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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夏天，我在中文系毕业任教后，和李嘉言主任虽然不在同一个专业，但接触却逐渐多了起来。当时，国内的气氛一扫胡风事件所带来的政治阴影，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开始变得相对轻松。原来发行范围极小，带有神秘色彩的内部传阅的《参考消息》，这时，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获得了订阅的资格。中文系李嘉言、万曼等教授都订阅了这份参考资料。但是，按照规定，《参考消息》仍然不得外传，不能由邮递员投递，必须由单位指派的专人直接送达。我被中文系内选为义务送报员，常常书包里塞着一摞报纸，按时敲开李嘉言老师家的大门，把报纸送到他手里。开始的时候是双方礼貌性质的寒暄；不久也就变得熟悉起来，终至无话不谈。
一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4年9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李嘉言老师一直担任着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职务（只在钱天起先生兼任系主任的短时间内，他才改任副主任）。历来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位置上的学者，学术品位都较高。１９２３年由冯友兰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以后任此职者也都在学术上有所创获。李嘉言老师学养湛深。他任职以来，工作一直勤勤恳恳，从未稍有懈怠。
嘉言老师实行的是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的办系方针。１９５０年，新的河南大学中文系迎来了第一届学生（由原河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和部分法学院转系学生组成）。为教学需要，在李嘉言主任带领下，由他与任访秋、张长弓教授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了中文系第一部自编教材：《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嘉言老师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这个提纲是为了教学需要，在短时间内匆匆写成的。因此，在取材方面，我们未能尽量的搜罗与挖掘，主要的，我们依据以下三点进行编写工作：第一，依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第二，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相结合；第三，批判我们的旧讲义和旧文章。”根据分工，李嘉言老师执笔的是魏晋至唐五代文学部分，张长弓老师执笔的是先秦两汉部分，任访秋先生执笔的是宋元明清部分。他们都按时完成了编写任务。在教材奇缺的情势下，《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的及时完成和印刷，保证了当时的教学需要。在教学中，李嘉言老师以身作则，长期坚持开设基础课和专题课。他开设的《楚辞》，受到了历届学生的好评，成为中文系的名牌课程之一。
印象里特别深刻的，是李嘉言老师站在宏观的高度对科学研究和青年教师培养两项工作的重视。１９３５年８月，由朱自清、闻一多先生议定，清华大学聘请李嘉言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助教。随后他又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在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工作经验。李嘉言老师学术上目光宏阔，富有远见卓识。他知道：目前的河南大学，要保持国立河南大学的优良学术传统，就要立足河南，勇于创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满足于零打碎敲，小打小闹，应该选择优势专业，对重大学术问题敢于攻关，发出河南大学的独特声音。在深思熟虑之后，１９５６年，李嘉言老师率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改编全唐诗草案》。草案提出后，在国内有关部门和唐诗研究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至几十年后，学者傅璇琮先生在《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一文中还说：“１９５６年李嘉言先生曾提出《改编全唐诗草案》，引起学术界的深刻关注和热烈讨论，现在新编《全唐五代诗》，已由苏州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有关专家编纂。”（《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改编全唐诗草案》提出后，实行起来却举步维艰。一个地方高校，一缺资金，二少足够的专业人员，还面临着资料的匮乏。在种种困难的环境下，李嘉言老师竟奇迹般地建立起了国内第一个唐诗研究室，开始了唐诗的整理工作。几十年来，唐诗研究室经过高文、吴鹤九、佟培基、齐文榜、孙先方、邹同庆、吴河清等老中青三代专家的持续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李嘉言主任主持系务的十几年内，左的思潮的干扰不时袭来，给他扣上了“只专不红”，“重科研轻教学”等一堆帽子，甚至１９５８年还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拔”他的“白旗”。这些，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使他身心憔悴，欲言又止。可是，总体上看，在系主任的位置上，李嘉言老师做到了力所能及的坚守，从而使中文系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一批成果先后问世。李嘉言先生的《古诗初探》，任访秋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万曼先生的《白居易传》、《唐诗叙录》、《现代作品选讲》，吕景先先生的《修词学习》，青年学者徐士年先生的《古典小说论集》等，出版后都产生过一定的学术影响。当时，在中文系勤奋从事学术研究的，还有目录学家刘纪泽教授，30年代就出版了《汉魏六朝韵谱》的语言学家于安澜教授，以及早年在清华学报发表现代派诗歌研究论文的楚词研究专家孙作云教授（后调本校历史系），现代诗人兼研究家李白凤教授等。他们的研究成果都相当丰厚。
在师资培养方面，李嘉言老师也未雨绸缪。在他的倡议下，中文系先后选派张中义、赵明、张振犁、李春祥、刘增杰等一批青年教师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进修或读研究生，后来又陆续推荐了多批优秀毕业生报考兄弟学校的研究生进行深造。这批研究生先后学成归来，他们和外出进修返校的青年教师一起，构成了中文系教师较雄厚的后备力量。这一切，当然是由中文系系领导集体完成的。钱天起先生、万曼先生、吕景先先生、廖立先生、傅钢先生、何望贤先生，都在不同阶段做过不少工作。但在决策过程中，李嘉言老师作为系主任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二
我还想换个角度，单纯从个人亲历的几件事，谈谈对李嘉言老师的直接感受。身为系主任，李嘉言老师的学术研究本身，带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嘉言老师是研究唐代著名诗人贾岛的专家。他的《贾岛年谱》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完成的，发表于《清华学报》。《贾岛年谱》于１９４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出版之前的１９４５年６月，李嘉言老师在撰写的《贾岛年谱·自序》中，简要回顾了《贾岛年谱》从论文发表到出版的漫长历程：“一九三六年春，《谱》始创于北平之清华园，一九三八年春初易稿于国立临时大学，同年秋二易稿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一九四一年四易稿成，凡五经寒暑，三易厥居。其间因值国难，流窜迁徙，或志趣旁转，心为他役，功有间断，纰缪疏漏，自所难免。”这段百字文，言短意长。它是李嘉言老师治学精神的集中表现：一是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他是在五经寒暑，三次逃难迁徙的恶劣环境下，沉下心来对年谱进行精益求精修改的；二是嘉言老师虚心的治学态度。对于听到的不同学术意见，嘉言老师善于冷静鉴别。如对岑仲勉先生提出的部分意见认为合理，他就对年谱“酌加修改”；对于另一位学者所提的建议，他也录“先生之说以备考”，表示了对读者的尊重。李嘉言老师每在教师集会上谈到科学研究时，经常强调的也就是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既自信又虚心的治学精神。他的治学实践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宝贵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李嘉言老师看来，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而又在短时间内难以收到成效的工作。培养应该是在潜移默化的点点滴滴的具体过程中实现的。在日常工作中，嘉言老师行事低调，再加上自身温和的气质，使他很容易和人亲近，与青年教师沟通感情。古代文学专业的不少青年教师，都是他家里的常客。即使非古代文学专业的年轻人，也很愿意和李主任亲近，请教问题或诉说苦恼，如两地分居之苦（那时候不少青年教师的对象大都在外地或农村，户口无法调进城市）。他总是耐心地倾听着，主动帮助出主意，想办法，用循循善诱的方法，滋润着这些涉世不深、情绪容易波动的年轻人的心田。即使某些具体问题一时难于解决，他也尽可能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安慰。李嘉言老师对我的关爱，就给我留下了温馨的永存。
１９６１年暑假，对我的家庭来讲可说是双喜临门。分居三年后妻子终于调到了学校，随后是妻子怀孕。虽然千辛万难，又终于在铁塔一街找到了一个２３平方米的“大”房子（那时候，青年教师能住上七、八平米的房子已经心满意足。这样大的房子事先连想也不敢想）。我和妻子都沉浸在幸福的感觉里。有了住房不久，有一天李嘉言老师突然光临。系主任拜访，我们受宠若惊，手足无措。他微笑着摆摆手，平静地说：“别张罗，我只是来看看房子。”说着，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眼盯着房顶，仔细地瞅了一遍又一遍，说：“现在大家住的都是旧房子，要小心，查查漏不漏雨，结实不结实，有问题就早点叫学校来修。”嘉言主任当时还嘱咐了一些别的话，记不清了。他走后，妻子感动地说：“系主任是个老人了，还跑这么远来看咱住的房子，替咱们操心，他的心真细呀！”
铭记在我心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嘉言主任对我专业学习的帮助。20世纪６０年代初，我列席参加了在李嘉言主任宿舍客厅召开的系主任会议。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在李主任的书架上，意外地看到了三本现代文学史著作：陈炳堃先生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１９３１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吴文祺先生著《新文学概要》（１９３６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李一鸣先生著《中国新文学史讲话》（１９４３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那时候，解放初期出版的王瑶先生著《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史料丰富，但因为这部著作受到了左的思潮严厉的批判已无法流通。平时，我们能够看到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多是口径一致，内容雷同。书架上这三本解放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粗粗浏览几眼，似乎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有点爱不释手，边听会边拿在手里翻着看。这一切，让嘉言老师看到了。散会后，他把我留下，拍着我的肩膀小声说：“你喜欢看，就拿去看，送给你。”他看到我有些犹豫，接着又说：“我不教现代文学了，留着也没有用。”当时我心里高兴，可总有些不好意思。嘉言老师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老师的书，就是学生的书，快拿去！”直到今天，这三本现代文学史著作，还静静地站在我书架的显眼位置。看到了书，恍若眼前浮现出了老师慈祥的面容。对于解放前出版的这三本现代文学史，我当时虽然并没有完全读懂，但对于书上和当时流行的现代文学史截然不同的描述，自己却颇感新奇，甚至有点思想混乱。比如，当时使用的现代文学史，把五四以后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前的文学史说成一“新”一“旧”，截然分开，好像五四文学革命是突然从天而降；而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却写得痛快：“从上面看来，可见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堕地。胡适之、陈独秀等不过是接产的医生罢了。”还有，这三本解放前的现代文学史，对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都评价很高，而我们当时使用的现代文学史，对胡适却只剩下严厉的批判了。这三本现代文学史的观点，在上课的时候我当然没有介绍，宣传；但它使我对学术上某些流行的观念，也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狂热，理直气壮地紧跟着人云亦云了。
李嘉言主任在北京全聚德请赴京老师吃烤鸭，也是当时传诵的一段佳话。１９５８年秋天，李嘉言主任和中文系师生一起，奉命停课上太行山“采铁矿”（事后证明，近千名师生几个月挖出来的只是一堆石头）。当时教师集体住在太行山南麓一个小山村的破房子里。每天清早，青年教师就背着锤子、钢钎，上山打眼放炮，老教师在山上干些杂活。三个月后，听说北京的高校开始复课了，学校决定派人去取经。李主任率领中文系不同专业的几位教师，从焦作直接坐火车去北京。我和同行的几位老师想得都比较简单：怎样复课，讲什么内容，我们取了经，到时候比葫芦画瓢就行，北京开什么课咱就开什么课，跟着他们走，不用多操心。在火车上，还有的老师说，咱们要顺便逛逛北京，享受享受。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阵北京的名吃，最后一致决定吃烤鸭。谁掏腰包？人们心里早有默契，看着系主任的脸，异口同声地喊：“吃大户！”李主任其实早已预料到结局，眨眨眼说：“吃大户就吃大户，管得起！”边说边用手拍拍胸前的口袋，意思是这里有的是钱。考察结束的那天，李主任果然把我们领到了全聚德。在场的老师都是第一次吃烤鸭，新奇而略带矜持，美美地享用了一餐色泽金黄，皮薄肉嫩，香气扑鼻的烤鸭宴。以后，虽然吃烤鸭的机会多了，但再也找不到那次在全聚德吃烤鸭的感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主任和系里许多人都受到了冲击。按说，和遭受更残酷迫害的老师比较，李主任受到的冲击还不算最厉害。可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老了。在这个让正直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前途深深担心忧虑的年代，胸中浓得化解不开的郁积，压得先生透不过气来的精神折磨，终使年仅５７岁的李嘉言主任过早地离我们而去！
和李嘉言老师的交往，是我人生中一次美丽的相遇，它已经深深地收藏在我心灵的深处。李嘉言老师的全部精神遗产，也将会永远地进入河大人的文化记忆。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于河南大学
【责任编辑杨萌芽】
一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4年9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李嘉言老师一直担任着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职务（只在钱天起先生兼任系主任的短时间内，他才改任副主任）。历来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位置上的学者，学术品位都较高。１９２３年由冯友兰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以后任此职者也都在学术上有所创获。李嘉言老师学养湛深。他任职以来，工作一直勤勤恳恳，从未稍有懈怠。
嘉言老师实行的是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的办系方针。１９５０年，新的河南大学中文系迎来了第一届学生（由原河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和部分法学院转系学生组成）。为教学需要，在李嘉言主任带领下，由他与任访秋、张长弓教授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了中文系第一部自编教材：《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嘉言老师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这个提纲是为了教学需要，在短时间内匆匆写成的。因此，在取材方面，我们未能尽量的搜罗与挖掘，主要的，我们依据以下三点进行编写工作：第一，依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第二，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相结合；第三，批判我们的旧讲义和旧文章。”根据分工，李嘉言老师执笔的是魏晋至唐五代文学部分，张长弓老师执笔的是先秦两汉部分，任访秋先生执笔的是宋元明清部分。他们都按时完成了编写任务。在教材奇缺的情势下，《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的及时完成和印刷，保证了当时的教学需要。在教学中，李嘉言老师以身作则，长期坚持开设基础课和专题课。他开设的《楚辞》，受到了历届学生的好评，成为中文系的名牌课程之一。
印象里特别深刻的，是李嘉言老师站在宏观的高度对科学研究和青年教师培养两项工作的重视。１９３５年８月，由朱自清、闻一多先生议定，清华大学聘请李嘉言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助教。随后他又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在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工作经验。李嘉言老师学术上目光宏阔，富有远见卓识。他知道：目前的河南大学，要保持国立河南大学的优良学术传统，就要立足河南，勇于创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满足于零打碎敲，小打小闹，应该选择优势专业，对重大学术问题敢于攻关，发出河南大学的独特声音。在深思熟虑之后，１９５６年，李嘉言老师率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改编全唐诗草案》。草案提出后，在国内有关部门和唐诗研究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至几十年后，学者傅璇琮先生在《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一文中还说：“１９５６年李嘉言先生曾提出《改编全唐诗草案》，引起学术界的深刻关注和热烈讨论，现在新编《全唐五代诗》，已由苏州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有关专家编纂。”（《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改编全唐诗草案》提出后，实行起来却举步维艰。一个地方高校，一缺资金，二少足够的专业人员，还面临着资料的匮乏。在种种困难的环境下，李嘉言老师竟奇迹般地建立起了国内第一个唐诗研究室，开始了唐诗的整理工作。几十年来，唐诗研究室经过高文、吴鹤九、佟培基、齐文榜、孙先方、邹同庆、吴河清等老中青三代专家的持续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李嘉言主任主持系务的十几年内，左的思潮的干扰不时袭来，给他扣上了“只专不红”，“重科研轻教学”等一堆帽子，甚至１９５８年还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拔”他的“白旗”。这些，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使他身心憔悴，欲言又止。可是，总体上看，在系主任的位置上，李嘉言老师做到了力所能及的坚守，从而使中文系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一批成果先后问世。李嘉言先生的《古诗初探》，任访秋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万曼先生的《白居易传》、《唐诗叙录》、《现代作品选讲》，吕景先先生的《修词学习》，青年学者徐士年先生的《古典小说论集》等，出版后都产生过一定的学术影响。当时，在中文系勤奋从事学术研究的，还有目录学家刘纪泽教授，30年代就出版了《汉魏六朝韵谱》的语言学家于安澜教授，以及早年在清华学报发表现代派诗歌研究论文的楚词研究专家孙作云教授（后调本校历史系），现代诗人兼研究家李白凤教授等。他们的研究成果都相当丰厚。
在师资培养方面，李嘉言老师也未雨绸缪。在他的倡议下，中文系先后选派张中义、赵明、张振犁、李春祥、刘增杰等一批青年教师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进修或读研究生，后来又陆续推荐了多批优秀毕业生报考兄弟学校的研究生进行深造。这批研究生先后学成归来，他们和外出进修返校的青年教师一起，构成了中文系教师较雄厚的后备力量。这一切，当然是由中文系系领导集体完成的。钱天起先生、万曼先生、吕景先先生、廖立先生、傅钢先生、何望贤先生，都在不同阶段做过不少工作。但在决策过程中，李嘉言老师作为系主任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二
我还想换个角度，单纯从个人亲历的几件事，谈谈对李嘉言老师的直接感受。身为系主任，李嘉言老师的学术研究本身，带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嘉言老师是研究唐代著名诗人贾岛的专家。他的《贾岛年谱》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完成的，发表于《清华学报》。《贾岛年谱》于１９４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出版之前的１９４５年６月，李嘉言老师在撰写的《贾岛年谱·自序》中，简要回顾了《贾岛年谱》从论文发表到出版的漫长历程：“一九三六年春，《谱》始创于北平之清华园，一九三八年春初易稿于国立临时大学，同年秋二易稿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一九四一年四易稿成，凡五经寒暑，三易厥居。其间因值国难，流窜迁徙，或志趣旁转，心为他役，功有间断，纰缪疏漏，自所难免。”这段百字文，言短意长。它是李嘉言老师治学精神的集中表现：一是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他是在五经寒暑，三次逃难迁徙的恶劣环境下，沉下心来对年谱进行精益求精修改的；二是嘉言老师虚心的治学态度。对于听到的不同学术意见，嘉言老师善于冷静鉴别。如对岑仲勉先生提出的部分意见认为合理，他就对年谱“酌加修改”；对于另一位学者所提的建议，他也录“先生之说以备考”，表示了对读者的尊重。李嘉言老师每在教师集会上谈到科学研究时，经常强调的也就是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既自信又虚心的治学精神。他的治学实践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宝贵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李嘉言老师看来，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而又在短时间内难以收到成效的工作。培养应该是在潜移默化的点点滴滴的具体过程中实现的。在日常工作中，嘉言老师行事低调，再加上自身温和的气质，使他很容易和人亲近，与青年教师沟通感情。古代文学专业的不少青年教师，都是他家里的常客。即使非古代文学专业的年轻人，也很愿意和李主任亲近，请教问题或诉说苦恼，如两地分居之苦（那时候不少青年教师的对象大都在外地或农村，户口无法调进城市）。他总是耐心地倾听着，主动帮助出主意，想办法，用循循善诱的方法，滋润着这些涉世不深、情绪容易波动的年轻人的心田。即使某些具体问题一时难于解决，他也尽可能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安慰。李嘉言老师对我的关爱，就给我留下了温馨的永存。
１９６１年暑假，对我的家庭来讲可说是双喜临门。分居三年后妻子终于调到了学校，随后是妻子怀孕。虽然千辛万难，又终于在铁塔一街找到了一个２３平方米的“大”房子（那时候，青年教师能住上七、八平米的房子已经心满意足。这样大的房子事先连想也不敢想）。我和妻子都沉浸在幸福的感觉里。有了住房不久，有一天李嘉言老师突然光临。系主任拜访，我们受宠若惊，手足无措。他微笑着摆摆手，平静地说：“别张罗，我只是来看看房子。”说着，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眼盯着房顶，仔细地瞅了一遍又一遍，说：“现在大家住的都是旧房子，要小心，查查漏不漏雨，结实不结实，有问题就早点叫学校来修。”嘉言主任当时还嘱咐了一些别的话，记不清了。他走后，妻子感动地说：“系主任是个老人了，还跑这么远来看咱住的房子，替咱们操心，他的心真细呀！”
铭记在我心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嘉言主任对我专业学习的帮助。20世纪６０年代初，我列席参加了在李嘉言主任宿舍客厅召开的系主任会议。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在李主任的书架上，意外地看到了三本现代文学史著作：陈炳堃先生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１９３１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吴文祺先生著《新文学概要》（１９３６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李一鸣先生著《中国新文学史讲话》（１９４３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那时候，解放初期出版的王瑶先生著《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史料丰富，但因为这部著作受到了左的思潮严厉的批判已无法流通。平时，我们能够看到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多是口径一致，内容雷同。书架上这三本解放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粗粗浏览几眼，似乎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有点爱不释手，边听会边拿在手里翻着看。这一切，让嘉言老师看到了。散会后，他把我留下，拍着我的肩膀小声说：“你喜欢看，就拿去看，送给你。”他看到我有些犹豫，接着又说：“我不教现代文学了，留着也没有用。”当时我心里高兴，可总有些不好意思。嘉言老师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老师的书，就是学生的书，快拿去！”直到今天，这三本现代文学史著作，还静静地站在我书架的显眼位置。看到了书，恍若眼前浮现出了老师慈祥的面容。对于解放前出版的这三本现代文学史，我当时虽然并没有完全读懂，但对于书上和当时流行的现代文学史截然不同的描述，自己却颇感新奇，甚至有点思想混乱。比如，当时使用的现代文学史，把五四以后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前的文学史说成一“新”一“旧”，截然分开，好像五四文学革命是突然从天而降；而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却写得痛快：“从上面看来，可见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堕地。胡适之、陈独秀等不过是接产的医生罢了。”还有，这三本解放前的现代文学史，对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都评价很高，而我们当时使用的现代文学史，对胡适却只剩下严厉的批判了。这三本现代文学史的观点，在上课的时候我当然没有介绍，宣传；但它使我对学术上某些流行的观念，也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狂热，理直气壮地紧跟着人云亦云了。
李嘉言主任在北京全聚德请赴京老师吃烤鸭，也是当时传诵的一段佳话。１９５８年秋天，李嘉言主任和中文系师生一起，奉命停课上太行山“采铁矿”（事后证明，近千名师生几个月挖出来的只是一堆石头）。当时教师集体住在太行山南麓一个小山村的破房子里。每天清早，青年教师就背着锤子、钢钎，上山打眼放炮，老教师在山上干些杂活。三个月后，听说北京的高校开始复课了，学校决定派人去取经。李主任率领中文系不同专业的几位教师，从焦作直接坐火车去北京。我和同行的几位老师想得都比较简单：怎样复课，讲什么内容，我们取了经，到时候比葫芦画瓢就行，北京开什么课咱就开什么课，跟着他们走，不用多操心。在火车上，还有的老师说，咱们要顺便逛逛北京，享受享受。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阵北京的名吃，最后一致决定吃烤鸭。谁掏腰包？人们心里早有默契，看着系主任的脸，异口同声地喊：“吃大户！”李主任其实早已预料到结局，眨眨眼说：“吃大户就吃大户，管得起！”边说边用手拍拍胸前的口袋，意思是这里有的是钱。考察结束的那天，李主任果然把我们领到了全聚德。在场的老师都是第一次吃烤鸭，新奇而略带矜持，美美地享用了一餐色泽金黄，皮薄肉嫩，香气扑鼻的烤鸭宴。以后，虽然吃烤鸭的机会多了，但再也找不到那次在全聚德吃烤鸭的感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主任和系里许多人都受到了冲击。按说，和遭受更残酷迫害的老师比较，李主任受到的冲击还不算最厉害。可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老了。在这个让正直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前途深深担心忧虑的年代，胸中浓得化解不开的郁积，压得先生透不过气来的精神折磨，终使年仅５７岁的李嘉言主任过早地离我们而去！
和李嘉言老师的交往，是我人生中一次美丽的相遇，它已经深深地收藏在我心灵的深处。李嘉言老师的全部精神遗产，也将会永远地进入河大人的文化记忆。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于河南大学
【责任编辑杨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