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夸夸其谈的。他只想用这些所谓进步的词语来建立个人声誉。和这些词语有关的实事，他一件都没做。”
很难说法勒的革命理念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加入革命委员会，确实为其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他因此拥有了自己的公寓和汽车。法勒的一些导师向我描述说，他是一个双面人，“只不过是想要权力而已”。
最后一次见法勒时，他好像对卡扎菲的势力更加充满信心。对于反对派，法勒言语轻视，认为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没有任何计划；面对国家的分裂，反对派们根本推举不出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来力挽狂澜。在法勒看来，这个国家仍旧由贝都因人的理念支配，即部落、家庭、宗教信仰，以及强有力领导的重要性。而这些，卡扎菲都懂。
“看看现在的局势，卡扎菲不可能下台，他仍旧控制着利比亚西部。在的黎波里，孩子们仍在上学。再瞧瞧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紧闭大门，经济破败不堪。这样的情景，我们能维持多长时间？”法勒说这些话时，坐在他身旁的马克侯祖姆奋力抗议，他认为，利比亚人民已经受够了卡扎菲的统治，应该找寻一条自我管理的道路。
法勒听闻，随即轻蔑一笑，并对我说：“6个月之后再来看看吧。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对的。”
本文作者Robert F. Worth是《纽约时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