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国安邦历来是文武双管齐下。文的方面，长期以来是儒家经典；武的方面，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孙子兵法》已经作为中国文化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当中。
　　全局意识
　　《孙子兵法》的精髓，就是善于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把握克敌制胜的奥妙，驾驭治军用兵的方法。如战略预测上的“五事七计”，治军手段上的“令文齐武”，作战方法上的“奇正相生”，战争观念上的“仁诡相济”等，无一不是以系统综合的视野切入，由全局呼应的途径造就。处处体现出纲举目张、举重若轻的大局意识和见微知著、占隐察机的预见能力。
　　重点意识
　　关照全面，不等于事无巨细平均使用力量，恰恰相反，抓住重点，强调主次，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兵法》既坚持全面论，更强调重点论。其所有命题，均以两点之中抓重点的方式来表述，如攻守一体，以攻为重点；奇正相生，以奇为优先；主客相对，以客为侧重；常变并行，以变为主体。“全胜”“战胜”不可或缺，而以“战胜”为重中之重；“避实”“击虚”相辅相成，而以“击虚”为根本选择。
　　创新意识
　　《孙子兵法》排斥了“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旧“军礼”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迎合新的战争形势的兵学理论，用“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取代“鸣鼓而战，不相诈”；用“掠乡分众”“堕其城，毁其国”取代“不杀黄口，不擒二毛”；用“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取代“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及三舍”。
　　通过这些全方位的创新，使其兵学理论成为与时俱进、满足现实的战争指导原则，实现了中国古典兵学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飞跃。
　　机遇意识
　　机遇指的就是时机，在利用“时机”问题上，一方面自然应该持重，不可忘乎所以，轻举妄动，所谓“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另一方面更应该善于把握战机，一旦遇上有利的时机，就要求坚决利用，毫不犹豫，以避免贻误战机，葬送胜利的前景：“得时无怠，时不再来”，“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不及”；否则便会“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孙子兵法》的高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它对创造和把握机遇的重视。即通过“造势”“任势”“示形动敌”等手段，寻得最大的机遇，争取最好的条件。
　　主动意识
　　众所周知，主动权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在战场上，谁失去行动自由，谁就面临失败的危险，可见，主动权即军队命脉之所系。
　　孙子对这层道理早有深刻的领会，并用简洁深刻的一句话，概括揭示了牢牢掌握主动权的不朽命题：“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优势意识
　　孙子对优势意识有着清醒的认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实力运用的原则和实力建设的方法、途径诸多问题。
　　具体地说，“先为不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实力政策；“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强攻弱守”是对实力的战略运用；“修道而保法”是发展军事实力的基本原则，而“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则是实现实力政策所要达到的上乘境界。
　　因此，个人要出人头地，企业要笑傲江湖，国家要和平崛起，最大的自觉就在于拥有强烈的优势意识，强化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建设，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避免“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偏锋意识
　　有关军队法规制度的实施，通常的做法应该是，照章办事，令行禁止。《孙子兵法》承认与强调这一规则，但它又认为，仅仅如此，还是不足以打造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的，在特定条件下，必须剑走偏锋，另出奇招，有变通，有另类。所以，它又提倡“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意思是为了激发士卒的杀敌之心，必要时就要施行超出惯例的奖赏，法外施恩，颁布不合常规的命令，莫测高深。
　　忧患意识
　　《孙子兵法》自始至终在字里行间渗透着“慎战节兵”的价值取向，洋溢着“以战止战”的文化理念。
　　不仅在战争之前、战争之中有鲜明的体现，而且也在战争善后问题上有突出的表露；不仅在处于逆境情况下一再强调，而且也在处于顺境条件下反复重申。像“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像“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像“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等格言，均是其厚重忧患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一位优秀思想家对国家安危、民众存亡乃至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最是高处不胜寒》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