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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
前两年，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些言论在国内外引发了不小的反响。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曹德旺就陆续跟国家提意见要降税，在他看来，中国的税负太重，而在美国，总的税负、直接税、联邦税跟这些税加起来，按照GDP的比例，大概只占17%左右。前段时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
这一指数反映的是纳税主体对自己承担税负以及现行税制的一种主观评判，是根据各地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指数越高意味着痛苦程度越高。
这个榜单自2005年诞生起，中国就一直占据了榜单前列位置，而每次一经发布，总能引来一阵口水。
这个榜单公允吗？一国税负有多种算法，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国家，总有其不妥之处，中国的税负到底有多高，又该如何定义呢？
判断一个国家税负的高低通常有狭义和广义的口径。狭义的口径是税收与GDP比值，从狭义角度看，2013-2017年我国的狭义宏观税负基本维持在18%左右，不过保持持续下降态势；广义的则是政府所有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从广义角度看，2013-2017年我国的广义宏观税负维持在30%以下，2017年进一步降低至27.52%（数据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相对较低。
当然，税负高低不能只看税率高低，上海海关学院教师、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王永亮向《新民周刊》解释：“税负高不等于税负重，税负低不一定税负轻。税法规定的税率是名义税率，不过在实际征税中，由于计税依据、税收减免、税率制度等原因，纳税人实纳税额和应纳税额不一致，这就是实际税率，也是纳税人实际负担的指数。”
此前，企业家曹德旺曾表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任泽平也出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远远高于美国的总税率；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还根据相关数据做了测算，显示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他认为中国的税率，如果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在他看来，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有利于企业家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
死亡税率是否太过夸张？对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曾有回应：“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对中美税制颇有研究的王永亮律师查阅了普华永道联合世界银行共同发布的《世界纳税指数2018》，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地区的排名在130，而美国则在第36位。据介绍，这一指数是通过“纳税次数”、“纳税时间”、“总税率和社会缴纳费率”、“税后流程指标”四项指标评估全球190个经济体的中型私营企业纳税环境，颇有公信力。
王永亮律师告诉记者，考虑到中国还存在占比较高的非税收入、社保费负担以及社会保障程度不高，“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较重，需要降税清费。”
非税收入，顾名思义就是依法征收18个税种之外，企业需要缴纳的各种“费”。如国地税合并之后的社保征收、教育费附加、地方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工会费等。据报道，美国的非税收入占比不到5%，社保税率为13.65%；我国非税收入占比约18%，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为工资基数的43.1%，均超过美国。
此前，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曾感慨税费负担重，其中光各种费就达500多种，引起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重视，后发现，2015年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如果将这些费用对应国家收费口径，实际为212项，缴费金额7412.07万元。如果扣去經营服务性收费和协会商会会费等非政府性收费项目后，政府收费项目为29项，不过总金额仍高达6014.59万元，企业费用负担仍较重。
不仅如此，据王永亮律师介绍，作为我国最主要的间接税税种，增值税采用的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由各流转环节的销售商或服务提供商在各自的环节根据本环节的增值额计算税金并缴纳，虽然原则上企业本环节的税金可以向下一环节转嫁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企业的部分进项税额无法完全抵扣，导致了一部分的税收成本沉淀在了中国企业，成为企业自身的税收负担。”有人计算，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
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流转税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美国的流转税征收环节则是只在销售终端一次计算（美国没有增值税，但功能相似的税种有消费税），最终由消费者全部承担。
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比较，王永亮律师表示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征收的，除了对各种所得进行综合征收，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外，还有各种税前扣除，而扣除项也充分考虑了取得收入所花费的成本和代价。也就是说，总收入中如果有符合相关联邦支出费用（如孩子教育费、大病医疗费、老人赡养费等）规定的，可以抵减调整，并得到调整后总收入。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仅考虑纳税人本人的支出，不考虑家庭生活成本，在这一点上应该有所改进。
201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庆祝《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6个月。
跳出中美两国，根据《2017-2018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总税率超过50%的国家有20多个。综合竞争力指数和总体税率并不一定存在直接关系，比如总体税率均接近50%的德国和瑞典的，凭借令人难以企及的强大创新力和技术优势，两国的综合竞争力指数依旧高居第5和第7。
不过，随着美国大规模减税计划的发布，各国都绷紧了神经。
去年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項法案，将美国联邦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在随后的发布会上表示，最新税改方案将成为自198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收改革，美国正迎来“一代人”的税改。
该计划将简化复杂的税法，减轻美国家庭尤其是中产家庭的税收压力，降低企业所得税率，使美国从全球税赋最高的国家之一变为全球税赋最低的国家之一，实现海外数万亿美元的回流。
尽管美国税改方案在国内毁誉参半，但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低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各国出于维系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需要，减税似乎成了必需的措施。
据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原本计划2018年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到29.74%，但由于美国税改方案出炉，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幅度。并且，此次减税除“奖勤”外，还明确提出“罚懒”政策，要求对那些消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实施促进其做出果断经营决策的税制举措”，将其从税收优惠对象中排除。
还有不少国家早在特朗普税改落地之前就开始通过减税拉动经济增长。
在经合组织税率排名第二的法国，也在2017年7月宣布，次年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其中60亿欧元拟以“企业竞争力和就业净纳税额减税优惠”方式给予企业。
德国则在2017年1月就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
英国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在降低。此外，为应对“脱欧”冲击，英国还计划把企业税率定在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从现行的20%降至15%以下。
明年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的阿根廷也在近期宣布了减税计划。其中，企业所得税计划从35%降至25%；电子产品减少17个百分点的税收比例；游艇、船只、高档汽车、摩托车的购买税比例从10%提高到20%等。
在各国纷纷扛起减税大旗的当下，切实推进税制改革进程，对于我国十分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今年清华大学举行的50人论坛上发言表示，回顾我国40年的改革路，每一次改革都是财税改革先行，然后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从而引导改革向着既定目标前行。
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税负，决定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三项减税措施全年为企业减负4000亿元，制造业成减税最大受益者。
就在上个月，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王道树表示，目前深化增值税改革运行平稳，效应逐步显现，改革首月实现净减税348亿元，减税幅度8.57%。除此之外，时隔七年个税起征点的再次上调，税率级距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新增专项附加扣除，也让我们“到手”的钱更多，有助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刘尚希表示，今年我国减税降费力度有望超过去年，特别是在改革完善增值税的同时，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减税措施更加精准、效果更加明显，既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有媒体整理了我国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发现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信息，2018年，中国税务部门上半年共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81607亿元，同比增长15.3%。
税收红利空间的持续扩大，为实体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能。
今年的博鳌论坛上，曹德旺发言承认，中国在减税方面确实有进步。“因为牵扯到财政赤字，还有其他方面的平衡等问题。因此在帮助企业降低要素成本方面，短期内也只能降低一部分。中国有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做起来很难。”同时，他呼吁不要减大企业的税，而要减免中小微企业的税，“因为小微企业借不了企业的钱，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对此，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表示今年开始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要通过各方面改革给企业减负增效。”
事实上，根据《世界纳税指数2018》报告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税务机关在不断推进、落实纳税便利化改革方面成效显著。比如中国的“纳税时间”指标表现，相较于前一年大幅缩短了52小时，即20%。《报告》还称赞了中国的“互联网 税务”行动，指出中国的一系列措施充分释放了大数据的潜力，促进了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共享、发票便利、纳税人在线学习，以及其他纳税服务。
有评论指出，中国依旧是拥有最理想环境的制造业国家。
这是因为除了有大量廉价的、敬业的蓝领工人之外，中国还有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资源，这是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非常重要的元素——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大学授予的第一学位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占近一半，美国这一比例只有33%。全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大学第一学位授予总量约为640万，其中23.4%在中国，欧盟占12%，美国只占9‰
除了劳动力因素，物流商业环境、基础配套设施、税收商务环境以及本土市场潜力等都是企业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依然具有显著优势。
税收法定是一国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王永亮律师表示，税制改革任重道远。降低非税负担、降低企业间接税负和调整居民税负结构，仍有进步空间。并且，关注控税方式对实际税负的影响也很必要，“我国强调以票控税，要列入成本必须提供发票，但企业在实际经营活动中，经常拿不到发票。最终要么放弃税款的扣除，要么铤而走险购买假发票。”
前两年，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些言论在国内外引发了不小的反响。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曹德旺就陆续跟国家提意见要降税，在他看来，中国的税负太重，而在美国，总的税负、直接税、联邦税跟这些税加起来，按照GDP的比例，大概只占17%左右。前段时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
这一指数反映的是纳税主体对自己承担税负以及现行税制的一种主观评判，是根据各地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指数越高意味着痛苦程度越高。
这个榜单自2005年诞生起，中国就一直占据了榜单前列位置，而每次一经发布，总能引来一阵口水。
这个榜单公允吗？一国税负有多种算法，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国家，总有其不妥之处，中国的税负到底有多高，又该如何定义呢？
我国企业实际税负较重
判断一个国家税负的高低通常有狭义和广义的口径。狭义的口径是税收与GDP比值，从狭义角度看，2013-2017年我国的狭义宏观税负基本维持在18%左右，不过保持持续下降态势；广义的则是政府所有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从广义角度看，2013-2017年我国的广义宏观税负维持在30%以下，2017年进一步降低至27.52%（数据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相对较低。
当然，税负高低不能只看税率高低，上海海关学院教师、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王永亮向《新民周刊》解释：“税负高不等于税负重，税负低不一定税负轻。税法规定的税率是名义税率，不过在实际征税中，由于计税依据、税收减免、税率制度等原因，纳税人实纳税额和应纳税额不一致，这就是实际税率，也是纳税人实际负担的指数。”
此前，企业家曹德旺曾表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任泽平也出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远远高于美国的总税率；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还根据相关数据做了测算，显示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他认为中国的税率，如果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在他看来，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有利于企业家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
死亡税率是否太过夸张？对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曾有回应：“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对中美税制颇有研究的王永亮律师查阅了普华永道联合世界银行共同发布的《世界纳税指数2018》，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地区的排名在130，而美国则在第36位。据介绍，这一指数是通过“纳税次数”、“纳税时间”、“总税率和社会缴纳费率”、“税后流程指标”四项指标评估全球190个经济体的中型私营企业纳税环境，颇有公信力。
王永亮律师告诉记者，考虑到中国还存在占比较高的非税收入、社保费负担以及社会保障程度不高，“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较重，需要降税清费。”
非税收入，顾名思义就是依法征收18个税种之外，企业需要缴纳的各种“费”。如国地税合并之后的社保征收、教育费附加、地方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工会费等。据报道，美国的非税收入占比不到5%，社保税率为13.65%；我国非税收入占比约18%，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为工资基数的43.1%，均超过美国。
此前，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曾感慨税费负担重，其中光各种费就达500多种，引起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重视，后发现，2015年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如果将这些费用对应国家收费口径，实际为212项，缴费金额7412.07万元。如果扣去經营服务性收费和协会商会会费等非政府性收费项目后，政府收费项目为29项，不过总金额仍高达6014.59万元，企业费用负担仍较重。
不仅如此，据王永亮律师介绍，作为我国最主要的间接税税种，增值税采用的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由各流转环节的销售商或服务提供商在各自的环节根据本环节的增值额计算税金并缴纳，虽然原则上企业本环节的税金可以向下一环节转嫁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企业的部分进项税额无法完全抵扣，导致了一部分的税收成本沉淀在了中国企业，成为企业自身的税收负担。”有人计算，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
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流转税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美国的流转税征收环节则是只在销售终端一次计算（美国没有增值税，但功能相似的税种有消费税），最终由消费者全部承担。
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比较，王永亮律师表示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征收的，除了对各种所得进行综合征收，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外，还有各种税前扣除，而扣除项也充分考虑了取得收入所花费的成本和代价。也就是说，总收入中如果有符合相关联邦支出费用（如孩子教育费、大病医疗费、老人赡养费等）规定的，可以抵减调整，并得到调整后总收入。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仅考虑纳税人本人的支出，不考虑家庭生活成本，在这一点上应该有所改进。
201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庆祝《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6个月。
跳出中美两国，根据《2017-2018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总税率超过50%的国家有20多个。综合竞争力指数和总体税率并不一定存在直接关系，比如总体税率均接近50%的德国和瑞典的，凭借令人难以企及的强大创新力和技术优势，两国的综合竞争力指数依旧高居第5和第7。
不过，随着美国大规模减税计划的发布，各国都绷紧了神经。
全球性减税浪潮
去年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項法案，将美国联邦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在随后的发布会上表示，最新税改方案将成为自198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收改革，美国正迎来“一代人”的税改。
该计划将简化复杂的税法，减轻美国家庭尤其是中产家庭的税收压力，降低企业所得税率，使美国从全球税赋最高的国家之一变为全球税赋最低的国家之一，实现海外数万亿美元的回流。
尽管美国税改方案在国内毁誉参半，但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低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各国出于维系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需要，减税似乎成了必需的措施。
据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原本计划2018年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到29.74%，但由于美国税改方案出炉，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幅度。并且，此次减税除“奖勤”外，还明确提出“罚懒”政策，要求对那些消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实施促进其做出果断经营决策的税制举措”，将其从税收优惠对象中排除。
还有不少国家早在特朗普税改落地之前就开始通过减税拉动经济增长。
在经合组织税率排名第二的法国，也在2017年7月宣布，次年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其中60亿欧元拟以“企业竞争力和就业净纳税额减税优惠”方式给予企业。
德国则在2017年1月就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
英国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在降低。此外，为应对“脱欧”冲击，英国还计划把企业税率定在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从现行的20%降至15%以下。
明年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的阿根廷也在近期宣布了减税计划。其中，企业所得税计划从35%降至25%；电子产品减少17个百分点的税收比例；游艇、船只、高档汽车、摩托车的购买税比例从10%提高到20%等。
在各国纷纷扛起减税大旗的当下，切实推进税制改革进程，对于我国十分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今年清华大学举行的50人论坛上发言表示，回顾我国40年的改革路，每一次改革都是财税改革先行，然后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从而引导改革向着既定目标前行。
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税负，决定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三项减税措施全年为企业减负4000亿元，制造业成减税最大受益者。
就在上个月，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王道树表示，目前深化增值税改革运行平稳，效应逐步显现，改革首月实现净减税348亿元，减税幅度8.57%。除此之外，时隔七年个税起征点的再次上调，税率级距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新增专项附加扣除，也让我们“到手”的钱更多，有助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刘尚希表示，今年我国减税降费力度有望超过去年，特别是在改革完善增值税的同时，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减税措施更加精准、效果更加明显，既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有媒体整理了我国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发现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信息，2018年，中国税务部门上半年共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81607亿元，同比增长15.3%。
税收红利空间的持续扩大，为实体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能。
今年的博鳌论坛上，曹德旺发言承认，中国在减税方面确实有进步。“因为牵扯到财政赤字，还有其他方面的平衡等问题。因此在帮助企业降低要素成本方面，短期内也只能降低一部分。中国有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做起来很难。”同时，他呼吁不要减大企业的税，而要减免中小微企业的税，“因为小微企业借不了企业的钱，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对此，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表示今年开始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要通过各方面改革给企业减负增效。”
事实上，根据《世界纳税指数2018》报告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税务机关在不断推进、落实纳税便利化改革方面成效显著。比如中国的“纳税时间”指标表现，相较于前一年大幅缩短了52小时，即20%。《报告》还称赞了中国的“互联网 税务”行动，指出中国的一系列措施充分释放了大数据的潜力，促进了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共享、发票便利、纳税人在线学习，以及其他纳税服务。
有评论指出，中国依旧是拥有最理想环境的制造业国家。
这是因为除了有大量廉价的、敬业的蓝领工人之外，中国还有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资源，这是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非常重要的元素——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大学授予的第一学位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占近一半，美国这一比例只有33%。全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大学第一学位授予总量约为640万，其中23.4%在中国，欧盟占12%，美国只占9‰
除了劳动力因素，物流商业环境、基础配套设施、税收商务环境以及本土市场潜力等都是企业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依然具有显著优势。
税收法定是一国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王永亮律师表示，税制改革任重道远。降低非税负担、降低企业间接税负和调整居民税负结构，仍有进步空间。并且，关注控税方式对实际税负的影响也很必要，“我国强调以票控税，要列入成本必须提供发票，但企业在实际经营活动中，经常拿不到发票。最终要么放弃税款的扣除，要么铤而走险购买假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