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平方米左右的调度室，左手墙上是1米多高、2米多宽的显示屏，屋子正中间是一台带有两个操作终端的电脑主机。这里是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瑞泉馨城社区内的“社会管理指挥中心”。
　　3月2日，中共瑞泉馨城社区党委书记周鲜明来到指挥中心，三八前夕，他想为社区内80岁以上的妇女们买份礼物。在电脑终端，他输入“年龄”“性别”两项查询字段后，只用了一两秒，全社区8812名居民中符合条件的74位老人的信息便显示在大屏幕上。
　　“过去需要大量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翻查档案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在信息化平台上输入几个条件，轻轻一点。”周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
　　周鲜明介绍，这样做是为了将社区工作人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精力为居民服务。
　　这与成都市新推出的一项社区管理改革思路一致。去年年底，成都各个区（市）县均出台了社区工作目录清单，防止区级部门及街道办随意将行政性事务下沉到社区。凡清单外的工作若要社区承担，则须付费购买或重新审批。

“数字涌泉”

　　在涌泉街道的社会管理信息平台上，含有每位居民姓名、年龄、是否就业等内容的143个信息字段，这些字段精准地描述辖区内居民特征，并且实时更新。利用这个平台，街道办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对各种信息查询、检索、统计。

　　能在街道办解决的事，尽可能不让社区工作人员“跑断腿”。这是信息平台设立的初衷之一。
　　成都社区减负改革的推动者，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江维认为，尽管“数字涌泉”目前做不到数据的一方采集、多方使用，但已经大量减少了社区的工作负担，上面要求上报一些数据时，街道可以直接提取，不用社区重复入户调查。
　　和四川乃至全国的许多社区一样，瑞泉馨城实行的是网格化管理，为保证信息平台数据实时更新，街道为社区配备了20名全职网格员。每位网格员为150户到200户居民提供包含计生、社保、就业、服务代办、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在内的服务。
　　每天，网格员通过统一配备的平板电脑，将收集到的居民生活情况、社区公共设施维护情况等，汇聚到信息平台上。
　　原则上，社区服务能解决的便自行解决，属于政府公共服务范畴的，会由平台自动分拣，直接发派到街道相关科室。
　　周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息平台等于在社区和街道之间进行了一次事权划分，与以往社区需要承担许多准行政职能相比，现在社区更多是协助街道管理和为居民服务。
　　周鲜明的上司、涌泉街道党委书记王伟，是“数字涌泉”的发起人。在许多同事眼中，这个粗嗓门、快语速的四川汉子做事雷厉风行，颇有军人风范。
　　事实上，王伟最初的目标很简单。
　　2011年，国庆前后，王伟从和盛镇调来涌泉工作。每次介绍情况时，作为街道办的负责人，他很难一下子把当地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数量等说清楚，让他心里很没底。王伟曾在民政系统做过电脑操作员，有过开发程序的经历，他想是否能建立一个可以实时更新人口数据的信息平台？在不断的设想和探讨中，平台功能持续丰富。等到真找软件公司研发时，王伟对这个信息平台的期待已远不止统计人口这么简单。
　　2011年11月到2012年3月的5个月中，王伟召集街道科室开了二三十场会议，商议需要收集哪些信息字段。起先，各科室杂七杂八汇总了上千条，王伟一听就急了：收集这么多信息，你们要把网格员累死啊！为防止无用功、副作用，大家逐一讨论每个字段，1000多条最终被砍成112个。数月实践后，依据实际情况，112个字段又被扩展为143个。
　　平台先拿到瑞泉馨城来试点，瑞泉馨城是新建小区，汇聚了多个村社的拆迁居民，社情复杂。为此，王伟、周鲜明与所有搬迁村社的支部书记展开一场“挖人”行动。最终，瑞泉馨城按居民搬迁比例，从原村抽调街镇派驻的各类专干人员，经考试、培训后上岗，并由街道统一发放每月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网格员工作补贴。
　　2012年6月，“数字涌泉”试运行。国庆时，全部20名网格员和部分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实行“兵团式作战”，加班加点对社区内8000多名居民进行初始数据采集。
　　经过一番努力，现在，“数字涌泉”平均每天有60多个字段的数据得到更新，以前社区人员为完成街道交办事项而抱着一大摞表格挨家入户的情形再也没有出现。

乡间议事规则

　　为基层“减负”的做法，同样被运用到温江区的农村，与信息化平台不同，温江的农村使用的是一套“参与式社会管理培训课程”。

　　与涌泉相隔10公里的和盛镇临江村，村支书黄远正和其他20名村民议事代表，以及“两委”成员开会。黄远用当地方言讲解着一份最新的文件，没人插嘴或聊天。很快，会议内容将由议事代表们传达至全村431户、1200余人。
　　“很多人说政府是万能的，其实村委会才是万能的。”黄远说，镇里有多少个部门，村里就有多少摊儿事。一年下发几百个红头文件，村两委哪有时间处理自己的问题？以前，黄远3天不到办公室，上面的事务、下面的矛盾堆起来就可能“炸锅”。
　　2011年底，镇上购买了田园社工组织的“参与式社会管理培训课程”，对21名村民议事代表进行培训。议事代表由村民公推直选产生，每年从区财政领取两三千元的补贴，大家的积极性很高。
　　在黄远的印象里，农村开会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女人抱着孩子、织着毛衣，男人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嗑着瓜子，不时吐两口浓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浑然忘我地聊着天，全然不顾某位村干部还在讲话。
　　临江原来的会议，与此非常相似。
　　2011年底，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韦克难来村里培训，20多名议事代表扯闲天、接电话，还有人谈论着家里母猪新下的几头猪崽。一个小时的课程结束后，黄远觉得“韦教授虽然没有表示不满，但心里肯定觉得乱套了”。
　　几个月之后的2012年春天，韦克难第二次上课时搬来了摄像机、投影仪。开讲前，投影实时播放着会场内的混乱场景。韦克难趁机抛出三个问题：你们这是在开会么？这样议事能解决问题么？你们准备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全场愕然。他接着问：假如人民大会堂像这样讨论问题能讨论成么？美国国会这么做能决策什么？村民们不吱声了。
　　半天，安静的人群开始有人提议，“我们是不是应该制定几条规则？开会过程中，手机要不要关震动？”“要！”“要不要随地吐痰？”“不要！”“能不能随意走动？”“不能！”七八条最基本的会议规范被写在黑板上，一直保留到课程全部结束。
　　打那时起，开会时向来吵吵嚷嚷、不得要领的代表们，开始理解何为规则、何为议事。
　　黄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组意见一致的问题就提交村委会，成为我们村最该思考的议题。意见不一的，剖析原因后继续讨论。这种机制对议事代表化解村民纠纷，组织、参与村民自治很有用。”
　　有了一批会议事的村民代表，不仅分解了原先的事务性工作，村民自我管理能力也开始提高。黄远说，一年多过去了，议事代表为村里提出发展建议也被逐步采纳、实施。村民健身广场、修缮道路、30万村公基金的使用，都在议事代表们的参与和监督下完成。
　　黄远笑着说，有了这支20余人的议事员队伍，2013年以来，他从未在办公室坐过一个整天，“不过，一切运转正常”。