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英生和哥哥于宁生有一份当年外地专业部门的尸检报告，其中有一句明确说到，衣物上留下的DNA并非来自于英生。“这明显说明嫌疑人另有其人，留下的精液不是我弟弟的，怎么能定我弟弟的罪呢？”于宁生非常愤怒。
　　提起当年为何在审讯中承认罪行，于英生非常感慨，“这个不想说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承认不行，命都保不住了。”
　　如今出来了，但对有些人的恨意还是无法释怀。在看守所的时候，于英生得了疥疮，一到被窝里就痒，浑身都被抓烂了。“其实一个疥疮膏或者一块硫磺皂就可以解决，但是我恳求很多次，看守所的一个负责人就是不给，让我必须认罪，才能给。但我就是不主动认罪，因为我没犯罪。后来住看守所的检察官看不过去了，送了一块硫磺皂，但洗了一次澡就被没收了。”

人性的真挚

　　2002年，于英生被押解到阜阳监狱。第一天到阜阳监狱，他就说自己没有犯罪，当时阜阳监狱分监区负责人张旭让他通过正当途径去申诉寻求解决。“现在想起他来还非常温暖。”
　　在监狱，于英生给各部门写申诉信，指导员段荣亚就让他把信交给自己邮寄。“开始我还不放心，觉得这个指导员会不会不帮我邮寄。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有关部门收到信件了，觉得这个指导员人非常好，这些人都让我感觉人性的真挚。”
　　为了寻求法律帮助，帮自己洗刷冤屈，于英生在监狱里开始自学法律，看了许多法律书籍，还托家人、狱警帮自己买书。“在监狱里自考法律专科和本科，已经拿到了法律专科毕业证。本科还有几门正在考。”
　　“想到真凶未抓，想到家人在为我奔波，想到儿子还需要人照顾，我就觉得不能耽误时光，我努力在里面学习，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法律手段，让自己重获自由。”
　　在监狱里，于英生还学会了使用电脑。2005年8月，《法制日报》和司法部举办的“我与法的故事”征文大赛，他投稿《受法心安》一文，获得了安徽省惟一一个三等奖，奖金1000元。“奖金全部寄给了儿子，希望告诉他，爸爸在努力。”
　　凭着自己的好学努力，于英生在监狱里成了宣鼓员，主要工作是宣传监狱政策，“可以看到许多书籍”。

“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

　　“最对不起的是我父亲，他退休了本该在家享清福，结果却一直为我奔波。”于英生的父亲是个退休干部，一直以3个孩子（两男一女，于英生是二儿子）为骄傲，本应在家颐养天年，儿子却遭受不白之冤。

　　于英生说，每年两次，中秋和春节合家团圆之日，父亲就从老家坐着凌晨3点的火车——“因为这一班车最便宜”，清晨赶到阜阳，到监狱里和儿子团圆。“每次他来，前一天晚上都会在家里烧好我喜欢吃的带鱼，用保温瓶带过来。他每次拎着大包小包，掏出带给我吃的东西时，我都强忍着泪水。”
　　监狱里有亲情同居室，家属来看囚犯时，可以住在一起。“十多年了，我和老父亲住在这里三四次，我们会聊一晚上，每次他都带来些好消息给我，鼓励我，说某某部门受理了他的申诉，可能会有重审的希望……父亲总是给我带来正能量，让我产生希望，感觉就像是黑夜中的星光，有希望就能活下来。”
　　每次和父亲同住监狱的亲情同居室时，于英生都会打来洗脚水，给老父亲洗脚。“我们的泪水和洗脚水和在一起。”一盆水，洗濯着老父亲那风尘仆仆200公里来看望儿子的脚，“当时就觉得全世界只有父亲和我是在一起的，就我们两个人，无论失去了谁，我们俩的另一个人都会滑向深渊，永无出头。”
　　监狱里有亲情电话，每周可以使用两次。于英生最想打给父亲，父亲是他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他活着的力量，但他又最不敢打给父亲。“老父亲一个人住，家里就一个座机，他为了我，心力交瘁，身体每况日下。我不敢打电话给他，怕有一天打不通，父亲不在了。”
　　2009年6月，于英生拨打老父亲电话时，果然打不通了。拨通哥哥于宁生电话，哥哥告诉他，父亲只是感冒了，住在医院。
　　其实，当时父亲已经在医院里昏迷，弥留之际一直希望小儿子能沉冤得雪。当月，父亲离开人世。
　　“老父亲为了我，去过合肥、北京近百次，有时候哥哥陪着，有时候一个人去，我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他从来不和我多说。”

掐醒自己原是梦

　　“常常会做梦，17年在梦里，从来没梦到过监狱生活，因为从内心里，我觉得这不属于我的世界。”但半梦半醒间，于英生会想起自己应该在监狱，于是拧身上的肉，看看是不是在做梦，“手上、腿上、肚子上都青一块紫一块，都是自己拧的，醒来后就只能在被窝里闷哭。”
　　有一次，梦中妻子问他，你找到真凶了？他说找到了，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梦，就非常想念妻子，也非常绝望。“心里对妻子说，你若在天有灵，保佑早点抓到真凶吧！”
　　有时候，于英生更喜欢在梦中，因为在梦中他是自由的，对他来说，再可怕的噩梦也没有现实这场噩梦让人害怕，而且看不到醒来的那一天。“难道我一辈子就要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监狱里？”他让家人给他订了当地的一份报纸，“希望获取外面的信息，看看有什么对自己冤案有用的信息。”
　　“进监狱后，我告诉自己，监狱是个大佛堂，我要在里面改变自我，修炼自我，完善自我，不能自暴自弃，一定要坚持到昭雪那一天。”
　　于英生一直小心保存着一块手帕，“是我爱人遇害时，我妹妹买给我的。17年了，它一直带在我身上，上面有我的泪水和父亲的泪水。”

呼吁对真凶公正处罚

　　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级法院认为于英生故意杀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于英生无罪。自由后，于英生来到父亲的墓上，不断磕头，头磕烂了，又抱着妻子的墓碑痛哭。
　　11月29日，于英生从公安口中得知，真凶落网，“天终于亮了！”
　　于英生希望真凶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罚，“我被冤枉17年，内心对法律有着自己的信仰，人人应该敬畏法律，按照法律办事。所以我并不想见到真凶，我不是想复仇，而是希望真凶能够接受公平公正的处罚，告慰妻子在天之灵，告慰我的不白之冤。”
　　“孩子8岁离开我，17年过去了，孩子已经25岁了，我出来后多次和他长谈，他内心承受的不比我少，妈妈被杀，凶手是父亲，他从小就顶着巨大的阴影生活，没有父母在身边，以致于他只考上了中专，现在还无业。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他妥善安置。”于英生也希望恢复工作，让自己能够发挥更多作用。
　　“我是中国司法进步的悲剧脚注，所以我呼吁公安、司法部门应该放宽视野，有错必纠，排查冤案，让司法得以公正，让法律恢复权威。”于英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