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开始，荒诞派文学（戏剧）以与传统写作截然不同的艺术手段，将人与人生、人与社会等沉重主题进行了“荒诞”的书写。“荒诞”一词的拉丁语原意是指音乐上的不和谐，引申为不可调和的、不合逻辑的，在文学领域，其内涵则进一步指向了两点：一、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沟通；二、人与社会（生存环境）的根本失调。由此，荒诞派文学更加强调社会的毫无意义、人生的毫无意义，并由此书写毫无意义的人生在毫无意义的社会中的毫无意义的有限地位。
　　显然，以“病态”的视角进行小说创作，能够比较顺畅地进入荒诞派文学希望表达的这一主题——当然，这种处理手法无疑是讨巧的，甚至未必合乎荒诞派文学的理论要求——卓人的小说《有病》即是对现今中国社会环境下青少年生存状态的一次荒诞主义书写。作为一位“80后”作者，她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需要看“心理卫生科”。
　　这大概符合当今社会对这一代年轻群体的整体认识：他们是长不大的孩子，是“有病”的一代，然而，在“我”用“有病”的视角看来，成人社会根本就是荒诞的，它才是真正“有病”的。比如，对待发病严重的病人，诊所的老太太医生熟视无睹，却跟旁人津津有味地讲述她的过敏病史；单位的负责人要么对病情轻描淡写，要么哈哈大笑，最终却害怕病人影响单位的各项考核，对病人说：“我们可负不起责任啊”；“我”的妈妈请来算命先生治病，算命先生的治病方法竟然是学车，据说开上了车，人的整个运势会提升起来；更可怕的是，医生是以病人自述为依据来决定用药剂量，哪怕病人偷偷减量，医生也会认为“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成人社会中，青年“病人”无法做到“我”与生存环境的沟通，也不可能沟通，社会在“我”看来相当怪异。首先，它是那么无聊，“看恐怖片都不觉得恐怖，甚至觉得无聊至极，只能快进快进再快进”；其次，无聊的社会中产生了一批怪异的人，怪异到诊室里的病人一遍遍地央求医生给自己加半片安定，怪异到所有病人都在对医生提出奇葩要求。这样一来，怪异的社会和它产生的怪异的人之间，出现了不可理喻的冲突，比如，吃整个饺子就犯病，但皮和馅分开吃反而没事儿。
　　在小说中，“我”所拥有、并试图死后将其交给好朋友的“珍贵收藏”，竟然只有可怜的这几样：美少女镭射卡、彩色信纸、机器猫漫画书。这些物品显然明确地传达出，“我”最看重的东西和成人社会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更加剧了读者对于“我”与生存环境之间（成人社会）根本失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担忧。但作者并没有告诉读者，是因为成人社会没有教会“我”成长而导致“我”只拥有纯真，还是因为“我”主动选择拒绝与生存环境媾和从而拒绝长大——在作者看来，无论是“我”拒绝成人社会，还是成人社会拒绝了“我”，实际都是一回事，无论怎样，“我”的选择只有一个——作者不厌其烦地多次写道——“我可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啊”，“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保护自己，就这样简单”“每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路上都要丢弃一些东西，有些甚至是美好的东西，归根结底无非是自保似的生存。
　　“自保”就是“我”与生存环境沟通的唯一选择。在这“唯一选择”之外，作者曾经尝试着用“信仰”进行协调，但最终发现，“每个时代的人不过是以往时代的复制”，“残忍的兽性躲藏在文明的包装下，依旧用各种隐蔽的方式做着腌臜的勾当，一个个衣冠笔挺的现代人还是做着最原始的本能行为”。信仰的力量是如此软弱，因为在荒诞的社会文明包装下，信仰并不存在于人与生存环境之间沟通与和解的链条上，而是隐蔽在生存环境之中，与人对抗。在小说中，“我”根本没兴趣搞清楚自己感谢的“主”，“是耶和华还是佛祖”。
　　在“我”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对立关系上，作者并没有像荒诞派文学作品那样，要么强调人的生存的无意义，要么暗地里进行痛苦挣扎、反抗绝望的书写，而是提出了一个当下年轻人的解决方式：“家里人劝我这就是社会，在他们的角度看来他们的做法也是合理的，换位思考倒是能带来理解，不过理解归理解，心寒归心寒，这两者从来都不冲突”——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代年轻人是这样处理的：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我的社会是我的社会，至于其间的冲突和矛盾，他们并不在意，甚至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衡量，这种价值衡量也许更为自我，跟生存环境甚至毫无关系，正如作者借“我”所说的：“我不想在我临死前回首往事的时候才猛然发现，我的人生是由一次次充斥着各种各样当时看似合理的理由，但在本质上却是由一次次的放弃构架而成。”
　　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我”忽视了生存环境给她的种种桎梏和冲突，生存环境的“合理”与人生的“不合理”之间的矛盾纽带，被这一代青年人割断，他们选择了重人生而轻社会。就在这种价值衡量标准下，小说中“我”的行为立即体现出更大的荒诞性来：她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选择了继续上班，继续投入那个荒诞怪异的社会中去——我们甚至无法解释和解读这一选择，也许，这就是卓人小说给这个荒诞社会症候群开出的唯一的药方——这个要药方就如被等待的“戈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