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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TOP5
01 普惠后，谁来对幼儿园负责
02 幼儿教师评价评什么
03 家庭式托育路在何方
04 “小学化”为何屡禁不止
05 儿童权利保障面面观
儿童的发展是教育的尺度。一年到头，关乎儿童教育，总有些重大话题不断被展开、讨论、思考，为的是实现幼有所育，并创造更多幼有优育、幼有善育的可能。在各种阐述、争鸣中，一些问题找到了答案，一些问题仍有待摸索与总结，构成了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
话题TOP1
小区配套园在回收、置换与购置后，应该匹配哪些治理措施，才能避免“一收了之”？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陈红敏、王海英：小区配套园经过回收、置换、购置等方式完成移交后，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使用也就是办园的问题。为避免“一收了之”，需制定相关措施确保“用得好、真普惠”。众所周知，小区配套园移交当地教育部门后，有两种办园途径，一种是办成公办园，另一种是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各地应根据现有办园格局与财政能力等实际情况科学确定办园选择。无论何种选择，小区配套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都是政府在构建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举措。
公办园要“核定编制，透明招生”。师资队伍是幼有优育的保障，小区配套园移交教育部门后，办成公办的要科学核定教师编制、保障教师待遇以及做好招生工作。首先，机构编制部门按程序做好需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公办园教职工核编工作，科学核定编制;其次，幼儿园要严格按照标准配备教师，通过公开招聘等方式保证合格教师队伍到位;再次，各地政府要认真解决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待遇问题，统筹公办园教师工资收入政策、经费支出渠道，确保公办园所聘用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工同酬，维护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最后，各地公办园要严格执行所在地教育部门的招生意见，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招生工作，使区域内的幼儿有公平入园的机会，公开招生程序，让招生工作在阳光下进行。
普惠性民办园要“严格审查，动态监管”。普惠性民办园是面向大众、质量合格、收费合理的民办园，是政府通过一定的补贴将幼儿园委托给具有办园资质的机构，为幼儿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园，政府必须严格对“受委托人”的资质进行审查。因此建立健全对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机构的资质、管理能力、卫生安全及保教质量等方面的审查机制很有必要。此外，各地要完善对普惠性民办园的扶持政策，充分发挥民办教育专项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并将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和办园质量作为奖补和支持的重要依据。最后，构建普惠性民办园财务资产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财务资产的年检、督导和专项审计制度，确保所拨发的财政资金全部用于改善办园条件和提升内涵的发展。
在构建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只有科學理性地做出办园选择并构建相关配套机制，才能真正做到“配”到位。
面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从奖补等层面，普惠性民办园需要怎样的财政支持和帮扶？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宋映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关键要搞清楚几个基本问题。首先，普惠性幼儿园的概念及其操作性定义;其次，目前的普惠性幼儿园的实际服务对象;再次，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的角色以及公共财政投入的服务对象。
“普惠性幼儿园”的概念本身值得商榷、辨析和澄清。一些学者将“普惠性幼儿园”归纳为具备几个特征：优质低价、近便可及、服务大众，把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一起作为“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事实上，这个概念本身存在诸多不清晰之处。比如：普惠的重点是优质低价——学前教育服务高质量低收费，还是服务于普罗大众——优质学前教育普惠大多数群众？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优质低价”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矛盾，质量与成本本来高度相关，高质量往往意味着高成本。在现实中，之所以存在一些所谓“优质低价”的幼儿园，多是因为政府高额的财政补贴。同时，既要求近便可及，又要求优质低价，这也违背了社会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可及—服务—质量”三者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常识。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什么样的幼儿园算是普惠性幼儿园呢？是服务于精英的，还是普通大众的，还是弱势群体儿童的？一些服务于精英群体的“优质低价”的公办幼儿园还算是普惠园吗？有部分公办园并不是普惠性的，在成本分担过程中，很大比例的公共财政投入了此类公办园。
同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操作性定义，在全国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在我们调研的一些贫困农村地区，民办园收费普遍偏低，但对这些幼儿园基本没有额外的奖补。在这些地区不存在实质上的普惠性民办园。因此，普惠性民办园在很多地方，本质上就是对城市地区民办园的一种限价行为。按照很多地方的规定，普惠性民办园收费原则上不能高于当地同等级公办园的2倍。问题是，公办园长期收费很低，不能反映办园实际成本，用作民办园定价标准不合适。
作为研究者，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政策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正确认识普惠性小区幼儿园的实际服务对象，以及这种推进方式对学前教育的质量、供给和价格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各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说，有些地方政府是无法为民办幼儿园提供高额补贴的，而一些小区配套园面向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他们对学前教育服务有相当的支付能力。即便对小区配套园进行全面的价格管制，其服务对象依旧不是低收入群体家庭子女。而且这样做很可能导致这类幼儿园服务质量受损，核心原因可能是低薪水导致幼儿园教师流动性变大。有的小区配套园采用开课外辅导班、兴趣班来变相收费，勉强维持运营，获取利润。从经济学需求—供给框架来审视，价格管制的结果往往是供给不足，从而会导致价格上涨。长远来看，怎样解决“入园难”的问题，还需要在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进一步理清逻辑。
最后，公共财政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当前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结构性供给不足，即“优质—低价”的学前教育资源不足，而现有此类资源并没有服务于弱势群体家庭。政府之所以在学前教育增加公共财政投入，一个根本原因是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弱势群体家庭儿童收益回报率很高，有利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几十年来经过国际上大量实证研究的共同发现。因此，理想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是打破幼儿园“唯公”“唯教育系统”的模式。政府的财政目标应该是服务于弱势群体家庭儿童，比如在农村或者城市地区建一些有质量高补贴的幼儿园，让弱势儿童享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来兜这样的“底”。此外，也可以考虑建立梯度收费制度，让低收入的家庭能够享受高质量的，或者说有基本质量保障的学前教育;同时要培育市场的良性竞争，通过市场选择行为实现优胜劣汰。这样才有可能在扩大资源供给后，真正解决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问题。 话题TOP2
在评价方面，需要给幼儿教师提供怎样不同于基础教育教师的评定方式，来助其打通专业成长的渠道？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学前与特殊教育研究中心 叶平枝：目前，幼儿园教师评价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关注教师的知识、艺术技艺和班级管理能力。知识不必全然转化为教育智慧;弹琴、舞蹈、美术等技艺并不等于教育艺术;班级管理固然重要，但如果管理高于一切就不是好的教育。在评价幼儿园教师时，其专业标准是必须遵循的评价蓝本。教师评价的根本宗旨是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包含三个方面：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者不可偏废，尤其要注重专业理念的评价。
“冰山素质模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素质就是一座冰山。知识、技能和能力只是冰山上面的部分，大部分的素质隐藏在冰山之下，这些素质包括人的品质、动机和各种理念价值观。冰山下面的素质是基础性的、可生成的素质。要想根本改变人的素质，必须关注人的基础素质，从改变人的个性和道德品质、激发人的成长动机、建立新理念做起。因此，在幼儿园教师评价中，首先要根据《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评价幼儿园教师的4个基本理念，即幼儿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幼儿为本主要考察教师是否尊重幼儿，倾听幼儿，理解幼儿，促进幼儿的发展;师德为先主要评价教师关爱幼儿的能力，关心幼儿的心理感受和生存状态，为幼儿的可持续发展负责，保护幼儿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能力为重评价教师的学前教育实践能力和实践智慧;终身学习可重点考察教师的学习动机、专业知识和学习能力。幼兒为本、师德为先和能力为重，都可以通过教师教育现场的观察和案例分析对教师进行评价;终身学习可以通过知识测试、问卷、访谈和案例分析进行评价。
其次，理念的评价不可忽视以外，专业能力的评价应该更加全面。以往的专业能力更多关注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活动设计和组织能力，这是很不全面的。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评价应特别关注幼儿园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智慧。根据《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幼儿园教师应具有7项专业能力，即环境创设与利用的能力、一日生活的组织和保育能力、游戏的支持和指导能力、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能力、激励和评价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反思与发展能力，可以通过视频分析、幼儿园环境照片分析、案例分析、教育情境测试以及活动设计等方式综合考察。
幼儿园教师评价是一个指南针，关乎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努力方向，必须在先进的理念、理论和政策依据指导下进行才能不偏离方向。
话题TOP3
作为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中一种已存在的市场形式，家庭托育机构的发展现状如何？突破困境需要哪些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 王兴华：目前，机构式托育费用高、距离远、师资短缺，幼儿园托班供不应求等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逐渐衍生出一种新型的托育形式——家庭共享式托育。它是指以住宅作为看护地点，照看人员由全职妈妈或聘请的托育教师组成。其主要特点为收托幼儿数量较少，师生配比较高，收托对象为附近社区中的幼儿，收托时间有弹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深圳、珠海、广州、山东、四川、安徽等城市的家庭共享式托育机构数量高达上千家。
许多机构的全职妈妈团队开办家庭托育的初衷首先是为了满足自身对高质量托育的需求，找不到满意的托育机构干脆自己着手创办;其次是为了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把“养娃”这件事做成一份事业，重新找寻自己的社会价值。
除了规模较小之外，家庭托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共享”。一方面，妈妈们要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大家有共同的教育理念，聚在一起带孩子，为孩子请专业的教师，共同分担养育成本。另一方面，家庭托育机构与社区之间要实现资源共享。开设在居民区的家庭托育机构往往没有独立的户外空间，这就需要借助社区的户外资源保障幼儿的户外活动;机构也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为社区开展家长育儿指导的相关活动提供便利，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灵活的看护服务。
但是，由于相关政策缺失，家庭托育机构难以在政府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始终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严重限制了家庭托育机构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由于在用地方面缺少政策支持，一些城市社区高昂的房租成为许多家庭托育机构面临的资金困境，要保证师资和教育质量就不得不靠提高托育费用。一些远郊区的家庭托育机构尽管收费低廉，但只能提供单一的托管与看护服务，环境与教育资源均无法得到保障。
安徽省2019年出台的《关于做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到允许在有条件的居民家中设立“临时托管看护点”，这反映出政府对家庭托育机构的重视，但仍需尽快出台家庭托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建立监管体系及评估机制，促进家庭托育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另外，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托育服务体系，在借鉴国际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城市发展一批家庭托育示范点，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借鉴。
话题TOP4
教育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提出幼儿园需要防止和克服“小学化”倾向。可是为何“小学化”问题屡禁不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周欣：“小学化”问题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有着复杂的成因。我国地域之大，各地社会经济存在显著差异，必然导致学前教育质量的差异，“小学化”倾向就是表现之一。由于形成原因不同，“小学化”倾向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主要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城市发达地区，主要表现为家长急功近利的育儿理念，“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需求以及社会机构的逐利，导致儿童早期盲目学习训练。第二类，部分中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幼儿园教育质量不高，教育教学中存在“小学化”倾向。如集体教学时间多，灌输式教学多，儿童等待时间多，户外运动及游戏的开展时间、环境、教师的指导等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第三类，部分边远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表现为师资短缺，教学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从管理方式到教育方式基本套用小学模式，对幼儿园进行类“小学化”管理。 幼儿园“小学化”势必会让孩子失去很多玩耍的时间，强硬把知识技能灌输给幼儿，会阻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思维发展能力。失去纯真与快乐，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会降低，甚至会产生厌学心理。
因为“小学化”倾向成因存在差异性、复杂性，在治理方式上不应该“一刀切”。第一种类型的地区整治对象不应该是幼儿园，应该是社会机构，幼儿园管理的重点是帮助家长提高科学育儿的认识，让家长理解“小学化”倾向的危害性。第二种类型的地区治理重点是提升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开展各种类型的教研活动，帮助幼儿园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开展适合儿童的一日生活，以运动、游戏为儿童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形式，寓教于乐。第三种类型的地区整治重点是区域内的教育管理部门，明确幼儿园课程管理要求，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逐步配备合格的师资，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同时应开展各种形式的帮扶，尽快提升幼儿园管理的综合水平。
话题TOP5
在政策执行层面，针对事实孤儿普遍年龄较小、多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又面临监护缺乏的状况，其保障和教育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董文琪：《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的出台意味着全国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都将被纳入国家的儿童福利保护中来，由政府从制度层面为所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兜底保护。《意见》显示，未来政府将从强化基本生活保障、加强医疗康复保障、完善教育资助救助、督促落实监护责任四个方面，加强对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的救助。对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健康成长来说，这些救助是必须的，也是基础的，但并非完备的。除了生活、医疗、教育方面的救助，这些孩子还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支持。因此，即便有了政府的兜底资助，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参与，为此类儿童提供多元的发展性福利服务，建立和完善包括监护指导、心理疏导、法律服务、社会融入、行为矫治等内容的专业化服务体系以及动态的数据管理系统。此外，政府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救助职责的履行，也需要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协助;需要他们继续以弹性灵活的方式，收集事实孤儿的信息，派出志愿者实地探访、拍摄、核实、整理资料、建立档案;跟进实际情况，制定帮扶方案;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公众筹款募捐，共同为此类儿童送去关爱。
作为一类特殊的困境儿童群体，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不应该被遗忘、被忽视，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帮扶。这既是完善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儿童权利、最大化其权益的必然选择。政府应携手社会各界，尤其是公益类的社会组织，鼓励其向纵深拓展以人文关爱、情感呵护、成长陪伴为主要内容的救助模式，在新型的协同治理框架下，共同致力于此类儿童的高质量发展，化解其生存困境。
当前，城乡儿童的阅读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以城乡阅读服务为例，可以通过哪些措施弥合城乡儿童的阅读鸿沟？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秦顺、周永红：阅读是人的基本文化权利，儿童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阅读。目前我国全民阅读推进工作已进入国家战略级新高度，且特别重视面向儿童的阅读服务。儿童阅读权的保障重在“平等”，要求加强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儿童阅读服务资源完善和推进城乡儿童阅读服务协同规划，保障儿童的阅读权。然而，面向儿童的城乡阅读服务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阅读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协同配置效益有待提升、保障机制仍需健全等。
首先，促进面向儿童的城乡阅读服务资源均等化配置。在城乡阅读服务资源存有较大差距的背景下，儿童阅读服务的改善需要长期的工作投入。针对相对弱势的农村阅读服务资源建设现状，应给予政策、经费扶持，并通过“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填平補齐”和社会参与等渠道推进农村阅读服务资源建设，为农村儿童阅读构建更好的服务基础。
其次，建立健全面向儿童的城乡阅读服务协同机制。基于儿童阅读服务的城乡差距，在相对弱势的地区，“多元投入、协同管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向农村基层延伸、统筹多元主体的方式。还可在馆舍建设、馆藏资源完善、馆员培养、阅读服务及活动开展等多方面推进业务指导、协同工作，进一步加强城乡阅读服务交流与合作。
再次，改善城乡儿童阅读服务协同发展的相关环境。包括城乡服务设施的保障、经费投入的增加、服务人员素质的提升等。此外，尽管城市儿童获取各种阅读服务的机会多于农村儿童，但城乡依然普遍存在着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因此，不断改善阅读服务保障环境，使阅读群体突破文化贫困阻滞，特别是巩固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的阅读服务保障应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
对教育App的整治被高度重视，同时，网络平台出现了“用户低龄化”倾向，如何保障低幼段儿童的健康成长？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周杨：2019年是网络安全，尤其是个人信息治理的高峰年。作为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主要渠道，线上培训、教育类App的监管文件在2018年底至2019年集中发布。从发布内容来看，监管要求从移动应用程序“双审核制”和内容无害等基础规范开始，逐步细化至师资、费用要求、广告发布要求、在线课程的持续时间、活动结束时间等详尽的运营规范要求。可以看出，对于教育App的整治已经提上日程，并且搭建了全面的合规要求体系。
目前，教育类App整治的规范性文件中，保护的未成年人群体主要为已经开始接受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群体，即6至18岁的未成年人。对于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监管似乎没有特别关注。这种暂时性的滞后可以理解：从法律上看，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只能由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法定代理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完全的能力来甄选在线内容和使用App;从具体行为方式看，受限于理解力、操作技巧等原因，学龄前儿童难以通过自行操作移动应用程序来进行内容搜索、提交注册、支付费用，除非App特意针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专门的简易设计和引导。 尽管如此，学龄前儿童对于App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北京市妇联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市儿童生活形态报告》显示，在4-6岁孩子中，约有52.6%会上网。基于父母育儿活动中的安排，例如父母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动让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情形也很常见。这些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场景（或者说是父母的需求）相当明确。根据艾瑞咨询2015年中国青少年网民网络使用与保护调研数据显示，3-5岁儿童主要需求的前三位是看视频、听故事或音乐、玩游戏。由于存在父母的事先筛选，这三类场景中向学龄前儿童输出不良内容、儿童不慎泄露其敏感信息的风险很小。
学龄前儿童处于快速成长期，不宜粗暴地打包讨论电子产品，包括移动应用程序对他们的影响和应当受到的规制。相比0-3岁的婴幼儿，3-6岁的幼儿具备了初步的主动操作电子产品的能力，市面上许多移动应用程序是针对这部分儿童开发运营的。我们应关注3-6岁学龄前儿童在使用移动应用程序和在线内容时对其健康造成的影响。例如家长们普遍关心的视力保护问题，就可以在移动应用程序中预先设计相应交互界面，預设视频或音频连续播放的时间，避免幼儿在缺乏家长监护时自主操作而损伤视力。内容的甄选方面，应当针对该年龄阶段的儿童制定专门的App内容审查规范。这种审查除了App运营者的自查外，还可以参考现有中小学生教育类App的监管措施等。除此之外，家长还可以在电脑的网页上，安装专门的插件，将带有暴力或者色情内容的网页过滤掉。
在3-6岁幼儿的移动应用程序使用场景中，不得不提的是幼儿园与家长之间进行教学方案、幼儿现状等沟通和互动的“刚性场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幼儿园已经采用通用的或专门的应用程序与家长沟通，通过此类应用，家长可以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饮食、作息情况，有些应用程序中，家长甚至可以直接访问孩子所在班级的实时监控录像并予以保存。
由于幼儿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因此对于此类集中收集和处理幼儿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一方面可以参考教育类App的监管方式，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的“双审核”制度，使应用程序本身采用较高的数据安全能力标准。例如，对于家长保存录像的记录应当去标识化（因为录像中可能存在其他幼儿的隐私信息），对于数据的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应当存在指导类标准，对于幼儿园老师的操作权限、操作记录等日志存储规范均应制定相关标准。
01 普惠后，谁来对幼儿园负责
02 幼儿教师评价评什么
03 家庭式托育路在何方
04 “小学化”为何屡禁不止
05 儿童权利保障面面观
儿童的发展是教育的尺度。一年到头，关乎儿童教育，总有些重大话题不断被展开、讨论、思考，为的是实现幼有所育，并创造更多幼有优育、幼有善育的可能。在各种阐述、争鸣中，一些问题找到了答案，一些问题仍有待摸索与总结，构成了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
话题TOP1
小区配套园在回收、置换与购置后，应该匹配哪些治理措施，才能避免“一收了之”？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陈红敏、王海英：小区配套园经过回收、置换、购置等方式完成移交后，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使用也就是办园的问题。为避免“一收了之”，需制定相关措施确保“用得好、真普惠”。众所周知，小区配套园移交当地教育部门后，有两种办园途径，一种是办成公办园，另一种是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各地应根据现有办园格局与财政能力等实际情况科学确定办园选择。无论何种选择，小区配套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都是政府在构建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举措。
公办园要“核定编制，透明招生”。师资队伍是幼有优育的保障，小区配套园移交教育部门后，办成公办的要科学核定教师编制、保障教师待遇以及做好招生工作。首先，机构编制部门按程序做好需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公办园教职工核编工作，科学核定编制;其次，幼儿园要严格按照标准配备教师，通过公开招聘等方式保证合格教师队伍到位;再次，各地政府要认真解决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待遇问题，统筹公办园教师工资收入政策、经费支出渠道，确保公办园所聘用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工同酬，维护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最后，各地公办园要严格执行所在地教育部门的招生意见，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招生工作，使区域内的幼儿有公平入园的机会，公开招生程序，让招生工作在阳光下进行。
普惠性民办园要“严格审查，动态监管”。普惠性民办园是面向大众、质量合格、收费合理的民办园，是政府通过一定的补贴将幼儿园委托给具有办园资质的机构，为幼儿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园，政府必须严格对“受委托人”的资质进行审查。因此建立健全对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机构的资质、管理能力、卫生安全及保教质量等方面的审查机制很有必要。此外，各地要完善对普惠性民办园的扶持政策，充分发挥民办教育专项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并将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和办园质量作为奖补和支持的重要依据。最后，构建普惠性民办园财务资产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财务资产的年检、督导和专项审计制度，确保所拨发的财政资金全部用于改善办园条件和提升内涵的发展。
在构建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只有科學理性地做出办园选择并构建相关配套机制，才能真正做到“配”到位。
面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从奖补等层面，普惠性民办园需要怎样的财政支持和帮扶？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宋映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关键要搞清楚几个基本问题。首先，普惠性幼儿园的概念及其操作性定义;其次，目前的普惠性幼儿园的实际服务对象;再次，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的角色以及公共财政投入的服务对象。
“普惠性幼儿园”的概念本身值得商榷、辨析和澄清。一些学者将“普惠性幼儿园”归纳为具备几个特征：优质低价、近便可及、服务大众，把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一起作为“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事实上，这个概念本身存在诸多不清晰之处。比如：普惠的重点是优质低价——学前教育服务高质量低收费，还是服务于普罗大众——优质学前教育普惠大多数群众？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优质低价”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矛盾，质量与成本本来高度相关，高质量往往意味着高成本。在现实中，之所以存在一些所谓“优质低价”的幼儿园，多是因为政府高额的财政补贴。同时，既要求近便可及，又要求优质低价，这也违背了社会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可及—服务—质量”三者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常识。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什么样的幼儿园算是普惠性幼儿园呢？是服务于精英的，还是普通大众的，还是弱势群体儿童的？一些服务于精英群体的“优质低价”的公办幼儿园还算是普惠园吗？有部分公办园并不是普惠性的，在成本分担过程中，很大比例的公共财政投入了此类公办园。
同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操作性定义，在全国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在我们调研的一些贫困农村地区，民办园收费普遍偏低，但对这些幼儿园基本没有额外的奖补。在这些地区不存在实质上的普惠性民办园。因此，普惠性民办园在很多地方，本质上就是对城市地区民办园的一种限价行为。按照很多地方的规定，普惠性民办园收费原则上不能高于当地同等级公办园的2倍。问题是，公办园长期收费很低，不能反映办园实际成本，用作民办园定价标准不合适。
作为研究者，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政策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正确认识普惠性小区幼儿园的实际服务对象，以及这种推进方式对学前教育的质量、供给和价格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各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说，有些地方政府是无法为民办幼儿园提供高额补贴的，而一些小区配套园面向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他们对学前教育服务有相当的支付能力。即便对小区配套园进行全面的价格管制，其服务对象依旧不是低收入群体家庭子女。而且这样做很可能导致这类幼儿园服务质量受损，核心原因可能是低薪水导致幼儿园教师流动性变大。有的小区配套园采用开课外辅导班、兴趣班来变相收费，勉强维持运营，获取利润。从经济学需求—供给框架来审视，价格管制的结果往往是供给不足，从而会导致价格上涨。长远来看，怎样解决“入园难”的问题，还需要在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进一步理清逻辑。
最后，公共财政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当前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结构性供给不足，即“优质—低价”的学前教育资源不足，而现有此类资源并没有服务于弱势群体家庭。政府之所以在学前教育增加公共财政投入，一个根本原因是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弱势群体家庭儿童收益回报率很高，有利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几十年来经过国际上大量实证研究的共同发现。因此，理想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是打破幼儿园“唯公”“唯教育系统”的模式。政府的财政目标应该是服务于弱势群体家庭儿童，比如在农村或者城市地区建一些有质量高补贴的幼儿园，让弱势儿童享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来兜这样的“底”。此外，也可以考虑建立梯度收费制度，让低收入的家庭能够享受高质量的，或者说有基本质量保障的学前教育;同时要培育市场的良性竞争，通过市场选择行为实现优胜劣汰。这样才有可能在扩大资源供给后，真正解决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问题。 话题TOP2
在评价方面，需要给幼儿教师提供怎样不同于基础教育教师的评定方式，来助其打通专业成长的渠道？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学前与特殊教育研究中心 叶平枝：目前，幼儿园教师评价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关注教师的知识、艺术技艺和班级管理能力。知识不必全然转化为教育智慧;弹琴、舞蹈、美术等技艺并不等于教育艺术;班级管理固然重要，但如果管理高于一切就不是好的教育。在评价幼儿园教师时，其专业标准是必须遵循的评价蓝本。教师评价的根本宗旨是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包含三个方面：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者不可偏废，尤其要注重专业理念的评价。
“冰山素质模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素质就是一座冰山。知识、技能和能力只是冰山上面的部分，大部分的素质隐藏在冰山之下，这些素质包括人的品质、动机和各种理念价值观。冰山下面的素质是基础性的、可生成的素质。要想根本改变人的素质，必须关注人的基础素质，从改变人的个性和道德品质、激发人的成长动机、建立新理念做起。因此，在幼儿园教师评价中，首先要根据《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评价幼儿园教师的4个基本理念，即幼儿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幼儿为本主要考察教师是否尊重幼儿，倾听幼儿，理解幼儿，促进幼儿的发展;师德为先主要评价教师关爱幼儿的能力，关心幼儿的心理感受和生存状态，为幼儿的可持续发展负责，保护幼儿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能力为重评价教师的学前教育实践能力和实践智慧;终身学习可重点考察教师的学习动机、专业知识和学习能力。幼兒为本、师德为先和能力为重，都可以通过教师教育现场的观察和案例分析对教师进行评价;终身学习可以通过知识测试、问卷、访谈和案例分析进行评价。
其次，理念的评价不可忽视以外，专业能力的评价应该更加全面。以往的专业能力更多关注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活动设计和组织能力，这是很不全面的。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评价应特别关注幼儿园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智慧。根据《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幼儿园教师应具有7项专业能力，即环境创设与利用的能力、一日生活的组织和保育能力、游戏的支持和指导能力、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能力、激励和评价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反思与发展能力，可以通过视频分析、幼儿园环境照片分析、案例分析、教育情境测试以及活动设计等方式综合考察。
幼儿园教师评价是一个指南针，关乎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努力方向，必须在先进的理念、理论和政策依据指导下进行才能不偏离方向。
话题TOP3
作为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中一种已存在的市场形式，家庭托育机构的发展现状如何？突破困境需要哪些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 王兴华：目前，机构式托育费用高、距离远、师资短缺，幼儿园托班供不应求等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逐渐衍生出一种新型的托育形式——家庭共享式托育。它是指以住宅作为看护地点，照看人员由全职妈妈或聘请的托育教师组成。其主要特点为收托幼儿数量较少，师生配比较高，收托对象为附近社区中的幼儿，收托时间有弹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深圳、珠海、广州、山东、四川、安徽等城市的家庭共享式托育机构数量高达上千家。
许多机构的全职妈妈团队开办家庭托育的初衷首先是为了满足自身对高质量托育的需求，找不到满意的托育机构干脆自己着手创办;其次是为了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把“养娃”这件事做成一份事业，重新找寻自己的社会价值。
除了规模较小之外，家庭托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共享”。一方面，妈妈们要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大家有共同的教育理念，聚在一起带孩子，为孩子请专业的教师，共同分担养育成本。另一方面，家庭托育机构与社区之间要实现资源共享。开设在居民区的家庭托育机构往往没有独立的户外空间，这就需要借助社区的户外资源保障幼儿的户外活动;机构也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为社区开展家长育儿指导的相关活动提供便利，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灵活的看护服务。
但是，由于相关政策缺失，家庭托育机构难以在政府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始终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严重限制了家庭托育机构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由于在用地方面缺少政策支持，一些城市社区高昂的房租成为许多家庭托育机构面临的资金困境，要保证师资和教育质量就不得不靠提高托育费用。一些远郊区的家庭托育机构尽管收费低廉，但只能提供单一的托管与看护服务，环境与教育资源均无法得到保障。
安徽省2019年出台的《关于做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到允许在有条件的居民家中设立“临时托管看护点”，这反映出政府对家庭托育机构的重视，但仍需尽快出台家庭托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建立监管体系及评估机制，促进家庭托育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另外，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托育服务体系，在借鉴国际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城市发展一批家庭托育示范点，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借鉴。
话题TOP4
教育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提出幼儿园需要防止和克服“小学化”倾向。可是为何“小学化”问题屡禁不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周欣：“小学化”问题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有着复杂的成因。我国地域之大，各地社会经济存在显著差异，必然导致学前教育质量的差异，“小学化”倾向就是表现之一。由于形成原因不同，“小学化”倾向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主要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城市发达地区，主要表现为家长急功近利的育儿理念，“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需求以及社会机构的逐利，导致儿童早期盲目学习训练。第二类，部分中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幼儿园教育质量不高，教育教学中存在“小学化”倾向。如集体教学时间多，灌输式教学多，儿童等待时间多，户外运动及游戏的开展时间、环境、教师的指导等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第三类，部分边远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表现为师资短缺，教学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从管理方式到教育方式基本套用小学模式，对幼儿园进行类“小学化”管理。 幼儿园“小学化”势必会让孩子失去很多玩耍的时间，强硬把知识技能灌输给幼儿，会阻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思维发展能力。失去纯真与快乐，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会降低，甚至会产生厌学心理。
因为“小学化”倾向成因存在差异性、复杂性，在治理方式上不应该“一刀切”。第一种类型的地区整治对象不应该是幼儿园，应该是社会机构，幼儿园管理的重点是帮助家长提高科学育儿的认识，让家长理解“小学化”倾向的危害性。第二种类型的地区治理重点是提升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开展各种类型的教研活动，帮助幼儿园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开展适合儿童的一日生活，以运动、游戏为儿童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形式，寓教于乐。第三种类型的地区整治重点是区域内的教育管理部门，明确幼儿园课程管理要求，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逐步配备合格的师资，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同时应开展各种形式的帮扶，尽快提升幼儿园管理的综合水平。
话题TOP5
在政策执行层面，针对事实孤儿普遍年龄较小、多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又面临监护缺乏的状况，其保障和教育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董文琪：《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的出台意味着全国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都将被纳入国家的儿童福利保护中来，由政府从制度层面为所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兜底保护。《意见》显示，未来政府将从强化基本生活保障、加强医疗康复保障、完善教育资助救助、督促落实监护责任四个方面，加强对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的救助。对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健康成长来说，这些救助是必须的，也是基础的，但并非完备的。除了生活、医疗、教育方面的救助，这些孩子还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支持。因此，即便有了政府的兜底资助，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参与，为此类儿童提供多元的发展性福利服务，建立和完善包括监护指导、心理疏导、法律服务、社会融入、行为矫治等内容的专业化服务体系以及动态的数据管理系统。此外，政府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救助职责的履行，也需要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协助;需要他们继续以弹性灵活的方式，收集事实孤儿的信息，派出志愿者实地探访、拍摄、核实、整理资料、建立档案;跟进实际情况，制定帮扶方案;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公众筹款募捐，共同为此类儿童送去关爱。
作为一类特殊的困境儿童群体，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不应该被遗忘、被忽视，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帮扶。这既是完善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儿童权利、最大化其权益的必然选择。政府应携手社会各界，尤其是公益类的社会组织，鼓励其向纵深拓展以人文关爱、情感呵护、成长陪伴为主要内容的救助模式，在新型的协同治理框架下，共同致力于此类儿童的高质量发展，化解其生存困境。
当前，城乡儿童的阅读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以城乡阅读服务为例，可以通过哪些措施弥合城乡儿童的阅读鸿沟？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秦顺、周永红：阅读是人的基本文化权利，儿童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阅读。目前我国全民阅读推进工作已进入国家战略级新高度，且特别重视面向儿童的阅读服务。儿童阅读权的保障重在“平等”，要求加强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儿童阅读服务资源完善和推进城乡儿童阅读服务协同规划，保障儿童的阅读权。然而，面向儿童的城乡阅读服务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阅读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协同配置效益有待提升、保障机制仍需健全等。
首先，促进面向儿童的城乡阅读服务资源均等化配置。在城乡阅读服务资源存有较大差距的背景下，儿童阅读服务的改善需要长期的工作投入。针对相对弱势的农村阅读服务资源建设现状，应给予政策、经费扶持，并通过“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填平補齐”和社会参与等渠道推进农村阅读服务资源建设，为农村儿童阅读构建更好的服务基础。
其次，建立健全面向儿童的城乡阅读服务协同机制。基于儿童阅读服务的城乡差距，在相对弱势的地区，“多元投入、协同管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向农村基层延伸、统筹多元主体的方式。还可在馆舍建设、馆藏资源完善、馆员培养、阅读服务及活动开展等多方面推进业务指导、协同工作，进一步加强城乡阅读服务交流与合作。
再次，改善城乡儿童阅读服务协同发展的相关环境。包括城乡服务设施的保障、经费投入的增加、服务人员素质的提升等。此外，尽管城市儿童获取各种阅读服务的机会多于农村儿童，但城乡依然普遍存在着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因此，不断改善阅读服务保障环境，使阅读群体突破文化贫困阻滞，特别是巩固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的阅读服务保障应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
对教育App的整治被高度重视，同时，网络平台出现了“用户低龄化”倾向，如何保障低幼段儿童的健康成长？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周杨：2019年是网络安全，尤其是个人信息治理的高峰年。作为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主要渠道，线上培训、教育类App的监管文件在2018年底至2019年集中发布。从发布内容来看，监管要求从移动应用程序“双审核制”和内容无害等基础规范开始，逐步细化至师资、费用要求、广告发布要求、在线课程的持续时间、活动结束时间等详尽的运营规范要求。可以看出，对于教育App的整治已经提上日程，并且搭建了全面的合规要求体系。
目前，教育类App整治的规范性文件中，保护的未成年人群体主要为已经开始接受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群体，即6至18岁的未成年人。对于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监管似乎没有特别关注。这种暂时性的滞后可以理解：从法律上看，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只能由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法定代理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完全的能力来甄选在线内容和使用App;从具体行为方式看，受限于理解力、操作技巧等原因，学龄前儿童难以通过自行操作移动应用程序来进行内容搜索、提交注册、支付费用，除非App特意针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专门的简易设计和引导。 尽管如此，学龄前儿童对于App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北京市妇联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市儿童生活形态报告》显示，在4-6岁孩子中，约有52.6%会上网。基于父母育儿活动中的安排，例如父母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动让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情形也很常见。这些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场景（或者说是父母的需求）相当明确。根据艾瑞咨询2015年中国青少年网民网络使用与保护调研数据显示，3-5岁儿童主要需求的前三位是看视频、听故事或音乐、玩游戏。由于存在父母的事先筛选，这三类场景中向学龄前儿童输出不良内容、儿童不慎泄露其敏感信息的风险很小。
学龄前儿童处于快速成长期，不宜粗暴地打包讨论电子产品，包括移动应用程序对他们的影响和应当受到的规制。相比0-3岁的婴幼儿，3-6岁的幼儿具备了初步的主动操作电子产品的能力，市面上许多移动应用程序是针对这部分儿童开发运营的。我们应关注3-6岁学龄前儿童在使用移动应用程序和在线内容时对其健康造成的影响。例如家长们普遍关心的视力保护问题，就可以在移动应用程序中预先设计相应交互界面，預设视频或音频连续播放的时间，避免幼儿在缺乏家长监护时自主操作而损伤视力。内容的甄选方面，应当针对该年龄阶段的儿童制定专门的App内容审查规范。这种审查除了App运营者的自查外，还可以参考现有中小学生教育类App的监管措施等。除此之外，家长还可以在电脑的网页上，安装专门的插件，将带有暴力或者色情内容的网页过滤掉。
在3-6岁幼儿的移动应用程序使用场景中，不得不提的是幼儿园与家长之间进行教学方案、幼儿现状等沟通和互动的“刚性场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幼儿园已经采用通用的或专门的应用程序与家长沟通，通过此类应用，家长可以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饮食、作息情况，有些应用程序中，家长甚至可以直接访问孩子所在班级的实时监控录像并予以保存。
由于幼儿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因此对于此类集中收集和处理幼儿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一方面可以参考教育类App的监管方式，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的“双审核”制度，使应用程序本身采用较高的数据安全能力标准。例如，对于家长保存录像的记录应当去标识化（因为录像中可能存在其他幼儿的隐私信息），对于数据的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应当存在指导类标准，对于幼儿园老师的操作权限、操作记录等日志存储规范均应制定相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