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席卷了亚洲、中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只有阿拉伯世界（包括中东与北非）一直是个特例。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仍是如此，在整个区域中几乎没有民主国家，突尼斯、也门、摩洛哥、黎巴嫩、科威特虽然有举行选举，但几乎都是强人执政，并且仍然严重限制反对力量，因此至多只是学者所说的“竞争性威權政体”。
　　《经济学人》杂志在2010年底的文章指出，在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中，只有三个比较接近像样的民主体制，但都有不少缺陷：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而2010年1月，在著名的学术刊物《民主期刊》上，还有一篇专文就叫《为何没有阿拉伯国家民主？》。但没想到，今年1月展开的阿拉伯世界革命，让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的独裁强人纷纷垮台，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出现不同的骚动与震荡。
　　到底阿拉伯世界有何特殊性使得他们能够维持稳定的威权体制，而这场从春天到秋天的革命又如何挑战了我们对于民主与民主化的认识？
　　既有的理论认为阿拉伯威权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阿拉伯独特的文化与宗教。因为这些国家最大的共通性是大部分都讲阿拉伯语，且几乎都信仰伊斯兰教（除了黎巴嫩有近一半天主教人口）；问题是，不少也以穆斯林人口为多数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塞内加尔等，都颇为民主。所以伊斯兰教当然不必然和民主矛盾。且以民众态度来说，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如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巴勒斯坦，超过八成民众都支持“即使民主有问题，但还是最好的政府制度”。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原因，是他们大多是具有强大石油资源的国家，因此被称为地租型国家。石油带给国家的收入，一方面强化国家官僚权力以及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并且由于统治者没有向民众征税的需要，所以相对无诱因去争取民众认可的正当性、给予民众政治参与的机会，国家也更可以提供给民众各种补贴与福利。另一方面，丰富的财政资源也使统治者更能够收买和打压反对力量、建立庞大的安全部门，和一套腐败的侍从主义分配体系。这种石油国家容易导致政治威权与腐败的关系，被称为“石油诅咒”或“资源诅咒”。埃及、约旦、摩洛哥等国家虽然没有石油，但是有巨额的外来金援，效果宛如石油之于政府（甚至进一步，在许多党国体制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国家，也是同样道理）。
　　地缘政治也是重要因素，不论是美国为了获取石油稳定进口而支持这些独裁者，或者是阿拉伯独裁者用与以色列的矛盾作为借口，而强化对内的政治控制。
　　一般比较被认可的是石油诅咒与地租国家理论。但本次革命打破这个诅咒了吗？
　　美国学者罗斯在2011年9月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就著文说，非也。因为前两个垮台国家埃及和突尼西亚都是没有石油资源的，其他几个石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巴林都稳如泰山。唯一垮台的丰富石油国家是利比亚，但卡扎菲的倒台和外力介入（亦即北约轰炸）有很大关系。这次运动并没有真正颠覆这个石油诅咒。
　　罗斯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即使威权政体垮台，新的民主还是很可能受到石油诅咒的影响，亦即选出的领袖还是会用石油换来的资源去供给民主福利，但同时压制异议，例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或者俄国的普京。
　　此波革命证明了强人统治的苏丹式政体的脆弱。所谓苏丹式政体是指“国家领导人不顾正式体制来扩张个人权力。他们不诉求任何意识型态，而且除了维持权力外别无目的。他们也许会保留某些民主制度，如选举或政党，但是他们借由培养忠诚支持者或有时宣布国家的紧急状态，而蔑视这些制度”。这种苏丹式强人政体看来不可动摇，但其实很脆弱，尤其他们会遭遇权力继承问题。所以虽然民众抗议震撼了许多中东国家，但最早成功的突尼斯和埃及都是现代式苏丹式政体。相对的，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属于君主式王朝，是比较制度化的威权统治。
　　当然，不论石油诅咒或政权型态是否真的给予了阿拉伯威权体制的重要支柱，但人民对于尊严的要求是不能低估的，加上网络所带来新的可能性，我们对于预测政治变革仍然是应该谦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