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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对朱仲丽说：“你们是一对模范夫妻，你能把他因战争而受伤的瘦弱身体，照顾得如此健康，他能为党做很多工作，这有你的一半功劳。”
2006年8月15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安徽省委分别于8月16日、19日在北京、泾县隆重召开纪念座谈会。92岁高龄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女士，不顾年高，在参加北京座谈会后，又冒着炎热赶至王稼祥的家乡安徽泾县参加有关纪念活动，她老人家深情地回忆了与王稼祥携手并肩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时光——
毛泽东有意介绍 肖劲光热心搭桥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王稼祥一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做了长谈。有一天，毛泽东还正经地问道：“稼祥，你该选择一位女同志当你的对象了，难道整日当和尚吗？”
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朱仲丽作为医生被派为会议作医疗保健服务。会议闭幕那天的会餐结束后，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漫步走出餐厅，正好遇见朱仲丽。毛泽东同朱仲丽相互招呼了几句后，忙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来，你们认识一下。”接着指着朱仲丽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要同她打交道的。”听了毛泽东的介绍，王稼祥热情而礼貌地同朱仲丽握手。朱仲丽抢先说：“首长，您好！”王稼祥说：“哦，我叫王稼祥，认识你很高兴，小朱同志！”
当时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是朱仲丽的大姐夫。一天，肖劲光突然收到通信员送来王稼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的是：
肖劲光同志：
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王稼祥即日
肖劲光一见这张字条，当然心中有数，当即找到朱仲丽。说：“姨妹子，总政治部的王主任，你知道吗？他请你到他那儿去玩，你可以去吗？”
“这有什么不可以？！”朱仲丽爽快地答应了。
朱仲丽在她大姐朱仲芷的陪同下来到王家坪总政治部看望王稼祥。不想刚坐下，就不断来人找王稼祥谈问题、请示工作。朱仲丽见状只好告辞。王稼祥非常抱歉地请她下次再来。
以后朱仲丽又陆续去过几次。有时推心置腹地交谈，互吐衷情；有时则下几盘围棋或者到山下的简易球场上打一会网球。朱仲丽向王稼祥讲自己的家庭、身世、经历和个人抱负，她坦率、诚恳、爽快而又非常热情，既有革命理想又有不凡气质，当然使王稼祥为之爱慕。王稼祥也向她倾吐了自己的家庭情况，特别是不幸的婚姻遭遇，朱仲丽除了理解之外还加了一份同情。
选定元宵节结婚 毛泽东参加婚礼
不久，组织上调朱仲丽去中央党校学习政治理论。1939 年新年来到时，学校放假，朱仲丽急忙去看王稼祥。
“真快呀，新年来了。你到学校学习忙吗?身体吃得住吗？”王稼祥关切地问朱仲丽。
“最近党委批准我转正了，我成为正式党员了！”朱仲丽激动地首先把这消息告诉王稼祥。
“啊，好！恭喜你！”王稼祥喜形于色。
“我还要继续努力！”朱仲丽报之一笑。
“要珍惜在党校这段学习时间。”王稼祥又叮嘱道。
两人交谈着，忘了饥饿。时而伸手烤火，时而目光相碰。在互相会心的微笑中，两双手握在一起，一股爱的暖流在传递。
回首当时幸福的情景，朱仲丽记忆犹新，她描述得很细腻、生动：
我们没有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也没有拥抱接吻，爱情在互相对视中升华。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王稼祥突然问我。
“为什么这么快呢？”我温顺地反问，声音充满了爱。
他的手立刻松开来，兴奋的神经也松弛下来，欣慰地说：“好极了！只要你同意和我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的。”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边，一页页翻着台历。然后回头问我“选在正月十五这天，这是农历的元宵佳节，我们在这一天结婚好吗？”
我报以含羞的微笑。
他走过来说：“你不做声，那就是不反对！”
爱的暖流在我心中流淌，我点点头。
“好！我今天就给党中央写结婚申请报告，请求组织批准。”
元宵佳节这天，即1939年3月5日，正好星期日。王稼祥和朱仲丽踏上了结婚的圣坛。王稼祥特意请厨师老陈准备两桌饭菜——四菜一汤。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向他们贺喜。毛泽东同志特别高兴，他笑着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
流产后连患疾病 做结扎不再生育
两人婚后的日子过得美满幸福。王稼祥结束了十多年的一个人生活，体尝到了家庭的快乐。在朱仲丽的精心照料下，王稼祥面庞丰满了，身体壮实了，更加生气勃勃地紧张工作着。
1940年朱仲丽怀孕了。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良，加之胃下垂的毛病，怀孕后她遭受恶性妊娠反应的折磨。因呕吐不能进食和饮水，没有小便，没有泪水，喉干唇裂。医生只好每日在她大腿的皮下注入50毫升的生理盐水，维持生命。又在她手臂上注射吗啡，但无济于事。作为医生，朱仲丽知道，呕吐久了，不进饮食，后果不堪设想。她感到病情正向危险转化，不得不做出人工流产的决定。
“我怕是不能挺下去了，否则大人小孩都将保不住命，得马上施行人工流产。”朱仲丽有气无力地告诉王稼祥。
“真的？”王稼祥吃了一惊，“医生怎么说？该做人工流产就应马上做。”
流产不久，朱仲丽因出智齿，牙龈肿胀发炎，高烧40度。医生初诊是流行性感冒。延至几天，高烧不退。朱仲丽自觉症状非常坏，心跳不规律，伴有呼吸困难，口腔炎症加剧，波及舌尖和咽喉。朱仲丽用医生的敏感判断出这是败血症！果然，经专家会诊结论是：由于口腔智齿发炎，引起败血症，并发急性心肌炎。其根源是人工流产后，没有很好调养缺少抵抗力。在一场与死神的搏斗中，朱仲丽战胜了疾病。她卧病三个月后，才能练习逐渐起床慢步行走。
一年后，朱仲丽又患上急性盲肠炎，医生决定第二天施割阑尾手术。鉴于延安生活困难，生孩子就影响工作。当晚，朱仲丽把趁割阑尾手术的同时，结扎输卵管的想法告诉王稼祥，征求他的看法。
没想到王稼祥马上同意，表现得相当豁达开通。
朱仲丽问：“我们今后不生小孩，你不后悔吗？”
王稼祥竟坦然地答道：“没有孩子就不要孩子。”
此后，在漫长的岁月中，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苦难。王稼祥没有被生活中缺少孩子的寂寞所苦恼，反而推动着朱仲丽全神贯注在自己热爱的医务工作上。
陪赴莫斯科治病 援救贺子珍回国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进入1943年，王稼祥病伤发作。中央决定要他休息3个月。1944年，王稼祥的带伤性肠胃病又犯了。1945年年底，王稼祥又犯了一种新的病征：大量喀血。
1946年2月，王稼祥、朱仲丽结束了在延安的八年战斗生活，来到北平军调处。王稼祥到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即现在的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X光室，做了肠胃部位的透视和拍片。之后王稼祥又感到腰部灼热疼痛，难以忍受，而且在腰部杯口大的红肿处，很快出现溃疡面。再诊断，是X光三度烧伤。中央来电，要王稼祥转至解放了的张家口去治疗。张家口所有著名医生都来为王稼祥诊治，一致认为X光很难治愈。因为细胞生长很慢，而且又非常疼痛。毛主席得悉后，也十分着急和关心，决定同苏联交涉派飞机接王稼祥去苏治病的问题。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亲自拟写致聂荣臻并转王稼祥的电报。电文如下：
聂荣臻同志：
关于稼祥治病问题，远方（按：指苏联）先则有顾虑，恐影响国际，后则决定由外蒙古用直升飞机迎接。现在，就看稼祥同志身体健康如何，如能坐飞机，我意去苏联治疗为上策。
毛泽东
1946.5.19
朱仲丽陪护王稼祥到莫斯科治病。经苏方安排，进入皇宫医院，医生对王稼祥的X光烧伤溃疡，做了外伤切除手术，敷上了专门配置的外敷药，效果很好。
这时王稼祥从与留学生的谈话中，知道了贺子珍的下落——当时正关在伊凡诺夫城的疯人院。
王稼祥向苏方提出，让贺子珍到莫斯科诊治。谁知隔了一周，苏方答复：“贺子珍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王稼祥马上同朱仲丽商量决定：让朱仲丽以医生的名义，查看一下贺子珍的病情，请苏方将贺子珍母女送过来。经过数次与苏方交涉，苏方不得不派人将贺子珍母女从伊凡诺夫城的疯人院送到莫斯科。安顿下贺子珍母女，王稼祥对朱仲丽说：“我们必须把贺子珍母女带回祖国，我们有责任处理好这件事。”“你好好休息，治疗，我们回国时一道回去。”朱仲丽告诉贺子珍。贺子珍频频点头。
1946年秋，王稼祥夫妇回国前，给毛泽东拍了电报，报告情况，请示把贺子珍母女带回国。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就这样，贺子珍母女同王稼祥夫妇一起离开苏联，回到阔别已久一直思恋的祖国。
首任新中国大使 保障毛主席访苏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5日，中央政府任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10月20日晚，王稼祥率领公使参赞曾涌泉等9人，离京赴莫斯科。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我国首任大使王稼祥离京赴苏》的新闻，并配发了社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11月3日，什维尔尼克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呈递国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朱仲丽作为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很多外交场合，她必须出现，这本身也是一种革命工作。11月7日晚，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举行盛大国宴。这是新中国驻外大使和夫人第一次在外交场合露面，一下子成了整个宴会的中心人物，改变了人们想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土八路”的形象。
王稼祥在外交活动中积极宣传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同时还在为毛泽东访问苏联做好准备。朱仲丽也利用在苏联这段时间，到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学习，学到了许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保健知识。
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王稼祥同志认真组织和动员全馆人员，全力做好毛主席这次访苏工作。期间，中苏之间的谈判出现僵局。对此，王稼祥非常焦急。他表情严肃，悄悄地对朱仲丽说：“谈判进展不顺，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馆的同志更要关心毛主席。你是医生，责任重大。主席在苏期间，你就放弃学习吧，每天到别墅去照料他。苏方虽有医生，但可靠的医生还是你。”“好，我马上就可以执行这个任务。”朱仲丽接受了照料毛主席的任务，每天赶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为毛主席查体、送药。
王稼祥不愧为“智囊”，他向毛主席进言，和苏方协商，最终打开了局面。1950年1月20日，周总理一行来到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17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回国。
1951年初，王稼祥请求辞去大使，得到批准。
十年浩劫遭批斗 相依为命共患难
1966年7月初，王稼祥接到通知称，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很快搬出中南海。第二天，王稼祥一家搬住进北海后门一处单独的小院。
不久，中联部机关的造反派在康生的煽动指使下，大字报“万炮齐轰”，矛头对着王稼祥。他几次被架到中联部“看大字报”，接受批判，批斗时又挂黑牌子又“坐喷气式”，使他从精神到身体都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摧残、折磨。8月12日，中联部的造反派把几大捆大字报拿到王稼祥住处，“勒令”贴出来，天天看，回答里面的问题。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等等。王稼祥看了气愤至极，但只能对朱仲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天正巧是王稼祥60岁生日。
1967年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反复辟”的恶浪，动乱升级。6月2日清晨“革命造反派”一批人冲到王稼祥家，将王稼祥和朱仲丽分开批斗。由于极度紧张，王稼祥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7月24日，他又被揪到中联部礼堂，接受1000多人参加的批斗。从这时起，每星期至少有一次被揪去接受大会或小会的批斗。朱仲丽即便不是陪斗，但每次她都跟着，怕他有个三长两短。1968年4月，王稼祥被“隔离审查”，关押在住处的会客厅，由卫兵看守。同朱仲丽仅一墙之隔，也不能见面。隔离审查连续了19个月，直到1969年10月才解除。1969年整个上半年，朱仲丽也被揪到中联部机关隔离，接受所谓批判、交待。
1969年10月20日，王稼祥同志解除隔离。但根据中央决定，三天之内动身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25日，王稼祥、朱仲丽来到信阳军分区干休所。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厉害，夜间发烧。经干休所王大夫初诊为急性中毒性肺炎。王大夫毅然接受朱仲丽的建议，给信阳军分区写了个关于王稼祥病危的报告，说明他的病需要回京治疗，要求发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希望将病人送到北京治疗抢救。很快得到中央同意的回电。王稼祥、朱仲丽又离开信阳返回北京。王稼祥住进北京医院后，急性中毒性肺炎得到了控制，脱离了危险。住院一个多月后，经请示同意，搬回北海后门的原住处。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重提所谓“‘三和一少’妖风”。1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进行转载。王稼祥深知，这个“大批判组”完全是江青一伙的舆论工具，这是他们掀起新的动乱、制造新的灾难的一个信号。王稼祥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又拿给朱仲丽看。这天晚上，朱仲丽动员王稼祥一起到朱老总家去看电影，散散心。他却没有同意，他的心思正集中在面临的这场灾难上。晚上，朱仲丽几次接到通知王稼祥明天上午10时去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的电话。当天夜里，王稼祥以对党和人民的一片忠诚，怀着对江青、康生一伙的满腔愤怒，心脏病猝然爆发。25日清晨，朱仲丽醒来，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终年68岁。
尾声
王稼祥永别人间，朱仲丽悲痛欲绝。接下来的整整三年时间，她不知如何生活是好。这时，她已经63岁，试着寻找解脱的办法，织毛衣、做衣服，弹钢琴，但这些都不能慰藉她的感情，后来她想到用写作来思念稼祥。从早上开始坐在书桌前写到深夜，虽然困难很多，但这样全神贯注，思念之苦就淡多了。
30多年，朱仲丽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如今，她除了“王稼祥夫人”之外，又成为畅销书“作家”。
王稼祥百年诞辰前夕，朱仲丽又满怀激情地一字一句地写下了18000多字的回忆文章——《恋人稼祥》，以表达对稼祥的深深思念……
2006年8月15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安徽省委分别于8月16日、19日在北京、泾县隆重召开纪念座谈会。92岁高龄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女士，不顾年高，在参加北京座谈会后，又冒着炎热赶至王稼祥的家乡安徽泾县参加有关纪念活动，她老人家深情地回忆了与王稼祥携手并肩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时光——
毛泽东有意介绍 肖劲光热心搭桥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王稼祥一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做了长谈。有一天，毛泽东还正经地问道：“稼祥，你该选择一位女同志当你的对象了，难道整日当和尚吗？”
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朱仲丽作为医生被派为会议作医疗保健服务。会议闭幕那天的会餐结束后，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漫步走出餐厅，正好遇见朱仲丽。毛泽东同朱仲丽相互招呼了几句后，忙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来，你们认识一下。”接着指着朱仲丽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要同她打交道的。”听了毛泽东的介绍，王稼祥热情而礼貌地同朱仲丽握手。朱仲丽抢先说：“首长，您好！”王稼祥说：“哦，我叫王稼祥，认识你很高兴，小朱同志！”
当时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是朱仲丽的大姐夫。一天，肖劲光突然收到通信员送来王稼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的是：
肖劲光同志：
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王稼祥即日
肖劲光一见这张字条，当然心中有数，当即找到朱仲丽。说：“姨妹子，总政治部的王主任，你知道吗？他请你到他那儿去玩，你可以去吗？”
“这有什么不可以？！”朱仲丽爽快地答应了。
朱仲丽在她大姐朱仲芷的陪同下来到王家坪总政治部看望王稼祥。不想刚坐下，就不断来人找王稼祥谈问题、请示工作。朱仲丽见状只好告辞。王稼祥非常抱歉地请她下次再来。
以后朱仲丽又陆续去过几次。有时推心置腹地交谈，互吐衷情；有时则下几盘围棋或者到山下的简易球场上打一会网球。朱仲丽向王稼祥讲自己的家庭、身世、经历和个人抱负，她坦率、诚恳、爽快而又非常热情，既有革命理想又有不凡气质，当然使王稼祥为之爱慕。王稼祥也向她倾吐了自己的家庭情况，特别是不幸的婚姻遭遇，朱仲丽除了理解之外还加了一份同情。
选定元宵节结婚 毛泽东参加婚礼
不久，组织上调朱仲丽去中央党校学习政治理论。1939 年新年来到时，学校放假，朱仲丽急忙去看王稼祥。
“真快呀，新年来了。你到学校学习忙吗?身体吃得住吗？”王稼祥关切地问朱仲丽。
“最近党委批准我转正了，我成为正式党员了！”朱仲丽激动地首先把这消息告诉王稼祥。
“啊，好！恭喜你！”王稼祥喜形于色。
“我还要继续努力！”朱仲丽报之一笑。
“要珍惜在党校这段学习时间。”王稼祥又叮嘱道。
两人交谈着，忘了饥饿。时而伸手烤火，时而目光相碰。在互相会心的微笑中，两双手握在一起，一股爱的暖流在传递。
回首当时幸福的情景，朱仲丽记忆犹新，她描述得很细腻、生动：
我们没有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也没有拥抱接吻，爱情在互相对视中升华。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王稼祥突然问我。
“为什么这么快呢？”我温顺地反问，声音充满了爱。
他的手立刻松开来，兴奋的神经也松弛下来，欣慰地说：“好极了！只要你同意和我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的。”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边，一页页翻着台历。然后回头问我“选在正月十五这天，这是农历的元宵佳节，我们在这一天结婚好吗？”
我报以含羞的微笑。
他走过来说：“你不做声，那就是不反对！”
爱的暖流在我心中流淌，我点点头。
“好！我今天就给党中央写结婚申请报告，请求组织批准。”
元宵佳节这天，即1939年3月5日，正好星期日。王稼祥和朱仲丽踏上了结婚的圣坛。王稼祥特意请厨师老陈准备两桌饭菜——四菜一汤。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向他们贺喜。毛泽东同志特别高兴，他笑着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
流产后连患疾病 做结扎不再生育
两人婚后的日子过得美满幸福。王稼祥结束了十多年的一个人生活，体尝到了家庭的快乐。在朱仲丽的精心照料下，王稼祥面庞丰满了，身体壮实了，更加生气勃勃地紧张工作着。
1940年朱仲丽怀孕了。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良，加之胃下垂的毛病，怀孕后她遭受恶性妊娠反应的折磨。因呕吐不能进食和饮水，没有小便，没有泪水，喉干唇裂。医生只好每日在她大腿的皮下注入50毫升的生理盐水，维持生命。又在她手臂上注射吗啡，但无济于事。作为医生，朱仲丽知道，呕吐久了，不进饮食，后果不堪设想。她感到病情正向危险转化，不得不做出人工流产的决定。
“我怕是不能挺下去了，否则大人小孩都将保不住命，得马上施行人工流产。”朱仲丽有气无力地告诉王稼祥。
“真的？”王稼祥吃了一惊，“医生怎么说？该做人工流产就应马上做。”
流产不久，朱仲丽因出智齿，牙龈肿胀发炎，高烧40度。医生初诊是流行性感冒。延至几天，高烧不退。朱仲丽自觉症状非常坏，心跳不规律，伴有呼吸困难，口腔炎症加剧，波及舌尖和咽喉。朱仲丽用医生的敏感判断出这是败血症！果然，经专家会诊结论是：由于口腔智齿发炎，引起败血症，并发急性心肌炎。其根源是人工流产后，没有很好调养缺少抵抗力。在一场与死神的搏斗中，朱仲丽战胜了疾病。她卧病三个月后，才能练习逐渐起床慢步行走。
一年后，朱仲丽又患上急性盲肠炎，医生决定第二天施割阑尾手术。鉴于延安生活困难，生孩子就影响工作。当晚，朱仲丽把趁割阑尾手术的同时，结扎输卵管的想法告诉王稼祥，征求他的看法。
没想到王稼祥马上同意，表现得相当豁达开通。
朱仲丽问：“我们今后不生小孩，你不后悔吗？”
王稼祥竟坦然地答道：“没有孩子就不要孩子。”
此后，在漫长的岁月中，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苦难。王稼祥没有被生活中缺少孩子的寂寞所苦恼，反而推动着朱仲丽全神贯注在自己热爱的医务工作上。
陪赴莫斯科治病 援救贺子珍回国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进入1943年，王稼祥病伤发作。中央决定要他休息3个月。1944年，王稼祥的带伤性肠胃病又犯了。1945年年底，王稼祥又犯了一种新的病征：大量喀血。
1946年2月，王稼祥、朱仲丽结束了在延安的八年战斗生活，来到北平军调处。王稼祥到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即现在的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X光室，做了肠胃部位的透视和拍片。之后王稼祥又感到腰部灼热疼痛，难以忍受，而且在腰部杯口大的红肿处，很快出现溃疡面。再诊断，是X光三度烧伤。中央来电，要王稼祥转至解放了的张家口去治疗。张家口所有著名医生都来为王稼祥诊治，一致认为X光很难治愈。因为细胞生长很慢，而且又非常疼痛。毛主席得悉后，也十分着急和关心，决定同苏联交涉派飞机接王稼祥去苏治病的问题。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亲自拟写致聂荣臻并转王稼祥的电报。电文如下：
聂荣臻同志：
关于稼祥治病问题，远方（按：指苏联）先则有顾虑，恐影响国际，后则决定由外蒙古用直升飞机迎接。现在，就看稼祥同志身体健康如何，如能坐飞机，我意去苏联治疗为上策。
毛泽东
1946.5.19
朱仲丽陪护王稼祥到莫斯科治病。经苏方安排，进入皇宫医院，医生对王稼祥的X光烧伤溃疡，做了外伤切除手术，敷上了专门配置的外敷药，效果很好。
这时王稼祥从与留学生的谈话中，知道了贺子珍的下落——当时正关在伊凡诺夫城的疯人院。
王稼祥向苏方提出，让贺子珍到莫斯科诊治。谁知隔了一周，苏方答复：“贺子珍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王稼祥马上同朱仲丽商量决定：让朱仲丽以医生的名义，查看一下贺子珍的病情，请苏方将贺子珍母女送过来。经过数次与苏方交涉，苏方不得不派人将贺子珍母女从伊凡诺夫城的疯人院送到莫斯科。安顿下贺子珍母女，王稼祥对朱仲丽说：“我们必须把贺子珍母女带回祖国，我们有责任处理好这件事。”“你好好休息，治疗，我们回国时一道回去。”朱仲丽告诉贺子珍。贺子珍频频点头。
1946年秋，王稼祥夫妇回国前，给毛泽东拍了电报，报告情况，请示把贺子珍母女带回国。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就这样，贺子珍母女同王稼祥夫妇一起离开苏联，回到阔别已久一直思恋的祖国。
首任新中国大使 保障毛主席访苏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5日，中央政府任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10月20日晚，王稼祥率领公使参赞曾涌泉等9人，离京赴莫斯科。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我国首任大使王稼祥离京赴苏》的新闻，并配发了社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11月3日，什维尔尼克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呈递国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朱仲丽作为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很多外交场合，她必须出现，这本身也是一种革命工作。11月7日晚，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举行盛大国宴。这是新中国驻外大使和夫人第一次在外交场合露面，一下子成了整个宴会的中心人物，改变了人们想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土八路”的形象。
王稼祥在外交活动中积极宣传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同时还在为毛泽东访问苏联做好准备。朱仲丽也利用在苏联这段时间，到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学习，学到了许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保健知识。
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王稼祥同志认真组织和动员全馆人员，全力做好毛主席这次访苏工作。期间，中苏之间的谈判出现僵局。对此，王稼祥非常焦急。他表情严肃，悄悄地对朱仲丽说：“谈判进展不顺，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馆的同志更要关心毛主席。你是医生，责任重大。主席在苏期间，你就放弃学习吧，每天到别墅去照料他。苏方虽有医生，但可靠的医生还是你。”“好，我马上就可以执行这个任务。”朱仲丽接受了照料毛主席的任务，每天赶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为毛主席查体、送药。
王稼祥不愧为“智囊”，他向毛主席进言，和苏方协商，最终打开了局面。1950年1月20日，周总理一行来到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17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回国。
1951年初，王稼祥请求辞去大使，得到批准。
十年浩劫遭批斗 相依为命共患难
1966年7月初，王稼祥接到通知称，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很快搬出中南海。第二天，王稼祥一家搬住进北海后门一处单独的小院。
不久，中联部机关的造反派在康生的煽动指使下，大字报“万炮齐轰”，矛头对着王稼祥。他几次被架到中联部“看大字报”，接受批判，批斗时又挂黑牌子又“坐喷气式”，使他从精神到身体都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摧残、折磨。8月12日，中联部的造反派把几大捆大字报拿到王稼祥住处，“勒令”贴出来，天天看，回答里面的问题。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等等。王稼祥看了气愤至极，但只能对朱仲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天正巧是王稼祥60岁生日。
1967年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反复辟”的恶浪，动乱升级。6月2日清晨“革命造反派”一批人冲到王稼祥家，将王稼祥和朱仲丽分开批斗。由于极度紧张，王稼祥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7月24日，他又被揪到中联部礼堂，接受1000多人参加的批斗。从这时起，每星期至少有一次被揪去接受大会或小会的批斗。朱仲丽即便不是陪斗，但每次她都跟着，怕他有个三长两短。1968年4月，王稼祥被“隔离审查”，关押在住处的会客厅，由卫兵看守。同朱仲丽仅一墙之隔，也不能见面。隔离审查连续了19个月，直到1969年10月才解除。1969年整个上半年，朱仲丽也被揪到中联部机关隔离，接受所谓批判、交待。
1969年10月20日，王稼祥同志解除隔离。但根据中央决定，三天之内动身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25日，王稼祥、朱仲丽来到信阳军分区干休所。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厉害，夜间发烧。经干休所王大夫初诊为急性中毒性肺炎。王大夫毅然接受朱仲丽的建议，给信阳军分区写了个关于王稼祥病危的报告，说明他的病需要回京治疗，要求发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希望将病人送到北京治疗抢救。很快得到中央同意的回电。王稼祥、朱仲丽又离开信阳返回北京。王稼祥住进北京医院后，急性中毒性肺炎得到了控制，脱离了危险。住院一个多月后，经请示同意，搬回北海后门的原住处。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重提所谓“‘三和一少’妖风”。1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进行转载。王稼祥深知，这个“大批判组”完全是江青一伙的舆论工具，这是他们掀起新的动乱、制造新的灾难的一个信号。王稼祥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又拿给朱仲丽看。这天晚上，朱仲丽动员王稼祥一起到朱老总家去看电影，散散心。他却没有同意，他的心思正集中在面临的这场灾难上。晚上，朱仲丽几次接到通知王稼祥明天上午10时去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的电话。当天夜里，王稼祥以对党和人民的一片忠诚，怀着对江青、康生一伙的满腔愤怒，心脏病猝然爆发。25日清晨，朱仲丽醒来，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终年68岁。
尾声
王稼祥永别人间，朱仲丽悲痛欲绝。接下来的整整三年时间，她不知如何生活是好。这时，她已经63岁，试着寻找解脱的办法，织毛衣、做衣服，弹钢琴，但这些都不能慰藉她的感情，后来她想到用写作来思念稼祥。从早上开始坐在书桌前写到深夜，虽然困难很多，但这样全神贯注，思念之苦就淡多了。
30多年，朱仲丽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如今，她除了“王稼祥夫人”之外，又成为畅销书“作家”。
王稼祥百年诞辰前夕，朱仲丽又满怀激情地一字一句地写下了18000多字的回忆文章——《恋人稼祥》，以表达对稼祥的深深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