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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张闻天反复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必须警惕可能出现的右倾偏向，坚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如此重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右倾保持高度警惕？
“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由此开始。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统辖三个师，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八路军总部所属三个师的番号。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失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认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召开。在2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管国民党还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还是要坚持联合他。既要防止“左”的急躁病，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国民党，使其在日本进攻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继续前进；但另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中共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张闻天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虽有基本转变，但合作还只是初步成功，并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还要有相当时期。总之，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好的赞扬，坏的批评。”24日，张闻天又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在谈到有关方针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重点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而且在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他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共参加政府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强调“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这次会议三天前，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这个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泽东很快对蒋介石的谈话做出回应。9月29日，他写作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强调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10月2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又致电秦、叶，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并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即项英——引者注）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10月1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刘晓等人，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的错误政策的寿命。”“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10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提出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因此，“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1月15日，毛泽东在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时又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引者注）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
对蒋介石“编共而不容共”的警惕
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何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将反右倾投降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前的国共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至少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目标，这就不能不使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2月8日，蒋介石致电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我方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甚当易商量”。在随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进行的谈判中，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作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而蒋本人“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暗下决心要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当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确定为六七万，编制为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时，蒋介石2月16日指示顾祝同说：“当西安事变前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有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实际上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同一天，蒋介石还在其日记中写道：“考虑大局，决定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更以独立自主为基础。”
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国民党政策，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诸原则，间接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便如此，国民党仍在重谈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权的老调。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提出要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用周恩来的话说，“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周恩来所说的这个“文章”，就是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所以这个决议案污蔑中共“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
在以后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共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虽然答应红军可以改编为三个师，但又提出每师人数只能是一万人，总数三万人。蒋介石还对周恩来说，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个人合作，还说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希望这次能够改变，能与他永久合作。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故他要我们想新的办法，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可以放松一些”。周恩来曾问蒋介石有何具体办法使中共能与他永久合作，而蒋却再三说没有，而是要中共方面商量。显然，蒋介石想要的办法，就是中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有军队有政权的党，而是共产党熔化到国民党中，维护他的领袖地位。
中共方面“商量”的结果，形成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由周恩来携带于6月上旬前往庐山同蒋介石再次进行谈判。不料，蒋见周后，却将这个文件撇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并且在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不能设总司令部，只能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党派正的官长，边区自己推举副的，中共派代表参加民国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等。蒋介石这些无理要求，中共方面自然无法接受，这次谈判实际上是无果而终。 随后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周恩来再次前往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而这时蒋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据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接着，日本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并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无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对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一再提醒各级干部，一定要防止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发生右倾危险。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建立，党内相继发生了若干在国共合作时丧失原则性、迁就国民党的事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鸣事件。何鸣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坚持了闽粤边的游击战争。1937年2月后，何鸣通过国民党报纸了解到已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汇报后，于这年5月开始同粤军第一五七师进行停战谈判，并于6月26日达成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的“六二六政治协定”，较早地开创了局部地区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何鸣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没有执行南委提出的“驻防地应在我游击区”的指示，将红军游击队带往漳浦县城集中改编，以致发生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缴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鸣事件）。
抗战爆发之后，又相继发生了屈从国民党解散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的事件。1937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不顾国民党方面的限制，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七七事变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人却自动解散这些进步团体。这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提出要取缔中共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中共陕西地方组织中的一些人，未坚持斗争，于9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中共中央对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10月7日，张闻天起草了《关于取消“西救”的错误及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西救（即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引者注）的取消是没有原则的”，“取消自己有长期斗争历史的‘西救’，这实是投降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同国民党这批老爷们没有残酷的斗争，没有必要的进攻的行动，它是不会前进的，也不会向我们让步的。”
上述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建立前，必须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必须注意克服党内可能出现的阶级投降主义。
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教训
中共与国民党曾经有过合作的历史，即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固然造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力量及其影响也随之扩大，但这次国共合作给共产党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大批的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追随者、同情者遭受其残酷的屠杀。像毛泽东这样经历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兴起到破裂全过程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当年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在处理国共关系时，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进逼却一再妥协退让，从而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看来，要防止大革命失败那样的悲剧重演，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应防止右的倾向，警惕右倾危险。
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开创了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中，毛泽东与蒋介石指挥各自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直接较量。张闻天则在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也经历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他们又共同领导了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方面与蒋介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展的谈判。因此，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不同，毛泽东和张闻天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本质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立场，不会随着国共再次合作和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而改变，唯有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与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中共才能生存和发展。
国民党当时是掌握全国政权的党，不但有其政治资源也有其经济资源，国民党的党员有官可做，有相对丰厚的物质待遇，在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共党内的一些人难免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且国民党的历史比中共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中共党内的大多数成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加入组织的，但由于没有参加大革命的经历，对大革命后期右倾错误的危害没有切身体会，缺乏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必须谨防有的人经受不住国民党方面当官发财的引诱。
实际上，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合作刚刚实现之时，张闻天、毛泽东就曾对为何“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作了解释。张闻天认为，原因之一是“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另一个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不够，党对于土地革命已有丰富的经验，而对其他斗争方式并不熟悉，而“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统治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有相当的经验”，这样，党内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同时，党内“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对有些人诱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米汤，就轻于相信”，这也是内部容易产生右倾危险的因素之一。
毛泽东也就此解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面临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即1937年9月1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提出：“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引者注），等等情况。”“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面临的这种异常复杂情况，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右倾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再强调要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坚决反对阶级投降主义。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大跃进”的发动》《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一至三集和《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回看毛泽东》等论著。）○
责任编辑 冷 波
“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由此开始。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统辖三个师，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八路军总部所属三个师的番号。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失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认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召开。在2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管国民党还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还是要坚持联合他。既要防止“左”的急躁病，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国民党，使其在日本进攻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继续前进；但另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中共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张闻天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虽有基本转变，但合作还只是初步成功，并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还要有相当时期。总之，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好的赞扬，坏的批评。”24日，张闻天又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在谈到有关方针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重点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而且在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他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共参加政府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强调“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这次会议三天前，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这个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泽东很快对蒋介石的谈话做出回应。9月29日，他写作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强调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10月2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又致电秦、叶，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并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即项英——引者注）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10月1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刘晓等人，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的错误政策的寿命。”“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10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提出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因此，“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1月15日，毛泽东在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时又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引者注）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
对蒋介石“编共而不容共”的警惕
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何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将反右倾投降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前的国共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至少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目标，这就不能不使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2月8日，蒋介石致电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我方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甚当易商量”。在随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进行的谈判中，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作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而蒋本人“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暗下决心要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当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确定为六七万，编制为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时，蒋介石2月16日指示顾祝同说：“当西安事变前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有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实际上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同一天，蒋介石还在其日记中写道：“考虑大局，决定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更以独立自主为基础。”
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国民党政策，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诸原则，间接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便如此，国民党仍在重谈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权的老调。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提出要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用周恩来的话说，“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周恩来所说的这个“文章”，就是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所以这个决议案污蔑中共“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
在以后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共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虽然答应红军可以改编为三个师，但又提出每师人数只能是一万人，总数三万人。蒋介石还对周恩来说，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个人合作，还说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希望这次能够改变，能与他永久合作。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故他要我们想新的办法，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可以放松一些”。周恩来曾问蒋介石有何具体办法使中共能与他永久合作，而蒋却再三说没有，而是要中共方面商量。显然，蒋介石想要的办法，就是中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有军队有政权的党，而是共产党熔化到国民党中，维护他的领袖地位。
中共方面“商量”的结果，形成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由周恩来携带于6月上旬前往庐山同蒋介石再次进行谈判。不料，蒋见周后，却将这个文件撇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并且在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不能设总司令部，只能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党派正的官长，边区自己推举副的，中共派代表参加民国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等。蒋介石这些无理要求，中共方面自然无法接受，这次谈判实际上是无果而终。 随后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周恩来再次前往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而这时蒋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据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接着，日本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并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无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对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一再提醒各级干部，一定要防止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发生右倾危险。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建立，党内相继发生了若干在国共合作时丧失原则性、迁就国民党的事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鸣事件。何鸣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坚持了闽粤边的游击战争。1937年2月后，何鸣通过国民党报纸了解到已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汇报后，于这年5月开始同粤军第一五七师进行停战谈判，并于6月26日达成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的“六二六政治协定”，较早地开创了局部地区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何鸣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没有执行南委提出的“驻防地应在我游击区”的指示，将红军游击队带往漳浦县城集中改编，以致发生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缴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鸣事件）。
抗战爆发之后，又相继发生了屈从国民党解散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的事件。1937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不顾国民党方面的限制，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七七事变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人却自动解散这些进步团体。这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提出要取缔中共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中共陕西地方组织中的一些人，未坚持斗争，于9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中共中央对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10月7日，张闻天起草了《关于取消“西救”的错误及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西救（即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引者注）的取消是没有原则的”，“取消自己有长期斗争历史的‘西救’，这实是投降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同国民党这批老爷们没有残酷的斗争，没有必要的进攻的行动，它是不会前进的，也不会向我们让步的。”
上述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建立前，必须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必须注意克服党内可能出现的阶级投降主义。
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教训
中共与国民党曾经有过合作的历史，即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固然造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力量及其影响也随之扩大，但这次国共合作给共产党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大批的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追随者、同情者遭受其残酷的屠杀。像毛泽东这样经历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兴起到破裂全过程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当年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在处理国共关系时，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进逼却一再妥协退让，从而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看来，要防止大革命失败那样的悲剧重演，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应防止右的倾向，警惕右倾危险。
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开创了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中，毛泽东与蒋介石指挥各自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直接较量。张闻天则在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也经历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他们又共同领导了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方面与蒋介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展的谈判。因此，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不同，毛泽东和张闻天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本质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立场，不会随着国共再次合作和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而改变，唯有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与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中共才能生存和发展。
国民党当时是掌握全国政权的党，不但有其政治资源也有其经济资源，国民党的党员有官可做，有相对丰厚的物质待遇，在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共党内的一些人难免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且国民党的历史比中共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中共党内的大多数成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加入组织的，但由于没有参加大革命的经历，对大革命后期右倾错误的危害没有切身体会，缺乏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必须谨防有的人经受不住国民党方面当官发财的引诱。
实际上，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合作刚刚实现之时，张闻天、毛泽东就曾对为何“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作了解释。张闻天认为，原因之一是“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另一个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不够，党对于土地革命已有丰富的经验，而对其他斗争方式并不熟悉，而“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统治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有相当的经验”，这样，党内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同时，党内“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对有些人诱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米汤，就轻于相信”，这也是内部容易产生右倾危险的因素之一。
毛泽东也就此解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面临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即1937年9月1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提出：“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引者注），等等情况。”“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面临的这种异常复杂情况，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右倾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再强调要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坚决反对阶级投降主义。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大跃进”的发动》《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一至三集和《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回看毛泽东》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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