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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27日，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落马，这也成为2015年度打虎的“收官之作”。统计显示，2015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超过50人，少于2014年的68人。
与省部级高官落马步伐放缓相比，《中国新闻周刊》统计显示，中共十八大后，厅官密集落马，呈明显的逐年递增趋势。
公开资料显示，在全国范围内，2003年至2012年，每年落马的厅官人数均少于200。从2013年开始，每年的数量都高于这个数字，2013年为253人，2014年则超过600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至2013年，正厅级落马官员共有63人，而据公开报道，2014年正厅级落马官员有190人。
按照往年惯例，一般每年1～3月，全国各地纪委监察厅才会陆续召开发布会或以其他形式，公布上年度反腐成绩单。因此，2015年全国落马厅官数量现在还不能确定。但从目前多地报告的阶段性数量高于上年同期看，总数极可能再刷新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厅官腐败是一个重灾区。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下，中央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一直在减少腐败存量，出现这样的反腐败形势很正常。
这些落马厅官身上的时代烙印鲜明，50后、60后官员占绝大多数。分析认为，他们大多在改革开放后走上领导岗位，经过层层选拔后，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很多还成为“一把手”。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落马的厅官中，50后官员是“主力军”，约占54%，60后占40%。其中，既有1939年出生的青海省文联原副主席陈士濂（副厅），也有1977年出生的广东云浮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冯湘勇（副厅），二人年龄差近40岁。
这些落马厅官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广东省2013年查处的38名厅官作为样本分析，除了部分学历不详者外，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等十余人均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约占50%。其中韶关市原副市长尚伟和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还拥有博士学位。
这些十八大后落马厅官，涉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司法机关、国企、高校等权力运行的各个系统。
在中纪委“打虎”的示范及推动下，各省纪委也加大了查办案件的力度，十八大后至今，多地落马厅官呈现出逐年持续增长态势。
2013年，广东查处厅官38人，2014年为95人，人数居全国首位，平均不到4天就有1名厅官落马。2015年上半年，该省有82名厅官被查，数量排名全国第一，超过了排名第2到第4的云南、河南、湖北三省落马厅官人数的总和。截至2015年11月底，广东一年被查的厅级官员超过100人，已超过2014年全年数量。
2015年11月9日，中纪委官网转发天津市纪委通报：天津市和平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石季壮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58岁的石季壮是十八大后天津市落马的第21名厅局级及以上官员。这21人中，2013年被调查的1人，2014年被调查的3人，2015年以来被调查的已有17人。
2013年，山东9名厅官被查处，2014年至2015年前9个月为80人。
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天多名厅官落马的特点，也比较鲜明。
2015年11月6日，广东省环保厅原厅长李清和广州市原市委常委、原政法委书记吴沙2位厅级官员落马。其中，吴沙落马时刚刚退休不到2周时间。
此外，山西也曾经有一天内7名厅官落马，辽宁一天内曾有8名厅官被调查。
2015年12月7日，四川省纪委通报，该省广安市委原常委蒋英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近半个月内落马的第3名四川厅官。
在高压的反腐态势下，还出现了一些厅官“夫妻档”“兄弟档”同时落马的现象：山西长治医学院原院长王庸晋（正厅级）和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原院长、长治市政协原副主席魏武（副厅级）为夫妻;江西省质监局原副巡视员李安运和江西省发改委原主任李安泽是亲兄弟。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厅官落马的原因，与纪委频繁巡视关系非常密切。而中央巡视工作的强力推进，直接带动了地方上的巡视工作。
2015年9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各地加大巡视力度。截至2015年6月，已巡视3738个地区单位，发现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5100个。平均每个单位发现1.36个厅官问题线索。其中湖北省发现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最多，达到450个，其次是河南省448个、山西省316个。
公开资料显示，广东肇庆市副市长范汝雄、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延臣，黑龙江齐齐哈尔原市委书记杨信，鸡西原市委书记许兆君，东北石油大学原党委书记孙彦彬等案件的问题线索，都是当地省委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发现的。
在一些省份，因巡视落马的厅官比例比较高。在2014年河南省查处的40名厅级干部中，有9人问题是通过巡视发现，比例为22.5%。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十八大后的巡视过程中，中纪委和各省纪委形成了呼应，中纪委查省部级，省纪委查地厅级。
“厅官落马也要考虑其晋升途径。厅官都是从县处级逐步升上来的，他们在任厅官前的一些线索，群众反映可能比较集中，这些以前的问题，民众可以借助十八大后纪委的巡视进行反映。这些问题厅官，赶上了纪委的密集巡视，自然容易落马。” 庄德水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一份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共有27位非正常死亡（失踪）的官员，按照职务级别来看，副部级官员一人，即落水失踪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时希平;厅局级官员多达13人;处级干部有10人;科级干部有3人。
根据这一数据，在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厅官比例达到了近50%。 在十八大后，落马厅官中有许多人担任过 “一把手”。从目前查处的情况看，很多落马官员的贪腐问题也主要发生在其担任“一把手”期间。
2015年11月20 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市委书记侯凤岐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十八大至2015年12月底，全国至少已有30名市委书记落马，涉及河南、四川、安徽、山西、云南、河北、江西、福建、江苏、广东、山东、广西、青海等十多个省区。这30名落马市委书记中，有9名为省部级，其余21名为正厅级。
另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十八大以来，在国企领域至少有75名国企高管落马，其中有10名前任副部级央企高管落马。这些人中担任所在公司或集团一把手职务的有42人。
另外，2015年以来，全国已有35所高等院校52名校领导被中纪委点名通报，平均每月超过4人，其中“一把手”共计25人，他们中校党委书记16名、院长7名、校长3名，约占总数的50%。
在落马厅官中，“一把手”所占的比例不低。以2014年为例，数据显示，在该年落马厅官中，国企“一把手”约有50名，高校领导人员约有30名。再加上市委书记等，“一把手”数量约有160名。占同年所有落马厅官的3成左右。
从已经公布的案例看，这些“一把手”或与商人勾结出卖公共利益，或借职务之便侵吞国有资产，或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受贿卖官。这类腐败性质恶劣、危害严重，甚至可能因其一人而破坏一地或一单位的政治生态。
对“一把手”的长期监督乏力，是导致其腐败的主要原因。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要切实担负起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毛昭晖认为，过去强调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为主，现在则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对同级党委的监督，难度很大。
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厅官的权力和具体的业务活动紧密相关，其腐败行为和施政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属于“嵌入式腐败”，这一方面导致大量腐败，同时查办起来又难度很大。但从十八大后厅官落马的速度看，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与省部级高官落马步伐放缓相比，《中国新闻周刊》统计显示，中共十八大后，厅官密集落马，呈明显的逐年递增趋势。
公开资料显示，在全国范围内，2003年至2012年，每年落马的厅官人数均少于200。从2013年开始，每年的数量都高于这个数字，2013年为253人，2014年则超过600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至2013年，正厅级落马官员共有63人，而据公开报道，2014年正厅级落马官员有190人。
按照往年惯例，一般每年1～3月，全国各地纪委监察厅才会陆续召开发布会或以其他形式，公布上年度反腐成绩单。因此，2015年全国落马厅官数量现在还不能确定。但从目前多地报告的阶段性数量高于上年同期看，总数极可能再刷新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厅官腐败是一个重灾区。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下，中央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一直在减少腐败存量，出现这样的反腐败形势很正常。
这些落马厅官身上的时代烙印鲜明，50后、60后官员占绝大多数。分析认为，他们大多在改革开放后走上领导岗位，经过层层选拔后，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很多还成为“一把手”。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落马的厅官中，50后官员是“主力军”，约占54%，60后占40%。其中，既有1939年出生的青海省文联原副主席陈士濂（副厅），也有1977年出生的广东云浮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冯湘勇（副厅），二人年龄差近40岁。
这些落马厅官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广东省2013年查处的38名厅官作为样本分析，除了部分学历不详者外，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等十余人均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约占50%。其中韶关市原副市长尚伟和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还拥有博士学位。
这些十八大后落马厅官，涉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司法机关、国企、高校等权力运行的各个系统。
密集巡视成果
在中纪委“打虎”的示范及推动下，各省纪委也加大了查办案件的力度，十八大后至今，多地落马厅官呈现出逐年持续增长态势。
2013年，广东查处厅官38人，2014年为95人，人数居全国首位，平均不到4天就有1名厅官落马。2015年上半年，该省有82名厅官被查，数量排名全国第一，超过了排名第2到第4的云南、河南、湖北三省落马厅官人数的总和。截至2015年11月底，广东一年被查的厅级官员超过100人，已超过2014年全年数量。
2015年11月9日，中纪委官网转发天津市纪委通报：天津市和平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石季壮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58岁的石季壮是十八大后天津市落马的第21名厅局级及以上官员。这21人中，2013年被调查的1人，2014年被调查的3人，2015年以来被调查的已有17人。
2013年，山东9名厅官被查处，2014年至2015年前9个月为80人。
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天多名厅官落马的特点，也比较鲜明。
2015年11月6日，广东省环保厅原厅长李清和广州市原市委常委、原政法委书记吴沙2位厅级官员落马。其中，吴沙落马时刚刚退休不到2周时间。
此外，山西也曾经有一天内7名厅官落马，辽宁一天内曾有8名厅官被调查。
2015年12月7日，四川省纪委通报，该省广安市委原常委蒋英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近半个月内落马的第3名四川厅官。
在高压的反腐态势下，还出现了一些厅官“夫妻档”“兄弟档”同时落马的现象：山西长治医学院原院长王庸晋（正厅级）和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原院长、长治市政协原副主席魏武（副厅级）为夫妻;江西省质监局原副巡视员李安运和江西省发改委原主任李安泽是亲兄弟。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厅官落马的原因，与纪委频繁巡视关系非常密切。而中央巡视工作的强力推进，直接带动了地方上的巡视工作。
2015年9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各地加大巡视力度。截至2015年6月，已巡视3738个地区单位，发现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5100个。平均每个单位发现1.36个厅官问题线索。其中湖北省发现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最多，达到450个，其次是河南省448个、山西省316个。
公开资料显示，广东肇庆市副市长范汝雄、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延臣，黑龙江齐齐哈尔原市委书记杨信，鸡西原市委书记许兆君，东北石油大学原党委书记孙彦彬等案件的问题线索，都是当地省委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发现的。
在一些省份，因巡视落马的厅官比例比较高。在2014年河南省查处的40名厅级干部中，有9人问题是通过巡视发现，比例为22.5%。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十八大后的巡视过程中，中纪委和各省纪委形成了呼应，中纪委查省部级，省纪委查地厅级。
“厅官落马也要考虑其晋升途径。厅官都是从县处级逐步升上来的，他们在任厅官前的一些线索，群众反映可能比较集中，这些以前的问题，民众可以借助十八大后纪委的巡视进行反映。这些问题厅官，赶上了纪委的密集巡视，自然容易落马。” 庄德水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一份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共有27位非正常死亡（失踪）的官员，按照职务级别来看，副部级官员一人，即落水失踪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时希平;厅局级官员多达13人;处级干部有10人;科级干部有3人。
根据这一数据，在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厅官比例达到了近50%。 在十八大后，落马厅官中有许多人担任过 “一把手”。从目前查处的情况看，很多落马官员的贪腐问题也主要发生在其担任“一把手”期间。
2015年11月20 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市委书记侯凤岐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十八大至2015年12月底，全国至少已有30名市委书记落马，涉及河南、四川、安徽、山西、云南、河北、江西、福建、江苏、广东、山东、广西、青海等十多个省区。这30名落马市委书记中，有9名为省部级，其余21名为正厅级。
另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十八大以来，在国企领域至少有75名国企高管落马，其中有10名前任副部级央企高管落马。这些人中担任所在公司或集团一把手职务的有42人。
另外，2015年以来，全国已有35所高等院校52名校领导被中纪委点名通报，平均每月超过4人，其中“一把手”共计25人，他们中校党委书记16名、院长7名、校长3名，约占总数的50%。
在落马厅官中，“一把手”所占的比例不低。以2014年为例，数据显示，在该年落马厅官中，国企“一把手”约有50名，高校领导人员约有30名。再加上市委书记等，“一把手”数量约有160名。占同年所有落马厅官的3成左右。
从已经公布的案例看，这些“一把手”或与商人勾结出卖公共利益，或借职务之便侵吞国有资产，或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受贿卖官。这类腐败性质恶劣、危害严重，甚至可能因其一人而破坏一地或一单位的政治生态。
对“一把手”的长期监督乏力，是导致其腐败的主要原因。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要切实担负起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毛昭晖认为，过去强调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为主，现在则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对同级党委的监督，难度很大。
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厅官的权力和具体的业务活动紧密相关，其腐败行为和施政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属于“嵌入式腐败”，这一方面导致大量腐败，同时查办起来又难度很大。但从十八大后厅官落马的速度看，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