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共“六大”代表们是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前往苏联莫斯科的。
　　1928年5月9日，中共中央指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三人留守国内，临时主持工作。而5月上中旬，中共中央的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一百多名中共代表也陆续来到苏联。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一个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六大”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召开。6月12日，中共“六大”召开之前，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因此选中了向忠发。这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之外，还由于他率中国工农代表团以来，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于是，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其中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五人为常委。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项英进入政治局，因为他当年是织布工人。他原名项德隆，1922年加入中共，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从事工人运动。他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也是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参与领导了香港工人大罢工。杨殷1922年加入中共，领导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1925年，他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因为斯大林批评说，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来。于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6人（中央委员23人，候补委员13人）中，有21人是工人。恽代英、刘少奇等未入选。
　　共产国际也意识到自身工作的失误，意识到中共领袖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犯了错误，诚如陈独秀之“右倾”跟罗易、鲍罗廷的“右倾”大有关系，而瞿秋白的“左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明纳兹的“左倾”。
　　布哈林这样指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验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好些。”
　　因此，共产国际作出了新的决定，即由中国共产党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共产国际通过这两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
　　经过研究，把瞿秋白、张国焘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样，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脱离了国内的领导岗位，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地位。
　　除了瞿秋白、张国焘两人之外，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不久，陆定一又出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在莫斯科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后来，共产国际还是派出代表前往中国。不过，共产国际声称，代表不再对中共起领导作用，而是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